李　丹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跨向新时代的丁玲之困

李丹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北京 100081)

40到50年代转折之际，丁玲及其作品得到了权力话语体系的高度认可。然而从丁玲的日记、信件中, 却可窥见“个人主义”对她情感、认知的影响并非彻底销匿，其中对自我情感和形象的关注，与主流话语所要求的“集体”情感观念间存有裂隙，于是形成在同一问题上“公”“私”呈现双重态度的情况。公开表达中的言说困境，显示出丁玲自觉的身份认同以及以丁玲为个例的40年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家国情怀。

丁玲；言说困境；转折时期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随着新中国政权的建立和丁玲在关键部门的任职，对其政治身份的认可和作品的高度评价，都显示出“公开”的丁玲在体制内的重要地位。但葛兰西提示我们，关注作家在“私人”领域的表现，恰可鉴别“霸权统识”是否真正完全建立、无缝覆盖。①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8页。葛兰西分析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霸权统识时，认为家庭、教堂、工会、学校等看似具有私人性选择的机构，正是阶级意识形态的所在位置。尽管丁玲曾将革命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声称她走向革命的过程就是取消“时隐时现”的个人主义走向“集体的英雄主义”的过程(《〈陕北风光〉校后记所感》)，然而通过对丁玲在40至50年代之交的作品、言论与信件、日记综合考察，不难发现，“五四”以来的“个人主义”影响已经内化在丁玲的情感结构中，甚至在集体话语统识程度颇高的1948年前后，依旧有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可察其社会身份与自我意识之间的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