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秦 岭



文艺会堂：上海文艺家的浪漫“左岸”

文/本刊记者 秦 岭

壹

2015年12月30日，上海市静安区延安西路200号。这座位于延安西路与南京西路两条热闹马路交会角上的大院，终于在阔别三年之后，向上海文艺界的新朋旧友亮开了自己全新的姿容。

2012年12月31日，建筑工程车开入这间大院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想象着它将会成为的样子。隔着办公室的玻璃窗，看着钢筋混凝土桩基被一根一根地打下，有那么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正在目睹一段全新故事的展开。往来于编辑部的老艺术家们，有时也会就着窗外工地上的火热建设图景，同我们这些“小朋友”攀谈过往。聊他们记忆中的老“文艺会堂”，聊散装啤酒、内部电影，聊他们在这里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会议与活动，聊他们在这里遇到的种种有趣的事和人——也是在那一刻，我忽然无比清楚地觉察到，他们才是这个被他们称为“家外之家”的大院真正意义上的主人，是他们与他们的故事赋予空间以灵魂。

而今，全新的“文艺会堂”就矗立在我的眼前，砂色砖石墙体和高大的方形门廊立柱在冬日的暖阳下显得庄严而温柔。整个建筑分为地上地上两个部分，地下两层是停车库，地面六层则按功能划分为：一楼二楼是文艺展厅，三楼四楼则是大小不同的各类会议室，五楼六楼则留给机关办公。此外，底楼还有沙龙性质的咖啡茶室可供文艺家们聚会交流。它的所在，正是老同志口中那最初的“文艺会堂”的旧址。地点的延续与名称的承袭必然传递着某种深层的文化意义，是怀念，更是归来。

原先文艺活动中心文艺宾馆的一号楼则被改建成为了文艺大楼，成为文联下设各个协会及相关职能部门全新的办公场所。位于文艺大楼底楼的文艺大厅也随之装饰一新。作为新“文艺会堂”开幕的第一场重要活动，第五届“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表彰座谈会正在这里隆重举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艺会堂大门

文艺会堂新楼外景

在此之前，沉默许久的文艺大厅已然有过一场精彩的“预热”。作为开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来自奥地利的维也纳轻歌剧交响乐团与上海的青年音乐家们在此联袂奉献了一场“中奥音乐家2016新年多媒体交响音乐会”。与之相应的，新文艺会堂一楼、二楼的两间展厅里也分别推出了两场特展：“上海市文联成立65周年文艺家图片展”与“上海市文联成立65周年美术作品展”。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一个个熟悉的名字，在他们面前，任何说解似乎都是多余，他们本身已然彰显了一切。

一次文艺演出，一场文艺活动，两个文艺展览，作为“文艺会堂”的题中应有之意，这样的开幕献礼确实称得上完满。

完满，但似乎还嫌不够满足。前来躬逢其盛的文艺家们开始呼朋引伴。梁波罗、唐群、陈海燕、马莉莉、胡嘉禄、魏芙、梁山、纪晓兰、童孟侯……这场发生在电影家、歌唱家、戏曲家、舞蹈家、作家之间的跨界欢会，让新文艺会堂一楼咖啡厅的“文艺沙龙”瞬间名实相副。也无需再费什么笔墨去形容沙龙的环境是怎样地从容优雅，咖啡茶点又是如何地浓郁香醇，有这样的一群人在，这里的一切就都是绚烂而鲜活的。

会者，聚也。会堂者，欢聚之所也。文艺家欢聚的地方，就是文艺会堂，就是文艺活动的最中心。当时正在咖啡厅的落地窗边，艳羡遥看着这一切的我，是认真地这样想过。

贰

事实上，作为一个“文联新来的年轻人”，我是花了一点时间才约莫厘清了“文艺会堂”到“文艺活动中心”再回到“文艺会堂”，这名称变迁背后所沉淀的历史底色和时代印记。中国人素来在意“讲法”。但我想说的是，这样的名称更迭肯定说明了什么，又其实说明不了什么，就像延安西路200号的这个大院，无论内里的建筑与环境如何变改，它始终都是上海文艺人心中最温暖最亲切的港湾。文艺家永远称之为“文艺会堂”，连出租车司机也只把这个地名认作“文艺会堂”。这里已然是一个文化地标。

时间拨回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上海的文艺界人士需要一个交流、聚会、座谈、联谊的活动场所，藉以联络感情、激荡灵感。在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领导人亲自关心下，上海市政府将位于延安西路200号的华东局机关小礼堂调拨给了市文联，“文艺会堂”就此诞生，“全心全意为文艺界人士提供优质服务”是它的最高宗旨。

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旧照里，还依稀能够看到这个大院最初的模样。深沉的铁皮大门和门上开出的那一扇小小的门洞，让它在外表上同当年其他机关单位并没有怎样的区别。门头上大朴大雅的“文艺会堂”四字，据说是鲁迅先生的手迹。在画家徐昌酩的记忆里，这扇铁门内的世界，永远高朋满座，胜友如云。“大茶室里，藤椅围成一个圈又一个圈，大家切磋技艺，交流心得。书画家们也常在这里约会。”

开办茶室的主意，据说是当时的文艺会堂主任毛铁民提出的，希望能以低廉的茶资、洁净的环境、温馨的服务为文联会员以茶会友提供方便。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画家张乐平每天午休之后，都会从五原路的家中出发，沿着梧桐掩映的乌鲁木齐路，笃悠悠地晃到文艺会堂来。同侪好友蔡振华、乐小英、陶谋基、阿达、詹同他们往往已经沏好清茶等着他了。这群在美术史上留下过各自足印的老前辈，总是亲密地围坐在那里，“今天商量即将见报的《抗美援朝》的创作分工，明天听阿达介绍《三个和尚》美术片的创作思路”——不用对白、不配音乐，只凭一个小木鱼快慢的节奏声响配合形象动态和表情……阿达手舞足蹈说得得意，大伙儿频频点头听得起劲。杂文家郑拾风素来与漫画投缘，念头起来了，总忍不住要挪动已然坐定的椅子，兴致勃勃地凑过来拼桌，并风趣地插话……“也有不少剧作家腋下夹着稿本，邀二三好友共同研讨。我见到赵丹潇洒地走进大门，与友人打过招呼后，径往大草坪上一躺，抬头朝天，神情怡然地想着、笑着。我猜，他大概又突发了美丽的灵感。”徐昌酩在他的回忆文字里动情地写道。这呼之欲出的画面感，让人光是读来便忍不住生了几分向往。

留下的老照片里定格下了这样的画面。文艺会堂延河饭店（茶室）的门廊里，于伶、赵丹、张瑞芳、秦怡、上官云珠、黄宗英正齐聚座谈，桌上喝得半空的啤酒瓶、插着烟头的烟缸和依旧冒着热气的玻璃茶杯暗示着席间的热烈与随性。另一边，翻译家草婴正微微倾过身去，同一旁的朋友切磋翻译创作的心得，鼻子上架着的秀郎镜，身上的的确良衬衫和桌上那只纹样素雅的铁皮热水瓶是那个时代最经典的审美记忆。作家钱谷融也是这里的常客，和老伙伴一起弄几个小菜，开两瓶汽水，吃吃聊聊，讲讲笑笑，不亦乐乎。等等等等。这些照片的年代覆盖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这段岁月，尽管“文革”中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文艺会堂和它的这间茶室从文化人的生活地图里轰然退去，可颠倒的世界一旦正身回来，那些优雅而迷人的旧日光阴却仿佛始终静待于此，从未走远。

叁

既以文艺为名，会堂的文化服务里自然也少不了那个年代文艺生活中最时髦也最热闹的项目：舞会和电影。文艺会堂所举办的舞会，是经文化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盖章认定”的，“全市管理和服务最好，价格最低的”。而文艺会堂放映的内部电影，票价据说也比一般电影院便宜。放映的大都是在“文革”中被封杀遭禁锢的中外经典名片，每逢周六、周日，一天要放六七场。在那个文艺活动相对匮乏的年代，这小小的“特权”简直就是天大的福利，毫无疑问地吸引了无数垂涎钦羡的目光和欣喜奔赴的脚步。

文艺会堂的小卖部也是教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所在。那是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独特故事。既然主打会员服务，文艺会堂的“优越性”就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显现：需要按供应计划凭证购买的商品保证货源充沛，不需凭证的商品则货好价低。在啤酒还是“紧俏商品”的八十年代初中期，凭文联会员证，每星期可以在文艺会堂拷四瓶散装啤酒。文艺界爱好杯中物的不在少数，于是提溜着酒瓶排长队买啤酒的往事，也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文艺家生活记忆中少不了也抹不去的妙趣闲笔。

每逢中秋，文艺会堂还会供应由太平洋食品厂生产的，贴有“文艺会堂”商标的月饼。其受追捧程度，堪称手快有手慢无，往往上架没几天就销售一空。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太平洋食品厂生产的月饼，一旦贴着食品厂自己的商标放到货架上，却往往无人问津。借用而今市场经济时代的语汇，这就是所谓的“品牌效应”。而且我相信，文艺会堂这个名牌所带来的无形价值，不可能单方面地指向会堂小卖部的货架。至少在我的童年印象里，一盒来自文艺会堂的中秋月饼确乎是一件足够风雅的慷慨馈赠，节日的餐桌也仿佛因为这“文艺”的点染，显得光彩流动、韵味悠长。

还有文艺会堂的小书店，倚在角落，貌不惊人。狭窄的柜台上总是堆满了各色文艺书刊，闹猛的柜台前也总是人头攒动、挤挤挨挨。除了“热腾腾”的新书，那里还有不少古版旧书、棱皮书。徐昌酩说，他的那本石印的水浒绣像图就是在这个柜台上“淘”得的，薄薄一本，却是自己无比心爱的珍藏。

1963年，于伶（左四）与上影剧团演员赵丹（右一）、张瑞芳（左三）、秦怡（右三）、上官云珠（左二）、黄宗英（左一）等在文艺会堂座谈。

作家钱谷融（右一）等在延河饭店内用茶点

翻译家草婴（左四）等在切磋文学创作

肆

每个文艺家都有自己关于文艺会堂或者文艺活动中心的私家记忆。

表演艺术家秦怡的记忆是关于文艺大厅的。1992年，文艺会堂完成了它的第一次改建，全新的文艺活动中心正式对社会各界人士开放。市文联和各协会的各项重大活动的举办场所也从原来的旧礼堂，搬入了位于活动中心底楼的文艺大厅，上海市领导与文艺界的座谈也都在此召开。它见证过太多历史，记录下太多欢笑，汇聚了太多回忆。“我每年参加文联、协会的活动不少，每次都十分愉悦、十分快乐。不过要说最为欣悦，最为难忘的，则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的新春团拜会。每年到了元宵佳节，上海文艺活动中心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将新春的活力和希望播撒在所有人的心上和眉间。全是文艺界老老少少济济一堂、兴高采烈的场面，自始至终的欢乐，每次都让我心潮激荡。正是在这样一个节日里，我会感到年年有新，个个出彩，许多我从未欣赏到的艺术新人、艺术创作，包括戏剧、舞蹈、美术、杂技……都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我觉得新春团拜会也是另一种形式的艺术交流会，能使各种不同的艺术品种相互沟通、相互学习，真是一个团结、促进的欢乐大聚会。”

在这里工作了三十多年的王金元看到的则是另外的画面。他曾在文字中记叙过这样的细节：清晨他驾驶着中心购自南海舰队司令部大院的三菱770面包车，载着文艺家们自东向西奔着江苏方向而去，有时是采风，有时是访问，有时是演出，到了傍晚他又驱车从西向东送他们回到上海。他把这辆“770”戏称为“背着太阳行走的车”。这是属于文艺会堂工作人员的独特视角，平实朴素却生动异常。

“770”的乘客名单里，有中野良子、高仓健、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格里高利·派克、阿兰·德龙，有王晓棠、于洋、王馥荔、祝希娟、李雪健……“姚时晓、杜宣、袁雪芬、吕其明、草婴、胡蓉蓉、李蔷华、乔奇、郑拾风、茹志娟、秦怡、张瑞芳、孙道临，都对我非常亲切，就连他们的家人也几乎都认识我。”王金元说。

于是我忍不住在想，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向后回看，其实也正是那些他所提到的和未及提到的名字，最终组成了文联的“联”字与文艺会堂的“会”字的点划撇捺，并同时为之写下注脚。

伍

然而时间总是在往前走的，回忆的价值也不止于回忆本身。

新文艺会堂开幕当天，“文艺沙龙”里的这场欢聚，让导演梁山在感慨“当年的氛围又回来了”的同时，想起了更多的事。从前上海电影制片厂院内的咖啡茶座也是这般俊彦咸至，高朋满座，经常有影人在其中不期而遇，相谈甚欢，进而达成合作。只是后来咖啡馆兀自搬到了永福路，咖啡20块一杯（当年可是高消费），上影厂的人也不愿专门跑去，人气不足就死了，散掉的交流圈子也就没能再聚拢起来。文艺据点的热闹与冷清，就是这样微妙的事，它的出发点与归结点，归根结底在你能团聚起多少志同道合之人。

“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看好文艺会堂的跨界氛围。”梁山是一个坦率的人。他说你知道，同样是沙龙，如果转来转去都是电影圈的那些人，再好的感觉也会慢慢平淡。“我更愿意与来自不同文艺领域的朋友聊天，有碰撞才更有激情。”可不，那天艺术家们逐渐散去时，他还和刚刚认识的作家童孟侯聊得不亦乐乎。

集结、相聚、跨界、碰撞……这恰恰也是文艺会堂的运作者们的心中所想。“我们想要做的，是集结文联、文艺活动中心以及所能辐射到的一切可以集结的力量，让文艺会堂真正成为活跃文艺活动、繁荣文艺创作、举办艺术展示、开展艺术培训、提供娱乐休憩的文艺家之家。”上海文艺事业发展中心总经理赵勤力告诉我，“过去文艺会堂所提供过的种种服务，乃至现在文艺家们所提出的诸多建议与要求，在新的文艺会堂里都有条件一一实现。但我们希望能够把立意放得更高。文艺会堂本身不过是一个空间，一个场地，但如果我们停留在为文艺活动提供空间和场地上，就未免有点守株待兔的嫌疑。我们希望我们的文艺会堂，是真正能够代表上海文艺品位和文艺水平的所在，并将上海滩上优秀的文艺活动都吸引到这里来，把文艺会堂的各项空间和功能真正盘活。”

毫无疑问，如今的文艺会堂在硬件上完全有这样的底气。“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努力考虑到了文艺家们的各种需求。比如会堂三楼的多功能会议厅，有完善的多媒体会议功能，可以在这里放映电影。我们还专门为之配备了同声翻译的工作区，完全具备召开国际性文艺论坛的条件。”赵勤力介绍说，“对于如何发挥文艺会堂的各项功能，我们做过很多设想。比如可以容纳400人的文艺大厅，能不能引进一个可操作性的演出团队进行驻场？艺术展厅如何更好地加以利用？评论家协会成立之后，能否在三楼的多功能会议厅定期举办相应的文艺讲坛？包括一楼的咖啡吧，我们可以怎样的形式组织并开展文艺沙龙活动？这些都是我们正在探索的方向。”

塞纳河的左岸因为活跃其间的巴黎文艺家们，从一个普通的地理名词，变成了一个浪漫的形容词、一种精神象征、一个典雅符号、一笔文化遗产、一处文学与艺术的交融之所。当你随便走进一家咖啡馆，也许一不留神就会坐在海明威坐过的椅子上、萨特写作过的灯下、毕加索发过呆的窗口——作为一种修辞，这样的浪漫表达放在文艺会堂身上也同样适合。毫无疑问，它可以成为、也应该就是上海文艺家们的浪漫“左岸”，而且在修辞之外，它可提供的更多，可实现的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