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华人地区的语言教学与教学语言

李如龙

（厦门大学中文系，福建，厦门361005）

［关键词］华人社会；华语文；教学

［摘要］华语文教育走过漫长的历史，一百年来经过艰苦的转型走上了正道，但还背着沉重的包袱：文言为上、文学为佳、文本为限、文道结合，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生活的差异，不同的华人地区也有一些特殊问题。华语文教学语言有方言、通语和双语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为了更好地为华人社会服务，发展华语文教育，宜求同存异，寻求柔性规范，取长补短，建设和谐多彩的语言生活。

华人地区的语文教育，就语言方面说，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语言教学和教学语言两个问题。所谓语言教学是教什么语言，要求学生学什么，学成什么样；所谓教学语言是用什么语言授课，要求学生用什么语言回应。由于汉语自身情况复杂，社会生活中语言的使用状况多样，不同的华人地区更有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因而已有的华人地区汉语文教育中在语言教学和教学语言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类型。这些不同的类型之间各有哪些优缺点，能否经过比较择善而荐之？对于现状和未来，这些不同的类型，各有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和前景？本文试就这些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希望引起讨论，就正于各方行家。

1.华人地区语言教学的三个历史时期

华人社会的语言教学经历过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在漫长的古代时期，语文教育一直是教的文言通语。汉语的通语形成得很早，先秦的《诗经》《楚辞》《论语》《孟子》以及“百家争鸣”中使用的“雅言”，就是早期的通语。当时的通语在书面语和口头语应有一定差异，但还不是分歧太大。从孔子的语录、孟子的辩辞、《国语》《战国策》的记实，都可以看出来。到了汉代的民间乐府和文人辞赋，就明显地分道扬镳了。唐代的口语记录有敦煌变文、一些唐诗和唐人笔记，和“古文运动”后的书面语就有很大的差异了。唐宋八大家的诗文把文言文推向了顶峰，经过他们的艺术加工，文言文用它的灿烂光辉在文坛上奠定了不可动摇的统治地位。科举取士则又把它推上了政坛。之后的一千多年，口语的变化越来越快，书面的文言文则凝固下来，逐渐僵化了。高等的“书院”里，教的是四书、五经，全是先秦典籍；在民间的蒙学馆里，南朝人所编的《千字文》以及两宋时期所编的《百家姓》《三字经》也是一色的典型的文言。这种语言教学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叶。

唐代之后，尤其是宋元以来，汉语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近代汉语。从宋元白话到明清小说，记录近代通语口语的文学作品不但数量多起来了，艺术上也达到很高水平。明清两代的数百年间，由于南方方言和北方官话拉开了很大距离，各南方方言地区的山歌、小调、戏曲、说唱也大有发展。有些大胆的文人们也把它们记录下来了，乃至用方言写作，如明代怪杰冯梦龙所整理的《山歌》，以及后来的《海上花列传》《九尾龟》《何典》是吴方言的口头文学，闽语区则有各种戏曲脚本和“歌仔册”，粤语区有“龙舟”调、“粤讴”。然而这类语言始终未能进入课堂作为传习的依据，因为它们内容上不合经传的要求，语言上不够“典雅”，尤其是那些殊方异语更被认为是俚俗、粗鄙的了。

通语才是正宗，方言只是别流；书面语高尚，口头语粗野；文言典雅，白话鄙俗。这就是历经两千年的汉语文教学的传统观念。语言教学只进行书面语的训练，口语总是在家庭和社会的环境中自生自灭地自发习得的，这就是汉语文传承的基本模式。这个传统观念和基本模式所以能延续两千年，一是靠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二是靠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三是靠浩如烟海、美不胜收的典籍。

从清末到民初的30年间的汉语文教育是一个动荡的、变革的过渡时期。造成这次动荡和变革，有语言文字应用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政治和文化的原因。

从历史上说，这个时期是近代史时期，从语言上说，汉语已由近代汉语演变为现代汉语了。早期白话到了19世纪中下叶又和实际口语有了距离。随着近代城市的形成，白话小说逐渐在民间普及，得到平民百姓的欢迎，士大夫中也有主张采用口语入诗入文（如清代诗人黄遵宪）。民间通行的文字自有更多的现代口语。文言文则如同欧洲的拉丁文成了僵硬的无法表现现代生活的形式。

通语的演变拉大了和方言（尤其是东南方言）的距离，也促使了方言的觉醒。清代中叶之后，陆续出现了许多用反切原理按方言声韵调归类的方言韵书，如河北的《五方元音》、福州的《戚林八音》、泉州的《汇音妙悟》、漳州的《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拼音字谱》、徽州的《乡音字汇》、武昌的《字音汇集》等等，这些方言韵书在民间广为传习，供本地人因音查字，有的也用它作为识字课本和编写地方戏文合辙押韵的依据。这是下层文人们运用音韵学知识为本地人服务的创举。辛亥革命后鲁迅在教育部当部员时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意见书，主张“当立国民文术研究会，以理各地歌谣、俚谚、传说、童话等，详其意谊，辨其特性，又发挥而光大之，并以辅翼教育。”（顾颉刚等，1999：1）

西方殖民主义者敲开中国大门之后，传教士们从东南沿海登陆后，用拼音文字调查和拼写东南方言，编辑方言词典，出版各种传教读物。据游汝杰收集和统计，单是圣经方言译本就有609种，其中吴语162种，闽语247种，客话52种，粤语150种。方言词典则有111种，其中吴语25种，闽语33种，客话10种，粤语43种（游汝杰，2002：16）。教会罗马字读物和方言词典对于中国人的方言觉醒是发挥过作用的。清末切音字运动的先驱者卢戆章、蔡锡勇，力捷三、王炳耀等就是东南沿海闽粤方言区人氏，习得罗马字后创制了罗马字注音方案，并提倡用罗马字拼音学习汉字乃至代替汉字。在厦门，直到50年代还有一些用几天工夫学会方言罗马字拼音的老太婆拼写厦门话和海外亲人通信。

然而方音韵书和方言读物以及罗马字方言拼音，都没能把方言扶植起来同通语抗衡。因为现代汉语的通语是在占人口80%以上的官话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它的分布地域和使用人口都占着绝对优势。而且近代社会正是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交通逐渐发达，各方言区的人的交往日趋频繁的时代，通语不但在扩大着它的通行地盘，也在影响着各地方言。和世界各国情况一样，民族语言的统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是同步进行的。再加上民国二年（1918）公布了注音符号，既可用来为通语注音，也可用来注方音。殖民主义者进入中国，给人民带来的屈辱的记忆，用惯了方块汉字的人也难以适应西方的拼音方法。因此，后来就很少人再编地方韵书了，方言罗马字拼音也很少有人提倡了。

在方言韵书、切音字运动和罗马字拼音衰歇之后，开始了中国现代语言教学的改革。于是，汉语文教学进入了第三个历史时期。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响了民主革命的头一炮。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废除科举的基础上，为了反对封建迷信，提倡民主和科学，一批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经过了近二十年的较量，白话终于登上了大雅之堂，取得新的正统地位。于是新学堂代替了旧书塾，汉语文教育也逐渐跳出了教学文言文的窠臼，用注音符号代替了反切，用国音代替方音，课堂名称则由“小学”“蒙学”改称“国文、国语”和“语文”。

二三十年代之后的半个世纪中，现代汉语文教育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框架和操作方法。虽然几经试验和反复，改革还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经过反复的实践，若干基本原则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同。这些基本原则是：

第一，以现代汉民族共同语为教学主体，其规范的依据是：语音以北京音为标准，但必须排除未在北方地区普遍通行的北京土音；词汇系统以在多数地区官话方言通行的词汇为基础，从其他方言吸收的在口语和书面语中已经相当通行的也应该认可；语法系统则以现代白话中普遍用例为标准。

第二，文言文和方言书面语不再做为教学的主体和教学要求，但现代汉语中留存的文言成分和吸收的方言成分、外来语成分，教学中可以适当兼顾。

第三，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差别较大，现代汉语的教学应该两方面并重，以训练学生听、说、读、写的四种能力。由于口语能力在学前语言习得和社会交际生活中得到某些训练（尤其是官话区学生），因此在语文教学中适当向读写训练倾斜是必要的，但在南方方言地区，则必须充分重视口语训练。

第四，在教学方法方面，编选有了定评的范文指导学生精读，辅以数量更多的阅读课文，精讲多练，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自学互学。布置和实行多样的作文练习。经过课堂教学和课外指导，引导学生建立良好的语言习惯，在言语活动中学习语言，提高言语表达能力。用叶圣陶的话说：“务必启发学生的能动性，引导他们尽可能自己去探索。”“教都是为了达到用不着教”。（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0：152）

2.华人地区语言教学存在的问题和差异

从旧时代的书塾到现代学堂，从教文言到教现代白话，这是一个大跨度的变革。数十年间，这场变革也是曲折复杂的，有时也有反复。在不同的华人社会里，由于历史和现状的差异，政府所制定的语言政策不同，语文教育的改革也有许多差异。就普遍存在的问题说，应该提出来的有以下各点：

第一，文言为佳，源远流长。文言较之白话历史长、势力大。从教文言到教现代白话，虽然现在主体是转过来了，但在香港台湾，文言文的课文还是偏多，在学界，不恰当的强调文言文教学的情况还常常要回潮、喧闹一番。为了认清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重温一下蔡元培先生在出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时的说法是很有必要的。他说：“国文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白话和文言的竞争。我想将来白话派一定占优胜的。白话是用今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直接的。文言是用古人的话来传达今人的意思，是间接的。间接传达，写的人和读的人都要费一番翻译的功夫，这是何苦来？”（转引自周有光，1992：337）后来的叶圣陶、吕叔湘先生都反对语文课教很多文言文，理由是要达到能阅读一般文言的程度耗时太多，效果不大。至于“说不学文言就写不好白话文”，吕叔湘明白指出“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很多受过长期文言训练的人改写白话，就是写不好。而现代有许多作者并没有受过多少文言训练，写白话挺漂亮。”（吕叔湘，1983）为什么这些名家的真知灼见，久久未能被采纳呢？这显然是文言压迫白话的余威。

第二，文学为主，难以扭转。从教经学转变为教文学，编选为教材的多是前代人写的已有定评的美文，这种情况至今还普遍存在，虽有大家几经呼吁，有些时候新编教材也略有改变，编入了一些应用文和时文，终究还没有大的变化。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是广阔无边的，把文学欣赏以外的语文训练都推给课外生活，确实是很不合理的。旧文人会作诗填词却写不来便条、立不了字据；后来的学生分析小说头头是道，却写不了调查和实验报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叶圣陶先生早在1949年草拟《中学语文科课程标准》时就指出：“中学语文教材不宜偏重文艺，……偏重了文艺，忽略了非文艺的各类文字，学生就减少了生活上的若干受用，这是语文教学的缺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0：20）他还说过：“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大，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0：60）如今社会生活比起五十年前复杂多了，语文的运用也更加广泛，日常应对之外，还要掌握层出不穷的科技新术语、学会人机对话，要具备严密的科学思维、提高逻辑思辩能力，要和无数的外地人、外族人、外国人交往……光是学一点文学作品的语言怎能够用呢？

第三，文本为限，天经地义。中小学课文教学中还普遍存在这种重书面读写、轻口头听说的现象。在教学文言的古代，除了背书吟诗，学生是不开口，全靠“目治”的。民国以后提出口语训练，但从教学计划、要求到教材、教法，一直没有很好地落实。张志公说过：“语文教学要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这一点在道理上大概不会有多少人反对。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往往是重读写而轻听说。听话说话的训练与阅读写作的训练比较起来，不仅份量少得多，而且没有明确的目标，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严格的要求，处于一种放任自流、听其自然的状态。”（张志公，1979）徐世荣说：“尽管咱们的语文教学大纲规定的很合理，要求‘听、说、读、写’兼顾，可是‘重文成风’，多不照大纲执行，偏向已趋于‘习非成是’了。”（徐世荣，1986：4）

口语训练所以得不到落实，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1）古典传统（文言文教育）影响至深，加上汉字不表音，中国人的读写习惯于“目治”。（2）学生的口语表达有幼小时期的语言习得打底，又有后来社会交际实践积累，在官话地区和普通话推广较好的地区不至于砸锅。（3）口语的应用不但宽阔无边，而且变化无穷，教学训练若要求不高，不如在实践中习得，若要求很高，则教材难编、教法难行。要避免“高不成，低不就”，就要经过认真的试验，制定出一套“听、说、读、写”都能兼顾，而且比例合理、相互呼应、易于操作的教学方案。（4）书面语教材可采自现成本本，口头语就难了，旧时没有声像读物，语文教材从文本选取也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了。

第四，文道为本，长盛不衰。中国古代的语文教育先是为读经而启蒙，而后为通经而治“小学”，写诗作文要求“文以载道”，教材则是原原本本的儒家经典。总之，语文教育只是经学、道学的基础工作，总处于附属地位。这种传统影响至深，到了后来又有“代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训练方法，现代又有“政治挂帅”“思想第一”“文化至上”的新理论改头换面，为“文道为本”的传统张目。至今鄙薄“工具论”的说法还很有市场。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表现形式，语文教学应注意教材内容的教育功能，真正掌握一种语文也就必然受到该民族文化的精神陶冶。但语文教育的主要任务是语文工具的教习，道统的传承则是百科教育和社会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共同任务，不能由语文课来包打天下，这是明摆着的道理。叶圣陶对此早有精辟的说法：“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的问题……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理，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育特有的任务，就很有可议之处了。道德必须求其能够见诸践履，意识必须求其能够化为行动。要达到这样地步，仅仅读一些书籍与文篇是不够的。必须有关各种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唯一学科。所以，国文教学，选材能够不忽略教育意义，也就足够了，把精神训练的一切都担在自己肩膀上，实在是不必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1980：57）

除了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之外，各地还有一些差异。

在新加坡，据1990年统计，华人仍占总人口的77.7%，其中十岁以上的人口通华语的则有79.2%。（云维利，1997：304、306）但是1965年新加坡独立之后制定的语言政策以英语、华语、马来语和印度语为并列的官方语言。1979年在华人之中则是提倡和推广华语。实际上，英语是政治行政和法律语言，也是商业和国际贸易用语和科技用语，乃至各类学校的教育用语。于是英语的地位日渐升高，华人之间虽然各方言萎缩了，华语普及了，但是年轻一代华人的华语水平却日渐降低。“英语的社会地位节节上升，有完全取代母语之势。这演变的结果，使新加坡的语言问题简化了，但是，顺着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则母语难免有一天会消失。……新加坡年轻一代……华语固然不好，英语也不见得高明，又不习惯说方言，所以这些‘新人类’正面对一个语言‘危机’，没有一种说得好。崇尚英语和西方文化，使新加坡变成一个不是以本族语言文化为基础的社会。”（云惟利，1997：318-319）在华语学校里虽然也推行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便于使用中国大陆的读物和文字交往，但是新加坡的华语教育已经不是母语教育，而是逐渐变成第二语言教育了。那里的中文程度只会逐渐降低，民族文化的传统也成为无毛之皮，久经裸露，前途堪忧。

在香港地区，华人以外人口极少，华人之间粤语是通语，既可在市井的平民百姓中通行无阻，还能用来诵读文言或白话书面语，实现政治、文化各种领域的交际，作为母语，在汉语诸方言中，最具强势之劲。虽然官方文书也沿续殖民地以来的习惯，以英语为准，学校教育中也有不少课程以英语为教学语言，但是汉语的白话书面语和粤语口语还是语文教育的主体，也是社会上通行的语文，这就是港澳地区特有的“两文三语”。那里语文教学主要问题是书面语（港式中文）中容纳了更多的文言成分和方言成分，和内地造成了表达上的差异，更重要是书面语和口语完全脱节，学生最熟悉的母语、思维语言和日常交际以及学校里的口语训练全是粤语，书面语训练的内容则主要是以普通话为基础的现代白话，又由于粤语和普通话差异大，听说想和读写之间免不了频繁的语码交换，也少不了相互间的干扰和影响。结果是书面语和口头语两败俱伤，中文程度提不高，和其他华人地区的同胞也难以交际。长期以来，学生语文程度不高的抱怨不绝于耳。改革开放和97回归以来，由于与内地交往多了，教育界有识之士也努力推动普通话教学，特区政府则在中小学开设普通话必修课，相信学生中书面语和口头语双轨隔离的状态将会逐渐被克服。目前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上的毫不讲究规范的文言、白话、方言乃至夹用英文的混杂俗文体还在报章泛滥，中央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普通话节目还没有让广大市民收听、收视。这两样社会生活中的异常现象对各类学校的语文教育形成了严重的干扰和压力，这是亟待解决也并不难解决的问题。

在台湾地区，1945年光复以来的语文教育和大陆（尤其是福建省）是同步发展的。教文言文改成教白话文，在保持方言通行的同时大力推行国语。在推行国语的过程中虽有些过火的做法，只是一个短暂的时期，带来了今天的国语大普及。其实，闽南话在台湾的保持也不比闽粤地区差，总的说来还是功大于过。平心而论，今日台湾大中学生语文程度还在福建之上，比之香港、新加坡就要好多了。十多年来，台湾当局在普及教育中实施乡土语言教学，从保存地域文化的需要出发，让方言多一点存活空间，这是无可非议的，对于保存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有好处的。然而当权者多年来从明显的政治观念出发，先是在2002年初把闽南话认定为“第二官方语言”，后来把客家话、山地话也包括在内，甚至预告英语亦应在未来数年内列入官方语文。到了2003年二月份，改组后的“国语推行委员会”通过了“语言平等法”（9月又改为“国家语言发展法”）把国语和闽、客方言及原住民的13种语言都并列为“国家语言”，接着还把1973年以来实行了30年的“国语推行办法”也明令废止了。至此，一百年来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内的几代人努力推动的国语运动，虽然在全民族范围内促进了新文化、新文学的发展，为广泛而复杂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良好的服务，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最佳的动员，竟然在台湾成了非法的行为。试问，今日之台湾社会从“总统府”、立法会到“捷运”的车厢，从高等学府到城乡商场，从广播电视到各种报章，可以有一天一时一刻停止使用国语和现代白话文吗？取消国语的历史形成的既有地位，岂非白日做梦？除了暴露其“台独”野心，还能说明什么？事过不久，高校统考时有人用闽南话命题，结果引起了客家人的严重不满，更加深了族群间的对立，这就是否定通语的作用的恶果。至于方言母语的教学，虽在学校推行多年，由于历来用字不统一，注音历经变化，师资未经训练，少年儿童学后在社会上没有使用机会，事实上并无明显效果，至今还停留在采用什么方案拼写闽南话，以及选用哪些方言俗字上争论不休。据2004年月台北市教育局的语言教育调查，4千多小学生的家长们最满意的还是“国语”，最不满意的是乡土语言。①台湾《联合报》2004年6月18日。

3.华人地区语文课的教学语言及其评价

历来语文课的教学语言大抵不外有三种类型。

在官话基础上形成的通语普及之前的读经年代，蒙学馆塾教文言文只能用本地方言去读，这是用方言作教学语言的类型。当时的字书是官方颁布的韵书，（唐韵、广韵、平水韵等）各地方言用韵书上的反切折合为本地音读出来，这就是方言的文读音。有些方言让文读音和口语音的白读音并存，如闽方言，就有许多文白异读；有的方言口语里的白读音被文读音同化了，如粤方言就很少有文白异读。在粤语区，长期是用方言的文读音读古书的，珠江三角洲直到最近三五十年才改用普通话读书。而在香港，依然保留着用粤语读书（包括读文言文和白话文）的旧制。这种教学语言的模式是读起来方便，不必另起炉灶去“正音”。但也有很大弊病。这样学的语文哪怕读写都过了关，也是完全不能听、说普通话。此其一。如果通语和方言之间字义不同，词汇（用字）不同，则只能靠大量的背诵慢慢去捉摸通语的词义。此其二。更大的弊病是完全切断了语言习得和语言教学的关系，学生从方言入手掌握的词汇语法知识和读书识字所接触的词汇语法不但无法转换，有时还会造成混乱。例如在粤语区，学了普通话的“洗澡、搭档、外面、里面”不知道就是方言里的“冲凉、拍挡、出便、入便”；学了“班房、得意、糖水、地下”如果按方言词义理解为“教室、有趣、甜汤、一楼”就会造成误解。可见，避开了学习正音的难点却又增加理解词义的困难。因为所教的书面语是按普通话词汇和语法规则写下来的。若是在官话方言地区，方言词汇、语法和书面的通语的差异不大，那就不学正音的优点多而妨碍意义的理解的缺点少了。如今的官话地区，还有不少老师是按本地音或不甚标准的普通话读音教语文的，先过识字、阅读和写作关，离开家乡到外地时，再按对应规律把方音改为标准音，并不太难办到。

在普通话普及之后，语文课的教学语言一般都使用普通话，这是目前大多数华人地区的普遍做法，也是中国国家语委、教育部反复强调的措施。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很多。第一，把识字、读书和学普通话结合起来，同步进行，一步到位，有一举数得之利。第二，把书面语训练和口语训练联系起来，相互促进，可补充口语训练的不足，也有利于写作中改进脱离口语的文风。第三，由于普通话口语过关，有利于在社会生活中听广播、看电视、欣赏各种曲艺，也有利于提高阅读能力。人的一生，从学校语文课学来的只是很短暂很少量的基础知识和初步能力，更多的是在社会生活中检验、扩充和不断提高的。第四，目前的语文老师中普通话水平和语言修养高、语音标准、词汇丰富、语法规范、表达严密而优美的还只是少数，学生只有早日投入社会生活，在听说读写的实践过程中去向更高明的作者和读者学习，才能克服乡音，防止方言词汇、语法的干扰以及低水平的语文老师的局限，不断锻炼和提高自己的语言能力。第五，这种模式还有利于更大范围内普通话的普及和不断提高。然而这种模式也有缺陷，也就是它不利于方言的存活，也依然不能把从方言母语习得的词汇、语法和语言表达的各种知识和能力调动起来，为通语的学习所用。许多方言区由于推行这种教学模式，青少年一代已经把方言淡忘了。不但不能联系和应用方言母语习得的语言知识，甚至难于和父辈和祖辈用方言沟通。尤其是那些通行面不广、使用人口不多、在社会生活中又处于弱势的方言，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冲击之下，正在加速地萎缩。有些方言已经显现出消亡的势头。这对于保存方言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来说，成了一种不利的因素。

汉语教学语言的第三种类型是通语和方言双语教学的模式。这种模式见于闽南方言区，出现的时期大约是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数十年间。具体做法是识字学生词时用注音字母教国音，同时用方言解释字义和词义。例如“天”，国音ㄊ丨ㄢ，本地文读音相同，白读音［thi］。“天河”国音ㄊ丨ㄢㄏㄜ，本地话：河溪［o kue］。“天井”国音ㄊ丨ㄢㄐㄧㄥ，本地话：深井［tshim tsi］，“天庭”ㄊㄧㄢㄊㄧㄥ，本地话“天平”［thian ping］。教到整句的课文时，也是先用国音读一遍，再翻译成本地话说一遍。例如“光天化日”就是“长透白日的时竣”，“霎时间昏天黑地”就是“一时乌天暗地”。这种双语教学使学生既会用国语读书识字，又能调动方言母语习得的词语去理解字义和词义。学生既能快速地掌握国语，也不会忘却方言。久而久之，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一般学生都能兼通国语和方言，和外地人用普通话交流，和本地人则说熟悉的方言。从更深的层面上分析，这种教学模式还有利于保持方言及地域文化，也有利于开发儿童的智商。经过这种双语教育的孩子，自然不会淡忘方言，地域方言和地域文化便得以世代相传。而掌握了双语的新一代也具有更强的语言对比分析的能力从而培养更高的智熵。“Ben-zeev（1997）曾提出证据说明下列双语人的优点：（1）双语人对语言与社会的讯息线索较为敏感，（2）双语人比单语人较能深入的分析语言，（3）双语人比单语人较能觉知不同语言具有内部一致性的系统在运作以及（4）双语人比单语人有较佳简化语言结构的能力。”（郑昭明，2004：167）可见借用方言的解释来学习通语，在方言尚未大量流失的地区还是一种值得肯定和鼓励的双语教学模式。

4.华人地区语文教育的前景和我们的任务

华人主要分布在太平洋西岸的十几个国家和地区，总人口十三亿多，占着全球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华夏文化的传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作为它的载体的汉语和华文也在扩展之中。在联合国，汉语是主要法定语言之一。近二十年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习热潮正在许多国家掀起。华人社会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加强合作，都在千方百计地改善华语华文的教学。华人地区语文教学有着良好的发挥前景，这是毋庸置疑的。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港澳地区先后回归祖国以来，台湾地区、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商务往来越来越频繁。四地的学者关于华语华文的教学逐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也陆续开展了各种形式的调查，讨论和研究。为了更好地推动华语文教学的发展，各方面的学者很有必要坐下来，好好商议一番：华语文教学的最佳走向是什么，大家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力，使它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这里试谈谈几点个人的想法。

第一、求同存异，寻求一个宽容的柔性的规范。

汉语的历史悠久，分布地域辽阔，使用人口众多，久已形成了许多歧异的方言。但是由于长期的中央集权统治，通语虽经多次变动，在许多不同的历史时代还是颇具有权威性的，这就是历来汉语文教育都以通语的传授为本的原因。纵观世界各民族的语言，在现代民族语言形成之后，经过许多文学家和语言家的努力，也都为通语制定了统一的规范。有了一定的规范，语文教学才能有明确的目标和判定正误、优劣的标准。汉语文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视制定规范的，从秦始皇的书同文，汉代的《说文》《尔雅》到唐宋以来的韵书，清代的《康熙字典》《文字蒙求》，民国以来的《国语辞典》《现代汉语词典》，以及诸多的语法书，都在努力地为汉语文制定通语的规范。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大陆和港澳、台湾地区及新马诸国的华人社区虽然都在使用和教学现代汉语文，并且也有许多共同点，大抵并不妨碍相互的了解，但是从读音、用字到词汇、语法也存在着不少差异。这些差异在最近二十年的交往之中充分展现出来了，彼此之间也都有较为深入的了解，经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的磨合，有些差异还正在逐渐接近起来。时至今日，我们很有必要，也有可能坐下来共同商议，寻求一个宽容的柔性的规范。

为什么这个规范应该是宽容的，带有柔性的呢？因为四地华人社区已经有了长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分离，形成了各自的社会生活特点，这些特点在自己内部又是长期整合过的，已经形成小范围的统一。如今只能求同存异，相互宽容地包含，不宜用一处的标准去规范别处，也不宜按人数比例或用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制定统一的标准。所谓柔性就是制定标准时有宽有严，有必选项和备选项，而不实行“一刀齐”。

相对而言，语音标准方面可以严些，声韵调的类别和正音的标准应该是统一的，个别字音的异读能统则统，如“说服”的说，大陆读shuō，台湾读shuì，连词“和”大陆读hé，台湾读hàn，前者可以取shuì，后者可以取hé。轻声、儿化在港、澳、台、新、马都是难点，因为有时可以别义，作为标准音是不能取消的，但可考虑缩小范围，分为必读轻声、儿化和可读可不读的两类，有个选项。不必字字都规定得十分严密。

词汇、语法方面则更可以放宽，在各个地区，语法上本来就都有一些同义句型。已经有一批四地学者联合起来，倡议编辑《世界华语通用词典》，把各个华人地区已经普遍通行的特有词（或称地区词、社区词，但不是方言词）都收录在内。在现代社会里，词汇的变化是很快的，收录这类词汇自然也得有一定的原则，例如只收经久不衰的，在某一地区已经普遍通行的、也已有所闻的、意义明确而不造成含混的。例如不少港台、新马先用的词语已为大陆人所接纳：作秀、诉求、低迷、峰会、双赢、情结、瘦身、一族、狗仔队、共识等，自可收录。有些会造成歧义的则应慎重对待，例如香港通行的班房（教室）、转堂（课间）、上堂（上课），“人人也（都）喜欢长寿”。有些同义异形词不妨让其并存并用，如华文、中文，汉语、华语、国语，中乐、华乐、国乐、民乐，自行车、脚踏车、单车、脚车，快熟面、即食面、速食面、方便面，货柜、集装箱等。

第二、多加接触，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改进教学。

如上文所述，各地华语文教育已经积累了不少共识和共同做法，就是不同的地区的不同特点也是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其中也有可取的经验。新加坡是1979年开始推广华语的，由于力度大，方法好，几年时间华语就取代了早期的“福建话”（闽南话）和后来的广府话而成为华人间的通语。接着，在推行汉语拼音和简化字上也有许多好经验。台湾五十年代的乡土文学创作，在吸收方言词语和句型上有不少成功的做法，《新编国语辞典》反复修订、扩收词条也很值得称道，客家地区组织山歌活动以保存地方文化也有很成功的经验。香港在为方言词造字和选用适当汉字及粤音译写英语词上达到很高的水平（乜野、点解，佢哋，窝打老道），在中小学中用粤方言训练聆听和口头表达，以及组织各种夏令营、篝火晚会等课外活动并与语言训练相结合等方面也有不少好经验。大陆方面黑龙江的“注音识字，提前读写”，闽南地区的双语教学以及近些年来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辩论比赛，作文比赛等也有许多成功之处。此外网上的“汉语桥”活动正在运用现代化手段在东亚汉字文化圈里为促进统一规范和华文教育的发展而贡献力量。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中国大陆、台湾以及使用汉字的日本、韩国的专家们都在探讨制定用于信息处理和交换的汉字字符集标准，有些专家已经在共同研究国际的汉字字符集标准上取得了初步进展。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些接触、交流和研究，使之取得更大效果，今后宜分成若干小专题，有人领头把相关专家请来进行合作研究，有了初步成果之后，及时举办研讨会，有时也可以联手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和比较研究，协同进行教学改革试验。只要是热衷学术，忠于华语文教育的专家就一定有许多共同的语言，经过反复的努力，一定可以推动华语文教育的发展。

第三、求真务实，担起历史责任，谋求和谐多采的语言生活。

语言应用是再平凡不过的事了，语言教育看虽简单，实则复杂非常，其效果则是牵涉到几代人的成长和整个社会事业的发展。语文教育工作者的肩上永远担负着承前启后、服务社会的历史重任。汉语文的教学传承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全球化、现代化的今天，它还能得到健康发展，推动华人社会走上时代的前列吗？汉语文的前途是和谐、统一起来，丰富多彩起来，运用得更加科学便捷，还是混乱、分裂下去，萎缩、消亡下去，成为现代化运用的障碍？这就要靠学者们和教师们的努力了。

我们追求的目标应该是：使华语文更加普遍化和规范化，既便于各地华人的学习和运用，也便于外族、外国人的学习和运用；在语文应用上更加科学化和艺术化，既有利于现代科技应用和国际接触，也有利于保存和表现多元多彩的文化艺术。

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华语文教学的改革是任重而道远的，在这个长途跋涉的过程中，要用求真务实的精神去做好每一件具体工作：继续探索汉语文自身演变规律，调查研究它的教学和应用的现状，预测它的发展前景；在不同地区为不同的教学对象编写多样合用的教材和工具书，经过试验不断修订；考察学生的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的不同规律，探讨把二者衔接起来的科学方法；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原理试验和改进教学方法，尤其是现代化的多媒体和网络教学的设计；运用社会学、文化学和社会语言学的原理研究语言计划、语言政策，探讨学校语文教学和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相互联系，设计三位一体的大语文教育方案。

要完成这样庞大的艰巨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历史责任感，求真务实的精神，还应该有宽广的、纯净的心胸，能团结不同意见的人，能突破狭隘的政治观念，能尊重客观事实，顺应大多数人民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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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匡小荣】

The Chinese Teaching and the Language for Teaching in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Li Rulo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China）

Key words: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Chinese；teaching

Abstract: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history and finally makes the present achievements after experiencing the sustaining growth of more than a century.However some issues have still been debated in different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due to the different history, culture and living style.For example, should the classical Chinese be taught first? Is it better to teach the Chinese literature? Should Chinese teaching be restrained by the texts? Should Literature and “Tao”（道）（the rules of the society ) be combined together? The three models in Chinest teaching, dialect teaching, general language teaching, and bilingual teaching, have their ow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Therefore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develop overseas Chinese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eek the common ground and maintain the minor differences among the different teaching models, formulate flexible polices, and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hus make a harmonious and varied language world.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8174（2016）02-0029-09

［收稿日期］2015-09-18

［作者简介］李如龙，（1936-），男，福建南安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方言学、音韵学、应用语言学等。电子邮箱：lirulongchina@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