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亚顺

公元前五百九十一年庄王去世，共王即位。楚共王时期，楚国在文化方面发展迅速，在冶金、髹漆、织帛三大行业，代表了楚国物质文化的先进水平。对于语言交流，以前能操夏言的楚人多是贵族，人数很少，到了楚共王时代，不分贵贱，多数楚人已经兼通楚言、夏言。

从传说到信史 从部落到封国

代表人物：祝融、鬻熊、熊绎

标志事件：南迁；辅佐周文王；受封于周

如同楚国头号文化符号屈原著名的“天问”：上下未形，何由考之？人类的历史远早于文字记载，因此任何民族追溯往昔，最终都不免扯到神话上。

楚国人追认的远祖，就是一位半神话人物—火神祝融，而传说中祝融又是“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司火之官。由此可见，楚人祖辈也是根正苗红的“华夏正朔”，并且与权力核心人物关系很近—考古发现也可提供佐证，楚人的源头被确定在今河南新郑一带，彼处正是早期华夏文明圈的主要区域。

楚人先辈后来离开中原，南下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也逐渐进入信史时代，有可稽考的“楚人始祖”登场了。此人名叫鬻熊，是楚人部落的酋长，古籍中关于他年龄的记载十分混乱，但大致可确定生活在公元前11世纪。当时正值商周之际，相传鬻熊还曾做过周文王的顾问。周伐商之战，楚人缺席了，但还是从商周易代中获得了政治利益，鬻熊的曾孙熊绎（鬻熊后人以其名“熊”为氏），被周政权授爵，封于丹阳（一般认为在今湖北省西北部，具体地点待确认），其时大约是公元前1010年。

这便是楚国最初的雏形，楚君爵位只是子爵，位于“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系统中的倒数第二，按规制，“子男之地五十里”，也就是说版图只有方圆五十里，“相当于末等小国”。并且周人认为虞人、夏人、殷人、周人是文明的，称为“华夏”，其诸国诸族称为“诸夏”，诸夏之外的族群落后，称为“蛮夷戎狄”，楚人也被视为蛮夷。

不过楚人所居的丹阳，地处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的连接点上，又远离中原纷争，很具发展潜质。如学者张正明在《楚史》中所写：“他们像一颗来自北国的良种，落进了南国荒芜而肥沃的土壤，可能遭虫豸啮食，可能被风雨摧折，但也可能生得出众，长得非凡，这就全取决于努力和机缘了。”

从自居蛮夷到文化独立

代表人物：熊渠、若敖、蚡冒

标志事件：熊渠封其子为王；向周边扩张

自熊绎立国，经过约150年的辛苦经营，到了公元前9世纪中叶，熊绎的玄孙熊渠时代，楚人慢慢转弱为强。

熊渠胆识过人，善射，《史记》说他射艺超过后羿。在政治方面，熊渠善于审时度势，当时周朝中央政府是周夷王当政，西周国势已衰微，他趁机“兴兵伐庸（今湖北西部）、扬越（今淮河流域），至于鄂”，拓展了楚国的领地。

并且，熊渠凭借国力激增，试图挑战周朝的礼法制度，以“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为托辞，不顾“子男”的卑微位份，擅自立自己的三个儿子为王。周夷王之后，其子周厉王即位，凶名在外，熊渠担心他来伐楚，又削去了儿子们的王号。

周厉王是著名典故“道路以目”的主角，他的暴政导致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他被迫流亡，客死于彘（今山西境内），没来得及征伐楚国。不过同时期的楚国也在熊渠去世后陷入乱局，一连串宫廷政变中，前后八位国君渐次登场。公元前790年，新国君熊仪即位，奋发图强，国势有所好转，熊仪去世后被尊称为“若敖”，此即楚君有谥之始，若敖之孙蚡冒为政残暴，被谥为“楚厉王”，但任内也开疆拓土，进一步增强楚国实力。蚡冒于公元前741年去世，他与若敖被形容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左传》），受到赞扬。

在若敖的时代，西周中央政权瓦解，公元前771年犬戎破西周都城镐京（今西安西北），杀死周幽王，次年周平王携周室东迁于洛邑，自此东周时代开始。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力大大下降，给了诸侯发展壮大的机会，在汉水以南，没有一个能够威慑楚国的权力实体，此时，对于楚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和风险。

另一方面，在文化认同上，楚国仍然趋向周朝，直到若敖、蚡冒时代，贵族们仍然以效仿华夏礼制为荣，铜器多有模仿，了无新意。同时，随着对周边扬越、楚蛮、巴人等民族的征服，融合“蛮夷”元素的楚文化开始萌芽，融合了华夏和蛮夷形态、工艺、性能的楚式鬲的出现，被认为是楚文化相对独立发展的证明。

从追求晋封到自尊为王

代表人物：武王熊通

标志事件：自立为王

蚡冒死后，其弟熊通杀死蚡冒之子夺位，楚国迎来了一位强人领袖。熊通任内灭权国（今湖北当阳市东南），以其故地为权县。中国政治史上，以“县”为一级地方行政区域，乃从熊通设权县始，其影响持续至今。

公元前706年，熊通跃跃欲试，准备伐随，这一仗最终没有打成。据《史记》说，和谈时，熊通要求随国替楚国要挟周天子，他提出：“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侯迫于形势，只得照办，派使者去见周天子。

熊通所说的“观中国之政”，意思是介入中原政局。两年后，随国通报楚国，说周天子拒绝提高楚君的名号。熊通听说，大怒：“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他自立为楚武王，周天子及诸侯们也拿他没办法。

其后，熊通再次伐随，经过几场胜仗，楚国已确立在汉东的霸主地位。重要的是，在灭掉他国或让其臣服外，楚武王还有一种对待周边国家的方法，即《左传》中所说的“大启群蛮”——开发、启迪他们，统一到楚国名下。学者郭德维认为，这大大加强了楚国境内的民族融合，特别是与少数民族的同化、融合，充实了楚的国力。

楚武王五十一年（公元前690年）时，周天子召见诸侯，指责熊通自立为王。随国对楚的态度随之变得冷淡，楚武王再一次大举伐随，出征前，他感觉心脏不舒服，告诉了夫人邓曼。邓曼忧心不已，对武王说：“大王的福寿可能要到头了！只要将士没有损失，即使大王不幸在途中辞世，这也是国家之福。”征途中，武王不久突发心脏病，他坐在一棵樠树下休息，随即去世。

张正明认为，武王留下的遗产中，尤为珍贵的是奋发图强的锐志和领异标新的勇气。“武王的名言‘我自尊耳并非夜郎自大，而是自尊心和独创性的天然流露。”

从独霸南国到逐鹿中原

代表人物：文王熊赀、成王熊恽

标志事件：北进中原；东下江淮；召陵之盟

楚武王“观中国之政”的遗志很快由他的子孙践行。武王去世，文王熊赀即位，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迁都于郢（今湖北荆州北），接下来，几乎把全部精力倾注于战争，以兵甲来介入中原政局。

楚文王行事强硬，任人唯贤，“甚至可以不分民族，不分等级，破格提拔，充分信任”，同时以公族为核心的国人对他有所约束，国力增强，疆域不断扩大。楚文王在位13年，得益于此期间打下的基础，到其子楚成王熊恽时，楚国已经是方圆千里的大国，成王有两大战略方针：北上，想“投入文明世界的主流，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沿淮水东下，争夺、垄断长江中游的有色金属。为此成王向河南地区扩张，身在洛邑的周惠王还赐祭肉给楚成王，叮嘱他“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

但此时的中原政治格局，早已不以周室为主导，楚国大国之路上的阻碍者，是和他们一样期待抢占周王朝遗留下的权力真空的其他诸侯国，具体说，楚成王碰到的对手是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

公元前659年起，楚成王连续三年征伐位于河南的郑国，郑国求助齐桓公，后者于公元前656年率齐鲁等“八国联军”出兵抗楚。双方都忌惮彼此的实力，遂于该年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会盟，楚国答应恢复对周室进贡过滤酒用的苞茅，双方罢兵。

召陵会盟，楚国做出形式上的让步，但也展示了让诸侯侧目的实力。通过会盟，成王眼界大开，也开始关注礼制，要把楚国建设得“郁郁乎文哉”。这一理想终究没有实现：公元前626年，晚年的楚成王打算废太子商臣改立，反被商臣逼宫，被迫自杀。垂垂老矣的楚成王提出一个要求，他想在就死之前吃一只熊掌，商臣没有允许。

从问鼎洛水到广兴礼乐

代表人物：庄王熊侣

标志事件：问鼎洛水，饮马黄河

楚成王抱憾而终，但楚国上升趋势不改，商臣即位，是为穆王，而他的继承者，就是与齐桓公并列春秋五霸的楚庄王熊侣。

楚庄王最出名的事迹，大概要数“问鼎洛水，饮马黄河”。公元前606年，即位7年的庄王攻打陆浑之戎。这是他第一次涉足中原，却在陆浑虚晃一枪，将大军开到洛水边，在周天子的眼皮底下阅兵。周定王为此十分不安，派王孙满前去“慰问”庄王。

在洛水边，楚庄王问王孙满：“周天子的九鼎有多重？”王孙满知道他的用意，回答说周王室的法统“在德不在鼎”。庄王说，把楚军兵器上的铜钩折下来，足以铸成九鼎。王孙满不卑不亢，阐述了“德之休明，虽小必重；其奸回昏乱，虽大必轻”的道理。

与王孙满的会面，让楚庄王明白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在上层社会，他大力推行中原化，参考中原礼法制度，重新制定楚国宫廷礼仪制度，还号召学习中原文化。楚庄王有“茅门之法”，一次，太子有急事进宫见庄王，车撞到了茅门屋檐的下水沟，作为司法官的廷理按照法度把太子的车辕斩断，杀死了驾车者。太子哭着去告状，请求庄王杀掉廷理。庄王回答道：“法者所以敬宗庙，尊社稷，故能立法从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可以加诛？”庄王的做法得到了中原各国的认可。

《国语·楚语》记载，在谈及培养太子之道时，大夫申叔时认为，应该教太子学《春秋》，还要学“诗”、“礼”、“乐”等，这多是周的礼乐制度和文献。由于致力于提升文化实力，楚国第一次被各诸侯国刮目相看，收获的不再是各国的恐惧与仇恨，而是褒奖与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