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孟英医案探析滥用温补之弊

2016-03-10孙敬辉王承龙

环球中医药 2016年10期

孙敬辉　王承龙

从王孟英医案探析滥用温补之弊

孙敬辉王承龙

温补二法是中医治疗疾病八法中重要的两个法则，历来受到医家的重视，在临床中有着广泛的应用。但若不辨病情，一味滥用温补，也会导致严重的不良后果。如无病之人，肆食温补之品，导致气机郁滞，病症蜂起；年老体弱之人，有病畏惧攻伐，但服温补之品，导致邪气愈实；片面地解读“扶阳抑阴”之理，不分病证，悉用温补之法治之，导致死于温补者甚多；对于古人的有效名方过度崇拜，而不加辨析应用，致先贤名方为杀人利器……种种滥用温补的现象在王孟英的医案中可谓是屡见不鲜。

王孟英；温补；扶阳抑阴；气机愆滞；舍病顾虚

自立斋、景岳等大力倡导温补学说以来，温补学说日益盛行，但由于医者病家过度地盲从以致出现了滥用温补的局面。无疾而喜食温补、因年老而舍病顾虚或本为温病但仍用温补之法的现象在王孟英的医案中屡见不鲜，如王孟英《回春录》记载死证案62则，占全书总案的12.02%。而致死的原因主要有三：温散致死，温补致死，病剧势猛而不治。其中死于前医误治者占主要部分[1]，所以王孟英极力反对滥用温补，并痛斥其弊。笔者将结合王孟英的医案探析滥用温补之弊，以期能更全面地认识温补之法，并将其运用于临床。

1　药食蛮补，愆滞气机

对于无病而喜用补药的时弊，王孟英明确指出健康无病之人，不可用补，并以“欹器”盛物以作比喻，平人用补，必然会破坏机体的平衡状态，不仅不能养生健体，反而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如钱氏妇病愈后欲常服补药案，王孟英[2]曰：“病痊体健，何以药为?吾先慈尝云，人如欹器，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世之过服补剂，致招盈满之灾者比比焉，可不鉴哉!”并且王孟英认为药贵对证、恰合病情即为补，应针对具体病证具体看待，不可拘泥于某药为补药而滥用。凡切合于病情，能够补偏救弊者，均为补法。曾言[3]：“投之得当，硝黄即是补药，投而不当，参、术皆为毒药……补偏救弊，随时而中，病无定情，药无定性，顾可舍病而徒以药之纯驳为良毒哉?”

对于饮食，美食佳肴是人之所欲，但不能过度。过食肥甘厚味，必然会酿生痰浊，愆滞气机，气机不通，邪气则不能消散，于是病证蜂起。孟英认为饱、暖尤为酿病之源，节饮食是养生之要务。曾言[4]：“肥甘过度，每发痈疽，酒肉充肠，必滋秽浊，熏蒸为火，凝聚成痰，汩没灵性，变生疾病。凡遇时疫流行之际，更为召疾之媒。苟脏腑清虚，素甘淡泊，气机不为浊壅，邪气不能逗留，虽感六淫，易于解散……慎疾之人，毋贪口腹。”

2　舍病顾虚，固涩邪气

王孟英极力反对医者治疗年老体弱之人采取舍病顾虚的做法。曾云[3]：“凡病未去而补之，则病处愈实，未病处必愈虚，以未病处之气血，皆挹注病处也。”又云[3]：“无论外感，不可妄投温补。即内伤证，必求其所伤何病，而先治其伤，则病去而元自复。古人不曰内虚，而曰内伤，顾名思义，则纯虚之证殊少也。”如黄莲泉家戚妪病痢案，医者以其年老体弱，不敢攻邪，而以一派温补固涩之品治之。渐致少腹结块，攻痛异常，大渴无溺，杳不知饥，昼夜百余行，五色并见，呼号欲绝。孟英认为此因感受暑邪，复加妄用温补所致。与楝、芍、芩、连、苁蓉等出入互用，数帖渐安，继加驻车丸吞服，逾月始健[5]。笔者按：暑热内伏，泻痢正为邪热外出之途径，前医但知年老元虚，不知邪盛则实，反以温补之剂涩其邪热之出路，以致邪热内盛，病见危象。若不先清其邪，宣展气机，纵使补药何以遽入，只能更滞其气，助其邪热。故孟英治此病，先以寒凉撤其邪，使结散邪行，气通液布，而后佐以补剂以固其虚，因而大病得愈。大凡温病病变中见大便秽臭，解而不爽，肛门灼热，泻出如火，不管其性状或微溏，或稀薄，或纯黄水，即是邪热下泄的征象，不可妄投补涩。王孟英[6]认为：薛生白的“阳明之邪，假阳明为出路”一言，乃治温热病之金针。盖阳明以下行为顺，邪既犯之，虽不可孟浪攻泻，断不宜截其出路。故温热自利者，皆不可妄行提涩也。施仁潮[7]在研究孟英医案时指出：“不但温病中出现的大便溏泄属于邪热下泄，自寻出路，它如痢、衄、便血及经事不当期而至，也大多系郁热外泄之象。”

3　扶阳抑阴，片面解读

王孟英对温补学家以“扶阳抑阴”的治世之道来指导临床治病，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其阴阳乃邪正之喻，并非谓只有温补才是扶阳，曾言[3]：“夫人身元气，犹阳也，外来邪气，犹阴也，扶正抑邪，岂必专藉热药哉？如热伤胃液，仲圣谓之无阳矣，然欲扶其阳，必充其液，欲抑其阴，须撤其热，虽急下曰存阴，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抑阴；存阴者，存正也，存正即是扶阳。”如许自堂令子社患感，延至秋杪，诸医束手，孟英诊之，左部脉数，右手俨若鱼翔，痰嗽气促，自汗瘈瘲，苔色灰厚，渴无一息之停，垂危若是。孟英十二日间，用大剂寒凉二十四帖，计用犀角三两有余，险浪始平[5]。凡同道之人与许之族人亲友，莫不以扶阳抑阴之理责难之，认为患者病延已久且正值秋冬之交，败象显露，用药偏寒必致失手。孟英独不为世俗“扶阳抑阴”之理所惑，而能正确地做出解读，屡用大剂寒凉之品而起沉疴。

4　泥古不变，医理难明

王孟英对医者泥古不知变通发展的做法，更是大加批判，并力求将医理补充完善。如《伤寒论》中对霍乱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可能由于战火缺失，书中仅保留下来了霍乱属寒证的部分。后世医家多独遵仲圣之法，谓霍乱无热证，以致病霍乱而死于温补者不计其数，孟英有感于此，著《霍乱论》一书，力证霍乱病有阴阳之异，治法有寒热之殊，诚可谓仲圣之功臣。自生化汤首载于《景岳全书·妇人规》中，再经傅青主极力推崇用于治疗产后诸证后，不少医家片面理解傅青主用意，乃至不论产后何病悉以生化汤治之，为害非浅。孟英目睹此种陋习，驳斥道[5]：“凡产后世俗多尚生化汤，是执一定之死方，疗万人之活病，体寒者固为妙法，如血热之人，或兼感湿热之气者，而一概投之，骤则变证蜂起，缓则蓐损渐成……人之阴受其害者，数百年矣。从无一人能议其非，今特为此长灯之夜，冀后人不致永远冥行，或可稍补于世。”

5　法随证用，不可偏废

许多人将王孟英称为清手，似乎他只会用寒凉药。邹云翔[8]为此专门发表文章为孟英辩护，他列举了十二个王孟英运用温补和用反佐法治疗的病例，详细地论述了孟英运用温补法的规律。可见，王孟英虽痛斥滥用温补之非，但他并不排斥温补之法，有人曾对其所遗留下的医案做过统计，用附、桂、干姜之方，有十九案。可见，药贵对证，王孟英绝无成见。正如孟英所云[5]：“温补亦治病之一法，何可废也，第用较少耳。世之医者，眼不识病，仅知此法，可以媚富贵之人。动手辄用，杀人无算。岂非将古人活世之方，翻为误世之药，可不痛恨耶！”如乔有南案，患牝疟二旬，医治罔效。查其脉微无神，倦卧奄奄，便秘半月，溺赤不饥，痰多口甘，稍呷米饮，必揉胸捶背而始下，苔色黑腻而有蒙茸之象。诊为精、气、神三者交虚之证。予参、术、桂、附、沉香拌炒熟地黄、鹿角、石英等出入为大剂，投十余帖，寒后始有热，而苔色乃退，口不作渴，甘痰亦日少，粥食渐加。彭景星[9]曾评价王孟英治病：“擅长凉润清解，然亦善用温法。《王氏医案》诸书施投温法之案虽然较少，而真武、理中、救逆诸方皆有所用，且多特效，堪称温清并擅，左右逢源”，是非常恰当的。

6　小结

王孟英认为疾病的产生与人之老少强弱并不完全相关，气机愆滞才是百病产生的根源，而“调其愆而使之不愆”则是其治病的根本大法。一味蛮补只会使气机更加滞塞，加重病情[10]。曾言[3]：“人气以成形耳，法天行健，原无一息之停。惟五气外侵，或七情内扰，气机愆度，疾病乃生……身中之气有愆有不愆也，愆则邪留著而为病，不愆则气默运而潜消。调其愆而使之不愆，治外感内伤诸病无余蕴矣。”正是孟英对于疾病病机的深刻认识，才使他深刻认识到了滥用温补的缺陷，加之临证之时，亲眼目睹了医者因滥用温补所造成的种种灾难，才使他极力地反对乱用温补。罗大中等[11]曾对陆士谔所辑《王孟英医案》进行统计，书中记载了前医误治的医案352则，其中误用温补者173例，占全部误治医案近半数之多。可见，当时医者滥用温补之风的盛行。

[1]袁政恕.《回春录新诠》中死证案例选析[J].江苏中医，1996，17(6)：31-33.

[2]盛增秀.王孟英医学全书·王氏医案三编[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379.

[3]清·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53-54.

[4]清·王孟英.潜斋医话[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30.

[5]清·陆士谔.王孟英医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0，53，83，220.

[6]宋乃光.温病八大名著·薛生白湿热病篇[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839.

[7]施仁潮.王孟英治温病喜用通便泄邪[J].中医杂志，1995，36(5)：265-267.

[8]邹云翔.为王孟英只用清热法的辩护[J].中医药研究杂志，1984(1)：5-9.

[9]彭景星.温清并擅悟超象外——读王孟英痰喘案[J].上海中医药杂志，1993，(7)：35-36.

[10]孙敬辉.王孟英：百病皆由愆滞生[N].中国中医药报，2014-8-8(4).

[11]罗大中，梁嵘.王孟英纠误医案中舌诊作用的分析[J].中医研究，2008，21(1)：56-58.

(本文编辑：董历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