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营建格局初探

2016-03-16蔡宛平

文化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幽州城池格局

蔡宛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文史论苑】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营建格局初探

蔡宛平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 100048)

唐代幽州与桂州行政位置相近，使得其城池营建格局具有可比性。在两城城池营建方式、格局外围建设等异同点的影响下，两城的营建格局也具有相似之处和独有的特点。一方面，两城均是军事重镇，其共同的营建选址和不同的子城位置都对其军事作用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两城营建的地理位置一定程度上使两城成为交通枢纽，但两城的主要交通方式和城市格局开放程度存在差别，这对两城日后交通的主要发展走势和城市性质转变产生影响。

唐代；幽州城；桂州城；营建格局

唐代幽州城(今北京)位于河朔三镇最北端，是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清代学者赵翼指出，唐代幽州是“东北之气始兴而未盛”[1]的时期。唐代桂州城(今广西桂林)亦是岭西(岭南西道，主要为今广西境内)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重镇。研究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营建格局有利于对比了解唐代南北方城市建设格局、特点。这一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研究整个唐代南北边境地区历史地理情况。然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外虽有很多成果，但仍略显不足。

一、唐代幽州与桂州行政建置异同

唐代幽州是唐朝的北境门户及战略要地，唐朝统治者对此极为重视，唐初在此地设置级别较高的行政建置。武德元年(618)十二月，罗艺以幽州归唐，唐高祖李渊置幽州总管府，以罗艺为幽州总管，治幽州蓟城(今北京)。武德五年(622)八月升为大总管府；[2](又《旧唐书》卷39《地理志一》“幽州大都督府”条，记此事于武德六年(623)，今从《通鉴》)武德七年(624)改总管府为都督府，幽州大总管府为大都督府；武德九年(626)改为都督府。及至中唐，随着幽州地位的上升，其建置亦得到提升。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再升为大都督府，天宝元年(742)改称范阳郡。(《旧唐书》卷9《玄宗纪下》载，唐玄宗天宝元年(724)，诏“天下诸州改为郡”幽州改称范阳郡。但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恢复幽州旧称。有唐一代政区虽屡有变迁，幽州一地却皆以“幽州”为称，因而文中所引之幽州涵盖唐代整个幽州地区的建置[3])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复改范阳郡为幽州。自唐睿宗景云年间起，唐廷陆续给北、西边境军事重地的都督增加节度使的名号，以重其事权。幽州在唐玄宗时即设置范阳节度使，规制较为完备，统兵九万一千四百人，马六千五百匹。节度使所率经略军驻扎在幽州城内。不难看出，幽州在唐代的建置变迁，多在总管府、都督府、大都督府级别范围内波动。

桂州在唐代为西陲重镇，统治者对其亦较为关注。宋人乐史编《太平寰宇记》载：“唐武德四年(621)平萧铣，复置桂州总管府……天宝元年(742)改为始安郡，依旧都督府。至德二年(757)九月改为建陵郡。乾元元年(758)复为桂州，刺史充经略军使。”[4]据此可知，唐代桂州行政建置一直位于总管府、都督府、经略军使级别，并无较大波动。

由上可知，唐代的幽州与桂州的行政建置虽屡有波动，但皆为地方军镇都督府，统经略军。依据唐制，地方上相同的行政建置，其所对应的治所所在城市的建城规模也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因而，唐代幽州与桂州行政建置的接近，也使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营建格局具有了可比性。

二、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城池营建

《旧唐书》称：“自晋至隋，幽州刺史皆以蓟为治所。”[5](东汉朱浮为幽州刺史时已治蓟城，故应自东汉始。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另置蓟州(治今天津蓟县)，此后多以“蓟”专称今天津蓟县地区，原幽州蓟城则多称幽州城)可见幽州城池营建历史较为悠久，其应是在继承原蓟城的基础上营建起来的，营建过程中原有城池的基础占了较大比重。《太平寰宇记》引《郡国志》载：“蓟城。郡国志云：‘蓟城南北九里，东西七里，开十门。慕容儁铸铜为马，因名铜马门。’今大厅前石函长二尺，高一尺，历代不敢开，铭曰‘泰建元年造铜虎符’。”[6]由此可知，唐幽州城城池周三十二里，依每唐里约合今0.72里换算，约合今二十三里，是一座南北略长、东西略窄的长方形城市。虽然史料对唐代幽州城在唐时的扩建没有过多记载，但从考古发现的资料中仍然可以确定，唐代幽州城在有唐一代曾有扩建。1929年，在今北京西城区二龙路教育部院内发现的仵氏墓志中记载，其墓位于“唐幽州城东北五里”。另《(光绪)顺天府志》载，康熙年间，在西安门内发掘出的唐贞元十五年(799)卞氏墓志和在西四羊肉胡同发现的贞元六年(790)任氏墓志，各称在唐幽州城东北五里或北五里。但前后两批发掘出的地点相差较远。可见唐幽州城的北城垣曾向外推进，这意味着城池曾经扩建，故可以推论，唐咸亨元年(675)至贞元六年(790)的120年间幽州城曾进行过扩建。

唐代桂州城由于唐以前长期的州治迁徙，未有建城，故而唐代为桂州城的建城之始。而唐桂州城的营建是通过一次基础营建和二次大规模扩建完成的。首先，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李靖主持修筑桂州子城，号“始安郡城”(一称衙城)。所修子城“在漓江西，周三里十八步，高一丈二尺。”[7](文为“周三十里十八步”，嘉靖本《广西通志》卷39及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7皆为“周三里十八步”，据以校正)建成后的桂州子城不但是唐朝在岭西地区重要的官署所在地，也是桂州第一个有详细记载的城池。子城修成后多年间，桂州无大规模修筑城池，但仍时有小规模的修筑以满足桂州城市发展需要。唐中宗景龙年间，时任桂州都督的王晙就进行过一定规模的城池修筑。《新唐书·王晙传》载：“景龙末(710)，(王晙)授桂州都督。州有兵，旧常仰饷衡、永，晙始筑罗郭，罢戍卒。”[8]此后，桂州城又历了两次大规模营建，一次是唐宣宗大中年间蔡袭(暂从)进行的大规模扩建。《(嘉庆)广西通志》载：“外城，唐大中间蔡袭筑。周三十里(约合今16.2里)，高三丈二尺。”[9]所筑之城为与宋代余靖所筑外城相区分，故后世志书多称之为“古外城”。另一次是唐末僖宗光启年间，在桂管观察史陈环带领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扩建。唐人莫休符《桂林风土记》载：“夹城，从子城西北角二百步北上，抵伏波山，缘江南下，抵子城逍遥楼，周回六七里。光启年中，前政陈太保可环剏造。”[10]据此可知，此次修筑是在城池以北增筑夹城。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最终皆成为气势恢弘的大城市，但其营建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幽州城是通过在原有较大规模城池基础上扩建而成的，唐代桂州城则是通过由基础营建到扩建来实现的。产生两城间营建方式差异的原因是，桂州地处偏远边境，唐以前军事地位较弱，开发程度较低，其城池营建跟不上中原的正常步伐。而幽州虽亦处边境，但早先中原王朝曾多次与北境边国发生战争，战时则多以幽州为后方基地。如隋炀帝三次用兵高丽，都以涿郡(幽州)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因此，幽州在唐以前就有较好的城池营建基础。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虽然同为大规模城市，但其营建方式存在着一些异同点，这对其城池营建后所相应产生的军事作用、交通地位有重要影响。

三、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营建及其军事作用

唐代幽州“关山险峻，川泽流通，据天下之脊，控华夏之防，钜势强形，号称天府”，[11]具有十分重要的军事地位。《蓟门纪乱》云：“史思明留骏马百余匹在其厩中……每日则于桑干河饮之。通儒将入，潜令康孝忠以数十人持兵诣饮处，驰取其马，闭于城南毗沙门神之院。”[12]毗沙门神在古代北方为随军护法、乞胜利之神。唐幽州城内置毗沙门神寺，说明其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唐代幽州城也是唐廷在北方边境重要的屯兵城市。《旧唐书》称：“范阳节度使，理幽州……经略军，在幽州城内，管军三万人，马五千四百匹。”[13]足见其屯兵之盛。为便于屯兵和官署治理，唐代幽州城内建有子城。唐会昌六年(846)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云：“智泉寺……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14](这证明唐代幽州城内有子城。子城位于城之西南隅，依傍幽州城西、城南垣而建，为官署衙门所在，唐代幽州都督、范阳节度使的治所均在子城内。同时，子城又是城内主要的屯兵场所。唐贞观十八年(644)出兵高句丽，分水陆两路，陆路即以幽州为后方大本营，集结兵马、军器、粮储。唐中期，安禄山以幽州为基础，发动“安史之乱”，动摇唐朝根基。《读史方舆纪要》云：“唐之中叶，渔阳倡乱，藩镇之患，实与唐室相终始。”[15]

唐代桂州，从整个唐朝版图看，“东控海岭，右扼蛮荒”[16]，是扼湘桂走廊西南出入口，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顾氏在《读史方舆纪要》中道：“乾符三年(875)黄巢自桂州出湘水，至湖南，遂为中原大祸。”[17]强调了桂州对唐末中原大祸的引发作用，可见唐时桂州有较大的军事作用。桂州城亦是唐朝在岭西地区的重要屯兵城市。《旧唐书·王晙传》载：“景龙末(710)，(王晙)累转为桂州都督。桂州旧有屯兵，常运衡、永等州粮以馈之……奏罢屯兵及转运。”[18]桂州本身的粮饷不足以屯兵之用，因而常用水路从湖南等地运粮补济，这说明其长期以来皆为屯兵之所，且屯兵人数很多。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南诏陷安南，敕徐、泗募兵二千赴援，分八百人别戍桂州”，[19]即使在战事紧急时，唐廷也很重视留兵屯守桂州。另外，桂州也是岭西地区主要的发兵城市。较小规模的叛乱一般情况下仅靠从桂州所发之兵便可平定。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钧州獠反；遣桂州都督张宝德讨平之”，[20]即为此例。而当规模较大，需要多地区协从作战时，桂州也是岭西地区首选的发兵城市。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南诏攻邕州，唐廷敕“广、桂、容三道共发兵三千人戍邕州”，[21]其余城市则多按兵不动。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均是军事重镇，然而其营建格局上一些异同点对其军事作用的提升有重要影响。首先，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其城池营建选址均极适合屯兵。史载，唐虽多次与北方边国发生战乱，但幽州城多次逃过劫难，不仅展现了其城池防御能力，也增加了统治者在此屯兵的安全感。同样，桂州城的营建选址也使之得以避免成为西南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政权进攻的前沿城市，较好地避免城池因战乱而毁坏，从而保证其所驻兵士与所屯粮草的安全。唐中后期，南诏、吐蕃等南疆少数民族多次攻唐，但没有一次将战火直接烧到桂州城下。而与桂州一样同为岭西地区重镇，但位置较为偏南的邕州则有不一样的遭遇。唐末，邕州多次被南诏围攻洗劫，以致城市破败，满目疮痍，最后“时南诏知邕州空竭，不复入寇”。[22]

可见，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这种营建选址上的共同点，促使两城成为南北重要的军事屯兵重镇。

其次，虽然两城皆为重要的军事屯兵城市，其子城皆为重要屯兵之所，但城池营建格局中子城所选位置差异较为明显。幽州城营建时，将子城建于城池西南隅；而桂州城营建时，将子城建于城池中央东面。这与两城在唐王朝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职能有关。一方面，幽州城相对唐都长安、洛阳偏东北，若将子城官署建于城西南，东北敌人入城时可起缓冲作用，还可为与唐都和南方中原沟通提供便利。而桂州城相对唐都偏西南，桂州城交通以城东南北纵横的河流为主，将子城建于城东，可方便出城沟通南北。另一方面，幽州城的军事职能，除屯兵外，还有战时集结兵马的作用。幽州地处唐朝东北，需向西南方才能集结兵马，故而将子城建在西南隅。桂州城军事职能则主要为屯兵和发兵，子城建于东面可更好地发挥其职能。

由上可得，唐幽州城与桂州城在唐代皆为重要的军事重镇，两城的城池营建格局中，子城位置虽有差别，但都适应各自地理位置和军事作用发挥的需求，对两城军事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帮助。

四、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的营建及其交通地位

幽州城营建选址原本便扼唐朝疆域东北咽喉，南下直入中原，北上直通渤海国，是河北平原北端陆路交通的枢纽。入隋后更是增加水运优势。《隋书·阎毗传》载：“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唐幽州城，隋设为涿郡)，以通运漕。”[23]此渠即为永济渠。隋大业四年(608)开，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幽州，此后运河上常“舳舻相次千余里”。该渠凿通，使幽州成为南北大运河的北部终点，往南经水路可直达洛阳、杭州，幽州从此成为北方水陆交通的中心。

对桂州来说，自秦始皇修灵渠连接湘、漓以来，自湘江南下过灵渠入漓水的“湘桂走廊”成为岭西地区沟通中原地区的重要通道。唐代将桂州城筑于灵渠以南的漓江西岸，扼湘桂走廊的西南出入口。这使之得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交通网。于东北方向，有直达西京长安、东京洛阳的交通线路；于东南方，开辟有至广州、廉州的交通经路；此外，还开辟出了与周边其他地区的交通线路。《资治通鉴·唐纪十一》载：“(太宗贞观十三年)六月，渝人侯弘仁自牂柯(今贵州境内)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户。”[24]此路开通后，自桂州出，过相思埭，经柳江、融江，到邕州，再经西赵，便可到达渝州。完善的交通网得以建立后，桂州城逐渐成为岭西地区的交通中心。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均建在南北、东西交通的重要位置，使两城确立了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但两城的城市交通格局也存在着一些差异。

首先，唐代幽州城交通是以陆路交通为主，而桂州则以水路交通为主。这一差异是受其城池营建固有的区位条件影响所形成的。一方面，幽州城地处北方，河流较少，主要以陆路交通为主，幽州虽因有运河而得以增加水运优势，但运河非天然河流，其水量、运向等皆有较为严格的限制，这是不可消除的阻碍。而桂州地处南方，河流众多，四通八达，桂州所依赖的运输河流除灵渠外皆为天然河流，水量大、流向纵横南北，水运较为便利。另一方面，幽州地处平原，地势较为平坦，使用陆路行马路程短直。而桂州虽地处平坦之地，然南北皆为群山包围，陆路行马路程较远并曲折。两城主要交通方式的差别对其日后交通的主要发展走势产生影响。

其次，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城池营建目的虽均带有较浓的军事色彩，但幽州城因为与边患之地距离更近，常有战事发生，所以城池营建格局较为封闭，防守意味浓厚。从考古发掘看，唐代幽州城城墙较高，城墙上雉堞、马面等一应俱全。此外，唐代严禁夜行，“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25]幽州城对这一规定更为严格。

而桂州离边患常发之地尚有一定距离，且其周边有大量的风景名胜可供游览，因此其城池营建格局并非典型军事重镇那般封闭，而是相对比较开放。其子城城墙仅高“一丈二尺”，于一个军事重镇而言，这并不算高。另外，漓江东岸的雉山崖壁有题名记曰：“自逍遥楼出桂江，泛舟至雉山观岩洞。微雨不可登绝顶，沂流过寿宁，复还逍遥楼置酒。”[26]作为桂州城主要城门的东江门，不但经常洞门大开，让外出、归来的游人穿行其中；且作为东江门城楼的逍遥楼，也成为官员文人的晏饮之所，可见其营建格局中保留了较大的开放空间。这种相对开放的城市环境十分有利于桂州城池交通吞吐能力的提升和交通容纳力的提高。

综上，幽州城防守意味较浓的营建格局对其巩固交通优势，吸纳各方资源和保障城市安全产生影响。桂州城较为开放的城市格局则有力地促进其周边风景名胜的开发和提高其交通容纳力。此后，随着两城这一格局差别不断发展，幽州逐渐成为庄严的政治中心，而桂州则逐渐成为诗意的游览、文化胜地。

五、结语

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两城的营建格局具有相似之处和独有的特点。其一，营建后的唐代幽州城与桂州城均是军事重镇，但其共同的营建选址和不同的子城位置都对其军事作用发挥有重要影响；其二，两城营建的地理位置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两城交通枢纽城市的地位，但两城的城市交通格局亦存在着主要交通方式和城市格局开放程度的差别，而这将分别影响两城日后交通的发展走势和城市性质转变。

[1]赵翼.二十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276.

[2][12][19][20][21][22][2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5953.7109.8102.6141.8095.8110.6148.

[3][5][13][1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215.1516.1387.2985.

[4][6]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1399.1399.

[7][9]谢启昆.嘉庆广西通志[A].续修四库全书：第680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89.289.

[8]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154.

[10]莫休符.桂林风土记[A].张智.中国风土志丛刊：第53册[M].扬州：广陵书社，2003.22.

[11][15][1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贺次君，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440.440.4813.

[14]于敏中.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981.

[16]白居易.严谟授桂管观察使制[A].祝穆，祝洙.方舆胜览：第38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3.683.

[23]魏征，颜师古，孔颖达等.隋书[Z].北京：中华书局，1973.1595.

[25]长孙无忌.唐律疏议[M].北京：中华书局，1983.4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