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学芳

“诗意地栖居”，有一种强烈的找寻栖居地的感觉和意境，在我看来，不止人类还包括地球上的一切有感觉的动物，都有找寻栖居地的哀愁或喜悦的感觉，所以，“诗意地栖居”是相对人类“唯利地恶意栖居”提出的一种“唯美地善意栖居”的“生存智慧”，特别是针对西方社会大量生产、无度消费的模式上购买“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在西方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物欲横流的“不断狂奔的列车上”，对人类无家可归的身体、精神和心灵如何安顿的终极思考，是一种身、心、灵全面和谐与统一的渴望和安慰。

“诗意地栖居”，是寻找回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其他各种感觉都显得微不足道。正如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杰出教授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说的那样：“如果说我们提问，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生活？那么，对此问题的回答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大难临头我们怎么办？那么大家没有别的答案，只能有一个答案而且是不谋而合的答案。这是一种“逃难的感觉”，与“诗意地栖居”的感觉不同，但二者显然有异中之同。这就是都有经验感觉，但是感觉具有程度的差异和难于持久的性质，而要使感觉持久并变成一种自得的追求，必须寻找与感觉相对应的实事。这就引导我们的思路，从那种自我感觉的满足和享受的破缺走向新的兴趣和意向的搜寻。

实事是感觉到的，是经验的组成部分，但确实是令人失望的。因为在我们现代化的大众生活中这种“诗意地栖居”是很难找到的，即使在佛教和道教栖居的场所，在那些名山大川之中的亭居仙阁，大多也都成了旅游产业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况，不是由于抵挡不住外界经济的诱惑，而是所谓对现时代发展的自觉地主动地“积极适应”。因此，“诗意地栖居”不在现实中而是在思想中存在的实事。正如近代法国著名唯理论哲学家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的推论那样：我对一切都怀疑，但只对一件事情深信不疑，那就是对我的头脑正在进行的怀疑思考本身不怀疑，怀疑思考是我大脑的机能，大脑又是我身体的组成部分，所以“我思故我在”。笛卡尔展现给我们的是思想中的实事，是客观存在的逻辑实在。“诗意地栖居”也是一种思想中的实事，是在思想中的理想存在，是对金钱万能论和技术决定论的坚决抗争，并在思想中得到解放，那种找到“家”的感觉真好。

“诗意地栖居”也是一种罗曼蒂克的浪漫主义情怀，更应当是一种现代人的生活态度和伦理境界。哲学上通常拷问：我是谁？我在哪？我与其他存在是什么关系？类推到人类而言，也有这类问题，即人是谁？人在哪？人与其他存在是什么关系？这样的思考和追问，有助于思想回顾和前行，以诗意地方式沟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为诗意地栖居寻找到自由的港湾和精神家园。

首先，栖居在地球上，与其他物种相比，人有文化，由此自得地以为人是“万物之灵”，这是一种人类中心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们改变思维参照系，站在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立场，那么人与其他物种没有高低贵贱的差异，都是生命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生态中心的思维方式。要在思想上“诗意地栖居”，需要分析人类中心论与生态中心论不是趋异而是趋同，不是区别而是兼容的思维方式。

从历史文化上看，无论中国还是西欧，都把土地视为母亲。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发现，万事万物都可以根据是否有灵魂，分为活物和死物，死物是没有灵魂之物，活物按灵魂的种类可以分成有营养灵魂的植物，有营养灵魂还有感觉灵魂的动物，有营养灵魂、有感觉灵魂和理性灵魂的人类。从这个灵魂分类说考察，植物有一个灵魂，动物有两个，人类有三个。由此可以推出人类灵魂更复杂或更高级，这含有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萌芽。但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差异性而是同一性的话，考察的重点不是分类而是根据什么分类，那么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还是人类，都是有灵魂的活物。这是一种灵魂中心论的思维方式。

如果从生命进化的角度考察，地球先有植物，然后有动物，再后来有人类，那么这在达尔文看来就是一种进化论：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多样。达尔文解释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由此逻辑，显然可以推出人类中心论。但是如果从地球物种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来考察，在食物链顶端的恐龙，曾是在白垩纪占领地球所有环境和资源的优胜物种，可在今天我们只能发现它的化石，它早已绝灭。而在食物链低端的，始终处于被其他动物食用的“尼马虫”，尽管“屡战屡败”，但是却劣而不汰，历史证明它是优胜者，至今犹在。由此推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只能适用于局部斗争态的简化描述，如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生态解释，不能解释生物群落与环境在整体生态系统层面的依存和作用。

这种生态系统的整体论解释就是协同进化论。协同进化论主张，任何物种在地球生态系统中都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为了保持系统的健康功能而配置的“工作单元”，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彼此之间既保持着协同和兼容，也保持着相互作用，推动进化和演替，人类也概莫能外，这是一种生态中心论。由此考察人类与其他动物的生存方式，我们发现：他们的共性是都要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但他们最大的区别是：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结果，既造成资源的破坏和面临耗竭，也造成环境恶化和污染，由此创造自我加速灭绝的条件，而其他非人类动物则造成了自我保护和自然整体系统保护的条件。如狼吃羊二维对策，狼把老弱病残的羊吃掉，促进羊的健康成长。反过来羊的健康，即那些跑得快的羊要求狼必须跑得更快、更健康才能在这种生态博弈中生存。所以，仅从狼与羊的二维对策，利用与改造的关系看，二者是互为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这也是一种生态智慧，值得我们人类学习和借鉴。

其次，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能发现自然规律，创造科学技术，由此能够很好地掌控人类发展的未来命运。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即没有弄清我们今天认识到哪些自然规律，还有哪些没有认识到，只懂得有知的一面，忽视或不顾无知的一面，而且我们还没有意识到人在大自然面前应当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不解决这些基本问题，“诗意地栖居”，不仅境界不高，而且就是一句空话。

众所周知，人类发展的历史，可以简要地概括为是发现和利用自然规律的历史，如今让思想回行仍然具有令人骄傲和自豪的感觉。在人类远古时期，有“结绳记事”，后来需要丈量土地、建筑房屋等就发展起来数学;在万物有灵论和宇宙有机论的启发影响下，一方面促进宇宙起源的思考，创立原子论学说并经由古希腊的留基伯、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发展到近代的道尔顿建立起化学。另一方面，关于宇宙天象变化与世间吉凶变化的关系研究，中国出现《周易》，古希腊出现占卜学，经毕达哥拉斯、欧多克所斯和阿波罗尼乌斯的天体运动模型探索，后来到近代的哥白尼和开普勒建立起天文学;古希腊阿基米德发现“浮力现象”，我国“牛拉犁”技术的发明，萌生了古代力学的产生;我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被世界公认为重大发明。人类经历了古代农业社会，近代在西欧产生了近代自然科学;经历近代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转变，认识到人与其他生命形式不同，F.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鼓舞人类利用自然力并使自然科学为人类利益服务。人类中心论成为主导人类行为的核心理念，数理化文化潜移默化地长入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主流文化。

今天那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豪言壮语，依然耳熟能详，妇孺皆知。人确实创造了“最适人居”城市，创造了汽车、飞机、轮船，创造了计算机和宇宙飞船，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是生命共同体中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科学技术再发达也改变不了人与其他生物种都具有的生物共性。无论是过去古人朝思暮想长生不老，还是今天发明克隆技术、基因重组技术和人类基因组密码破译工程，那种朝向克隆羊、克隆猴乃至克隆人的试验以及“使人类永生”的企图，都是人类自身的一厢情愿，自作多情。自然就是自然而然，应当“让自然做自然的事情”，不应当让自然只做人类想做的事情。自然不仅为人类服务，也为一切生命服务。

然而，人与其他非人类物种不同，人是经济动物，是必须依靠科技的不断创新来保持经济发展的动物，因此人类发现的自然规律，创造和发明科学技术，都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为人服务的自然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自然的产物。事实上，自然而然，本无所谓规律，但人为了更好地生活，就得控制自然，发扬自然对人类有利的一面，抑制或控制对人无益或有害的一面，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发现所谓自然规律，有助于“征服”或“统治”自然。这种所谓规律性的自然定位，等于阉割了自然，或肢解了自然，但却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学者利奥波德发现这个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地是按照生态配置的，人类却要从中榨取出经济，这样就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破坏了维持大地生命功能的生态存在。

“生物圈二号试验失败”，耗资1亿美元，得出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地球生物圈自调节机制不可替代，简称为“自然不可替代”。由此表明，我们今天在书本上学习和掌握的自然规律，仅仅是为了认识上的简化，或理解和应用上的方便由人自己抽象概括出来的，自然界万事万物所遵循的是老子的“道”而不是我们所创造出的自然规律。如果我们非要使用自然规律这个术语，那么这种规律的含义应当有两个层次：一是在人类发现和创造的意义上讲的自然规律，即自然界的机械的和物理的规律，还有部分的化学的和生物的规律。我们对自然界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低级运动形式层面上，如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运动，很难全面而正确地认识高级运动形式，对生命运动、社会运动等高级运动形式至今仍是管中窥豹，盲人摸象。至于更为高级的认识，如宇宙起源、地球起源、生命起源等问题领域还处于猜测甚至完全无知的状态，更枉谈总结和概括其规律。二是在自然界自然事物自己运行的“道”的意义上讲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就是万事万物“道法自然”的规律。“道法自然”的“道”，即老子所谓的“道”，不是我们所谓的物理、化学规律的“常道”。“道”不仅支配万事万物的起源，也支配万事万物的内在本质联系，是抽象的、一般的、终极的自然规律，是人类认识的目标和不断深化认识但终究还未认识的存在方式及其法则。在自然的大“道”面前，自然是人类的导师，人们应当确立一种“自然界最懂自然”的谦恭的学习态度。

“自然界最懂得自然”，这是美国学者B.康芒纳提出的生态学四条定律的第三条定律，以此反对无所不懂无所不能的人类“征服”论，主张自然是自然界历史积累的成就，类比道：

“假定，你打开你的手表的后盖，闭上眼睛，用铅笔去戳手表的工作机件，手表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被毁坏。但这个结果不是绝对地不可避免，也存在某种概率，如原先手表走时不准，而铅笔偶然地校正了它，然而出现这种结果的概率是非常微小的。这就产生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呢？回答是显而易见的：在手表中体现着技术工艺学称之为‘研究与开发的大量成果。这意味着，在漫长的年代里整个钟表制造者大军中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前辈那里学习，并添加进所有可能作出的改善，消除那些不能促进整体系统发挥良好功能的缺陷，从而使钟表变得更好。结果现在的钟表机械便成为从大量各种各样组成机件和结构模式中精心选择的产物。任何瞎碰改变钟表状态的尝试，很可能导致出现更坏的情况，而这些不良情况是钟表生产的演化过程试验过并已消除了的。换一个说法把我们的定律用于钟表，可以说：‘钟表匠最懂得钟表。”

康芒纳的隐喻是生动而又深刻的。在加利福尼亚深层生态学家乔治·塞欣斯看来，“自然界最懂自然”暗示：“自然不只是比我们现在想的更复杂，而且它比我们任何时候所能想到的都更加复杂。”

“自然界最懂得自然”暗示：自然界不仅是生态大舞台，也上演生态大戏剧;不仅产生生物现象和文化现象，也从本质上支配着生物种和人类的存亡;它是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最终的绝对的“领导者”，它有其绝对的支配力量。这种自然力量在大自然对人类的“报复”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大自然的“报复”形象地而且是本质地向人类提出生态警示。恩格斯指出：“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

在上个世纪末，恩格斯还告诫我们：“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恩格斯的论断在今天仍然具有指导意义。我们在被惩罚的痛苦中才开始认识到我们在自然界面前原来只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小学生，这是一种伦理自觉，“诗意地栖居”的伦理自觉。

再次，“诗意地栖居”是“作者”文明生活的追求和理想，也是“栖居者”一种美好的“人与万物为一”的生命伦理境界和信仰。“诗意地栖居”是德国19世纪浪漫派诗人荷尔德林的一首诗，后经海德格尔的哲学阐发，概括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由此成为几乎所有人的共同向往。事实上，“荷尔德林写这首诗的时候，差不多已是贫病交加而又居无定所，他只是以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意识到随着科学的发展，工业文明将使人日渐异化。而为了避免被异化，因此他呼唤人们需要寻找回家之路”。

正如海德格尔在《远景》中所描述的那样：“当人的栖居生活通向远方，在那里，在那遥远的地方，葡萄闪闪发光。那也是夏日空旷的田野，森林显现，带着幽深的形象。自然充满着时光的形象，自然栖留，而时光飞速滑行。这一切都来自完美。于是，高空的光芒照耀人类，如同树旁花朵锦绣”。海德格尔作为栖居者，描绘了大自然生动、活灵的时间和空间图景，本质上是他内心世界的唯美展现，使我们眼前一亮，产生无限的联想：那些前后相继的事物是同时并存的事物的逻辑补充。万物皆流，栖居者望着它们，还是它们望着栖居者，已经是难解难分。我国古代著名思想家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王阳明的“万物一体”;宋代大儒张载指出：“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即“视天下无一物非我”，把宇宙万物看成是和自己息息相通的、不可分离的存在。

法国著名哲学家梅洛ˉ庞蒂提出“无他者”的概念并作了分析，可以为理解我国古代思想家的上述观点提供注释。“无他者”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和信仰。“无他者”的存在，视我与他就像一个身体的组成部分，彼此关系就如同左手摸右手的感觉。他说：“当我用我左手触摸我右手时，作为客体的右手亦具有同样的主体感觉，以至于在这种触摸活动中，我不知道哪只手触摸，哪只手被触摸，我不知道何为主体何为客体，何为能体何为受体，也就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行为的互动和互构、行为的循环、回馈之可逆。同时，对于梅洛ˉ庞蒂来说，“他人和我像是一个单一的身体间性的诸器官”。实质上，“诗意地栖居”，栖居者与栖居，是互为同构、不可分割的存在，是万物成为一个有机体的存在，不仅是活生生的，而且应当是有“极性”的，即吸引—排斥的自满自足的存在，正像宇宙万物有正电荷就有负电荷那样。对于人而言，有男人就有女人。19世纪的英国著名小说家伍尔夫曾提醒女人们，要心想事成，至少得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这就如同我们中国人所讲的“女人就是家”，“家就是女人”的感觉一样。由此“诗意地栖居”要破除男人统治女人、人类统治自然界的统治模式，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事实上，女性是能生育的，在古希腊把大地称为盖娅，即大地女神的形象，隐喻能生育的地球自然本性。女性是能生育的，与男性相比，离生命最切近。生态女性主义哲学是一种“弱哲学”，不是“征服”的“强哲学”而是“和谐哲学”;生态女性主义思维是一种“无他者”的“万物为一”的“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思维。生态女性主义也倡导一种文明的信仰：“看一个人或社会是否文明，就看他或社会对生灵的态度”。这或许就是“诗意地栖居”的本来意义和倡导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