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宪坤

在中国艺术史上有这么一个时代，它充满着激情，英气勃发，以其博大的胸怀和气魄成就了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变革、大融合、大发展。这个时代，不仅完成了书法意义上的五体嬗变，同时也完成了对先秦文化成就的继承和升华。这一时代凝聚了中国文化大胆创新的精神和富于进取的民族个性。也正是从这个时代起，我们这个民族被深深地烙上了一个痕迹—汉。而最能体现这一时代文化特质的就是文字的书写！

汉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古往今来多有论及。然而，每当人们论及它的辉煌之时，却往往忽视了铸就这一辉煌的人们—那些在中国书法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在他们中间，既有达官贵人，也有民间小吏。正是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为这个时代挥洒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成就了古文字向今文字的分野，并最终完成了汉文字由象形向表意的转变。探寻这些隐没在石碑后面的无名书手，无疑将为我们打开一扇通向那个时代的大门，同他们一起呼吸，一起去感受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了解这一切，无疑对于今天准确地把握汉隶作为中国书法艺术中最为精髓的代表是十分有意义的。

从现存的大量资料中不难发现，消失在汉碑背后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之所以能够承载起中国文字及书法艺术的演变和发展，有赖于汉代政治上的“汉承秦制”，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文字制度。在精神文化层面上，他们承袭了先秦及战国末期以来敢于变革、勇于探索的“大争”精神。应当说篆体文字的隶变，早在战国末期及先秦就已产生。这从出土的《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已有佐证。虽然它离真正意义上的隶体差距甚远，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它开启了汉文字变革的帷幕。《青川木牍》从内容上看显然是一篇公文，其书写者应是一位官吏。而在篆体仍然做官府通行文字的时候，作为从篆体变异了的“俗体”字，能够出现在公文的书写中，可见流行于民间的“俗体”字在一定程度上已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也就是说至少在当时“正体”篆书和“俗体”在社会上是并行通用的。从这篇木简的字里行间中，还可以感觉到书写者在自觉地顺应着时代的发展。这种自觉的书写，一方面来自于如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的“隶书，篆之捷也”，即书写速度的需求；更重要的是在《青川木牍》中似乎还隐隐地看到了书写者在字里行间显现出的一种新追求——美的向往，释放和自由的趣味。尽管这样的追求还是朦胧的，但相对于当时的“正体”篆书，这无疑是一种冲击；它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这从晚于《青川木牍》82年的《云梦睡虎地秦简》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相对于《青川木牍》，《云梦睡虎地秦简》尽管脱胎于秦篆，形体中仍保留些许篆体的痕迹，篆隶混杂，由繁变简。出现这种变化不仅是社会的发展对文字应用的需求，另一方面相对于篆体来说则更具有装饰性。汉代隶书中常见的波挑、掠笔，以及不同形态点的变化运用，在书简中频频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人们在使用文字时已经不满足于书文论事的功能。这种变形和夸张，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爱美天性的自然流露。这也是汉文字最终能够演变成一种艺术载体，而获得的真正意义上的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以他们的探索和追求为汉代最终能够完成由篆向隶的文字变革奠定了基础。

文字的发展到了汉代，其书文论事己经彻底告别了青铜铸范。简、帛及毛笔的大量使用，使得文字的应用获得了解放。这些新材料最终承担起了书文论事的功能，并为文字的进一步演变提供了便利。不仅如此，这种变化还打破了原本只有贵族才能使用文字的特权。加速了文字的使用向仕人及庶民方面延伸，进而使得书写普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与先秦及战国末期不同，汉代最终结束了战乱，国家重新实现了统一，社会制度趋于稳定。这也为文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所有这些客观存在无疑为汉字的变革在汉代得以完成提供了可能。

西汉时期，书写材料主要是简、帛，将文字刻在石碑或悬崖上的情况极为罕见。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大量简帛书，真实地反映了西汉早期文字演变的状况，及同先秦文字隶变的连续性，如帛书《阴阳五行》甲篇及简书《阴阳合》医简。它们虽然已经打破了篆体的字形结构，书写时已不再顾忌文字的对称及象形的原则，在线条运用上已出现了明显的改曲为直的倾向。篆体原本圆转不断的线条，变为有了方折的断笔，同时也应看到牍中因书写的迅疾，常常将原本篆书中的两笔并为一笔，或是将两个以上的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再有在《阴阳合》医简中，还出现了明显的草意，其点线的运用相较于《阴阳五行》甲篇已有了成熟后的隶书用笔特征。从这些特征上看，西汉初期的隶体书写依然属于古隶的范畴。但不容怀疑的是马王堆汉简的书写者们身处在文字大变革的过程中，已经不是在被动地顺应文字的变革，而是主动凭借着这个时代特有的浪漫情怀和大胆创造，一步步地将汉字由表形向着表意的方向做着艰苦的转换，同时又赋予了文字一种艺术功能。

而这一过程到了西汉中晚期达到了高潮。《武威汉简》及《居延汉简》的出现已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武威汉简》中的《与士相见》篇，其文字的结体已彻底摆脱了篆体的控制，结构由方变偏，运笔迅疾，点划变化丰富，汉隶的掠笔、波挑明显而夸张，与早期的隶书相比更富有装饰性。再从《居延汉简》中的《相利善见册》可知，汉字第一次大变革已近成熟。还有最新在南昌发现的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漆器、乐器上的文字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们留下的墨迹看，此时的隶体文字不仅已经完全地替代了篆体作为书文论事的官方通行文字，其影响已遍布西汉的偏远地区。不仅如此，这种崭新的文字形式还第一次被作为艺术载体而保留于中国艺术发展的史册，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西汉不提倡树碑，故其碑刻存世稀少，目前仅存的有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杨量买山地刻石》、《五凤二年刻石》和始建国天凤三年（公元前16年）的《莱子侯刻石》等少数碑刻。从中看汉字的演变，在这样的书写材料上其隶变要有逊于简帛。这种不同步直到东汉才得以克服，并最终完成了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留下了《曹全碑》、《张迁碑》、《礼器碑》、《乙瑛碑》、《石门颂》、《何君阁道碑》和《西狭颂》等浩如烟海、名垂千古的汉碑名作。

大汉这个时代不仅完成了文字由篆向隶的历史性转变，成就了古文字和今文字的分野，同时也使得“汉碑”这个因无数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所付出的努力换来的记忆，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书法艺术史册上。汉碑，也正是因为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书写者辛勤地探索和创造，而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文化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