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玉花

（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越战小说《他们携带的东西》之战争反思

周玉花

（湖北民族学院外国语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有别于传统的战争文学，美国当代著名作家梯姆·奥布莱恩的越战小说《他们携带的东西》重点讲述越战给美军参战步兵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负担，以及越战经历给这些士兵战后生活带来的创伤。通过对美军士兵在越战中复杂内心世界的描写，奥布莱恩向读者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越南战场，同时也深刻揭露了越战混乱、残酷、不确定和荒诞的特征。通过反思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能够更加合理建构战争认知，进而达到对人终极关怀的目的。

越战；《他们携带的东西》；负重；反思

越战文学在当代美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众多美国越战小说家中，梯姆·奥布莱恩是最为杰出和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曾获得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汤姆·道林曾评论他是“我们这一代中最棒的美国作家”。奥布莱恩本人的越战经历为其越战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所有作品都与越战相关。《他们携带的东西》（以下简称《他们》）是奥布莱恩于1991年创作的带有自传和回忆录性质的小说，被《芝加哥太阳报》赞誉为“可以与任何文学作品相媲美”的一部作品。作者运用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手法，打乱时空顺序，采用非线性叙事手法使片段式的同一故事在各章节中随意穿插，通过现实、记忆和想象以及三者相结合的方式由一个与作者同名的叙述者讲述出来，巧妙地混淆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努力构建了越战美军情感和经历的真实。罗伯特·威尔逊曾在《今日美国》中这样评述——“除了奥布莱恩的三本越战小说，没有任何一个作家能让我感受到我所想象的那场战争的真实。”

有别于其他战争文学气势恢宏战争场面的描写，《他们》中更多的是对参战士兵的心理、忠诚和爱情的描写以及对死亡和生命的阐释。透过这些细节的描写，读者更能全面地感受越战，了解越战的残酷、荒谬、混乱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沉痛创伤。奥布莱恩笔下的参战美军携带的东西中有标准口粮、各种武器弹药、防弹马甲、轻便斧、家信等等，除此之外，他们还承载着悲伤、恐惧、内疚、爱情以及记忆的可怕重量。通过对参战士兵身体和心理负重的细致描述，奥布莱恩向读者展示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越南战场。

一、身体之重

叙述者奥布莱恩所在的阿尔法步兵排所“携带的东西”有着多种指涉，除了生活必需品，他们所携带的东西根据不同的军衔、不同的任务、所在不同的地域决定。作者用非常精准的数据，详细地介绍了作为一名普通的士兵在行军中必须携带的有哪些：

“……必需品和近乎必需品中有P-38罐头启子、折刀、加热片、手表、身份标识牌、驱虫剂、口香糖、糖果、香烟、盐片、库尔-爱德牌饮料包、打火机、火柴、针线包、军用报销凭证、压缩军用口粮和两三壶水。”［1］2

这些细节描写反映作者奥布莱恩细致的观察能力，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切感。除此之外，他们的钢盔重5磅，丛林靴子重2.1磅，每个人必须穿的尼龙铠甲防弹马甲重6.7磅，披风重2磅……这些必需品的重量至少在40磅。在描写士兵携带的枪支时，作者更是向读者展示了一个五花八门的枪支世界：

“他们大部分是普通步兵，携带标准的M-16气动突击步枪，没上子弹时就重7.5磅，加上满满20盒子弹，总共重8.2磅。……这些步兵携带12到20个弹夹，至少又增加8.4磅，最多可增加14磅……一些人还携带M-79手榴弹发射器，不装弹药中5.9磅……一枚手榴弹重10盎司，通常要带25枚……”［1］5-6

这还仅仅是他们所带装备的冰山一角，机枪手多宾斯要扛上重达23磅的一挺M-60机关枪，无线电报员桑德斯要带着重26磅的无线电接收/发射器，战地卫生员拉特·基利得时刻背着一个重达20多磅的急救包……当拉文德被一枪击中头部的时候，他身上的弹药重达20多磅——“他是被过重的负重压倒的……所有的东西以及那无法估量的恐惧。”［1］6没有谁愿意如此负重前行。他们把自己当成运货的火车一样携带一切可以携带的东西，他们用背驮，用肩扛，为的只是一点点心安和一种可以对抗死亡的假象。他们身体的负重越多，说明对死亡的恐惧越大。

他们负重前行，“带着疾病，包括疟疾和痢疾；他们带着虱子、吸血虫、蚂蟥和各种霉菌癣菌……他们带着地球引力，像骡子一样不停地行走。”［1］14-15

行走是机械的，完全是一种生理现象，战争成了一种摆弄姿态的事。“白天，他们遭受狙击；晚上，他们被迫击炮轰炸。这不是战斗，只是没完没了的行军……”［1］14-15他们不清楚战争的意义，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他们没有战略感和使命感。他们搜寻村庄却不知道该寻找什么，他们无所顾忌，踢翻大米缸，搜老头和孩子们的身，炸掉地道，有时还放火烧村，然后集合向下一个村庄行进，接着另一个村庄，在那里，一切又将重新上演。”［1］15在这场战争中，他们除了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带些什么，其他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他们完全分辨不清自己“身在何处，为何在此，唯一可以确定的只是那无法抗拒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2］120他们带着自己的生命，带着恐惧和沉重的负重，卷入一场自己都不清楚作战目的和任务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取代对真实战场的叙写，奥布莱恩通过详细甚至几乎精确地描写美国士兵的身体负重，不仅深刻折射出他们内心的恐慌和困惑，更是用一种讽刺的手法嘲弄和揭示了这场战争的不确定性，荒谬和无意义。

战场充斥着恐惧，而这种恐惧会使人萌生出各种幻想来逃脱战争现实。在越战中，除了必需品和武器装备，美国士兵们还带着一些特殊的私人物品。拉文德胆小，带着镇定剂和少量毒品；多宾斯带着女友的连裤袜，并且时常把它挂在脖子上，他认为这能给他带来好运，死神不会找上他；杰森带着一条兔子腿；诺曼·鲍克，“一个非常温和的人”［1］13，带着桑德斯从一个死去的少年尸体上割下来的大拇指，以提醒自己“这就是战争”［1］14；而克罗斯中尉则带着一位叫玛莎的姑娘的来信和好运卵石。作为指挥官，克罗斯本应该是最不能游离于战争之外的，但他却也是这群人中最大的幻想家。他常常小心翼翼地打开玛莎的信或者手持她的照片想入非非，虽然不是情书，他却总是幻想着她爱他，幻想着他们在一起的浪漫景象。他甚至在行军过程中都含着玛莎寄给他的卵石，想象着跟她在一起嬉戏；就连队友正在勘察地道口坍塌这种紧急的时候，他想到的依然是跟玛莎在一起。他在充满恐惧和杀戮的残酷现实之外，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战争之外的理想之地。而后，他又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懊悔和羞愧。而其他的士兵在站岗的时候，在夜色中也会浮想联翩，忽而想象自己是一只自由的大鸟，时而幻想自己乘坐上了巨型喷气式飞机，想象着如何摆脱战争。在越战中，幻想是士兵们的生存之道。“他们活在幻想中，做着白日梦。战争是恐怖的，你需要想方设法逃避它，而幻想正是其中的一种方式”。［3］142有意思的是，奥布莱恩的叙述也是在对他们携带的东西的描述中、对士兵们的幻想描写中、对行军记事和克罗斯的反省记叙中穿插进行的，这种随意的、非线性的穿插叙述反映了士兵们在恐慌和矛盾中挣扎的内心世界，揭露了战争的残酷，虽然没有对战争的直接描写，却也无比贴切地折射出了越战本身的混乱和荒谬。

二、生命之重

有战争就会有杀戮，有战争就会有死亡，这是战争的罪恶之处。一旦战争爆发，战争中的任何一方都会有无辜的受害者与牺牲者。之前提到诺曼·鲍克带着一个人的大拇指，这个大拇指是米歇尔·桑德斯从一位在越战中被打死的北越士兵的尸体上砍下来的。这个死去的士兵“大约只有十五六岁，浑身严重烧伤……穿着黑色的短裤和拖鞋，”［1］13米歇尔用凯奥华的短柄斧砍下了死去的这位年轻北越士兵的拇指，用纸巾包好递给诺曼·波克，并坚持认为它含有某种“寓意”。这一情节被放在“他们携带的东西带有迷信色彩”［1］13这一节，而这个拇指被认为跟克罗斯的好运卵石和多宾斯戴在脖子上的连裤袜一样，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其中的“寓意”，就是指战争中死去的生命。这些参战士兵背负的，不仅仅有着武器这些装备的重量，还有生命的重量！而作者对这一情节看似轻描淡写的叙述，展现了战争对人的异化和人性的剥夺。

一般的战争文学留在读者脑海中有关战场上死亡的印象，可能或悲壮，或英勇，或惨烈。然而，《他们》中鲜有对激烈战斗场景的描写，通篇也几乎没有硝烟、炮声、子弹的啸叫，只有恐惧、悲伤和内疚等情感的悲鸣。作者主要向读者叙说了美国士兵的言行和内心世界，其中在不同的章节经不同的叙述者重点讲述了几个士兵的死亡事件，一是凯奥华之死，另一个是莱蒙之死。然而这两个死亡事件跟英勇或者悲壮完全扯不上关系。

凯奥华惨死的场景在第15、16、17、19、22章中一再出现，包括叙述者在内的好几个士兵都因未能及时拯救他而饱受痛苦折磨。凯奥华并非死于对方的子弹之下，而是在行军时溺亡在了充满粪便的农田泥地里。作者对他的死着墨颇多，对他逐渐陷入泥沼直至消失的描述极为细致。他死的地点和方式非同寻常，他不是在战斗中与敌人对杀时牺牲的，因此与光荣、勇气等字眼关联不大。他死在充满粪便的水稻田里，慢慢地沉下去，直到嘴巴、鼻子、眼睛、头、高举的双手都全部没入泥中。可是其他同伴近在咫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发生，却爱莫能助。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由粪便、绝望的双眼、嘶叫声、挥动的手构成的画面永远定格在所有旁观者的脑海里：死亡、肮脏、恐怖、懊恼、悔恨。这种在同伴眼皮底下的慢死无疑比一枪打死更叫人震撼，更加折磨士兵的心灵。而所有这一切皆因越战而起，没有战争就不会有如此悲惨的死亡。凯奥华是越战中的一个兵，他的死亦是越战的一部分。凯奥华的死使得越战现场的残酷和真实给读者留下极为震撼的印象。

科特·莱蒙之死也跟高尚或者英勇沾不上边。他死于战争中，却也可以说他的死跟战争没有一点关系，他是在行军途中与拉特·基利玩诱饵雷游戏的时候被意外炸死的。“他跨出半步，从树荫下飞到了明晃晃的阳光下，那周长105的饵雷使他飞到一棵树上。他的五脏六腑挂在那儿，因此戴维·杰森和我奉命上树把他撕扯下来。我记得一只臂膀里白色的骨头。我记得几块皮和一些应该是肠子的湿漉漉的黄东西。那可怕的血，我仍记忆犹新。”［1］52他死得很惨，却也荒唐，“这种荒唐的死与正义献身的崇高理念格格不入。”［4］因此，当拉特·基利给科特·莱蒙的姐姐写信告知他死亡的消息的时候，他无从谈起，只能称他为“一个伟大的弟弟”，“一流的朋友和同志”，“一个真正的士兵”［1］52，因为对这一突如其来的事故，“他无法弄清楚越战真正的意义以及在战争中死亡的意义。”［4］事实上，对美国士兵来说，这就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如同科特·莱蒙的死，如此荒诞。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作者穿插了桑德斯讲述的监听哨的故事和拉特·基利射杀一头水牛的故事。这些插入的片断性的故事使得莱蒙的死越发引人伤感，特别是拉特射杀一头水牛的故事。莱蒙被炸死之后，拉特悲痛不已，对着一头水牛的不同部位进行扫射，而那头水牛似乎有着异乎顽强的生命力，它经久不息地挣扎着不倒下，反而与莱蒙刹那间死亡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此显示出在战争中，人的生命是多么的渺小与不值一提，而战争中的这种死亡又是多么的荒诞与不值得。《图书馆杂志》曾这样评论《他们》：“自从库特·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以来，再也没有人用如此真诚和惋惜之情来描写美国士兵了。”

三、心理之重

越战给美国士兵的身体和心理带来双重创伤。越战结束了，“打仗的行囊可以卸下，战争的硝烟可以散去，肉体的创伤可以治愈，但是悔恨、恐惧等诸如此类的战争后遗症却让那些从战场归来的人时刻不得安宁。”［4］

通过对越战创伤的大量研究，1980年美国病理学联合会完成了《诊断与数据使用手册》，并正式提出“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它是美国官方认可并首次公布的用于描写越战创伤的术语。而以对该术语症状的描述为基础，当代创伤研究领域的专家赫尔曼和卡鲁斯将创伤定义为：“一种突如其来的、灾难性的、无法回避的经历。人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反应往往是延宕的、无法控制的，并且通过幻觉或其他闯入方式反复出现。”［5］11作为幸存的越战老兵，奥布莱恩对于越战创伤有着最深切的体会——战场上身体和精神的负重、对死亡的恐惧和身边死去战友的愧疚之情成了越战结束后不断折磨他的噩梦。国内较早研究越战文学的学者柳晓认为，“对于奥布莱恩和众多的美国越战老兵来说，‘施暴者和受害者’这一混同的身份在他们心理和精神上造成了极大的创伤。”［6］70而他们创伤的根源在于很多像奥布莱恩一样的参战士兵“本能地觉得美国在越南的战争是不对的，因为一些人在无谓的流血，”［2］40在“雷尼河畔”这一章节里，叙述者奥布莱恩讲述了他参战以前的复杂心理，“被应征入伍去打一场我厌恶的仗”［1］40，而在越战刚开始时的美国社会，有很多年轻人是反对这场战争而选择逃避兵役，约有“100，000名青年因为逃避越战而选择流亡国外，2，000，000名男女青年直接与法律为敌，拒绝上前线，其中有的遭受毒打、强奸、单独关禁闭。”［7］12奥布莱恩在这一部分说到“当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时候，它必须要理智地确认其正义性和必要性。”［1］41“是不能不知道原因就发动战争的。”［1］40于是他开车逃往加拿大，在雷尼河畔住了几天，度过了一段内心极度煎熬的日子，“这是一种精神分裂症，一种道德分裂……我害怕战争，可是也害怕流亡。”［1］44他的家乡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小镇，那里的人们“傲慢无知，有着头脑简单的爱国主义。”［1］44在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为了不遭到指责，不流亡，同时也不让父母蒙羞，他决定回家参战。然而内心依然是挣扎的，“如果不去打仗，我将为此感到羞愧”［1］59，然而，在这一节的结尾，他说：“我幸存了下来，但这却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结局，因为我是一个懦夫，我参加了那场战争。”［1］61由此可见，奥布莱恩的战争创伤不仅仅来源于战争的残酷对他身心造成的伤害，还来源于道德伦理的危机，这一危机将他陷入痛苦和矛盾的两难境地！因此，作为“受害者”，战友的突然死亡给他带来长久的悲伤，使幸存下来的他备受煎熬；同时，作为“施暴者”，在战场上杀过人又让他有着沉重的负罪感。在“伏击”和“我杀死的人”两章里奥布莱恩讲述了他在警戒的时候由于紧张用手榴弹炸死了一名越南青年。在确认这名青年死后，他盯着这个他的尸体看了半天不肯离开，不断猜测着他的身份和他的人生可能会是什么样子。这件事情给奥布莱恩留下了深深地心理阴影，在战争过去很多年以后，他依然能够在读报纸或者一个人坐在房间的时候，“看见这个年轻人从晨雾中朝我走来，”［1］134“我感受到深深地罪责和悲恸，我责备我自己，这是应当的，因为我在场。”［1］179显然，越战经历给奥布莱恩留下了长久的挥之不去的创伤。

《奥兰多哨兵报》说《美国士兵》“不仅携带了战士们无形的负重——悲伤、恐惧、爱和渴望，同时还承载着沉重的记忆以及可怕的愧疚之情。”参战的美国士兵在越南战场上身心备受煎熬和折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国内的他们又不被理解和认可，无法与人正常交流，很难融入到正常生活中去。他们的心理无比痛苦和压抑，最终有些老兵走上了绝路，这也是PTSD症状最为严重的反映。诺曼·鲍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在战场上跟凯奥华关系最为密切，但是他却眼睁睁地看着凯奥华溺亡在充满粪便的农田泥地而无能为力，这件事情使他一直充满愧疚和自责而无法自拔，“我简直就像是死在了越南……凯奥华溺死的那天晚上，我也随他一起沉入了那片粪水，我感觉自己现在还深深沉浸其中。”［1］156战争结束以后，他无法重新开始生活，也不能与人正常交流，过得非常苦闷，他常常“整天一个人开着车子围着家乡的小镇转圈，找不到任何可以去的地方。”［1］155他写信给叙述者奥布莱恩倾诉他的苦闷生活和迷茫无助，信中他情绪跳动，断断续续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懑、愧疚、讥讽和自怜，希望奥布莱恩能写一个关于他的故事。然而，时隔不久，他就在家乡基督教会的更衣室里自缢身亡。他始终处于孤立无助的生活状态，得不到周围人的帮助，只能任由战争带来的心理创伤操控他自己的生活，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悲剧性的结局。

四、结语

通过描写越战中参战士兵身体和心理的双重负重，越战后越战老兵的生活和精神状态，梯姆·奥布莱恩向我们还原了一个更加真实的越南战场，深刻揭露了越战给参战士兵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反映出作者对和平的向往，引发读者对越战历史的深刻反思。梯姆·奥布莱恩熟练地运用反题材、不确定性、时空倒错等后现代叙事手法全面叙写越南战争，反映越战的非正义、荒诞、残暴、和创伤性本质；用其独特的创作才能和不同的叙事方式向读者展现了而一场有别于传统战争的战争，丰富了美国战争文学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反思战争带给人们的创伤是当下人文学科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以此来观照与探讨梯姆·奥布莱恩的越战小说有助于帮助人类更清楚地了解战争带给人类的创伤，合理建构战争认知，进而达到对人终极关怀的目的。

［1］O’Brien，Tim.The Things They Carried［M］.New York：Broadway，1998.

［2］Schroeder，Eric James.The Past and the Possible：Tim O’Brien’s Dialect of Memory and the Imagination［M］.Bowling Green：Bowling State UP，1998.

［3］McCaffery，Larry.Interview with Tim O’Brien［J］.Chicago Review，1982（2）：129-149.

［4］韦杨艳.以虚幻构筑越战真实——评《士兵的重负》中的真实与虚幻［C］.厦门：福建省外国语文学会，2010.

［5］Caruth，Cathy.Trauma：Explorations in Memory［M］.Baltimore：John Hopkins UP，1995.

［6］柳晓.通过叙事走出创伤——梯姆·奥布莱恩九十年代后创作评析［J］.外国文学，2009（9）：68-74.

［7］Andson，David L.Facing My Lai：Moving beyond the Massacre［M］.Kansas：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1998.

责任编辑：毕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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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941（2016）03-0086-04

2016-03-10

2016年度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战争反思视阀下的梯姆·奥布莱恩越战小说研究”（项目编号：16Q189）。

周玉花（1982-），女，湖北远安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