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秉堃

1 月8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纪念日，不知不觉间，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40年了。但对于许多北京人艺的艺术家们来说，往事历历在目。周总理是北京人艺的奠基人、创业者，他提议建立第一个“全国专业话剧院”，并推荐曹禺当院长，还批准建设首都剧场……

正如冰心所言：“我所见过的和周恩来总理有过接触的人，无不感受到总理特别的关心和爱护。这并不奇怪，因为总理付出的‘爱最多，接受的‘爱也最多。”那些与周总理在一起的日子，人艺人无法忘怀。

导演间的“特殊座位”

和周总理握手，让人终生难忘。每次见到周总理，无论在哪里，他都要热情地与我们每一个人握手。在周总理到来之前，剧院领导会嘱咐大家：“总理在长征中骑马摔伤了胳臂，握手时不能用力，要轻点儿。”但在握手时，我们倒是小心翼翼了，周总理却是满脸微笑着用力握。

上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周总理喜欢看北京人艺的戏。但他日理万机，工作很忙碌，经常要等到下午工作结束后，才问秘书晚上有没有安排，如果没有就去看戏。

那时，首都剧场的杨经理在演出前，都会留几张票以备不时之需，一般会等到演出半小时后才会把这几张票处理掉。一天，杨经理刚把预留的几张票售出，突然接到通知，总理要来看戏。无奈之下，杨经理只好把第7排中间几个座位的观众换到其他地方。不久后，周总理来到剧场开始看戏。

中途，周总理到小休息室休息，他问道：“我坐的座位上原来是不是有人？”杨经理只好说出实情。周总理有些激动地说：“胡闹！人家先来，我后来反而要把人家赶走，不能这样。杨经理，休息以后你要把人家请回原来的座位，还要道歉！”周总理停顿了一下，又说，“剧场里不是有个导演间吗？我就在里面看戏好了。”

从此以后，似乎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周总理只要迟到了，就要到看不太清又听不太见的导演间里去看戏，不能有特殊安排。

一次，周总理又来到导演间看戏，房间里很暗，他顺手拿起桌上的专用望远镜看戏。这时，一名导演走进来，径直坐在周总理身边。这名导演视力不太好，对周总理说：“劳驾，也让我看看。”于是，周总理把望远镜递了过去。到幕间换景灯光亮起来时，他才发现身旁坐着的是谁，便很不好意思地说：“总理，原来是您呀？我还抢了望远镜！”周总理笑着说：“小同志，我们一起看得很好嘛！没关系，我的眼睛要比你好一些！”说到这里，导演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

于是之被批“台词不清”

1961年夏天，剧院正在演出《雷雨》。一直支持曹禺这个代表作的周总理再一次来看戏。

新中国建立以后，《雷雨》由北京人艺首演，演员也是全新的阵容，其中，于是之扮演周萍。在一次演出中场休息时，导演夏淳跑到后台，告诉于是之：“总理对你的台词不满意，声音太小。”演出结束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来到后台，对于是之说：“你要做好准备，总理会批评你。”

随后，周总理来到小休息室，大家落座后，于是之很紧张。但周总理并没一开口就批评于是之，而是首先谈到“大跃进”中一些过火失当的行为，劳逸结合注意不够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他说：“你们有一定的基本功训练，可以把戏演得很好。这次演出是因为赶任务影响了质量。一图快，就不容易把人物刻画得深刻。我觉得应在质量上好好研究一下，别只为了赶任务而降低了质量。”

最后，周总理才把话题转到于是之身上。他说：“你的声音太轻，观众听不清，不好。”接着又说，“一个演员在台上要做到‘目中无人，心中有人。眼睛老看着观众就忘了戏里的环境和人物关系，但只顾自己的‘真实，心里忘了观众，声音小得叫人听不见，也就没有了群众观点。”

事后，于是之又从剧场杨经理那里了解到，周总理之前看戏时，已感到于是之的台词不清，杨经理解释说可能是总理坐的第7排声音效果不好。周总理第二次来坐在声音效果好一些的地方，仍听不太清，他问了旁边的观众，结果人家也听不清。周总理才对曹禺院长说：“我是爱你们心切，所以要求苛刻一些。”

为了这件事，于是之后来激动不已地说：“为什么周恩来同志逝世的公报发出以后，剧院里的人会哭成那样？为什么剧院一定要在当时开追悼会？人心的力量无比强大！”

亲自过问两出剧

1961年4月，周总理来到首都剧场，观看欧阳予倩的作品《潘金莲》。演出结束后，他还专门召开了座谈会，邀请剧作者、导演、演员、剧院领导人等参加，并让他们各抒己见。不少人提出了这出戏里的不足之处。

随后，欧阳予倩说：“1924年写戏时，我看到许多妇女受压迫，心中很悲愤，就写了这出戏。我演潘金莲，周信芳演武松，我们各演各的戏，没有想到主题思想的问题。现在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戏究竟要说明什么？”

周总理说：“欧阳老说到当时的思想活动，我完全理解。可这个戏今天重新上演，就要考虑对青年人的影响。张大户压迫潘金莲，她反抗值得同情。可后来她杀了一个老实的农民，还和西门庆私通，这就没法让我们同情了。如果她为了求解放，选择出走或自杀，会使人同情。”大家纷纷点头赞同。

周总理看了看欧阳老继续说：“我见到剧中的问题，觉得应该向你提出来。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一定多保重。”就这样，一个带有原则性的戏剧创作座谈会，在推心置腹的气氛中结束了。座谈会后，剧院决定停演《潘金莲》。

1958年，老舍的新作《茶馆》在首都剧场演出，很快出现“一票难求”的场面。但中央文化部的一位领导严厉批评北京人艺领导的“右倾”思想，在组织创作和演出中，“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专家挂帅”。实际上，是在指责《茶馆》为民族资产阶级“大唱挽歌”。于是，连续上演59场的《茶馆》被打入“冷宫”。

周总理听闻此消息后，跟于是之说：“请你转告党委书记，《茶馆》这个戏改一改还是可以演的嘛！”

1963年7月7日下午，周总理看了《茶馆》后，向焦菊隐和党委书记赵起扬说：“《茶馆》这个戏没问题，是一出好戏。第一幕发生的时间放在辛亥革命前夕就更好。不过这个意见不要向下传达，以后我亲自和老舍先生商量。”

如果不是周总理及时“出手”挽救，恐怕观众就无法欣赏到《茶馆》了。

总理的话剧情结

周总理先后在人艺看了41次演出，而且每次看戏以后，都坚持要到舞台上来，向全体演职人员表示感谢，还要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

周总理来看现代剧目《年青的一代》。演出结束以后，他照例来到舞台中间，谈了二三十分钟。他不仅提肯定意见，也会提出批评，比如指出某个女演员的裤子过短不大好看，等等。当时周总理的话音刚落，导演立即表态：“那好，我们一定按照总理的指示修改。请总理放心！”

正当大家鼓掌时，周总理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他说：“我谈的并不一定对。我看，艺术作品的好坏要由群众说了算，而不是由一两个领导决定。今天谈的话如果是经过集体讨论的中央决定，那一定要执行。至于我个人的意见，仅供参考。”说到这里，他微笑了一下，“尽管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观众，但毕竟也是一个人嘛。”掌声再一次响起。

周总理的艺术情结大约要从他18岁在南开学校发表的一篇文章算起。他在《吾校新剧观》中主张：“新剧的内容，是不要脱离现实；新剧的形式，应该是语言通畅，意含深远，悲欢离合，情节昭然。”同时，周总理还在“南开新剧团”里，改编剧本、评论演出、扮演角色……他扮演过《一元钱》里的孙慧娟，当时不允许女生登上舞台，他就主动承担了“男扮女装”的角色。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总理一再对人们表示：“我退休之后想去演话剧，就扮演曹禺写的《家》里那个大少爷。现在看到的演出都不太满意，我是有这种封建家庭生活经历的，完全可以演好。”

有人说：“如果今生周恩来总理没有做政治家的话，那么他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作者系北京人艺一级编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