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皮村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举办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北京首映式上，电影放完后，现场的观众向导演秦晓宇提出一个问题：“这些农民工诗人的命运是否会因写诗而发生改变？”我也很希望听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孰料秦晓宇的回答却是：“没有改变。诗歌，在这个时代，不太可能带来收益，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现实的处境。”

就在我写下这行文字的一个月以前，陈年喜的父亲去世了。在电影中，他悲愤地对儿子说：“把这些都写写，发到网上！”这位老人无数次出现在年喜的诗中，他的坚贞、善良、倔强和他绵延多年的病痛成为年喜诗歌的主题之一。此时此刻，陈年喜还在某个矿山做爆破工。半年之前，《我的诗篇》摄制公司为他筹措了一笔钱，助其完成此前一直无力进行的颈椎手术，术后短暂地休息了一段时间，他又踏上打工之路了。天津塘沽大爆炸之后，他写了一篇他亲身经历的有关金属矿广泛使用氰化钠的文章，我们才知道若从事他的行业，除了被炸药炸得粉碎外，还有死于毒液的危险。而纪录电影《我的诗篇》的其他五位主人公，邬霞因生育而离职，目前待业，希望找到一份工作重回工厂；头脑显然比较活络的乌鸟鸟干起快递员的工作，早上和晚上摆小摊弥补家用；阿优照样在羽绒服厂填鸭毛；老井照样下井挖煤；许立志已自杀，不必再提。那位向秦晓宇提出问题的观众，他的身份是一名男性家政工，每天擦窗户清洗油烟机，他也写诗，成了网络红人，绰号“家政哥”，他满怀期待，希望得到另外一种答案，而不是“写诗没有用”。

此时，我正在翻阅作家出版社刚刚出版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一书，再一次嗟叹：他们写得那么好，准确而深厚，痛切又感人。几个月前，在台湾短期交流时，我把许立志诗集《新的一天》赠送教授CFM，给他讲述了许立志的故事，他翻到其中的一页，指着一句诗说：“你看，写得那么好。”并拭去了眼角的一滴泪：

眼泪是药，苦到迷茫

血液是糖，甜到绝望

他接着站起来说：“郭台铭很坏，他让富士康的工人做尿检，他说，谁的尿不够黄，谁就是干活不卖力。”

秦晓宇说，“农民工就是在城乡之间进退失据的底层劳动者”，而“农民工诗人很像传统中国的‘游民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游民，农民工诗人让漂泊这一古老的诗意拥有了惨痛的现实感和当代性”（见《当代工人诗典》序言）。他们书写自己的穷愁劳苦，欢乐悲辛，成为这个时代最独特的诗意。工人的诗曾经是我们时代罕有人知道的秘密，却是破解这个时代奥义的密码，它们现在为人所知了。

纪录电影《我的诗篇》已经获得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同时入围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荷兰IDFA大奖最佳新晋导演单元，正在跟全世界最顶级的纪录片角逐桂冠。然而，目前几乎没有影院在放映《我的诗篇》，在有限的几场包场中，上座率也不高。人们不太关心时代奥义，也不大愿意去翻开泪与血的诗歌。诗人是孤独的，工人诗人更是。

我曾有幸加入一个小的义工团体，与我的同学何瑛、李伟群、李昶伟等一起参与了北京皮村举办的工人诗歌朗诵会，认识了一批工人诗人：铁骨、唐以洪、杏黄天、绳子、田力、魏国松、池沫树……他们极有魅力，糅合工人和诗人两种身份而浑融无迹。我还有幸以“义工”身份参与了《我的诗篇》的部分拍摄，走到祖国的深处，一路挨饿受冻。我应当有资格讲讲《我的诗篇》背后的故事。

上凉山

成都的气候比北京要温暖得多，我们拖着箱子从T1走到T2去，中间有四个小时转机的时间。这天恰好是导演秦晓宇的生日，我们吃了一顿“秦妈火锅”，等待着与摄制组汇合。

“所有去西昌的航班都要在成都或昆明中转。所以我估计我们和上海来的那伙人下午会坐同一趟飞机。”晓宇说。

“吉克阿优和他们在一起吗？”

“是的，还有他五岁的儿子。”

我还记得当初晓宇第一次给吉克阿优打电话的情形。晓宇说，因为彝族打工者阿优在诗歌方面的成绩，《我的诗篇》纪录片摄制组希望拍到一些他的故事：他的故乡、他的写作、他的城市经历，等等。阿优听了，犹豫了片刻后问：“需要我付钱吗？”

“不需要。”晓宇笑道：“你付得起多少钱？”

阿优又沉默了片刻，才开始滔滔不绝。他说他现在在浙江嘉兴打工，在羽绒服厂填鸭毛。他生于1985年，2006年出外打工，曾经主编过《彝族打工文学》杂志。他的故乡在大凉山的普格县，目前马上要过彝族年了。晓宇问：“你打算回家过年吗？”

“今年没有钱回去。”吉克阿优回答。

拍摄计划迅速形成了。《我的诗篇》摄制组决定立即赶赴西昌市普格县小兴场区瓦洛乡瓦洛村，拍摄彝族过年的场景，并由摄制组出资，解决阿优的返乡问题。

对晓宇来说，如何从他正在编选的《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藏》一书中的五十名优秀的工人诗人中挑选几位进入纪录片的拍摄，是一个颇费周折的问题。这五十人是他从千名以上打工诗人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除去工人身份外，他的唯一标准是文学。这位当代文学评论家、诗人、英国血斧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文诗选》的编选者之一，有着近乎严苛的文学尺度，曾经写过一本名为《玉梯》的纯诗论著，在他的尺度下，许多业已成名多年、每一本“打工诗选”中几乎都能看到其名的诗人意外落选，相反，如酿酒工“绳子”，90后诗人许立志（他的名字如今尽人皆知了，而在晓宇将其收入《工人诗典藏》一书时，他还默默无闻）等，却得以入选。这五十人是他认为能够代表这几十年中国工人诗、中国诗歌乃至中国文学风貌的，而纪录片最多只能容纳其中五六个人的故事。选谁作为拍摄对象呢？

吉克阿优，五十人当中唯一的彝族诗人，当他外出打工时，他面对的不光是与其他农民工一样的城乡矛盾，还有民族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的背景下，一个出身彝寨的诗人何为，才能保留心中的家园？他的家园中有千百年一脉传承的彝族文化，在年轻的彝寨人随着打工潮走出大山的同时，古老的彝情会不会在风中飘散？

在候机室跟摄制团队会合后，我们见到了吉克阿优。他看上去温和沉默，却很有主张，到处跑的是他儿子日红。

“你见到过爷爷吗？”我问。

“没有。”日红五岁了，这是第一次回彝寨。他长得很壮实，虎头虎脑，声音响亮。坐飞机让他感到兴奋。

我们到达西昌青山机场时已经是下午四点，果然是一带青山横躺在机场外。把设备和七八个人塞进两辆出租车，然后赶赴汽车站。因为太晚，我们只好先去普格县。汽车绕过一个绝美的波光潋滟的大湖，便向山里进发了。

听说这条路很难走，果然把我们吓到了。那不是路，那只是走的人和牲畜多了，便成了的山道。我们随着汽车上下左右颠簸，随时失重。还好这里几乎没有出现过交通事故，因为时速惊人的低。

“那一天是我女朋友的生日，我是想要给她买一个蛋糕的。但是城市里街道每一条都那么相似，走着走着，我就迷路了。我走了很久才遇见她。她生气了，骂我不记得她的生日。我买了半个西瓜提在手里。听她那么说的时候，我就在一个银行门口蹲了下来，开始用手挖西瓜吃。她更生气了，骂我吃东西像个野蛮人。开始是她一个人站在我旁边看，后来人越来越多，很多人站在旁边看。我把半个西瓜吃完了。我们彝族人，不管走到哪里，我们都是这样吃西瓜的。”

阿优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叙事从容不迫，他说自己曾经写过长篇小说。我们一边懊悔把设备都装在行李厢中，不能记录阿优的每时每刻，一边又胆战心惊，生怕随着汽车的极度颠簸，箱子里昂贵的镜头跌坏了。路程出乎意料的长，一路深山景色没有想象中美好，因为山都是光秃秃的，只有最高的地方才顶着一些绿树，其余地方都像是患了癞痢头一般。同座女孩与我聊起天来，她在成都工作，回凉山的目的是相亲。她实际上已经结过一次婚，有一个儿子。离婚之后，已经回来相过八次亲，每次都不成。她不喜欢老家给她介绍的男人。不喜欢看条件，他们太实际，她只要找一个心好的就好了。然而又不可以违抗父母。父母总是问她：那么你老了怎么办呢？她说这几年挣的钱都花在路上了。说着她的眼泪流了出来。也是她告诉我青山如此荒芜的原因：

“水土流失，到处是水土流失，树都被砍完了。上面总是在告诉我们不要砍树。”

“他们砍树干什么呢？”

“他们要烧火。砍很多的树来烧火。”

“烧火做什么呢？”

“取暖。”

吉克阿优曾经告诉我们西昌到他的村子只有两三个小时车程，事实却是经过四小时颠簸我们才到达普格县城，住了一夜，第二天又经过四小时颠簸来到瓦格乡，住进了镇中心最豪华的一家旅馆。

镇中心就是一横一竖两条街，竖着的那条主干道约有五百米，走着许多脏兮兮的孩子和背着孩子的妇女。几个妇女摆开摊子，在路边卖炸土豆，把土豆切成一片片的，放进油里炸得滋滋响，再捞出来蘸一圈辣椒。满街的泥。到处是土。呼呼的风。至于那家四十元一间的旅馆，开始我们有些嫌弃，等到把镇上的几家所谓旅馆都看过了之后，还是挑定这一家了。墙上满是泥脚印、蚊子血，被褥散在床上，留着之前的房客层层叠叠的体臭。

不管怎么说，又包了一辆汽车，开了二十分钟，我们终于到了瓦格村。一路上都没有看到一个厕所，我有些内急，阿优喊住一个抱着孩子的妇人，让她带我去小学的厕所。她笑嘻嘻地把孩子交到另一个妇人手里，走到我面前时，我才看清那是一位少女。虽然脸蛋脏脏的，但其实有长长的眉毛，明亮善良的双眼，她是非常美丽的。她熟练而随意地抱着孩子的样子让我误以为她是孩子的妈妈。

“你几岁了？”

“十五岁。”

“你叫什么名字？”

“小宁。”

小学的花池边坐了一排孩子。我举起手机对准他们，他们互相看看，站起来一溜烟跑了，在我的屏幕中留下一个个又脏又俏皮的小脸。我和小宁到了厕所，我让她在门口等我，帮我拿着手机。她接过手机，嘻嘻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

“这是我的爷爷。”出来的路上小宁指着路边坐着的一位老人对我说。

后来我才知道，她的爷爷就是阿优的父亲。小宁是阿优的侄女。阿优有两个哥哥，小宁是大哥的孩子。刚才她怀里抱的是她的弟弟。每一家都有不计其数的孩子。村子里都是亲人。从来没有来过彝寨的日红，在返乡的半小时内，就已经跟本地的孩子玩在一起了，满村乱跑，完全脱离了阿优的视线。孩子们跑来跑去，每一个都穿得稀脏破烂，顶小的孩子的衣服时常露着肚脐，稍大一点的就跑到那个瓦洛乡中心小学念书，念完了五年级，就没书可念了。在这样的环境下，竟然长出一个阿优这样的诗人。

阿优家不同于村子中别人的家，比如说小宁的家。小宁的家是几间大瓦房，院子里有人在杀一只羊，另外的人围着一堆火在烤。阿优的家是两间土房，也是泥土做的院墙。阿优家只有他的老父亲住在里面，屋子里的墙壁被火熏得漆黑，床的对面就是一个火塘，火塘里烧着木头。

我终于知道了车上的姑娘所说的“烤火”是什么意思了。我们在村子里看到背柴的人，也看到了高高的柴垛，整段的大木头码起来，等着人们把它们填到火塘里去。彝族人在院子里、屋中或者随便什么地方烧起木头，几个人围拢来烤，为的是取暖。但这是我见到的最没有效率的取暖方式，说实话，除了眼睛里感到烟熏火燎，身上并没有觉得暖和多少。

阿优家也不同于村子里别人的家，他家的土墙上长着高大的仙人掌，矮矮的墙上有他当年出外打工时留下的字迹。“书香弥漫云游四海。雨丝淋漓浪子回头。”尽管豪气干云，许多年过去，阿优家过成了村子里最穷的一户人家。阿优外出打工了，又在外面有了妻子和儿子，没有多少钱给家里，家里只有老父亲，母亲已经去世了，所以不可能翻盖房子。

四面青山，一条大河，河水是红色的，挟带着山上的泥土奔涌而下，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站在土坡上，望着河谷，在这仙境一样绝美的秃山上，看着背柴的老人走过来。费力地爬上对面的山坡后，看得见整个村子，安静地躺在半山上，有三五十户人家，老牛带着小牛从身边经过时，会像村民看见陌生人一样，特地站住回过头来，向我投以深深的凝视。

中午我们在镇中心的饭馆里吃过一点东西，人多菜少，我没吃饱。自从看到小宁家里在杀羊，我便开始梦想羊肉。我咽着口水，从小宁家到阿优家走来走去。孩子们对拍电影充满好奇，一群又一群地来了。有四五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围在我周围，格格地笑，问这问那。十四五岁的除了小宁，还有一位皮肤很白文静美丽的，是小宁的闺蜜。顶小的是小宁的弟弟，那个我第一眼看见小宁时她怀里抱着的娃娃，他一岁，有一种古怪的脾气，只要是摄制组里的任何人同他说话，他必定要哭的。

吃羊肉的时刻终于到了。

一盆羊肉。每一块都有拳头那么大。羊肉旁边，是一盆土黄色的混浊的羊肉汤。再旁边，是一盆米饭。五条汉子面面相觑时，阿优说：“吃吧！”

肉没有炖烂，汤里也没有放任何佐料，除了盐。因为太饿了，我还是咬着那块羊肉，然后鼓足勇气喝了一口汤，满是生羊肉的腥味。我们手里捧的是纸制的临时餐具，阿优告诉我们，他们是不用餐具的，只有一个勺子，大家轮流喝汤，米饭和肉，都是抓在手里吃的。

果然，在我们不远的地方坐着的彝族人，都是这样的在吃着。“只要有彝族人的地方，我们就是这样吃的。”阿优说，“我的一位姨妈，嫁给了西昌市一个当官的，我到她家去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吃饭的。”

她们穿上了过年的衣服，刺绣的长裙、短襦，高高的帽子、银饰。刺绣这样一套衣服需要很久，因此每一套都价格昂贵，需上千元。少女们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衣服，小宁的母亲为她从别处借来一身。她们穿了很久，才集体亮相。小宁依旧是整个村子里最美丽的少女，笑起来露着两颗小虎牙，眼睛亮闪闪的，有一种大胆而俏皮的气质。

“你在上学吗？”我问小宁。

“没有。”她说。

“念完小学了？”

“是。”

“现在干什么？”

“我要去打工。过完年，就和叔叔一起去。”

“你为什么想要去打工？”

“打工好玩。”小宁说。走出去。到外面看看。打工回来的姐妹都穿着漂亮的衣服。还有，山村的生活也太过寂寞了。

男人们在院子里杀年猪。这头猪是养在阿优家院子里的，现在过年了，它要被杀掉了。嚎叫了一阵之后，男人们给了它致命的几刀，又在它身上包了许多层柴草，点着了火，一头猪在阿优家的院子里熊熊燃烧起来。过不多久，它变成了一堆肉，铺在院子里的席子上。我知道它们即将被扔进一口大铁锅里，铁锅被架在几块石头上，彝族人在下面点燃一些木头把它们烧熟。

真正的仪式是在晚上。篝火燃烧起来了，人们唱起我们听不懂的歌，在火边围成一个圈，手拉着手跳起舞来。歌声此起彼伏，听得到美妙的和声，火映红了他们的脸，远远看去明亮而快乐，难怪这个节日叫作火把节，而彝族人爱火、与火把相亲的生活情境，非浸身其中的人是不能体会的。冬天凉山的寒冷，只有靠那一束束火把驱散啊。然而也正是这一束束火把烧起来，青山才变成光秃秃的。

“小宁，带我们去买些方便面。”

小宁带着去小学的小卖部，我们在黑地里辨不清方向的土坡上爬来爬去，很快滚得全身是土。我买到了一种饼干、方便面和火腿肠。这几天摄制组基本放弃了彝族人的坨坨肉，靠方便面充饥了。“昨天肚里两块肉，今天肚里又是两块肉。”良子眼泪汪汪地说。我和小宁安静地走在回村子的路上。

“对了，”我摸出二百块来塞到她手里，“拿着这个。你自己拿着。”

“我不要。”她说。

“你跟叔叔出去打工的时候，总会用得到的。”

如果说杀那只年猪是为了吃肉，而过年吃肉是各族人民皆有的风俗的话，这只小猪的死亡，则完全是献身于彝族人的“反诅咒”风俗。

毕摩在门内点燃了一堆草。有人抓了那只小猪进去了。毕摩口中念念有词，我听见小猪的叫声。小猪不再喊叫时，我才敢站在门口看。是的，小猪已经被宰杀了。毕摩手里拿着小猪转来转去，他口中说的话，据说是恐吓的意思，让病魔等一些魔星像小猪一样被杀掉。

院子里已经堆满了各种酒瓶子。阿优告诉我们，过年来串门的亲戚喝酒喝大了，就坐在那里倚着墙睡了。他们经常就是这样睡的，难怪我到小宁家去，几乎没有看到她家有床。

迟到

吉克阿优

好些年了，我比一片羽毛更飘荡

从大凉山到嘉兴，我在羽绒服厂填着

鸭毛

我被唤作“鸭头”时遗失了那部《指路

经》

好些年了，村庄在我的离去中老去

此刻它用一条小兴场的泥路

反对我的新鞋、欢迎我的热泪

好些年了，我的宇宙依然是老虎的形状

一如引用古老《梅葛》的毕摩所说

颤抖的村寨跳进我的眼瞳，撕咬我

明月下，儿时的伙伴已建起小楼

我也回到了大地的中心，我的土掌房

三块锅庄石，三根顶梁柱

父亲笑呵呵在火塘边抽兰花烟

像温暖的经书，让我念诵不已

他的拐杖又长高了不少

而母亲笑呵呵在我心里

今夜我要睡在她的旧床上，今夜我必

须做梦

因为我错过了祭祀

倘若你没有来到过彝寨，恐怕不会了解诗的意思，不知道什么叫毕摩，什么是锅庄石、顶梁柱，什么是火塘、土掌房，也不会了解母亲的“旧床”有多旧。被烟熏黑的旧床上只有一个光床板，阿优的父亲却每晚睡在上面。火塘里成天烧着火，整段的木头放进去，偶尔扔一个土豆进去烧了吃，那些土豆很多都是发了芽的，而村民们并不介意。屋子里烟熏火燎，而他们并不觉得眼睛肿胀。屋里点着明火，他们也毫不担心有一天会烧了房子。冬天非常寒冷，而他们身上都穿着单薄的衣裳，无论大人孩子都拖着鼻涕，却都很精神，不显得有多冷。

像阿优诗中所写的母亲那样的彝族妇女，村子里有很多。我看到了她六七岁的样子，十五岁的样子，二十岁和三四十岁的样子，以及衰老后的样子。她们在这片山地里生长出来，无拘无束，生就了活泼健康的灵魂，不到二十岁结婚，养育了许多子女，提着他们，抱着他们，也把他们随便地扔在地上。美丽的脸庞很快被刻上沟壑一般的纹路。背柴、烤火、唱歌。老了还在这片山里。

我们退掉了客房，锁上了大门，把设备装进车里，准备向西昌赶去。跟来时候不同，阿优和日红留在了彝寨。年后，他要带着小宁和村子里其他想要出去打工的新手一起上路。

尽管和衣而睡，昨晚被子中似乎有多只跳蚤钻到我衣服中来了，挠了挠，发现前心和后背都起了许多血红的大包。我很后悔。因为受不了被子的气味而拆掉翻晒，结果潜伏在被芯深处的跳蚤全部复活。由于寒冷和饥饿，有人已经感冒了，而我幸免于难。我已经比刚来时适应了彝寨的生活，如果再在彝寨待下去，我终将适应肉食和烟火。人的适应能力是无限的。

“阿优是个人才。”他们说。

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气质，大概出于彝寨人的天性。他的父亲也是从容不迫的。他们不害怕镜头，除了那个哇哇哭的小孩子，也没有人害怕外面的人。他们的日子，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原始”。像人类刚刚来到大地上一样从容不迫的生活，活得有尊严又自由自在。

陈年喜下山

2014年12月19日，《我的诗篇》纪录片摄制组结束了在年喜家乡的拍摄，临别前，晓宇向年喜发出三项活动的邀请，年喜同意来参加云端朗诵会和工人诗歌研讨会，但推辞了打工春晚的演出。谁知一周之后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晓宇在年喜的微博中看到这样几句话：“明天去户县。山高林莽，荒毛险绝，网络信号未到矿区。如果我没回复你，请你原谅。”年喜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晓宇只能给他发短消息：

12月31日：“年喜，你的票订好了吗？年前不好定，请抓紧。若有难处告诉我，我们这边给你订。请的二十来个诗人，其他人的票基本都订好了。”

2015年1月16日：“年喜，看见短信请无论如何来个电话。”

1月20日，晓宇接到年喜的电话，年喜说矿山上没信号，他坐运物料的车下山才看到短信。还说再有三天结完工钱他就下山了，不会耽误北京的朗诵会。

然后手机又打不通了。1月26号，焦急的晓宇又发去短信：“年喜，请来个电话，票买好了吗？记得带上你的工作服。”

蹊跷的是，1月28日电话通了，却始终无人接听。晚上再打过去，又关机了。晓宇发去两条短信：“年喜，你电话通了，没人接，票买得怎么样了”，“联系不上你，很焦急。2月2号的朗诵会也是收官大戏，所有拍摄的主要人物都悉数到场，这也是情节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缺了你呀，请给我来个电话，有什么问题我们好好商量，一起解决，那么难都过来了。请给我来个电话。”

此时，除了冰马和陈年喜，参加朗诵会的其他十七位诗人（已经去世的许立志则由他的大哥许鸿志代为朗读）已经一切就绪，就要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或火车了。冰马，这位有着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本科学历的诗人，1990年代末到上海打工时身无分文，不得不从洗衣工做起。他那首《清洗婚纱》，着重描写了婚纱上的“油垢、口红、污泥、汗渍和体臭”，这是跟婚礼有关的一切体验中，只有洗衣工才有的特殊经验。2001年他在上海的街头曾被无故盘查，投送进收容遣送站，他根据亲身经历写了一首《5月9-10日，上海蒙自路收容遣送站》的组诗。然而来京前夕，他接到家中电话，被告知老母亲被村中一个骑摩托车的闲汉撞倒了，头部磕在马路牙上，昏迷不醒，必须做开颅手术，而那个闲汉连一文赔偿金都拿不出来。冰马确定来不了了，而陈年喜又音讯杳然。

晓宇曾以为年喜不过是因为在荒山中，手机信号不好，而此刻不接电话令他心头一紧。他在短信中说“那么难都过来了”，指的是他和年喜在河南那一段掺杂着颠沛和危险的时光。

《我的诗篇》摄制组选中陈年喜进行重点拍摄，不仅因为他是优秀的工人诗人，还因为其工种的特殊性。他是一名从业十五年的巷道爆破工，工作场所在各种矿山，跟进入繁华城市的农民工不同，他从业的地点比他的家乡更荒僻。2014年12月，晓宇来到年喜工作的地点——河南灵宝的一个金矿，见到了身高一米八五、因生于大年初一而得名的精壮瘦劲的汉子陈年喜，住进了他杂乱简陋的工棚。谈起他的工作，年喜说，作为一个老爆破工，他一般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爆破工的工作属性是这样的：他要跟炸药和各种岩石打交道，当一个工作面开掘到一定程度，他就要凭经验来判断继续爆破下去的危险性，并判断爆破难度与成本是否划算，因为爆破工的收入与开掘的深度挂钩，但要扣除食宿费和炸药等材料费，所以他往往干不长。好在矿山很多，像他这样技术成熟经验丰富的爆破工，工作并不难找。目前这份工作，他刚干了一个来月。

当晚，年喜带着晓宇，跟矿长联系拍摄事宜。这家矿隶属于一家上市公司，年喜说现在金价行情这么低，越干越亏本，却还在开采，这不是忽悠股民的钱吗？如今国进民退，占有矿山资源的大都是有资质的国企，但这样的国企已经不愿养工人了，因为养工人意味着不间断的工资、保险、退休金和可能的事故责任。于是它一般会跟民营公司签订开采协议，整个开采工作由后者全权完成，包括工资发放、日常管理、工伤理赔乃至矿难追责，都与该国企无关。其中纠纠葛葛的利益关系，更非局外人所能道出一二。而工人的处境因此更恶劣，譬如年喜的工资，要压两个月才发，《劳动法》形同虚设。这种国企、民企、农民工之间的生产与权益关系，也并非中国特色，像苹果公司与其代工厂富士康及其流水线工人之间，不也大体如此吗？

矿长很客气，说拍摄工人生活是好事，但进矿洞有一定危险性，必须经过上级公司的许可。晓宇表示同意，没想到这是委婉的回绝。后来有知情的朋友告诉他，根据新的《安全法》，几乎没有矿能完全达标，拍摄就意味着某种曝光。不知内情的晓宇找到中央电视台的朋友，后者帮着联系了当地公安局长，谁知这下反而捅了大娄子。“央视”、“公安局”等关键词一出，矿上的人立刻进入一级战备状态，气势汹汹，连客气都懒得客气了。七八个人冲进了年喜的宿舍，蛮横地宣布他被开除了，必须立即走人，又把晓宇的包翻了又翻，还查看了晓宇的手机，而且不允许离开矿山。关键是手机还没信号，报警都困难。

“是矿三分黑！听说有记者进去再没出来！”晓宇手机失联的那段时间，我听别人说起这样的话，真够惊悚的。

数小时后，晓宇被带到公安局。“走吧走吧。”公安局的人对他说，“你没事就好。别想什么拍摄了。”

“可是我的朋友陈年喜很可能被他们控制了。”晓宇说，“我打他的手机一直不接。我怕他出什么危险。”

“陈年喜不在这儿。”公安局的人拨通了矿上的电话，“他被撵走了。”

在公安局，晓宇终于打通了年喜电话时，年喜告诉他，矿上不允许他在河南停留，已经用一辆摩托车把他送到陕西境内一个叫妙嘴子的小地方了。晓宇急忙包了一辆车，赶赴年喜所在的地点。此时，年喜已经对所谓的“纪录电影”心灰意冷，不想再投入拍摄了。总之又经历了一番艰辛和曲折，才终于完成拍摄。这一切，就像传奇。

现在，年喜不接晓宇的电话，说明他出于某种原因不想来北京参加朗诵会了。跟冰马不同，年喜是纪录电影的主要人物，他缺席朗诵会，意味着《我的诗篇》一个重要的拍摄环节的缺失。晓宇不停拨打年喜关掉的手机。再后来，他到处委托朋友，辗转联系到年喜老家丹凤县的县委宣传部，县委宣传部把电话转到镇上，镇上又转到村里，村长托人去了年喜家，打听到年喜大哥的电话，大哥又联系上同样做爆破工的四弟，而四弟刚好有跟年喜同在户县矿山打工的一个老乡的电话。晓宇把电话打过去，通了，在户县的矿山上，只有电信的手机才有信号。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陈年喜接到电话时，非常错愕。这是秦岭荒无人烟的一隅，这个地方名叫“涧峪”，果然就跟“监狱”差不多，如果打算越狱，要徒步走十八公里才能下山。年喜告诉晓宇，他在矿山上等着结工钱，大雪封山，老板还没上来，而此前在河南包括他在内所有工人的工资也都没发，虽然会发但不知拖到什么时候。晓宇也猜到了原因，年喜家累很重，父亲半身不遂，母亲食道癌，妻子有甲状腺瘤，孩子正读高中，一家人都指着他呢。晓宇一直在筹划，希望影片上映时可以帮年喜更好地解决生计问题。

“年喜，请你马上下山，如果因为来北京参加朗诵会而领不到工钱，一切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凝聚了那么多人心血的纪录电影真的很需要你到场，而且这次在线直播的朗诵会是几十年来优秀的工人诗人第一次集中亮相，无论对于当代社会还是对于当代文学，都意义非凡。票我来订，请你务必前来……”在电话中，晓宇恳切又坚决地对年喜说。年喜勉强答应了。

然而1月31日早晨，晓宇接到这样一条短信：“我是年喜的工友，他昨晚一夜高烧，天不亮就去打针了。他让我转告你把票退了，他去不成了，不好意思。”晓宇把电话打过去，那边支支吾吾，明显是托辞。在又一通电话的劝说下，年喜当天下午终于上路了。整个秦岭大雪茫茫，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十八公里山路，双脚泥泞，裤腿湿透，走到了户县，当晚又搭车赶到西安，第二天一早坐上了大象微纪录为他安排的高铁。

“你太执著了！”在皮村见到晓宇，陈年喜第一句话这样说。在皮村跟其他工人诗人度过了难忘的几天后，年喜再不怀疑和否认《我的诗篇》的价值，他跟所有诗人一起动情地朗诵那首《最后》：

“而手，手的动作似梦一般/梦啊，梦的疾驰改变了一切/一切却如未曾发生一样沉默。”

在皮村他接受了新华社记者李坤晟的采访。李坤晟对我说，年喜跟他提到的中外文学书籍，都是他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的。这个成天与矿洞、飞鸟、山林为伍的汉子，在他爆破之外的寂静时光里与诗为伴，酝酿一句诗，也许长过一只鸟从出生到死亡的时间。而那些绝壁下、深洞中、无人处的诗意，就这样在枯山穷水间与一个敏感坚毅的灵魂相遇。

2月5日，年喜再上秦岭，拿到了他的工钱。

跪着的讨薪者

我想给熊壮打个电话，问问他是不是已经回家过年了？我想问他是不是跟老婆在一起，他那漂亮的老婆见到他是否开心？我想问他是不是2013年6月22日结的婚，因为这一天，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条朋友圈：“终于吃上她做的饭了。”我想问他和老婆是怎么认识的，他们两人很般配，像熊壮这样的帅哥，在村子里应该也是很打眼的吧，姑娘们都会爱上他的，我怀疑他们是自由恋爱，那么结婚时所谓的“彩礼”钱能否减免一些？

“帅哥，给我你的电话号码好吗？我想采访你一下。”

熊壮没有回我的微信，我的汗流了下来。我的语气真是太不严肃、太不严肃了。我还不太会跟熊壮这样的男生说话。在北大选修张颐武的课程时，他说：“社会主义的文学是关于生产过程的文学，资本主义文学则是描绘消费过程的文学。”在《我的诗篇》摄制组接触到许多工人诗人后，我一方面深深感触到这些劳动者广阔健康的心灵，另一方面，时时感到自己受“资本主义文学”的荼毒太久，一个吃得很饱、体力劳动很少、不用为一家的嘴发愁的人，才会站在讨薪者露宿的地下通道里，观察到讨薪者的队伍中颇有几个像熊壮这样的帅哥。所谓“粗服乱头，不掩国色”，他还有几分像金秀贤啊！

“我们不怕吃苦，毕竟我们干的都是体力活，吃苦对我们来说也是家常便饭一样。”“讨薪哥”熊壮来自湖北孝感，1990年出生，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对他来说，栖身于地下通道，并不是一件多难忍受的事。在工地上，“每天早上，夏天差不多四点四点半，就已经起床了。然后就是开始干活。到中午十一点半，完了就吃午饭，吃完午饭，最晚的，也就是一点，就开始上班。七点下班。像现在这么冷的天，也是五点起床，六点下班。天黑了干不了了，就下班。中午半个小时吃饭时间，没有休息时间。”

而这样的日子，对于年轻的他，已经持续了六年。他十八岁就外出打工，长期在工地劳动，他说：“因为我们家庭条件有限，初中都没读完就毕业了，干别的也干不了，出来一直就是干的这个。铁道上面我也去过。后来就到工地上了。开始给他们搬砖推车什么的，后来就是跟着师傅学手艺。现在就是抹灰。”

翻阅他的微信，可以猜到一点他这两年的行踪：

2013年6月22日：今天真幸福啊，终于吃到她亲手做的饭了。

6月23日：天上一天，地上一天。

6月24日：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8月28日：又要回家了，哈哈。（他应该是没有过几天新婚生活，就已经身在外面了。也许打工的地方离家不远，所以可以“常回家看看”。）

9月24日发了一张夜里吃大排档的照片，若干啤酒、一瓶老干妈、一碗白饭上面浇了点青菜，手里拿着一只真空包装的猪蹄，而地点显示是北京市。

9月28日：想你，想你，想你，好想你，亲爱的老婆！

10月17日：钱呐，需要钱呐。

11月23日：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她的身旁，用她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

2014年3月4日发了几张襁褓中的孩子的照片。

3月8日：北京，北京，我来了。

2015年1月13日：回家咯。（配图是一张北京西到孝感的火车票）

这次来北京打工是2014年3月8日的事情，虽说不是第一次来北京，这次却是孩子出生后的第一次离家。在工地辛苦劳作的那些日子里，熊壮很多次发孩子照片，这个年轻的爸爸想念他的孩子，可是不得不出来干活。“我们农村的。我家里父母都四十多岁，我也结婚了，有一个小孩还不到一岁，家里还有一个弟弟，现在上大学。就等着这些钱回家，养活父母、媳妇、孩子，一部分钱还得给我弟弟上大学用。这笔钱对我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父母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收入，主要就是务农，种地就是吃的不用买，但是家庭这开销也是有的。现在这小孩花销也大啊。弟弟上大学，学费生活费也都是我出。媳妇现在也没有工作。有了小孩，主要在家照顾小孩，照顾我的父母。所以说我们家现在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我了。”

《我的诗篇》摄制组在地下通道见到熊壮的时候，他已经和另外一百一十四个工友在地下通道睡了两天。从三月干到九月，活干完了，却拿不到钱。他们出来讨薪已经二十多天。老板已欠薪八十多天。这是朝阳门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夜里十点半。这一百一十五位受苦的人啊，冻得哆哆嗦嗦，流着鼻涕，钻在不足以给他们足够温暖的被褥中，倚着地下通道的墙壁，看着来往的人群。

“我们出来打工，为的就是挣钱。现在这活干完了，老板不给钱，我们拿不到我们的工资，回不了家，家里就是等着我们这工资钱回去……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为了要我们的钱，走了很多地方，想了很多办法，最后无处可去，就上这儿来了。”

对于在朝阳门附近上班的白领们来说，他们意味着一堆破烂的、散发潮湿臭味的被褥；意味着贫困、窘迫和漂泊；意味着底层。白领与农民工同在这个城市中却宛如平行世界，彼此不会发生什么关系。

我们很快发现熊壮是这次讨薪运动的发起者和重要领导者之一。这个90后帅哥在镜头面前说话不卑不亢，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觉得睡在地下通道里讨薪是一件丢人或辛酸的事，他理智而有尊严地接受他的命运和处境，我们问他觉得自己跟城市里的90后有什么不同时，他说：“我觉得这个没法比。个人的家庭背景不同，生活环境也不同。就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做呗。”而对于他领导的这场讨薪运动，他说得更加明白：“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这不团结的话，个人要的话，你上哪儿找，找谁都没用。随便就轰出来了。轰走还好点，没准还揍你一顿，这也不是没有的事。我们天天在一起干活已经一年了，吃住都在一起，关系熟了，现在我们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家庭。”

因为长久讨不到薪，二十多天前，他们重新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先去劳动局，又去市政府，政府都承诺解决，但是需要时间，他们露宿街头，最后转移到地下通道。这件事的结局是：在政府和劳动局的监督下，他们每一个人都拿到了工资。对此，秦晓宇评论道：“手段积极克制，态度温和坚定，不上街，不闹事，不极端，目标明确，要求合理。”这是讨薪成功的原因。像熊壮这样的头脑、个性和组织能力，加以吃苦耐劳的品质、自强自尊的灵魂，可谓“底层的珍珠”。

然而，在皮村的打工博物馆，我却获知这样一个事实。在欠薪现象非常普遍的当下，农民工拿到其应得的工资并不意味着他们赢了。事实上，在讨薪过程中，农民工本人付出的误工、上访、车旅、衣食住行成本，加上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成本和执法成本，总额将达到所欠薪水的三倍之多！从三月到九月的工资，从九月要到了一月，这四五个月本来可以用来干别的活挣更多的钱，更不用说那些风餐露宿，车旅劳顿，花钱受罪。

在地下通道中，讨薪民工们集体朗诵郑小琼《跪着的讨薪者》一首诗中的两句：

还我们血汗钱！

我们毫无惧色地跪着。

这是为纪录片《我的诗篇》拍摄的一个镜头。这些文化不高的讨薪者，立刻并且深深地理解了诗歌的含义。这首诗打动了他们。这不是一首来自云端的诗，这是植根在他们经验中的大地之诗。这是血泪之诗。这是他们悲苦无告的人生中一首长歌当哭的诗。

秦晓宇：还记得上一次读一首诗是什么时候吗？

熊壮：从学校出来以后，文字方面的就基本上没接触了。

秦晓宇：刚才你们读的这首诗，就是一个女工写的。这个女工在广东东莞那边的电子厂，做过五年的流水线工人。她每天工作十到十二个小时，工作之余还写诗，就写自己的处境，就写自己的工作，就写自己的工友，像刚才念的那个《跪着的讨薪者》，写的就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事情。你觉得刚才读的那句诗，结合你现在的处境，你有什么样的感觉？

熊壮：我感觉和我们的处境非常的相像。因为，“还我血汗钱”这句，说出了我们的心声。还有她说“毫无惧色”也是，我们是要我们的血汗钱天经地义，我是正当的劳动所得，是不是？我为什么要惧怕呢？我惧怕谁呢？

刘丽朵，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谁能与共》、散文集《还魂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