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 晓 静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劳动批判作为一种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
——基于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分析

司 晓 静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马尔库塞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解读。马尔库塞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出发，并将它作为本体论概念来理解，而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定义又构成了理解劳动概念的前提。但是，对劳动概念的本体论证明并不是马尔库塞的目的，他只是以劳动作为切入点，探讨人的本质与实存的分离，即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而成为对生命的贬损，并用这一经济事实来批判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劳动，将这一批判作为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

关键词：马尔库塞；劳动；异化；异化劳动；人的本质；对象化；私有财产

1932年，对于马尔库塞来说是重要的一年*国外的一些学者将马尔库塞的思想进程划分为五个阶段：“(1)1928年至1932年左右的‘海德格尔时期’；(2)1932年至1941年的‘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时期’；(3)1941年至1959年的‘战后年代’；(4)1959年至1966年左右的‘《单面人》 时期’；(5)1966年至1979年的‘晚期著作时期’”。1932年是马尔库塞早期思想转型的一年。参见陆俊：《马尔库塞》(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在这一年，他与海德格尔决裂并在胡塞尔等人的推荐下加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同一年，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发表，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员，马尔库塞率先写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一文对《手稿》进行阐发和解读。

一、“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马尔库塞之所以对《手稿》的问世抱有如此大的兴趣，是因为在当时已经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一般认为，这一危机主要包含两个方面：

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首要关注的是经济、生产力、客观规律等等，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建立在经济之上，存在着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化的倾向，而这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既然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那就阻碍了无产阶级对当前社会状态的反应，使欧洲无产阶级坐等客观经济历史条件的到来发动革命，导致革命失败乃至趋于静寂。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的危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1918年在欧洲许多国家爆发了无产阶级革命，但德国、匈牙利等国的革命都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俄国取得了成功，但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却失败了，这一现象的出现，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期望恰恰相反。

面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马尔库塞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解决方案的人。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提出了自己对这一危机的回应，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有赖于“阶级意识”，强调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1]。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强调马克思主义能动的、实践的功能，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能动性唤醒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进行革命并取得最后的成功[2]。

马尔库塞所在的法兰克福学派在卢卡奇、柯尔施等人的影响下，强调对马克思的研究应当从他的政治经济学向哲学移动，向主体性及其意识移动，也就是从后期的马克思向早期的黑格尔化的马克思移动，表现在地理位置上就是从苏联向德国的移动。

马尔库塞在“马克思主义的危机”之下寻求新的哲学理论基础，寻求“具体的哲学”作为革命的理论基础。在1932年之前，作为海德格尔的学生，马尔库塞深受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影响，海德格尔对实存的个体和“此在”的重视，弥补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缺陷，即过分强调经济规律而忽视了对个体的人的存在的关注。

当马克思的《手稿》发表之后，马尔库塞认为他所寻求的“具体的哲学”和新的哲学理论基础可以在马克思的《手稿》里找到，因而写下《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他在开篇指出：“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由来、本来含义以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3]93

二、作为本体论概念的“劳动”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马尔库塞指出，他所要论述的是对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以及政治经济学作为革命理论的基础，而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遭到批判在于它对人的异化。马克思从现有的经济事实阐述异化，而异化又是建立在劳动的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成为显而易见且可以被如实叙述的。因而，劳动就构成了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这样，劳动这个概念的发展就打破了阐述这些问题的传统结构，马克思的探讨一直围绕着这一概念进行，并且揭示了而后成为共产主义革命这门科学的基础的新的‘事实’。所以，我们的解释也必须从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入手”[3]97。

在中古基督教的正统观点中，劳动没有积极的价值，人由于原罪而被诅咒以劳动为生，是一种原罪的报应和惩罚。一直到新教时代，劳动才获得正面的独立价值，被看作是有意义的人类劳动。劳动获得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后果。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一次揭示了劳动的社会历史内容，认为劳动是市民社会的主要活动和雇佣工人的生存方式，将劳动理解为财富的本质，即劳动价值论。黑格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将劳动上升到哲学概念的层面进行探讨，将劳动规定为对自然的否定，但这一否定是肯定性的否定，劳动成为人创造自己的生活以及塑造世界的基本方式，赋予劳动精神性的特征，即劳动辩证法[4]。

在马尔库塞看来，正是劳动这一概念，使马克思超出了费尔巴哈而回到了黑格尔那里。马尔库塞引用了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黑格尔哲学贡献时所说的话：“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做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做非对象化，看做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可见，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5]205在黑格尔那里，人在自我产生的过程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外化，这样就产生出了与人对立的外部对象世界和人扬弃这种外部对象世界使自己外化了的本质力量返回自身的活动，这个活动过程就是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就是人的劳动过程。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抓住了劳动的本质，即把劳动看作是人的本质，因而，黑格尔把现实的人理解为他自己劳动的结果。

黑格尔对劳动的理解对马克思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观点，他认为黑格尔关于劳动的观点始终没有超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视界，因而没有达到对异化劳动和资本的批判，仍是抽象的非批判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一样：“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黑格尔唯一知道并承认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5]205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受黑格尔的影响，他的劳动概念“仍然具有黑格尔的劳动概念的本体论性质的色彩”[3]104。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者通过劳动生产商品，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为了生存下去，自身变成了一种商品。劳动不再是人的表现形式，反而成为人本身的异化和“非现实化”。马克思通过劳动概念界定人的存在方式，将劳动本身看作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和实现。马尔库塞认为马克思对劳动的描述不再是单纯经济意义上的描述，这一描述涉及到了人的本质和存在方式，因而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使用劳动这一范畴。就像马尔库塞所指出的：“马克思关于劳动的实证的定义几乎全是作为与外化劳动的定义相对立的概念而提出来的。在这些定义中清楚地表达了劳动这一概念的本体论的性质。我们取其三个最重要的公式：‘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内或者作为外化了的人的自为的生成’，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自我对象化的运动’，劳动是‘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本身’。”[3]103-104

从马克思对劳动的三个界定中可以看出，劳动是人的“自我创造”的活动，人通过劳动成为人自身，成为符合自身本性的人，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认识和对待自己。在这一活动中，人与劳动和劳动的对象相联系，但是，人并非与劳动直接发生关联，而是通过劳动的对象与劳动发生关联。人在劳动中自为地处于对象性的形式之中，人通过自身的本质力量去创造对象性的世界，将自己的本质外化到对象性世界之中，才能使自己的本质得以实现。

在马尔库塞看来，劳动成为人的本质的真正表现足以说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已经深入到人的存在层面，是在本体论的层面探讨劳动概念。而对这一概念的本体论探讨，势必会涉及到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这成为理解劳动概念真正含义和理解革命理论基础的前提。

马克思对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有两个界定，一个是“类的存在物”，另一个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将人规定为“类的存在物”，马尔库塞据此进行了推理：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人是一种将“类”作为自身对象的存在物(人本身作为类也是自身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既然每一种存在物的类可以成为人的对象，那每一种存在物的一般本质也可以成为人的对象，也就是说，人可以在存在物的类本质中占有存在物。这也就意味着，人可以根据存在物的固有特性“开发、改变、塑造、对待和进一步处理任何存在物”[3]107，而这一“开发、改变、塑造、对待和进一步处理”通过劳动这一“生命活动”得以实现，通过自由劳动，作为“类的存在物”的人同对象的关系被规定下来。由此可见，劳动植根于人作为“类的存在物”的本质之中。

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生存于自然界之中，同时将自然界作为自己生命的工具和手段，人与自身的对象世界统一于自然界之中。因此，人也是一种自然的存在物。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人通过对对象世界的占有和扬弃，确认和实现人的本质。对象世界只有对于已经实现了本质的人而言，才是真正的对象，是人的对象化。马尔库塞在对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界定的时候，涉及到对象化这一理解人的本质的重要概念。

在马尔库塞看来，对象化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象是需求的对象，是人的力量、能力和情欲本能的对象；二是对象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对象化的人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化的人，对象性的世界也就被理所应当地当作一个历史的现实的世界。通过对对象化两个特征的揭示，人和自然界都被纳入历史性的生成之中，而且，人的本质只有在被纳入实践的、社会的、历史的对象化过程并被具体化以后，人才能被理解为“普遍的”和“自由的”类存在物。

人作为一种“普遍的”和“自由的”类存在物占有对象世界，将自己的现实性赋予它们，并在对象世界中实现自身，而这一赋予现实性和实现自身的过程是通过劳动来完成的。因此，马尔库塞说道：“这样，马克思的定义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劳动’这一基本概念。在什么意义上把劳动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是正确的，现在已很清楚。就人通过创造、处理和占有对象世界，自己给予自己现实性而言，就人‘同对象的关系’是‘人的现实的实现’而言，劳动是人的自由的真正表现。”[3]118至此，马尔库塞完成了对劳动概念的本体论证明，回答了他自己提出的“在什么意义上把劳动作为一个本体论的范畴是正确的”这一问题。

其实，马尔库塞对劳动概念的关注并不是始于1932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此之前，马尔库塞曾专门讨论过劳动概念，关于这一讨论集中于他1930年发表的《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一文中。马尔库塞反对把劳动作为一种经济学概念来理解。在他看来，仅仅把劳动理解为一种满足需求的经济手段，根本不能确立劳动在人的存在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应当将劳动概念上升到本体论的层面进行理解。劳动作为人类活动的一种实践形式，必须服从于劳动对象的存在形式和内在规律，因此，在真正的本体论意义上，劳动绝不能做到完全的自由。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劳动涉及的永远是物本身，不管是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自愿的还是不自愿的。进行劳动就是劳动者‘与物在一起’；不管他是站在机器旁边、制定技术计划、采取组织措施、研究科学问题、还是给人上课等等。他在行动中受物引导、服从物的规律性并同物紧密联系，——尽管他可能是支配着他的对象、自由地处理着对象、操纵对象并让对象按计划运行。无论如何他都不是‘与自己在一起’，他并没有让自己的此在发生，——毋宁说他是与‘自己的他在在一起’，是为‘他的他在’服务的——尽管这种行动恰好实现了他自己选择的生活。”[6]235-236

在阐述劳动的负担性、劳动本质上的物性和劳动根本上的消极性的同时，马尔库塞提出了与劳动概念相对立的游戏概念。在他看来，游戏作为人的另一种存在方式，是人类真正自由的存在方式：“在游戏中，对象的‘客观性’和它的效应、对象世界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断地迫使人承认它)等等都一下子失效：游戏者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对待对象，他变得‘自由于’对象，他根本不理睬对象。这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在不理睬对象的同时就达到了自身，就进入了他的自由领域，这种自由正是劳动中尚付阙如的。在游戏者的一次掷球动作中，存在着比人在技术性的劳动中所取得的最巨大的成就还要伟大的自由的凯旋这种自由，即是人的本质超越对象性的无限恢宏的自由”[6]216-217。

可以看出，马尔库塞在《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中，虽然有反对劳动的倾向，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他还是从根本上把劳动看作人类的存在方式，将游戏看作是劳动的派生，就如他所说的：“从结构的意义看，劳动在人的整个此在中必然地而且永恒地‘早于’游戏：劳动是游戏的起源、根据和原则，只要游戏完全是劳动的产物并是为了劳动而作的修整。”[6]218-219到了1932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马尔库塞保留了《论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哲学基础》的总体性观点，即将劳动理解为一个本体论概念，理解为是人类生存的方式。但是，对劳动概念的本体论证明并不是马尔库塞的目的，他只是以劳动作为切入点，探讨人的本质与实存的分离，即劳动不再是人的本质的真正实现，而成为对生命的贬损，用这一经济事实来批判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劳动，并将这一批判作为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

三、劳动的异化与总体性革命动力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在《手稿》中所探讨的主要问题。马克思通过对异化现象的揭示和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压榨工人的本质进行强烈的人道主义谴责。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马尔库塞看来,“这儿所阐述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人的外化、生命的贬损、人的现实的歪曲和丧失”[3]98。异化使劳动、生命和人本身成为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生命和异化了的人。

异化概念来自于拉丁文alienatio，有转让、疏远和脱离的意思，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受到黑格尔对象化概念的启发。人“自我创造”的历史，被黑格尔看作是一个对象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对象化也是非对象化。黑格尔将否定辩证法应用于对对象化的阐释之中，对象化的过程就是现实性的丧失或异化，但正是这种异化又构成了真正存在物的复归。就像马尔库塞所说的一样：“人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始终被当作仅仅是意识)是这样一种东西：它为了能够发现自己，不仅必须表现自己，而且必须外化自己，不仅仅使自己对象化，而且使自己丧失对象。只有当它真正丧失了自身，它才能回到自身，只有在他的‘他物’中，它才能成为‘自为的’存在物。这就是否定的‘积极意义’，即‘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辩证法’的积极意义。”[3]140

马克思将否定的“积极意义”纳入异化概念之中，同时批判了黑格尔异化概念的抽象性，认为黑格尔将对象性世界看作“绝对观念”的外化，而他则把对象性世界看作人在社会的历史的劳动中的“实践的”实现。

在马尔库塞看来，马克思将异化劳动看作是人的异化和人的现实性的丧失，劳动者不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而且同作为自身力量而存在的劳动相异化。异化在影响劳动者的同时，也对资本家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对生存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所有的人的本质进行歪曲和剥离。

人作为一种“类的存在物”，使人的本质具有了社会性特征，而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物”，又使人的本质具有了实践性特征。不论是社会性还是实践性，只有在被纳入历史性特征之中，才能使人的本质不被抽象地理解，只有在历史中人的本质才能真正地确定下来，人的本质就被赋予了历史性特征。

人的本质的历史性特征并不意味着人的本质的历史和人的现实存在的历史是统一的，恰恰相反，本质和存在在人身上是相分离的，人的异化、生命的贬损就在于人的本质和人的现实存在的分离。人的现实存在成为人的本质的一种手段，在异化劳动中，人的本质即劳动仅仅成为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

马尔库塞认为，对异化劳动与人的本质和实存的分离的阐述，是《手稿》为建立一种实证的革命理论所作出的贡献，《手稿》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废除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途径。而对这一路径的探寻，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是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二是如何消除私有财产的问题。

关于私有财产起源的问题，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地指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5]166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虽然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和结果，但是私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为异化过程借以实现的手段。当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社会出现分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出卖自身的劳动力，异化劳动的出现使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剥削，出现了私有财产，但是私有财产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加深异化劳动的程度。在马尔库塞看来，由于私有财产同异化劳动联系在一起，因而，私有财产也就不再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了，而是表现为异化了的人的生命运动。

马尔库塞区分了私有财产存在的两种形式：“私有财产必定存在两种现实的‘形式’：异化了的形式和真实的形式。一种仅仅是私有财产，另一种是‘真正人的’财产。必定存在着一种属人的本质的‘财产’形式，而实证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要抛弃所有的财产，恰恰是要恢复财产的这种真正的人的形式。”[3]122

在私有财产如何消除的问题上，马尔库塞与马克思的主张有所不同。马尔库塞并不要求消除私有财产，而是将私有财产恢复到“真正人的”财产。私有财产作为一种财产，不是为自由的生命活动服务，而是迫使生命活动为财产服务。真正的财产与此不同，它是人为了自由地实现自身本质所需要的对象，是为自由的生命活动所服务的财产。从私有财产到真正的财产的复归，表现为人对财产的真正占有，而人对财产的真正占有，就意味着对凝结于财产之中的劳动的真正占有，也就是向人与对象性世界自由自在关系的复归，最终是人向自身本质的复归。在这样一种复归过程中，劳动、生命和人不再是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生命和异化了的人，而是成为自由自觉的劳动、丰富完满的生命和普遍自由的人。

这种在对象中实现自身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社会化的人，人复归于自身的真正财产就是复归于人的社会本质，因而就是社会的解放。

但是，在马尔库塞看来，对象性的关系成为属人的社会的关系对于消除异化而言是远远不够的，要想消除异化，还应当洞察、认识并且自觉地维持这种关系。洞察对象化就是对人的社会历史状况的洞察，而且这种洞察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认识，更是一种实践，通过消除现存的异化了的东西，使之成为自我实现的真正手段。正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对社会存在物的对象化洞察，才能成为消除异化的推动力。正如马尔库塞所言：“洞察对象化，也就是洞察人的历史和社会的状况，揭示了这种状况的历史条件，并因而实现了这种实践力量和具体形式，这种洞察便由此而成为革命的杠杆。我们现在也就理解，关于异化的起源和洞察私有财产的起源这两个问题，在多大程度上必定成为实证的革命理论的不可分割的组成成份。”[3]128

洞察对象化作为革命杠杆的目的在于使人实现自身的本质力量而生存，倘若要实现这一实践和革命的任务，就要把相分离的人的本质和实存统一起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不仅仅表现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更为重要地表现为人的本质遭受巨大灾难的危机。因此，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进行改革，无法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只有通过总体性革命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状。就此，马尔库塞指出：“只有牢固地确立这种基本观点，以致任何单纯政治上或经济上的论证已无法动摇它以后，才可以提出革命的历史条件和革命的承担者问题，亦即阶级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任何一种批判，如果只是注意到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而没有进一步把握这种理论的真正的基础的话，那就是没有抓住要害。”[3]122

马尔库塞在提出了革命的历史条件理论基础之后，进一步提出了革命的承担者问题。在他看来，异化劳动使劳动者和非劳动者、统治和奴役相区分。劳动者才是革命的真正变革者，才是摧毁异化的主体力量，因为只有劳动者才能够对社会历史状况中的对象化活动加以实践的洞察。非劳动者只有在成为劳动者之后才能达到这种革命的洞察，但这也就意味着非劳动者扬弃了自己的本质。马尔库塞把劳动者看作革命的真正承担者，正如马克思将革命的重担赋予无产阶级一样，劳动者在革命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解放，并实现全社会的解放。

四、结语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是马尔库塞最早的而且也是最详尽地讨论马克思早期著作的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它是对马克思主义危机的一种回应。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探讨了“新的基础”，这一基础不同于当时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而是将这一“新的基础”建立在人如何解放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劳动和异化劳动、人的本质和实存的分离的讨论，以及劳动者对这一现象的洞察，奠定了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并认为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或者经济革命，而是总体性的革命。革命爆发与否，不只取决于客观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的内在规律，而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的本质的异化和人的现存状况的巨大灾难。这一理论探索不仅仅回应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危机，同时也回应了革命上的危机。

第二，它代表了马尔库塞学术生涯的重要转折，甚至成为他之后很多工作的出发点。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对人作为一种感性存在物的讨论，成为他1955年《爱欲与文明》思想的萌芽——探讨爱欲解放论；对黑格尔本体论哲学和否定辩证法的探讨，启蒙了他1960年《理性与革命》的写作——阐述黑格尔理性主义的否定性质；对异化了的劳动、异化了的人的描述，构成他1964年《单向度的人》的批判基点——揭露先进工业国家的不合理性。

第三，它还预示着一种趋势，即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所谓的“两个马克思”的研究思潮。马尔库塞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强调了马克思《手稿》的重要性，呼吁从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对马克思进行重新阐释，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基础，以应对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现实中出现的危机。

麦金太尔曾说：“几乎马尔库塞的所有主要见解都是错误的。”[7]马尔库塞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更是受到了诸多批判，多是认为他在对马克思《手稿》的解读过程中，进行了自身的修正和改造。姑且不论马尔库塞是否有对《手稿》进行自己的修正和改造，也姑且不论这种修正和改造在多大意义是正确的，就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所阐发的新的解读马克思早期著作这一方面，已经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一种新的解读贡献。与其说马尔库塞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修正和改造，不如说是一种完善和补充。

参考文献

[1]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M].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3]马尔库塞.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M]// 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4]张盾.哲学经济学视域中的劳动论题——关于马克思与黑格尔理论传承关系的微观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6(5)：5-12.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李小兵，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

[7]麦金太尔.马尔库塞[M].邵一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7.

[责任编辑勇慧]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6)02-0183-06

作者简介：司晓静，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