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立德

马戛尔尼使团是清朝运用传统礼仪处理的最后一批西洋来客。（二十年后，又来了一个英国使团，但因双方未能就外交礼仪达成一致，使团根本就没有得到清帝的接见。）两个不同的外交公约体系开始了相互间的接触，各自背后都有极为不同的世界观的支持，而这些世界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又由当时的历史经验所决定。这种接触虽然短暂，却非常重要。马戛尔尼及其属下对于乾隆时期的主要事件有了尽可能多的了解，而乾隆及其朝臣同样也了解到18世纪的英国。

马戛尔尼使团在中国停留期间，他本人及其随从都竭力收集各种信息，记录其所见所闻，向人们提出问题并记下其答复。虽然使团中只有一位11岁大的英国男孩（斯当东之子）会说一点汉语，但在使团返回英国时，其对于清帝国的了解比从英国出发时已经深入了许多。相比之下，清朝对欧洲的了解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在英国，使团中的几个成员都留下了书面记载，其中包括使团中的那位画家绘制的一卷绘画作品。这些作品在随后几年先后得以出版。而在中国，马戛尔尼使团在清朝的精英中几乎没有引起一丝涟漪，很少有作品提到它。

这并不是英国人所期望的结果。马戛尔尼期望乾隆会像其祖父康熙那样兴趣广泛，迷恋于从耶稣会士记载中了解到的那些西方科学、医药和数学。然而，使团最终颇为失望，他们的精美礼物并未能激起乾隆的一丝热情。那么，乾隆，或者说清廷中所有人缘何对马戛尔尼使团向他们展示的那些欧洲科技成就缺乏兴趣呢？

这个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思索。这并非因为乾隆缺乏好奇心。他对宗教启蒙、艺术和文学的追求，对自然界的喜爱，对旅行的热衷，对西方表现形式的偏好，都说明乾隆求知欲很强且思维活跃。所以，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乾隆对于外部世界毫无兴趣。确实，他对马戛尔尼勋爵提出的问题，让人觉得他对欧洲地理的了解非常肤浅：“他问英国距离俄罗斯有多远，他们的关系是否友好？意大利和葡萄牙是否距离英格兰不远，是否向英格兰朝贡？”但是，如果乾隆能够抽时间去查询一下多年前传教士们为他绘制的地图，就不会问出这样简单的问题了。毫无疑问，乾隆对于西方地理是非常熟悉的，他甚至让蒋友仁在圆明园一座大殿的墙上绘制了一幅世界地图。乾隆是一个可以不厌其烦地去纠正他所看到的文字中的语法错误的人，怎么可能会假装不知道英国和俄国的相对位置呢？如果乾隆一再提出这样幼稚的问题，那么他很可能是故意为之。他是希望给马戛尔尼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即伟大的大清帝国不可能对遥远的小岛国家英国有任何的兴趣。

康熙当然没有采用这样的态度，他虽然自负，但还是常常会提出问题。乾隆则大不一样，他既自负，同时又缺乏安全感。统治如此多样且巨大的国度数十年，再加上个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很多的烦扰，或许乾隆已经因此而精疲力竭了。如果换成一个年轻的君王，或许会去探寻马戛尔尼那些精美机械的秘密；但是乾隆年岁已高，无力对此加以关注了。而且，18世纪90年代朝廷的政治氛围也不适于进行大胆的行动或是激进的观念转变。党派之争已经严重影响朝廷的决策：那些为数不多的可以向乾隆指出这个英国使团不同于以往外来使团的权贵们，只想借机加强他们自己的政治势力，维持现状。如果马戛尔尼早来二十年，或者晚来十年，清朝的国内政治形势没有如此极端，或许情形会有所不同。

但是，乾隆朝之所以对欧洲事务缺乏持续的兴趣，或许最好的解释是他对欧洲没有产生好奇：不是说乾隆对西洋国家缺乏兴趣，而是乾隆觉得根本就没有迫切的必要去注意那些国家。表面看来，这似乎很荒谬。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怎么会没有看到重商主义与立宪主义的兴起、议会的日益强大、实验科学的进步、“启蒙理性”的日益自信，以及正在形成中的“进步”的信念等这些将在他死后一个世纪内引导欧亚大陆最西端的半岛居民成为几乎整个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的支

配者？

从20世纪后的观点来看，人们皆知西方的崛起主宰了世界资源的分配，这一明摆着的事实让我们很难认识到可能还会有其他不同的发展路径。但是在18世纪后期，没有人（不光是英国人，还有其他人）预见到不久后的技术突破、资财充裕以及政治野心的结合会最终驱使欧洲人及其北美大陆的门生冒险将其势力伸向所有他们认为可以服务于其科学、文明、上帝以及“合理”利用自然与人力资源的世界各地。

如果后退一步，看一下乾隆时代的中国并思索一下乾隆自信的来源（我们已经看到，在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中，乾隆的形象有猎人、军官，也有菩萨和文人），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乾隆为何无法预见到未来了。在国际上，清帝国可谓一个令人瞩目的政治实体，其领土让所有欧洲国家都相形见绌。相比之下，除俄国之外，欧洲那些国家更像是清朝的单个省份，而且还存在诸多的政治争端。清朝的人口相当于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1/4，是当时欧洲人口的3倍。清朝的国内经济规模同样非常庞大（马戛尔尼本人估计至少是大英帝国的4倍）。驶向北方市场的满载木材的船只需要一天时间才能通过固定的检查站。地区间的茶叶、棉花、糖、丝绸和粮食贸易量，相当于欧洲的纺织品和日用品的国际贸易量。从广州这样的南部港口到天津这样的北方港口的航程有3200公里，相当于里斯本到汉堡的航程，只不过，前者一直航行在中国的内部，处于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直到20世纪末，在欧洲才出现了这种规模的共同体。）北京和江南沿海城市的奢侈品消费，与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奢侈品消费不相上下。所以，如果欧洲人或是其他外国人愿意把全球各地的顶级货物带给乾隆，那么乾隆还有什么必要为此去求助于欧洲人或是其他外国人呢？如果只是出于单纯的商业利益，而没有军事或是战略方面的意图，又有什么必要派其臣属去经受那些周游世界的危险航程呢？毕竟，即使没有国家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及其家眷已经在向东南亚的很多地方进行非官方的移民了。

在国内政治形势方面，到乾隆即位时，影响顺治和康熙朝的那些不稳定因素基本上已经成了历史。而且，虽然不时还会出现一些民族怨恨，但总体上满洲的权力是非常牢固的。与同一时代的欧洲君主不同，乾隆无须面对有人与其争夺权力，也不用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他没有经历过文化危机，也没有经历过经济或政治灾难，这些危机或灾难本有可能会促成一种向其他政治和经济组织模式的自觉转变，而欧洲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模式来源。总的来说，乾隆统治时期（至少在其前2/3统治时期），是一个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疆土扩张、军事力量强大、政治自信以及文化繁荣的时期。因此，如果乾隆认为他统治下的这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且拥有空前的财富，我们是很难对其进行指

责的。

然而，我们还是很想知道，乾隆是否真的认为清朝的全盛局面会一直延续下去，尤其是考虑到在马戛尔尼觐见时，清朝已经出现了很多衰败的迹象。如果能更多地注意到那些陷入困境的无地无业者正在不断加入叛军，那么乾隆及其臣僚或许就会预见到英国人带到广州贸易的鸦片量会很快得到扩大。到19世纪30年代，鸦片大量流入清朝，导致清朝一度享有的贸易顺差开始为巨大的贸易赤字所取代，乾隆最为担心的经济失衡问题成了

现实。

（选自《乾隆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青石译。作者为著名汉学家，美国“新清史”的领军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