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的流浪哲学

2016-03-16王慧敏

文化学刊 2016年2期

关键词：人民文学出版社瞿秋白流浪

王慧敏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山西晋中 030600)

【文化评论】

论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的流浪哲学

王慧敏

(山西农业大学信息学院，山西晋中 030600)

20世纪20年代初期，现代小说的创作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批于“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现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无论题材选择，还是思想内涵，都体现出一种“流浪”的气质，代表了那个时代觉醒者的生存困境和“寻梦之旅”。研究20世纪20年代小说中的流浪哲学，对探索人们的精神出路及启蒙国民之思都有重要的意义。

流浪题材；寻梦之旅；现代意义

一

鲁迅在《野草·过客》一文中曾提出“走”的哲学，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前进、不断寻找的过程。“在路上”是人们普遍的生存状况，“流浪”的意义就在于此。与国外的流浪汉小说比较而言，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中，“流浪”，或者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漂泊”，是一种隐性的存在。

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很大一部分都表现了主人公漂泊无依的生活状况。如鲁迅小说中典型的“归乡”模式，就可以看出鲁迅的表现对象都是一些“流浪者”形象。在《故乡》中，叙事者“我”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却发现理想与现实剥离，只好再度离乡。《在酒楼上》中，则更直白地表现了这种深沉的悬浮感和漂泊感，文中“我”的那段独白直接表明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乡土中国这种“存在”与“不属于”的关系：“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1]郁达夫小说代表了“自叙传”抒情小说中的最高成就，典型的如《沉沦》，表现了“五四”时期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的困惑与压抑，是一批无路可走的“零余者”。此外，还有叶圣陶的以逃难为题材的小说《潘先生在难中》，庐隐的《何处是归程》，以及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等。

“五四”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0世纪20年代的作家开始探索人们的精神出路，关注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鲁迅的小说中提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等一系列问题，引发了人们最初的思考。最早由“文学研究会”的中坚分子倡导“为人生”的写实小说，开创了“问题小说”的创作高潮。瞿秋白当时曾这样记述：“五四青年的思想渐渐的转移，趋重于哲学方面，人生观方面。也像俄国新思想运动中的烦闷时代似的，‘烦闷究竟是什么？不知道’。”[2]很长一段时间内，所有人都在思考“人生究竟是什么”。这些小说往往注重思想性，继承了启蒙主义的主旨，也常常提到社会的敏感问题，如恋爱、婚姻、伦理等，实际上是在启蒙主义的作用下有了解放欲望的一次“思想上的流浪”。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是20世纪20年代青年知识分子探索精神出路的典型作品，抒情主人公在结合自己实际生活、抒发自我感情的同时，也体现出一个寻梦的过程。在当时中国未曾崛起的条件下，存在着种种不协调的问题，这在郁达夫的作品中体现为留洋在外受屈辱，回国受疾病煎熬，为替无数妇女、下层人民鸣不平，民族自尊，性苦闷等一系列感伤和忧愤的情绪。他以一个“精神流浪汉”的形象来向世人提问：到底哪里才是中国知识分子能走的路？

二

现代小说家在新文学发展之初，关于如何找到正确人生出路的问题，先驱们不断摸索前进。以文学研究会主要成员创作的人生派写实小说虽然提出了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但他们也仅停留于此，并没有进一步提出解决或应对的办法，很多“问题小说”从一般的社会命题出发，结合和生活经验，但却仅局限在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并没有进行有力的开拓。另外有一部分小说与西方流浪汉小说一样，不自觉地采取了一种消极避世的行为态度，面对黑暗的中国现实，他们选择逃避。

然而，鲁迅的作品中却有一种战斗的力量，抗争的精神，这是精神流浪者们最需要的。鲁迅小说重在启蒙现实，揭露现实中的黑暗和弊病，引起对疗救的注意，他提出：“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3]为此，鲁迅作了《看客》《阿Q正传》《孔乙己》《药》等表现农民、知识分子及革命先驱者的一些小说，通过对小说中那些愚昧麻木的“看客”的讽刺，引起人们的注意。关于如何对待“看客”的态度，鲁迅曾给过一种答案，那就是“使他们无戏可看”，这是对绝望之下的麻木的反抗。鲁迅对下层劳动民众、劳动妇女悲惨命运的关注，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进行的，对他们所遭受的悲惨命运，鲁迅曾大声疾呼：“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4]在鲁迅之后，一些乡土文学作家和女性作家也积极探索人生的出路，勇于突破世俗的眼光，暴露黑暗的现实。也只有勇于对黑暗的现实，积极反抗，才能使人类都走上幸福的道路，这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于20世纪20年代做出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