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郇庆治

区域一体化下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坚持整体性战略？
——基于对北京市密云区、延庆区和河北省唐县的考察

□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郇庆治

对于北京这样的国际性都市来说，生态文明建设考量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其与周边地区的协调性关系和协同性努力。这其中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即前者的引领、示范作用和后者的仿效、跟进效应，缺一不可。而从前者作为观察思考主体的角度来说，如何发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作用，如何使周边地区能够主动响应自己的政策举措，就成为整个区域绿色转型得以启动、持续并最终取得进展的关键性因素。就此而言，近年来迅速推进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或区域一体化，为我们经验性分析北京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个切入点。

一、京津冀一体化，解决区域生态环境问题的良方？

生态文明建设及其成果的整体性，意味着任何对其空间维度和构成要素的测量都只能是近似的或有局限的。事实上，我们很难说一个空间范围很大的行政区域能够独立地建设或建成生态文明，因为作为有机统一体的地球生态系统是拒绝承认人为划分的行政边界的。尽管如此，出于学术分析和公共管理的需要，我们还是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按照空间维度和构成要素维度加以考察。关于空间维度，笔者认为，省域是一个较为合理的生态文明建设行政空间，尽管很难反映其内部构成单位之间的生态系统及经济社会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关于构成要素维度，目前一个较为普遍的共识认为主要体现为如下五个方面（元素），即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生态社会（人居）、生态制度（政治）和生态文化的协同推进。

基于五位一体的理念，当前国内最权威的两个生态文明建设量化评估指标体系，一是由环保部制定实施的规划评估指标体系。2013年5月，环保部正式公布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指标（试行）”，划分为生态经济、生态环境、生态人居、生态制度、生态文化5个子系统，以及29个（生态县）和30个（生态市）三级指标。二是由北京林业大学自2010年起创制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ECI），包括生态活力（25%～30%）、环境质量（15%～25%）、社会发展（20%～15%）、协调程度（25%～30%）和转移贡献（15%～0）5个二级指标和森林覆盖率等25个三级指标（其中，转移贡献指标只在2011年和2012年报告中使用）。

依据北京林大的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及其年度报告，北京市2005年、2010年及2012年的具体评价结果如表1、表2所示：

可以看出，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省际排名相对处于一个总体较高的位置，而且优（劣）势表现得十分明显。这主要体现在：1.较高的“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即“社会生态化”和“经济生态化”，有着全国较高的位次，分别为第1位和第6位（2012）；2.较低的“生态活力”和“环境质量”，即“生态健康”和“环境宜居”，有着全国较低的位次，分别为第9位和第19位（2012）。

此外，笔者还在北京林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绿色发展视域下的我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评估指标体系”，分别包括生态健康、环境宜居、经济生态化和社会生态化等4个二级指标和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比例、水土流失率、农药施用强度、地表水体质量、环境空气质量、人均GDP、三大产业比例、单位GDP消耗、单位GDP排放、绿色建筑比例、绿色交通比例等12个三级指标（如表3）。

表1：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结果比较（前10名）

表2：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评估具体结果（2012年）

对上述数据的解读，必须充分考虑到北京国际大都市地位的特殊性。北京具有相对狭小的地理空间（1.64万平方公里）和较高的人口密度（2015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2170.5万人），以及较大规模的经济体量（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为22968.6亿元），意味着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到2015年末包括16个市辖区）生态系统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北京市的生态系统负荷是很沉重的。更为重要的是，北京市辖区的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与河北、天津、山西等周边省区有着密切联系的子系统，比如西部的西山和北部、东北部的军都山分属于主体位于河北的太行山脉与燕山山脉，而它的五大水系，即拒马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和蓟运河，前三个都发源于西北部的河北境内，最后在天津的海河汇入渤海。结果是，作为北京市饮用水源地的各大水库（比如密云、官厅、怀柔和海子水库）的大部分水源，都来自各自流域内的河北省。同时，北京、天津与河北之间的经济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要素开发和环境污染物处置的相互流动与影响，也远高于其他省份之间。而长期以来，相对固化的地区边界或行政壁垒，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上述层面的相互依赖性与整体性。结果，一方面，京津冀作为一个同质度较高的生态地理区域，内部出现了较大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差距，比如，北京和河北之间的人均GDP数字差距，2015年京津冀分别为106284元、106908元、40367元，还有诸多隐形的经济社会福利差别等（即便都属于城镇或乡村户籍人口）；另一方面，超负荷的生态环境以一种区域性质量恶化的形式做出警示——2012年以来频繁发生的华北地区雾霾现象就是标志，而这显然不是北京自身、甚或京津冀自身能够独立解决的。

表3：绿色发展视域下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2010年评估结果比较（前10名）

毋庸置疑，中等偏下的环境宜居程度，已成为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中的明显短板。但事实上，北京已有非常理想的经济产业结构，2015年，北京市三产比例为0.6%:19.7%:79.7%，尽管如此，却无法带来北京市常年的蓝天白云。更有趣的是，在配之以一系列区域性行政举措后，我们的确看到了“APEC蓝”“国庆阅兵蓝”。对此，一个合理性解释就是，相邻省份、尤其是河北天津的经济活动及其生态化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北京的环境质量。的确，无论是河北还是天津，都依然是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经济产业构型，2014年，河北和天津的三产结构分别为11.7%:51.1%:37.2%和1.3%:46.7%:52%。因此可以说，北京市相对较差的环境质量，特别是空气质量，与周边省区有着直接的关联，而近年来对北京市雾霾及其成因的科学研究也证实了来自辖区之外的高比重贡献。

2015年4月30日，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为标志，京津冀一体化战略全面启动，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主题框架下，生态环境保护被列为优先推进的三大重点领域的第二位，而另外两个重点领域，即交通一体化和产业升级转移，也具有强烈的生态环境保护意蕴。那么，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是否成推进京津冀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性机遇？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思维与政治，又能在何种意义上提升或规范区域一体化的社会公正和生态可持续性水平？这些都值得关注与探讨。

二、基于密云、延庆和唐县的生态文明实践探索

区域一体化视野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对北京而言，最为重要的有如下两点，一是能否充分发挥北京、天津和河北之间的生态环境整体（或互补）效应？二是能否充分发挥京津两个大都市的经济社会辐射（或示范）效应。也就是说，北京既不能继续将河北仅视为生态系统服务或自然资源供给地，也不能继续将其当做过剩落后产能的输出或转移目的地。这种并不科学的做法，在现实中也会越来越遭遇到各种障碍。而对这些障碍的率先突破，最可能发生在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实践中。因此，我们看看北京市密云区、延庆区和河北省唐县的三个实例。

1.密云

密云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属燕山山地与华北平原交接地，是华北通往东北、内蒙古的重要门户，故有京师锁钥之称。密云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生态地理特征，不仅拥有青山绿水的天然禀赋，而且是北京市区的主要水源之一。部分由于上述原因，密云的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到2010年，其常住人口为46.8万人（2014年末为47.8万），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间共增加了4.8万人，增速为11.4%；密云矿产资源丰富，如铁矿储量达9.5亿吨，在全国2000多个县中居第19位，但经济体量并不大，增速也较为平缓。2014年，密云地区生产总值211.9亿元，人均44419元（按常住人口计算），略高于河北省平均水平，但不及北京市和天津市平均水平的一半，三产结构比例为7.6:47.1:45.3，大致介于河北省和天津市的平均水平之间。

密云作为全国试点县，2005年即开始了生态县创建工作，2008年开始创建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并始终围绕着密云水库水质及其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这一核心议题展开，同时兼顾生态经济发展和生态民生建设。2013年7月，密云被水利部列为北京市唯一的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2014年3月，被发改委和环保部确定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2014年6月，被发改委等六部委确定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

近年来，在生态环境建设方面，密云坚持“保水是第一责任、生态是第一资源”的理念，严格落实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的意见》（2014年），成立了密云水库保水协调委员会（2010年），建立护水、护河、护山、护林、护地、护环境的“六护机制”，构建了“一库一环二区六线八带”的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境内12条主要河流、311公里河道的防洪整治与生态修复，提升水源涵养能力，并将全区20个镇街细分为新城核心区、绿色发展区、绿色拓展区、水源保护区四个功能区，强化水源保护与生态环境建设责任。此外，还通过大力实施水源涵养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平原地区造林和新城滨河森林公园等工程，构建和完善以山区绿屏、平原绿网和城市绿景为骨架的绿色空间体系。在这一系列举措下，密云的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提高，2015年，密云的PM2.5浓度为67微克/立方米，为北京市最好水平，当地还发现了已绝迹70余年的珍禽栗斑腹鹀的栖居。

在生态经济建设方面，密云区委区政府制定了“以绿色为特征、以国际为水准、以高端重大项目为支撑，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绿色国际休闲之都”的绿色发展战略，着力构建以都市型现代农业（山区和平原乡镇）、环境友好型装备制造业（中关村密云园）、休闲旅游业和总部经济为特色的经济产业结构。其中，休闲旅游业开发的标志性工程是投资45亿元并于2014年10月开始运营的“古北水镇项目”。如今，水镇已成为全国新的旅游目的地和文化旅游新地标，在带动密云休闲旅游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附近的司马台新村和库北山区农民的增收——2014年，景区共接待游客147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4.6亿元，其中司马台新村人均纯收入5.1万元。此外，乡村旅游业户经过“五化”（标准化、规范化、组织化、信息化和特色化）建设，接待能力与标准都有了较大幅度提升。到2015年末，全区民俗户有6000户，床位4万张，带动了农民2万人就业以及稳定的收入。

在生态民生或社会建设方面，密云大力实施“农民增收”“农民健康”和“农民安居”三大工程，推动社会服务、城乡管理、社会治安“三网”融合，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和幸福指数，让群众共享绿水青山建设的成果。比如，“增收工程”围绕促进就业以帮助农民增加工资性收入、提升产业以帮助农民增加营业性收入、整合资源以帮助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精准帮扶以帮助农民增加综合性收入、政策托底以保障特殊人群基本生活需求等5个方面展开，使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保持了10%以上的年度增速。自2015年起，生态涵养区的城乡低保标准统一调整为每家710元/月，而在2014年3月，标准提高后的河北省滦平县、承德县和兴隆县的城镇（乡）低保户分别为402元/月。

在生态文化建设方面，密云组织开展了“绿色出行”“绿色创建”“保生命之水、建美丽密云”等一系列活动，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提升群众的生态文明素养。尤其是通过充分挖掘弘扬密云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鱼”文化，并融入绿色、低碳、环保等现代生态文明理念，努力打造具有密云自身特色的生态文化品牌，并与发展生态经济、生态人居建设等目标进行对接。

应该说，密云区域内生态文明建设已取得了诸多进展，而且可以相信，随着撤县设区，北京市辖区内的中心郊区和城乡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这意味着密云长期以来所担当的生态环境公共服务职能，必将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有更合理的平衡或回报。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这种更多集中于区域内部的再平衡或关系重构，主要是通过北京市级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和行政统筹来实现的。比如，《关于进一步加强密云水库水源保护的意见》规定，自2014年起，市政府每年安排资金2000万元，支持水库上游11个乡镇164个村庄发展有机农业，按照“清水下山、净水入库”的预期目标，建立对乡镇和村庄的奖励机制；每年安排400万元，用于一级保护区内农村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补助，确保污水达标排放。这种行政举措的力度当然是强大的，因而可望取得良好的成效。但从区域一体化外向性的视角来说，如何改进与流域内河北乡村之间的生态环境共建关系，尽管是非常必要的，却超出了目前密云以及北京市的各种社会与生态公正性政策的覆盖或考虑范围。

2.延庆

延庆区位于北京市西北部，东、南分别与怀柔区和昌平区相邻，西、北分别与河北省的怀来县和赤城县接壤，1958年，从河北张家口地区划入北京，成为首都的西北门户。延庆区拥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生态旅游资源，比如著名的八达岭长城、百里山水画廊、野鸭湖、龙庆峡、中国延庆地质公园等。但总的说来，延庆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2014年，延庆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9.8亿元，比2013年增长8.2%，人均31584元（按常住人口计算），不仅远低于密云区的人均44419元——也大幅低于河北省的人均40367元，尽管有着看起来较为理想的三次产业结构，即9.7%:27.7%:62.6%。

像密云一样，延庆作为首都的后花园，较早加入了全国性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的试点，并将水源涵养、生态旅游、观光休闲农业作为政策推进的着力点。具体而言——

一是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努力打造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体系。如今，延庆的森林面积达11万公顷，绿化率高达70%，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近30%，从而为北京筑起了一道坚实的生态屏障，而延庆在20世纪80年代的森林覆盖

率还不足30%，是北京的五大风沙危害区之一。这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框架下的制度创新探索。延庆分别在2000年和2009年进入由环保部主导的生态县与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建设名单，并于2005年制定了县生态文明发展战略、2009年和2013 年先后出台了两个《延庆县生态文明建设三年行动纲要》，2014年又制定了《延庆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0年）》，具体规定了28项建设指标，并提出了构建“生态空间控制线”，确保首都生态安全、规划生态经济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创新性举措。2014年10月，延庆区又入选了全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第一批名单。自2008年入选全国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后，在制度创新上，延庆成立了高规格的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四大班子负责人担任组长，其办公室挂靠在环保局），而各部门、乡镇也同时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形成上下衔接、分工负责的生态文明建设组织管理体系。结合落实《延庆县生态文明建设规划（2013～2020年）》，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经济提升、生态人居营造、生态文化培育、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新等指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实施动态跟踪和评价考核。2010年，区法院还成立了北京市首家环境保护专业审判庭。

二是坚持生态保护优先，推进基于全社会参与的污染防治与环境整治。“十二五”期间，延庆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划的要求，通过科学测算环境容量、生态资产和生态承载力，来确定不同区域的复合生态功能，并通过强化部门协作、各级政府联动，来大力推进环境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创新，逐步探索出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且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延庆在北京市率先制定实施了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办法和环境损害赔偿办法。在乡村垃圾分类回收与管理上，也开展了一些制度创新性的探索，如（村民的生活垃圾如果装满一手推车且分类情况达标，就可领到一块肥皂或一双手套）等，并且卓有成效。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经济。在逐渐认识到优良自然生态禀赋的巨大经济潜能后，延庆近年来加快推进生态经济建设。立足于首都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功能定位，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着力推进有机循环农业、新能源环保产业和旅游休闲产业的产业布局与发展模式，力求让百姓更多更好地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绿色发展的物质文化成果。目前，延庆的有机农产品种植面积已达到3万亩，占全区农业产值的20%左右；有国家级“菜篮子”生产基地7个，市级标准化基地38个，已打造出了归原有机奶、前亩有机葡萄、北菜园有机蔬菜等一批特色品牌。延庆还是北京市唯一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已成为北京市新能源产业基地，2014年新能源环保产业完成产值21.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1%。相应地，在全区9.57万名农村劳动力中，近3万人实现了在生态产业部门就业。2015年，旅游综合收入实现52亿元，已成为延庆经济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

随着国家和北京市推进生态文明战略的有序实施，先行一步的延庆区必将有着更大的绿色成长和回报空间。可以设想，各项环境与生态指标的进一步提升，将会获得更大范围、更大力度上的制度性与资源性支持。与此同时，这种生态环境保护与养育方面的努力及其成果，也将会更加有效地转化成为当地社区与居民实实在在的绿色福利。因此，延庆区新近提出的建设国际一流的生态文明示范区的战略目标，不仅政治正确，而且也代表了这类生态环境禀赋优越、但传统工业产业不发达区域的一个切实可行的“绿色赶超”路径。

延庆可以预期的绿色发展契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跨越行政边界的区域性机遇呢？对此，2022年将由延庆区与张家口两地共同承办的冬奥会，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观察视角。共同筹办冬奥会已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举措和抓手，而交通、环保与产业合作是其中的最优先议题。一方面，以延庆—张家口为中心的京津冀交通网建设将会大大提速，京张高铁（计划于2019年完工）、北京—崇礼高速、京津冀一卡通服务、京津冀一小时交通圈建设等大型工程项目，将实质性地改善区域交通一体化水平，并使公众享受到更加均质化的便捷公共交通服务。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国家奥运战略带来的，必将是大幅度、大力度的国家纵向、横向生态补偿性财政或资源转移，因而已经被列为“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的包括张家口在内的河北省大片地区也将直接获益，而其颇具天然优势的新能源开发也将会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从而大大改善这一地区的经济结构与可持续发展能力。

在笔者看来，对上述两个方面的成效预期总体上是肯定性的，但多少有些不确定的是，作为第三大协同发展领域的产业合作，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环境友好、社会友好的创新性实践——无论从国内外历史经验还是我国的现实进程来说，我们都还缺乏充足可信的绿色范例。

延庆新城

3.唐县

唐县位于太行山东麓，隶属于河北省保定市，现辖20个乡镇、345个行政村，人口为51万（2014年）。总面积1417平方公里，其中山地丘陵总面积82%，唐河、通天河由西向东南纵贯全境，汇入西大洋水库。全县地貌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长期以来，唐县的经济体量不大，发展速度也不快，是河北省39个国家级贫困县之一。2014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66.6亿元，同比增长5.6%，三次产业比例为26.9%:43.2%:29.9%。但唐县地理位置较为优越，位于北京、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的三角地带，处在“大北京”经济圈的辐射范围之内——县城距北京190公里，距天津220公里，距石家庄100公里。

近年来，唐县围绕建设“保定西部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以城镇建设规划为引领，以产业项目为支撑，以扩容提质为抓手，不断加大县城建设力度，倾心打造“半城山水半城楼”的生态城市。2015年，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唐县政府与北京大学合作启动“未名公社”项目，借助古北岳生物经济示范区的建设，以保障通天河沿线生态安全为基础，借势探索出一条全新的扶贫和新农村建设的途径和模式。

“未名公社”项目拟通过大

型企业集团、地方政府与周边乡村社区之间的深度合作，创建一个以发展现代生物产业（链）为依托或切入点、以共建共管与共享为主要经济社会治理特征的城乡一体化“公社”或“共产主义新农村（社区）”。具体而言，北大未名生物工程集团将作为主要出（筹）资方，通过率先组织实施以古北岳生物经济示范区建设为核心的投资开发项目，然后负责统筹通天河沿线14个村庄的土地经营流转租让、村民就业和乡村规划整治，从而逐渐打造一个园区、景区与社区共生发展的区域性大运营平台，并建立一个“3+X”型（种植业、加工业、旅游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区域化产业架构。唐县及其基层政府作为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和战略实施协调方，负责落实工业园区和其他项目组织实施过程中的政策、资金与资源需求，尤其是村民土地流转与租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以及共同负责日后“未名公社”社区范围内的党政与社会管理；通天河沿线14个村庄的现有居民作为“未名公社”的创始成员，将会逐步享有生活环境舒适、劳动就业充分、收益分配公平、福利保障充足等准共产主义性质的公社社员权利，同时也将负有作为共产主义品性公社成员的一系列高标准义务要求（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如果上述计划得以不折不扣实施的话，“未名公社”项目无疑具有强烈的经济社会制度创新试验性质，外来企业的资本投资不仅致力于与地方性社群的脱贫致富、经济社会长期发展需要主动衔接，而且希望创建一个包括企业自身在内的更大范围内的利益或命运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尝试一些基于共产主义理念和价值伦理的经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

必须指出，2015年下半年才正式启动的这一项目仍处在起步阶段，做任何意义上的定性评价都还为时尚早。就目前而言，依据笔者的观察，亟需探讨的问题是，土地租让流转过程中能否让农民持续性权益得到制度化保证？农村综合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规划、资金、工程和管理等方面能否充分落实？公社制度构架如原始资本投入方、公社初始成员和园区职工之间能否有一种更公正民主清晰的权益与命运共同体组织框架？笔者认为，唯有在上述层面上的制度性创新与突破，才能确保“未名公社”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之外的社会公正与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统一。

三、比较性分析与政策建议

可以看出，一方面，北京市密云区和延庆区的生态文明建设在经过8年左右的持续性努力之后，已然进入一种常态化推进的阶段，并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会有更多体制机制创新意义上的地方经验。但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周边示范、引领作用仍未得到明确的展示，而恰恰是区域（国家）战略（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冬奥会），以及资本流动的需要（北大未名集团对古北岳生物经济示范区的投资），在提供着这方面的第一推动——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激活这些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外向性考量。基于上述经验性结果，笔者提出北京市生态文明建设四个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总的来说，北京市在“十三五”乃至更长时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工作，需要坚持“自身挖潜”（内敛性）和“周边促动”（外向性）并举并重的整体性战略，力争在严重影响首都城市形象和公众生活质量的生态环境难题应对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并在相关领域中的制度、机制创新上有所突破。

河北唐县西大洋库区生态湿地景观

一方面，相对落后的“生态活力”和“环境质量”指标表明，北京市经济、社会与文化的“绿色化”，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潜力与空间。如果说要提升森林覆盖率（第15名）和自然保护区的有效保护（第13名）之名次，对于一个都市省份来说确实有些难度，但地表水体质量（第12名）、水土流失率（第17名）和化肥农药施用强度（第26名、第20名）指标，都是一个地方依靠自身努力能改善的问题。而全国排名第6的“协调程度”也表明，北京经济还远不是一个“生态经济”。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和“协调程度”与“生态活力”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巨大差距或负相关性表明，北京市生态环境质量的总体性大幅改善，已不完全取决于所辖区域内的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的努力。对北京自身而言，应尽快稳定化（封顶）所辖区域内的经济物耗总量、尤其是能源与资源消费总量，并尽量用一种更大范围的空间视域来思考和定位北京市的经济产业结构。

第二，对于“自身挖潜”，关键是要更准确地理解，并坚定实施一种升级版的“生态现代化”社会生态转型战略。生态现代化理念和战略的核心要素是，有能力的政府、不断创新的科技和成熟的市场机制的结合，缺一不可。而即便是这样一种经济色彩浓郁的战略要成功实施，也蕴含着十分复杂的社会与生态转型要求——其中，一种“泛绿色”大众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依此，我们需要重新设计核心城区的功能定位——目前界定的所谓首都功能，有哪些是合乎生态文明理念或原则的？如何确保总量控制成为一种民主决策与社会公正的行为？我们还需要重新设计核心城区与郊区之间（以六环线为界）的关系，二者之间首先是一种生态依存关系，当然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而目前迅速推进的城镇化，如何才能更为均衡地反映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态关系？等等。笔者认为，只有在这些层面上进行更深刻的改变，才能充分发挥像密云、延庆这些生态文明示范区的示范引领作用，也才能为它们更深刻的制度创新创造条件。

第三，对于“周边促动”，关键是要借助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机遇，在更大范围内尝试“五位一体”、“三个发展”和绿色化的思维与实践，力争把生态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超省域的更广阔区域层面。相应地，推进或驾驭生态文明建设，将更多呈现为一种“空间性”而非“元素性”的战略与决策考量。

这意味着，一方面，北京市将有着更为有利的条件和机遇来解决目前所面临着的生态环境难题，尤其是通过地区一体化所提供的更便利的经济产业结构转移渠道，来实现局地性的绿色化；但另一方面，北京市也将面临迅速增加的社会公平与环境补偿上的外部压力，必须为自己社会福利和生态惠益的获得与持续来买单，可以说是拉动力与推动力并存。

密云水库上的灰鹤和天鹅

第四，作为制度与体制创新的突破口或试验场，北京要大力推进各种形式的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先行）示范区。比如，密云区和延庆区分别是环保部的生态试点示范区，以及国家发改委2014年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密云还是水利部2013年水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试点。

应该说，密云、延庆的成功入选，更多缘于当地作为北京市后花园地位与定位。而且对于尝试某些领域的生态文明制度与机制创新也是十分必要的。比如水源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环境补偿，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或区域一体化的新背景下，这种局部范围内的试点已经变得意义有限，而目前包括北京平谷区、天津蓟县和河北廊坊北三县的“京津冀协同共建地区”依然过于地域狭窄，应尽快考虑覆盖整个京津冀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试点（先行）示范区。

（本文为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实践的哲学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为14ZXA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