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江山

(广西民族大学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6)



现当代文学的超循环之路

周江山

(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摘要：长期以来，现当代文学的文本的表现对象主要是人、人与人、人与社会，研究对象还局限在文学本身的批评上。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当代文学急需寻找新的突破。随着人与自然关系的逐步复杂化和密切化，生态平衡和和谐成为人类活动的重要标准。生态文学的出现开拓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道路，从文学思潮上、文本内容上以及文学批评三个反面促使现当代文学走上超循环之路，向着和谐平衡发展。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超循环；生态文学

现当代文学也是一个事物，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事物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发展的方向是向上的，但不是一帆风顺、一直向前的，而是曲折往复向上。恩格斯说：“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1]艾格在此基础上创立了超循环论。该理论认为，事物都存在一个个系统中，每个系统各自循环，各个循环之间的耦合形成一种重叠的循环，就是超循环。袁鼎生教授认为系统内部的各部分以及整体，产生周期性变化与螺旋式上升，这个过程叫做超循环。袁教授对超循环进行了发展，指出了超循环的几个要素：环态结构、周期变化、圈进旋升。现当代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是一个宏大的概念，它的发展变化过程也符合超循环规律，它不仅和它以外的其它事物和概念产生耦合循环过程，它自身的发展更是一个典型的超循环过程。这里谈到的现当代文学的超循环之路指的是现当代文学内部的超循环。现当代文学分为三部分：文学思潮、文本内容和文学批评。每一部分都是一个系统，它们跟着时间的脚步向前发展，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每一个系统的发展的路径都是螺旋式向上发展。这三个系统并不是简单地各自螺旋式上升，而是三个系统耦合在一起，每一个系统的发展都会影响其他两个系统的发展，这就是现当代文学的超循环生态化发展，三个系统在动态中保持和谐和平衡，三个耦合在一起的螺旋式上升形成一个超循环即现当代文学这门学科的螺旋式上升。超循环生态化的核心是全面和和谐。现当代文学的突破口是生态文学的出现。

一、作为突破口的生态文学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文本内容在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的文本，第二阶段是“人与自然”的文本，即生态文本。“人”的文本可以简要概括为人与人的文本，人与社会的文本，是人类内部的叙事。这是我们司空见惯的文本。针对这类文本我们常用的批评有两种，一是内容批评，分析文本背后所承载的政治意图和道德说教，或弘扬或贬低，这是我们比较传统的批评方法；另一种是形式批评，抛开一切外在因素，单纯分析文本的形式问题，这是由西方引进而来的批评方法，比如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等。对于内容与形式的批评似乎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符合逻辑的批评范式，文学批评系统自我的一个平衡状态，也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状态。生态文本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以“人”文本的文学叙事与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推向新的高度。

人与自然密切相关，关于自然界或者是生态的作品在古代就有了。自然界教会了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大道，我们熟悉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古代生产力落后，从先秦到明清，改造自然的能力并没有出现质的提高，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的依赖，他们所遵守的生态思想也是先秦的“天人合一”，文学作品主要是关于抒发个人感情，表达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原因在于古代的人们不能大规模地改造自然，只能进行小规模的耕种、修筑水利设施的活动，按照生态角度看这是古代人民对大自然的“依生”；到了近现代，特别是中国在牺牲环境和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快速发展之后，环境问题开始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如“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3亿农民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到10年前的两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沙化土地面积接近国土面积的1/5，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2]。到了当代，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对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敏感的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展现人类对自然的迫害，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强调人与自然共同发展、共同延续的“天人合一”，才真正发挥作用并影响着人们。人们开始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个过程是人与自然“竟生”之后，人追求与自然的“共生”和“荣生”。现实存在的生态境况，古代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再加上外国相关理论的引导，生态作为文学的文本内容逐步进入现当代文学的范畴。当然，这也有一个很长的发展过程。生态文学作品的从无到有的产生，一方面加强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深化了他们对于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另一方面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始讲究生态，比如说社会发展要讲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都要和谐发展。

生态文学为现当代文学带来的颠覆性的影响，不仅开拓了关于人类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内部各种层面的问题的书写，更将使现当代文学的书写范围扩大到整个自然界。生态文学的出现直接导致文学思潮、文本内容和文学批评发生根本上的改变，这种改变在这三方面的耦合发展中共同促进了现当代文学朝着和谐和平衡的生态化方向发展。

二、文学思潮

文学思潮内部形成一个环形。新文学诞生时期的文学思潮在新旧文化交替和东西文化碰撞中产生，胡适对古代文学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提出“历史的文学观念”，新时代应该有新文学；周作人在“新文学”的基础上提出“人的文学”，遂成为统领新文学开端的思想潮流。20世纪20、30年代，“人的文学”写作最具代表性的是鲁迅，他的重要小说，诸如《狂人日记》《药》《孔乙己》《阿Q正传》《祝福》等等，都是写特定社会环境下人的种种表现，展示人的落后与觉醒，人的尊严和价值，尽管每个时代对于作品精神内涵的分析不同，但它们始终属于“人的文学”。

1927年以后，革命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新文学阵营也发生分化，一些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作家开始参与中共领导的阶级斗争，并以笔为武器，开始书写无产阶级文学(普罗文学或者左翼文学)。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是左翼文学的经典之作。整个30年代，围绕着“左联”产生了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和作品，比如丁玲《水》、叶紫《丰收》、张天翼《华威先生》、萧红《生死场》、肖军《八月的乡村》等等。毛泽东的“讲话”使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成为工农兵文学。

从20年代“人的文学”到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其实是“人”的文学的窄化，从人的整体到部分。这是文学思潮生态化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是向上，而是向下。文学中的“人”窄化的极端是“文革”期间“人”的消亡。20世纪50年代，新政权为了巩固和发展自我，加强对文艺界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形成这一时期文学为政权服务，为政党服务的鲜明特点。当时的写作分为两类：一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3]的作品，使读者通过作品阅读了解中共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斗争业绩，代表作品有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等等；二是反映国家方针政策的作品，实际上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比如讲农民如何抛弃私有观念，走上土地集体化道路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准)就是一个代表。“文革”中，这种窄化发展到了极致。整个文学界的文学创作是围绕领导集团来的，体现政党意志逐渐变为体现领袖团体的意志，出现了各种“创作组”，样板戏是一个极致。这种文艺潮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结束。

文化大革命对人性的压制，一旦结束，对于人自身的肯定、表现，政治对人的迫害的作品又喷涌而出，可以算作新的“人的文学”。从新文学开始到80年代，文学从“人的文学”到无产阶级文学，再到政党文学，接着到政治集团文学，最后又回到“人”的文学，目前这个思潮正在发展中。但又不是简单的回归，这个加深了作家对“人”的认识。很明显，这是现当代文学思潮内的一次螺旋式上升，这是现当代文学思潮领域的一个生态表现。这只是一个幅度比较小的环形上升过程，暂时达到平衡状态，现当代文学的发展需要新的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盲目的高速经济增长追求已带来显著的环境问题，“人与自然”思潮，即生态思潮的出现形成了一个新的现当代文学发展突破点，关于这一思潮的文学作品也不断涌出。

三、文本内容

生态文学将文本内容从“人”夸大到自然界。文学的生态内容开始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21世纪大概分为两个阶段。整个80年代是第一阶段，特点是无意识地表现或者隐含着生态观念。在理论上，还是围绕着人来讨论自然，谈论的也是人应该如何更好地改造自然，价值尺度也是以人为本体。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渐严重，再加上一些社会原因，使作家们有机会与大自然长期接触，这些已经在作家心理形成强烈的暗示，这些暗示会影响作家的创作，进而无意地展示在作品当中。生态问题并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他们在意的始终是人类的眼前利益。80年代的生态文学作品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他们的作者大多是被迫离开城市到偏僻之处，使他们有机会去接触大自然；人与自然成为他们作品重要的题材。这些作品主要有史铁生的《我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张抗抗的《北极光》等。这些虽然涉及生态内容，但从作者的写作意图上讲，并不是生态文学。80年代后期，随着作家话语越来越自由，生态环境破坏越来越严重，生态报告文学开始兴起。著名的是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这篇报告文学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向读者展示了北京的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水资源的严重危机。这篇报告文学引起了广泛关注，也开启了生态报告文学的序幕，后来影响较大的有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和刘贵贤的《生命之源的危机》。这些生态报告文学使作家们清晰地认识到生态这一主题，把生态文学引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21世纪。这个阶段的作家们在生态危机面前已经产生了明确的生态思想，外国的生态主义思潮也进入中国，影响着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人已经不是一切事物的主宰了，而是和其他动植物一样是这个地球的主人；作家们开始从文化、精神等更深层次来思考人类的行为，呼吁人不能只顾眼前利益改造自然，而应该考虑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考虑人类的长远利益，从利用和改造自然向和自然和谐相处改变。这样，生态观念和生态内容从1980年代的无意识的隐性展示到这个阶段的深刻反思和反映，这也是当代文学文本一大丰富题材。这一阶段生态类文学作品，也有两种，一是实写，如报告文学；二是虚写，如小说、散文、诗歌等。关于生态的报告文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蓬勃发展，出现了一大批，诸如《中国，另一种危机》《守望家园》《世纪末的忧患》《地球传》等等，报告了很多令人无法回避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的涉及面很广，诸如说明土地问题的《黄土地，黑土地》、说明森林问题的《东北森林状态报告》、说明水污染问题的《淮河的警告》、说明野生动物问题的《最后的种群》等等。这些报告文学在文学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篇。20世纪90年代，生态文学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作家们开始把生态主义带入到小说、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之中，真正强化了生态文学的地位。大家所熟知的生态小说有迟子建的《雾月牛栏》与《逝川》、张承志的《金牧场》、贾平凹的《怀念狼》等，其中有著名的《狼图腾》。《狼图腾》打破了人与狼对立的传统思维，描述了内蒙古牧民和狼相依相存，共同维护着草原生态平衡的故事。这部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也说明了大家对于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生态思想的认同。

从古至今，以生态内容为文本的文学作品很少，到了20世纪80、90年代才开始勃兴。古代生产力落后，从先秦到明清，改造自然的能力并没有出现质的提高，古代人民对于自然的依赖，他们所遵守的生态思想也是先秦的“天人合一”，文学作品主要是关于抒发个人感情，表达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思考。到了当代，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对自然界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敏感的作家们开始在作品中展现人类对自然的迫害，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文学作品的从无到有的产生，一方面加强了人类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深化他们对于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的生态思想，另一方面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开始讲究生态，比如说社会发展要讲究生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都要和谐发展。生态文学作品的勃兴同时也带动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发展。

四、文学批评

生态文学批评打破了文学为社会、政治、道德服务的藩篱，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学价值观。所谓生态文学批评就是用生态批评的理念和方法来研究文学。袁鼎生认为，“生态批评，是生态审美文化的主要类型，是生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末，它兴起于北美，很快成为全球性的文学思潮。它立足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的视角，阐释和张扬文学艺术的生态意义、生态功能和生态取向，构成文学艺术新的研究领域。”[4]很多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从国外传进来的。但是，生态文学的思想理论在中国并不是一片空白，我们也在努力从古代传统生态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加强我本土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目前，国内的生态文学批评主要有三方面的工作：外国理论的翻译引进，古代生态思想理论的发掘和现代化运用以及国内生态理论体系的构建。

外国的工业化早于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对于文学生态的书写和批评也早于中国，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理论基础；国内的(还有旅居国外的)批评家在放眼全球时，也敏感地发现了这一潮流，开始进行翻译和引进批评。这个过程也始于20世纪80年代。著名的有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等，引进外国的生态文学批评有利于吸收外国批评的最新成果，和国际理论接轨，但是生态理论在国内也是有很深的渊源，发掘古代生态理论势在必行。这是国内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项重要工作。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中挖掘生态思想，进行生态阐释，越来越成为国内生态文学批评的重要方式。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周易》《庄子》、陶渊明的田园诗、王孟的山水诗等。但是，现当代文学在这方面的成果不是特别突出，一方面是现当代文学的生态批评理论建设起步晚，另一方面与现当代文学的历史条件和人文环境相关。实际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不乏生态资源。如沈从文对政治、战争、都市和人的社会的反感，对自然、乡村、原初的生命形态和朴素的生活方式的向往，体现的是一种既返璞归真又先知先觉的现代生态文艺观。现在对沈从文进行生态解读的文章虽然不少，但是多数文章都是在沈从文创作风格层面上徘徊，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切入沈从文的生态文艺观，这样自然就无法在对沈从文作品的探索中形成生态文学批评理论。随着国内生态文学批评理论建设的发展，这种情况正在慢慢改变。

国内理论体系建设主要体现在近几年出版的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专著上，诸如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徐恒醇的《生态美学》等等。成绩最大的是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研究成果。鲁枢元教授的《生态文艺学》被认为是“中国生态文艺学的奠基之作”。鲁教授认为，“生态文艺学是选取现代生态学的视野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观察、分析、批评、研究的一门学科，其侧重点在于探讨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5]这可以说是通过文学艺术与自然的关系来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美学的研究上，曾繁仁教授是最具影响力的倡导者。曾教授提出，狭义的生态美学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亲和、和谐的生态审美关系；广义的理解是建立一种人与自然、社会、他人、自身的生态审美关系，走向人的诗意的栖居，其实这是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美学。可以说，曾教授的生态美学理念将生态文学批评理论从单一的以文学为批评对象扩展到整个人类的和谐生存思考，这是一个质的飞越。这也是国内生态文学批评生态化发展的最新阶段。

综上所述，现当代文学之前研究对象绝大多数是思考人，研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一直没有走出“人”的藩篱，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外国思潮和国内现实情况的推动下，生态文学开始勃兴。生态文学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物，它在文学思潮、文本内容、文学批评三个方面进行发展，相互推动，实现了现当代文学这个学科的立体圈旋升进这一超循环过程，实现了现当代文学的生态化和谐发展。这个过程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454.

[2]孙佑海.完善环境制度建设生态文明[N].中国环境报，2007-11-13.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209.

[4]袁鼎生.超循环生态方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64.

[5]鲁枢元.20世纪中国生态文艺学研究概况[J].文艺理论研究，2008(6)：132-134.

(责任编辑：倪向阳)

收稿日期：2016-03-21；

修订日期：2016-05-12

作者简介：周江山(1989— )，男，河南南阳人，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4476(2016)06-006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