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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闲适诗创作对苏轼诗的影响

2016-03-15郑元清

关键词:白居易苏轼

郑元清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莆田351254)



白居易的闲适诗创作对苏轼诗的影响

郑元清

(湄洲湾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莆田351254)

摘要:白居易的闲适诗凭借通俗平易的语言风格、淡薄名利的意境,以及乐天知命、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宋代的苏轼。但是因为生活经历的不同和个人心境的差异,苏轼的闲适诗在学习白居易的同时,又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创作;苏轼

白居易(772~846)的闲适诗意在“独善”,其目的在于“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他创作的闲适诗受到儒、佛、道三教思想的影响,前期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多,政治上较热心,诗歌内容比较丰富,多忧国忧民,但也掺杂从政之余的闲暇与悠然,间或表现对仕途险恶的担心。如“今我犹未悟,往往不适意。胡为方寸间,不存浩然气。”(《感时》)它说明此时作者尚在朝中,正要有所作为时,即感岁月如梭,渴望追求饮酒般适意的生活。又如《仙游寺独宿》“从今独游后,不拟共人来。”这篇为官闲暇所创作的闲适诗,让描写的景与情,都带上了一种疏散简淡的风调。到后期受到江州之贬,作者心理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佛老思想较为突出,多乐天知命、明哲保身之作。虽然他的个别闲适诗也流露出一些消极的内容,但大部分诗歌表现了他知足保和、淡薄名利的心境,较多体现其知足闲适的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他对官场政治的反感,想通过佛老来驱走内心苦闷、抒发自己真实情感的愿望。如《咏怀》通过对比过去为官和现在中隐外任,反映了作者厌恶黑暗朝政、满足外任生活的心情:“事有得而失,物有损而益。所以见道人,观心不观迹。”又如“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傣钱”(《中隐》),作者把中隐生活描绘得非常舒适安闲。他还有较多视角独特的写景记游的诗歌,象《宿简寂观》、《咏意》、《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等都能用清新超脱的笔调来反映大自然,体现其物我两忘、超然脱俗的特点。《钱塘湖春行》写得清新自然,生动流畅:“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尤其是《大林寺桃花》蕴含自然理趣,活泼可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此外,也有不少表现诗人知足保和、出世逃禅心态的议论说理诗歌,如《效陶潜体十六首》将议论、描写、叙述相结合,远远高出那些纯发议论的说理诗:“朝饮一杯酒,冥心合元化。始悟独往人,心安时亦过。”白居易这种亦官亦隐的生活方式,非常切合宋代士大夫所面临的时势,宋人对他这种高超的处世艺术极为赞赏。白居易已经成为士人心目中进退出处的典范,他的生活也广为北宋士大夫所效仿。

到了北宋,很多诗人非常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他们从白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当他们享受享乐闲适的生活时,类似于作者诗中所描绘的闲适情景;但是一旦遭遇仕途挫折,他们就想学习白居易,其中最著名的、又受白居易影响最大的诗人就是苏轼。可以说,白居易的闲适诗凭借通俗平易的语言风格、淡薄名利的意境,以及乐天知命、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深深地影响了宋代的苏轼。苏轼就是学习白居易的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一生处于新旧党争的矛盾夹缝之中,屡遭贬谪,但多年的流放并没有摧垮他,反而加深了他对人生命运的思考和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吸收融合。在白居易“中隐”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不以谪为患、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的处世态度,构建了可仕可隐的为官方针。

众所周知,宋代的苏轼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但是,他又是命运多舛、起伏最大的作家之一。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请求外任,出为杭州通判等等官职。1079年,遭遇“乌台诗案”,他被捕入狱,原因是御史台有人摘引苏轼非议新法的诗句。出狱后,苏轼被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司马光等旧党执政时,恢复他官职,后又因与司马光等政见不合,请求外任。1093年,又因新党再度执政,被贬为惠州安置、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别驾、昌化军安置等等职务。1101年遇大赦,复任朝奉郎,在返回途中,死于常州。

虽然经历了数次大的政治变故,但苏轼始终能够自我超越。由于他疏远政治,有了空余时间,就能经常反思人生问题以及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美。比如《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中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次韵江晦叔二首》中的“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又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还有《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诗人眼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经转化为理性的思考。这样的诗歌,经闲适乐观的苏轼之手体现成真正的理趣诗。

苏轼的闲适不同于白居易晚年因物质生活充裕而去追求闲适意趣,在此他比白居易意境更高。他不受命运的嘲弄,而是认真对社会和人生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反映到自己的诗作中,揭示出他闲适乐观的人生态度。如“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揭示出世间的一切都有其生存的规律,这是我们无法驾驭的,世界再大也是有终极的。所以,渺小的我们人类即使有不幸和痛苦,和它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我们不必感伤。《慈湖夹阻风》:“此生归路愈茫然”,“人间何处不峨岩”。暗示人们不要贪恋捷径坦途,人生难免碰上峨岩逆风。还有他贬谪流放黄州、惠州、儋州之地时,就在《初到黄州》中把黄州这座荒地描绘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来连山觉笋香”;在《东坡》中又把崎岖多石的坡路描绘成“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被贬惠州却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二首》);从儋州遇赦北归时《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还有“登高望中原,但见积水空。此生当安归,四顾真途穷。”这些诗作,情景交融,都表现出诗人遇到困难时能化忧为喜的开阔襟怀以及他面对逆境依然自信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乐观,能在常人难忍的贬谪生活中找到闲适之趣,物我两忘,不羁绊于名利富贵、荣辱得失,这种从逆境中表现出来的旷达闲适同白居易极为相近,因此白居易就是苏轼学习的好榜样。苏轼思想上的很多特点可以说是学习白居易的,但在后人看来,却又在“清高”、“洒脱”方面超过了白居易。主要是他过滤掉白居易直白繁俗甚至庸俗的文风,这一点在他们那些抒写闲适意趣和迁谪情怀的诗作中可以感受出来。

苏轼一生虽然命运多舛,但他并没有被命运击倒,相反更激起了他思考人生命运以及吸收融合传统思想文化的热情。苏轼认为自己和白居易的命运有契合之处,他欣赏白居易诗中的人生态度,并从白居易身上找到了心灵的慰藉,从而能够遂缘自适、独善其身。如“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等。他还经常把自己以白居易自拟: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朽较前贤。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其序日:“予去杭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几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

我们可以看到,在白诗“中隐”思想的基础上,体现出一种对功名很淡泊,能正确地看待官场的浮沉升降的处世态度。苏轼在精神上相似于白居易,不过苏轼克服了后者不能全部舍弃仕宦的庸俗一面,更加超脱自然。苏轼认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即在上级对你有需要时不必太高兴,一旦被贬时也不必太伤悲。比如“平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不做太白梦日边,还同乐天赋池上”、“未成小隐成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经常表现出恬淡悠闲的心境。因此,苏轼可以说开创出白居易诗作“中隐”文化的一个新境界,甚至可以说已经攀登到中国封建文人贬谪心态的最高峰。当然,苏轼所继承的白居易在本质上也肯定有着自己的情感体验、生活哲理以及人生境界。

苏轼在失意困顿时,仍能用闲适的心境面对日常生活,体现了他适乐的精神品质。他将生命价值实践转换到个人“独善”空间的追求,即对家常生活的享受,展现了其乐观、安乐的精神品质。苏轼之所以推崇白乐天,估计是白居易于宦海浮沉之际仍能看淡一切,乐观旷达的人生观使身历其境的他感同身受,而生出自励自勉之心。

在做人上,他能在逆境中不随波逐流,保持独立人格和坚贞气节;在做官方面,他能一心为民,比如在杭州筑堤被后世尊称苏堤,在海南儋州办馆,兴修水利,架桥凿井,赈灾施药,至今都有史为证;在人生态度上,即使身处绝境,也始终能够保持旷达乐观的心态以及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综上,白居易的闲适诗深深地影响了苏轼。宋代在苏轼之后,一些诗人描写“闲趣”的诗也大多摒弃了白诗直白浅俗的文风,变成着重通过对周围景致的认真观察揭示作者心灵的恬淡和宁静。但是苏轼的闲适诗虽然继承了白诗浅显易懂、自然流畅的特点,也学习了白居易寄情自然,自适闲逸的创作风格,不过二者也有不同。白居易的闲适诗给人一种轻松愉快,自然天成之感,他常用随意闲谈的笔法,写出休闲适意的心境,让人读后领略到大自然的美景及徜徉美景中的惬意。而苏轼的闲适诗中常常有种闲适空明的情调,使他能够超越一切,用诗意的眼光来描绘世界,达到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但是不管怎么说,正由于白居易和苏轼身上所具有的人民性以及他们文章中经常浮现出光芒四射的睿智思想,所以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推崇。这一点从今天的学生们写文章时经常喜欢引用他们二人的事迹作话题或材料就可以得到佐证,因此可以说,白居易和苏轼的思想与精神,早就融进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长河之中,并将继续引领着我们的文化创造和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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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娟.论白居易的人生观[D].南京师范大学,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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