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宁

（浙江省委党校a.马克思主义研究院；b.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11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与地方政府实践探索
——以浙江为例

卢宁a，b

（浙江省委党校a.马克思主义研究院；b.浙江省科学发展观与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1121）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开启了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思路。作为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经济治理方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强调向市场有效提供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其中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要坚持精准发力原则，这决定着生产要素供给能否实现高质量、高效益，能否满足和引领市场需求。这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长期发展战略，由此才能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内生机制与经济治理政策工具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培育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全面提升经济领域治理能力现代化。浙江省“十二五”时期一系列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的具体做法形成了有效供给的“四大格局”，即通过“浙商回归”重塑主体格局、“七大万亿产业”优化产业格局、“一体两翼”规划空间格局和“创新载体”构建平台格局，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为地方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若干参考。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理论创新；经济转型升级

［DOI］10.3969/j.issn.1007-5097.2016.10.005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学界高度关注，从宏观调控、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等多个角度进行解读。笔者认为，这些文章为准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科学内涵具有重要启发作用。然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角度论证看，研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质内容的文章并不多见，特别是结合某个省域经济发展战略实践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的研究还鲜有发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十三五”时期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题主线，是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基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重点问题和发展目标而提出的解题之道，根本目的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实质性推进，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内涵和实践价值。进一步从地方政府实践角度看，浙江省“十二五”时期经济转型升级的系列组合拳是能够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思路对齐的。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落实五大发展理念的战略举措，是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聚焦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客观存在的实际问题和未来挑战提出的长期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正确思路。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在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的创新发展和具体化运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适应我国基本国情、经济发展阶段和世界经济形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会有力指导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与新的生产力革命，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今天之所以拥有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自信，主要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和指导依据①。

无效供给与有效需求错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强调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其优势是可以有效解决短期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问题，而局限性在于对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发力不足，对挖掘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显得力不从心。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在生产要素供给和需求、消费品供给和需求方面都发生了明显变化。单纯依靠需求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性难题和实现经济增长动力转换。

然而，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解，出现一些把要素有效供给和产品有效供给相混淆的片面认识。消费品市场有效供给不足表现为从过去市场需求强调的重点——“数量多不多”转变为现在要解决的重点——“质量好不好”。这个产品升级问题可以通过企业加强自主创新来解决，相对来说是容易实现的。问题的关键是广义的生产要素需要得到有效供给，包含资本、劳动力和制度三大基本要素，从而提高经济活动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使供给体系更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激活经济增长潜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到质量的深刻转变。这便是供给侧管理的宏观调控政策预期的长期效应。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马克思总体性方法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化运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刻回答了新常态下怎么干的问题，涉及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生产空间的总体创新与根本转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体现了问题意识、务实作风和主动应对，又体现了总体思维、系统思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仅适应国内经济新常态，而且总体把握国际经济形势、主动引领经济新常态。因此，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摆脱“速度情结”、“换挡焦虑”、“刺激依赖”等片面的思维定式，总体性思维和方法才是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实质和推进方式的关键。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吸收借鉴供给经济学派的理论观点

深入研究供给学派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借鉴和启示。

供给经济学的思想起源最早是从古典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开始的。萨伊（1803）认为生产自动创造需求，生产目的是消费，生产、分配、交换只是手段［1］。李嘉图（1817）发展了萨伊定律，提出“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销售；销售则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是有益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其他商品。所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要不是成为自己商品的消费者，就必然会成为他人商品的购买者和消费者”［2］。假定技术条件不变，同时存在充分弹性的价格，那么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经济产出没有如期而至，通货膨胀才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后果，所以“守夜人”的政府角色成为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需求决定供给，强调需求管理。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价格调整是粘性的，客观存在经济运行状态“可塑性”的政策空间，因此主张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在政策工具使用方面，货币政策有效性提高，而财政政策重要性降低。然而过度倚重扩大需求的方法最终导致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发生。

供给学派从古典经济学萨伊定律出发重新审视经济运行机制，以减税来减少政府干预，使经济自身增加有效供给，解决经济增长停滞问题。供给学派主张加强市场经济作用，体现了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核心机制的自由主义传统。

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框架都是静态均衡分析，缺乏对称性、动态性、总体性和结构性分析的基本逻辑。从研究角度来看，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重视市场需求对经济周期的影响，普遍忽视供给端的生产力变革给经济增长潜力的根本性变化。从政策主张来看，凯恩斯主义和供给学派都注重总量调控，忽略以政府为主体的供给侧结构调控。因此，解决滞胀和发展问题的本源，首要前提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为了保证这个首要前提，政府优化供给侧调控政策要以经济手段为主，避免行政干预手段失误带来经济损失甚至是社会信任。

新供给经济学扩展了“供给管理”内涵，强调从供给侧发展实体经济和促进就业的政府作为。贾康等（2013）认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的经济成就，正是“从制度供给和结构调整的角度，开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变革”［3］。因而从本质上看是供给管理的总体调控思路。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问题，新供给经济学主张把推动机制创新作为切入点，侧重结构优化，着力从供给端推动新一轮改革，全面提升制度供给能力、充分释放制度供给潜力、持续激发深化改革活力，从而增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综合能力和基本条件。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是以改革为核心内容的，为全面深化经济领域改革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理论根基。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启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新思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我国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来源于现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准确把握，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承前启后，融会贯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经济新常态的形势研判提出解题思路，又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融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和政策体系之中，鲜明地体现了坚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原则。

第一，经济新常态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铺垫了理论准备和形势研判。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战略机遇期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新常态。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前提是充分认识新常态带来的新变化，才能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到当前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是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直观变化。自2010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1.9%的高位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趋于放缓。2016年第一季度GDP增长6.7%，低于2015年最低的第四季度GDP增长速度6.8%，我国正处于经济下行周期。既包含短期的经济周期性因素（需求不足只是经济周期表象），也包含长期的经济结构性因素（有效供给不足才是深层本源，并且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眼于通过结构性调整增大有效供给、转换增长动力来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经济新常态。

第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理念先导。在经济新常态下，落实五大发展理念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既要稳定经济增长，又要调整经济结构，任务重、困难多、阻力大不容忽视。这是中国共产党对我国30多年经济发展实践的认识升华和理论总结，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认识。供给侧改革要以创新发展作为第一动力，以协调发展作为区域布局，以绿色发展作为基本方向，以开放发展作为拓展空间，以共享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归根结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第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准确把握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新体现。生产力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供给侧改革强调高水平的生产能力和高质量的创新产品，遵循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在肯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进步意义时，马克思、恩格斯（1848）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马克思（1875）对生产力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度发达充满期待：“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5］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三个实现”必然依靠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往考虑如何推动经济增长时，比较侧重“需求侧”，依靠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拉动作用，现在更加注重“供给侧”社会生产力的质量与效率。这个转变反映了我们更加准确地把握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并且明确了科学发展理念。

第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深化认识市场与政府关系的新体现。从党的十四大开始我们不断探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供给侧”体现了对市场经济需求方和供给方两大市场主体的全面研判，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逻辑基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改革”强调只有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供给侧”使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更加突出，“改革”是供给侧结构性调整的实现路径和体制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恰是应用辩证法、两点论深化了对资源配置中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全面认识和熟练掌握。再次证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者不是相互否定、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有机统一、互相促进的，体现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原则。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着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与经济政策组合拳的大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扩大有效供给和创造新供给，包括消费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有效供给和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经济治理领域制度有效供给，以此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着依靠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大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以转换经济增长动力为核心，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为重点，打造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新格局。创新驱动逐步替代要素驱动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目标的根本动力，将有力引领经济发展全面升级。积极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具体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体制，突出扩大有效供给的重点任务。

第一，进一步强化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主角地位，政府在激励创新型企业家成长方面更好发挥作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关键在于合力创新和分层创新，才能取得全面创新的实质性进展，形成技术进步和创新驱动的动力格局。创新驱动要分清层次，在高级创新层面上，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激励企业投入前沿性创新研究，激励科研院所突破颠覆性技术创新，这是落实创新发展理念的总体发展方向。在大众创新层面，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扶植科技型中小企业健康发展［6］。因此，政府要激发企业家和全社会创新潜能与创新活力，发挥创新驱动在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中的核心作用，使自主创新真正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第二，完善能够有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机制，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体方向。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主要靠科技创新驱动，要明确政府应全额资助基础理论类科学研究，而政府在应用型技术创新领域要逐步淡出。基础理论类科学研究成果是发现规律的原理、定理，一是没有商品载体，不能直接用于市场交换，难以取得市场回报；二是基础理论成果是公共物品，不具有排他性，边际成本为零。政府要资助科学研究促进创新驱动实现。应用型民用技术创新研究的成果由于可以商品化有偿转让，让市场在科技成果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着力点放在提高专利转化率和产业化率上。因此，政府着重在改革技术创新投资体制、建设公平竞争环境、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强化金融支持、完善成果转化、培养人才团队等体制机制方面提供有效制度供给。

第三，主动落实扩大有效供给的重点任务，依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对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有侧重地推进，为优化供给结构挪出空间，为激发企业活力降低成本，为维护市场秩序防控金融风险。这五大任务中的重点和难点是去产能，这种结构性产能过剩一方面通过企业产能利用率变动和要素市场扭曲影响经济波动［7］，另一方面由于多年来企业间担保链条复杂化，淘汰“僵尸企业”会引发担保关联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的连锁反应。因此，化解过剩产能要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作用，政府要放弃要素价格和要素配置的不当干预，加快构建统一资本要素市场，推进资本市场化改革［8］，让市场机制把稀缺资本要素配置到优质产能、战略产业中去。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蕴含政策组合拳目的性、准确性和系统性的大逻辑

保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地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经济政策组合拳的总体思路，增强政府调控政策的目的性、准确性和系统性。宏观政策、产业政策、微观政策、改革政策、社会政策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力工具和必要条件，相互配合才能产生协同效应。

第一，明确政府调控政策的目的性，让市场主体理解政策目的，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营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政策要以解决经济运行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其中财政政策走向与企业经营、民生福利的关系最为紧密。要让市场主体理解实施宽松的、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市场主体才会接收政策信号并转化为经济行为。一是利用减税减轻企业负担，才能促进企业增大技术创新投入。调研发现，企业负担重主要包括人工成本、税费负担、社会保险费、财务成本、电力价格、物流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因而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成为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从财政政策角度看，从正税清费开始，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继续从减少行政审批、加强纳税服务等方面，为小微企业创造更加宽松的税收环境，为其发展创造条件。二是创新绿色经济政策，利用结构性改革契机推动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绿色发展行动。既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又要着力改善供给侧，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财政政策要承担更大支出责任，因而在财政收入方面税收要有增有减，发挥财政政策结构性调整的作用。征收资源税、环境税并适度提高税率，解决资源价格长期偏低和企业环境污染难以治理的老问题，进一步强化能源约束、环境约束，推动绿色发展理念扎实落实为具体政策。当然，绿色经济政策增加的税费额度要低于减税清费降低的额度，保证企业总体上税费净缴纳额明显减小。

第二，增强政府调控政策的准确性，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方向，真正解决国内市场运行存在的实际问题，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塑造有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准确定位结构性改革方向是产业政策准确性的基本内涵。推进产业迈向中高端水平，必须摒弃扩大产能和增大规模“铺摊子”的产业发展旧模式，要向产业价值链、产品附加值“上台阶”转变。相应的产业政策要发挥引领产业创新发展的方向，一是提高制造业技术工艺竞争力，分工更加细化、协作更加紧密，使生产方式柔性化、智能化、精细化；二是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更好发挥国家产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

第三，增强政府调控政策的系统性，提升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完成全方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历史命题。市场、社会、国家的总体性关联构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一般逻辑基础［9］。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必然是利益格局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的过程。推进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发展，不仅会触及原有利益群体，甚至社会阶层也会发生分化，还有可能催生新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强化社会多元利益关系格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将更加突出。因而迫切需要完善与经济社会结构相匹配的财政治理结构，协调包容各种经济利益冲突。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工具，要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即减少生产建设性支出，增加民生性服务支出，从生产建设型政府转变为民生服务型政府。因此，社会政策要托底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稳定器。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一方面应该减少重复基础设施建设支出，防止挤占本应用于公共服务的政府公共资源。局部需求已经饱和的基础设施建设无助于社会福利提高，反而造成资源浪费。另一方面继续增加民生领域政府支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广度和保障专度，对于淘汰落后产能导致待业的企业职工群体，设立专项保障资金保证平稳再就业，维护社会稳定。

三、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是地方政府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探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每一次理论创新必然离不开地方经济发展实践，提炼和总结这些实践经验，与中央经济治理战略部署对齐，是理论研究的科学路径。近年来，浙江自觉认识和遵循经济发展规律，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力促产业升级、鼓励企业创新以培育经济增长新动力，这些举措都属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容。浙江用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浙商回归”重塑主体格局、“七大万亿产业”优化产业格局、“一体两翼”规划空间格局和“创新载体”构建平台格局，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体现了地方政府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提升，为地方政府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习近平“两只鸟”、“两座山”、“两只手”科学论断为浙江经济转型升级指明了方向，“八八战略”为浙江优化供给体系奠定了战略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提出“两只鸟”、“两座山”、“两只手”科学论断，为浙江十年来经济转型升级指明了科学发展方向。第一，“两只鸟”与结构调整。一个是“凤凰涅槃”，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科技强省和品牌大省；另一个是“腾笼换鸟”，区域合作着眼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协同发展，为浙江产业高度化腾出发展空间。第二，“两座山”与绿色发展。如何看待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给出了答案。从“绿色浙江”到“美丽浙江”，“两山理论”指导浙江省域生态文明建设、推进绿色发展实现飞跃，使我们对社会生产力总体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的科学认识实现飞跃［10］。第三，“两只手”与深化改革。“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深化市场取向改革的关键，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公平与效率关系、城乡发展关系方面发挥各自作用［11］。实现“两只鸟”和“两座山”的发展目标必须依靠“两只手”相互协调。十多年来，浙江坚持以“八八战略”作为改革发展总纲，“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准确把握了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二）十八大以来浙江形成以治水为突破口倒逼转型升级的组合拳，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奠定实践基础

倒逼而“破”推进“五水共治”，为浙江落实绿色化发展战略和绿色发展理念奠基铺路，解决发展理念更新问题。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运用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践中，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五水共治”，治污先行要标本兼治、水岸同治、城乡并治，扎实推行生态环境保护倒逼机制。给不符合生态环境标准的企业两个选择，一是停产关门，二是转型升级，倒逼企业发展理念转变和生产方式转型。“五水共治”通过工程、组织、监管、技术和制度的全面体系化推进，取得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归根结底，治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绿色发展，民生福祉是水环境治理的最终归宿。让“生态资本”变成“富民资本”［12］，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理念变为行动、让绿色化理想照进现实，有利于培育新业态、新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

顺势而“立”推进“四换三名”，为浙江强化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设计了精准路线图，解决发展动力转换问题。一是“腾笼换鸟”，创立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未来科技城、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等创新载体，增强创新主体实力，推动产学研深度协同发展，补齐科技创新短板，激活经济转型升级新动力。二是“机器换人”，鼓励企业推进系统化技术改造和智能化设备更新，推动传统制造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增强企业智能制造能力和产品竞争力，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三是“空间换地”，启动低效用地再开发，把亩均产值、亩均税收作为新增工业用地项目的基本准入指标，提高集约用地效率。四是“电商换市”，专业市场、农村市场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商业模式升级，强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互联网+”特色，着力培育信息经济新业态健康发展。“三名”是指着力培养名企、名品、名家，打造行业龙头，提升浙江品牌竞争力。可见，浙江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谋划早、见效快，初步形成有潜力的供给、有活力的供给、有生态的供给格局。

建设一批聚焦万亿级产业和产业集聚全面升级的特色小镇②，开辟经济新常态下发展高端集聚经济的新路径，解决发展模式创新与创业平台供给问题。特色小镇与发展四大都市区、小城市培育是不同的，特色小镇本质上是产业集聚的新空间、经济转型升级的综合体，而四大都市区和小城市培育是着眼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融合梯度发展的。特色小镇是以产业小镇为基准构筑竞争优势，一方面从产业布局中创新优势，重点支持发展信息经济、节能环保、健康等万亿级产业，做强、做精丝绸、黄酒、茶叶等历史经典产业，打造开放共享的新型业态和众创空间；另一方面，从地方特色中提炼个性优势，突出产业发展“特而强”、功能叠加“聚而合”、建设形态“精而美”、制度供给“活而新”的独特属性，坚持产业、文化、旅游和社区功能一体化发展。如杭州梦想小镇、基金小镇、智慧小镇、云栖小镇等产业个性鲜明的特色小镇，为创业创新提供孵化空间和服务平台。

综上所述，浙江省“十二五”时期一系列经济转型升级组合拳的具体做法形成了有效供给的“四大格局”，即通过“浙商回归”重塑主体格局、“七大万亿产业”优化产业格局、“一体两翼”规划空间格局和“创新载体”构建平台格局，抓住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义。浙江“十三五”期间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抓住创新驱动这个首位战略，集聚创新人才这个最重要的高端生产要素，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完善创新载体的区域布局，用科技创新引领有效投资、引领转型升级，使浙江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符合现代化、国际化的经济发展规律。

注释：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历史与实践证明的科学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当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

②2015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决定创建100个省级特色小镇，首批创建37个特色小镇。截至2015年11月，首批37个重点培育的特色小镇集聚了3 300余家企业，前三个季度完成投资额331.93亿元。2016年第二批创建42个特色小镇。参见“供给侧改革新探索：特色小镇发展综述（二）”，《浙江日报》2016年1月29日第2版。

［1］让·巴蒂斯特·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陈福生，陈振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6.

［2］斯拉法.大卫·李嘉图全集第1卷：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41.

［3］贾康，徐林，李万寿，等.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J］.财政研究，2013（1）：2-15.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

［5］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3.

［6］卢宁，李国平，刘光岭.自主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1998-2007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1）：3-17.

［7］程俊杰，刘志彪.产能过剩、要素扭曲与经济波动［J］.经济学家，2015（11）：59-69.

［8］卢宁.资本市场化、民营银行与新政治金融［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1）：47-53.

［9］胡承槐.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性逻辑、根本特性和原则——基于市场、社会和国家三者关系的维度［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1）：32-39.

［10］卢宁.从“两山理论”到绿色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成果［J］.浙江社会科学，2016（1）：22-24.

［1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65.

［12］王祖强.“五水共治”治出转型升级新天地［N］.浙江日报，2015-05-19.

［责任编辑：余志虎］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and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A Case in Zhejiang Province

LU Ninga，b
（Zhejiang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Zhejiang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Marx Institute，the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of Zhejiang，Hangzhou 311121，China）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 opened new ideas of the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nder the new normal economy，which enriched the theory cont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highlighted theoretical essence for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As the strategy for economic governance to adapt and lead the new normal，the essenc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the supply side is to emphasize the supply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nstitutional supply to the market.The system supply is more prominent in the reform of comprehensive deepening to precision force，which determines the supply of production factors can achieve high quality，high efficient，can meet and lead the market demand.This is the way to achieve economic growth dynamic conversion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to handle the lo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tool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correctly，to cultivate the running mechanism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and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modern gov⁃ernance in the economic field.The series of specific practices for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nder“12th Five-Year”in Zhejiang province formed the four pattern of the effective supply，that is，reshaping the body structure through the“Zhejiang businessmen returning”，optimiz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the“seven trillion industry”，patterning of spa⁃tial planning through the“one body two wings”，constructing platform pattern through“innovation vector”，which captured the essence of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supply side，and provided several reference for local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reforms.

supply side；structural reform；innovation of economic theory；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274

A

1007-5097（2016）10-0031-06

2016-06-10

2016年度全国党校系统重点课题；2016年度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青年教师学术促进会基金项目

卢宁（1981-），女，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