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期中共对外信息传播的三个渠道

抗战时期，国民党害怕共产党发展壮大，对其新闻宣传多方限制。特别是1939年秋至1944年初，国民党政府军事上封锁陕甘宁边区，同时又极力阻挠西方记者访问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共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消息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传到外界。

一是中共的对外新闻宣传。这一时期，除重庆、香港两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和刚刚创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机关报《新闻通讯》以外，中共还积极在香港和东南亚营造对外宣传阵地，在延安创办了国际报道社和外文宣传刊物《中国报道》。这些引起了一些国内外人士的注意。

二是西方情报机构的工作。随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游击战逐渐引起英美军政界的注意。英美情报机构开始搜集中共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消息，最初主要是担心国共冲突会消减中国牵制日军的力量，后来越来越注意到中共的军事潜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政界开始考虑如何从积极方面利用中共的力量。1944年，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除了外交上的考虑，搜集情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是曾在中共敌后根据地逗留的西方民间人士，他们当中一些人给盟国军政界留下了有关中共抗日状况的报告。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1941年12月8日，中共中央就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对敌占区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在此过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在根据地逗留期间了解中共在敌后抗战的实情，并记录下来。

（登高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7期，吕彤邻文）

20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上的对外援助宣传报道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在角色和功能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日报》十分重视对外援助议题，报道数量始终呈现上升趋势。

这一时期，中国由单纯的“援助国”转变为以“受援国”为主、同时兼有“援助国”的身份。与此同时，《人民日报》有关中国援外的报道数量明显下降，外国援华和相互援助的报道有所增加。然而，有关援外的报道数量仍远多于接受援助的报道。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更加务实并偏向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但与此同时，又不得不兼顾外交方面的考虑，力图用较少的外援来辅助外交关系的稳定。对于前者，在《人民日报》的报道中，援助事由主要仍是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外国侵略”“内战内乱”等，冷战思维和滞后性都比较明显。对于后者，《人民日报》的报道基本反映了当时外援着眼点的变化，“外交考虑”远多于“人道主义考虑”。

《人民日报》对外援助的宣传，既体现出一定的智慧，又显得有些尴尬。这与当时中国既是“援助国”又是“受援国”的双重角色相一致，宣传中既要让国外感知中国需要足够的援助，又必须维持第三世界对中国的信心。《人民日报》在此过程中小心翼翼地寻求一个恰当的路径，并逐步向开放、真实转型，其中立足于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传播策略，对于今天的对外援助报道和国家形象传播，可资借鉴。

（晓政摘自《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李守石、蒋梅芳文）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版权谈判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的版权谈判，是由外文出版社负责的。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出版的初步意见》，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

《初步意见》建议，同时在英国伦敦和印度新德里出版英译本；版权分属英共劳伦斯出版社和印共的出版社。其主要原因是，《毛泽东选集》印出来后要面向全世界销售，当时中国的印刷水平等还比较落后。一个月后，刘少奇批示，印共的出版能力值得考虑，印度方面的出版可放缓。

5月25日，负责图书进出口业务的中国国际书店（现称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代表人邵公文与英国劳伦斯出版社代表人汤姆斯·罗素在北京签订《关于〈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出版与发行的合同》。乙方（劳伦斯出版社）缴付甲方（中国国际书店）的版税，按销售册数的每本零售价10%计算。

1954年3月29日，英共中央总书记波立特致函中共中央，建议在英国出版《毛选》第二卷英译本时删去《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其理由是，武装革命的主张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也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

5月11日，中宣部起草了中共中央复信稿，表示同意。8月13日，中宣部收到毛泽东的批示，他不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但是，英共最后仍然删掉了关于资本主义国家暴力革命的两段话，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前三卷。

1961年，中英合同期满，中方不再授权其出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改由外文出版社出版《毛泽东选集》前四卷。

（筱蕾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31期，杨敏文）

凌子风：第一枚毛主席像章的雕刻者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前夕，鲁迅艺术学院决定为大会主席团献礼，让我刻一枚毛主席的像章献给党的七大。当时我没有毛主席的相片，只是看过搞雕塑的王朝闻刻的一个毛主席浮雕，我就凭着印象雕。王大化正好有两把水果刀，一大一小，大的用来雕刻轮廓，小的正好雕琢细微部分。我找来一块青石板的砚，到后勤处领了一大把蜡烛，晚上就在桥儿沟半坡的土窑洞内，就着烛光，一夜没睡觉，拿个小刀子一点点地刻出来，天一亮我完成任务了。陈强、吴坚，还有周巍峙等“西战团”的同志都不约而同地一起行动起来。大家找来砖头瓦片，砌成鼓风小炉子；从伙房灰堆里拣来煤核做燃料；从桥儿沟后沟的西坡上挖来上好的胶泥，把像章先制成模子；用我们自己的津贴到桥儿沟街上的延安新市场买来锡料……第一枚毛主席像章就这样诞生了！

（逢周摘自《风———凌子风自述》，2015年4月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凌子风文）

新时期文学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大讨论

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在邓小平的一再倡导下，各文学刊物开展了关于“社会主义新人”的大讨论。讨论中，思想相对保守者对“新人”的界定较为严格，强调与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看重其与革命文学传统的延续性；思想开放者的界定则较为宽泛，强调与传统的“无产阶级英雄”有所区别，意在建立与“四化”建设相一致的新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能否“理想化”地描写“新人”也是争论的焦点，并由此延伸出“新人”与普通人关系的讨论。

“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虽然对传统有所继承，但已出现明显不同：他们在关键时刻能显出英雄本色，却已不再高大完美，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们的成长过程更多伴随着各种偶然性事件，而非在党的思想教育下不断舍弃个性；他们不再承担“兴无灭资”的意识形态功能，而是具有若干与改革开放相一致的品质。

提倡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目的是抑制伤痕文学、批判文学，发挥先进人物的正面引导功能。但是，这个概念与当时不断肯定个人利益、价值和尊严的改革方向存在一定矛盾，甚至可能成为经济上反“左”的阻力。对“新人”倡导又与政治思想上不断反右的趋势一致，因而受到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冷落和淡化。

（维之摘自《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武新军文）

习仲勋和他的秘书田方

在习仲勋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前后有多位秘书协助他工作。其中，与他相识较早，一起工作时间较长，保持交往最久的秘书，是只比他小5岁的田方。

1943年初春，陕北绥德。当时整风运动从学习阶段转入审干阶段，康生发动的“抢救运动”正如火如荼。就在这人人自危的时刻，《解放日报》驻绥德通讯处的负责人海燕偕夫人私自去了重庆，边区保安处下令“通缉特务分子”。田方作为通讯处党小组三人之一，当时25岁，刚到陕北根据地一年多，唯恐被牵连，整天忐忑不安。

一天早饭后，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突然来到通讯处。这是田方初次见到习仲勋。他们的谈话自然从海燕事件谈起。

田方向习仲勋汇报：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期间，海燕为了争取与会记者的待遇，发动记者联名向参议会提案，受到上级组织的严厉批评。“抢救运动”开始后，他怕被追究，偷偷地逃跑了。

习仲勋听了汇报，当即表示：“你和海燕夫妇只是工作关系，他们的逃跑与你完全无关。你可以照常安心工作，并协助党组织继续查清问题。”

1952年6月，田方从西安调入北京，进中南海，做习仲勋的秘书。这一干，就是9个年头。

田方给习仲勋做秘书的头几个月，就住在习仲勋的寓所，与他同吃同住同上班下班。田方后来回忆：“仲勋同志爱吃面条，但有时为了照顾我这个南方人的习惯，过几天总要做些鱼虾之类的南式饭菜。其实我这个南方人在陕西多年，我对面食也是喜欢的。后来他了解到这些后，就在我的要求下，为节约起见，还是以面食为主。”

田方与习仲勋交往了半个多世纪，之后写了大量的回忆习仲勋的文章，对他的无限崇敬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齐鲁摘自《理论视野》2014年第11期，王金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