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惠斌

1941年12月8日上午，上海市暨南大学的校长办公室里，老校长怀着异常沉痛的心情，主持紧急校务会议。他噙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宣布：“今天早上，日本兵占领了租界……”[注]老校长低沉的语调掩盖不住心头的愤懑，校长室里一片沉寂，教师们个个神色黯然。文学院院长、著名学者郑振铎更是紧蹙着浓眉，眼神忧愤。

上课的铃声敲响了，郑振铎像往常一样捧着厚厚的讲义夹，走进教室，只是步履显得十分沉重。教室里依旧挤满了听课的学生，他们仍然端坐在座位上，摊开笔记本，鸦雀无声地准备听课。郑振铎神情肃穆地环视着教室，鼻翼不由得抽噎一下，但还是忍住了眼泪。“今天的事，你们大概都已知道了。我们已经决定，一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立即停课，将这所大学关闭……要永远记住，我们是中国人！”

郑振铎心里明白这“最后一课”的意义，他恨不得把所有的知识都凝聚在一堂课中，毫不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学生。这一堂课，他讲得格外亲切，学生们也心无旁骛，摒住呼吸，噙着热泪凝听……

10点30分，不幸的时刻终于到来了。隆隆的车鸣声从远处清晰地传来，车轮沉重地滚动着，仿佛碾压在暨南大学所有师生的心头，令人沉闷得喘不过气来。从学校顶楼的窗口望去，可以清晰地看见，萧瑟的北风中，“太阳旗”鼓满嚣张的气焰，盛气凌人地招摇而至。

郑振铎停止了讲课，镇定，安详，没有一丝紧张的神色。他挺直了身体，做了个立正的姿势，毅然合上了讲义夹，严肃而又坚决地宣布：“现在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