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宪

需求不足要求扩张和刺激，产能过剩要求收缩和抑制，但二者同时存在，该怎么办呢？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在《纽约时报》撰写专栏文章《罕见的不确定》，他当时就断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宏观经济都需要经历一些大的结构性修复才能回到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结构性修复与结构性改革基本同义。修复什么？修复结构性矛盾。诸如，美国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矛盾，欧洲主权债务居高不下的矛盾。然而，由于需求冲击来势汹汹，各国政府一如惯常，采取了宽松乃至极度宽松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大规模刺激经济，以期走出危机。一方面，这场危机波及之广泛，影响之深重，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另一方面，存在于各经济体内部的结构性矛盾均系长期累积，非一时能够调整，所以，各种政策工具都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不得不反复使用，造成短期政策长期化的基本事实，其后果是政策效应不断减弱，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增长持续低迷。

在我国，大规模刺激进一步加剧了本来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以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高杠杆。简言之，总需求管理的空间日益狭小，总供给管理的迫切性日益彰显，这就是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背景。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应对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的正确对策，又是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唯一药方。

那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并能够解决哪些中国经济问题呢？

需要并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

首先，需要并能够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认为，导致这一轮经济增长下行，结构性因素是主要的，甚至有经济学家认为，完全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所谓结构性因素，在这里，主要是指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高杠杆的背后，也都是产能过剩。正因为产能过剩，致使需求侧主要动力——投资的增速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外需持续不振，另一驾“马车”——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致使经济增长进入较长时期的下行。当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同时存在，事情的难办就有点像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需求不足要求扩张和刺激，产能过剩要求收缩和抑制，但二者同时存在，该怎么办呢？此时，比较可行的办法，一是通过供给侧的改善，创造新需求或转化潜在需求。不过，中国目前还有大量阻碍供给侧动力形成和发挥作用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所以，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激发和产生供给侧动力，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企业家精神，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二是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以走出两难的困境。特别需要指出，就我国当下而言，因为政府的负债水平已经高企，积极财政政策的工具选择应较多地考虑减税，并从结构性减税到普遍性减税。

供给侧动力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来源，是现代增长理论。凯恩斯革命后，经济学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就是现代增长理论。现代增长理论以探讨经济增长源泉为使命，同时将经济学动态化、长期化。现代增长理论揭示的增长源泉，或者说增长动力即供给侧动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其一，内生于经济体系内部的技术进步。经济学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经济学家罗默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激励，所以技术进步是内生的，由此产生了内生增长理论。其二，如果从要素投入角度观察现代经济增长，人们发现，人力资本既替代劳动，也替代物质资本，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经济学家舒尔茨指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途径：健康、教育和培训等。其三，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创新等同于企业家精神，并将其作为供给创造需求的主要动力。在经济学的视角，熊彼特创新是要素及生产条件组合的革命性变化，其深处是技术进步驱动。企业家在这里的关键性作用，是作为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的组织者。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成果，都是企业家主导的产业化过程的投入要素。那么，企业家精神又来之于哪里？唯一的答案是，来自于不断试错的创业创新过程。较好的环境，较多的机会，将提高试错的激励和成功率。

需要并能够解决对接需求和供给的问题

其次，需要并能够解决对接需求和供给的问题。也就是说，通过供给创新，满足现实需求，转化潜在需求，并且，创造新的需求。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内在矛盾是，在严重的产能过剩存在的同时，并存着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在经济学看来，供给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生产，二是成本。在中国，目前比较普遍存在的生产问题，是质量问题、效率问题、安全问题，乃至诚信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供给满足需求就将遇到障碍。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需求要么到海外去实现，要么被抑制的原因。什么是现阶段中国的成本问题？现在提出的“降成本”，其空间主要在哪里？当然，企业自身无时不刻都要通过优化配置和加强管理降低生产成本、管理成本等，但就现时的宏观情形而言，“降成本”主要指降低企业面对的、过高的融资成本、运输成本、用电成本和税务成本等，这些成本的降低，主要责任在政府，在政府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由此可见，无论在生产的问题中，还是在成本的问题中，都既有技术的问题，也有制度的问题。技术的问题要通过创新来解决，制度的问题则要通过深化改革，一如上述“降成本”的问题。降了成本，就是降了价格，就会带来更大的需求满足和实现。

长期以来，在讨论经济增长，以及决定经济增长的动力时，人们总会纠结于需求与供给这一对关系，具体地说，就是市场需求导向，企业供给创新，孰为主导？其实，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二者有着各自发生作用的条件和领域，并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需求导向和供给创新的关系上，需求导向是比较纯粹的市场决定，供给创新则是一个创业者、企业家不断试错的过程性活动。在完全竞争、信息对称的假设下，市场和企业本质上是等同的，但是，这两个假设都已经被放松，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是经济活动的常态。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仅成为经济研究和分析的基本对象，而且是现实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力量。

在市场经济国家，过去很长时间，需求导向是经济增长、产业发展的主要路径，它的优点是比较可靠，缺点是有滞后效应。然而，在现今社会，需求表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其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常态，中国也不例外。其二，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需求更多地表现为潜在需求，也就是说，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中，越来越多的需求是由他们的潜在需求转化而来的。上述两个特征表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企业，要想在这一格局的竞争中取胜，不仅要着眼于现实需求，更要通过供给创新的不断试错，满足现实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并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需求。谁在这个创造和转化中得到先机，谁就能得到更大的市场份额，进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所以，考虑到动态的技术进步和企业家精神，并考虑到需求导向的缺陷，那么，供给创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需要并能够解决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

再次，需要并能够解决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发展方式转变，首先是发展理念的转变。《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倡导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完整地阐述了发展方式转变的方向和要求。在操作层面，重点则是结构调整、动力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三个特点：中高速增长、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前者是经济活动的结果，后二者是转变发展方式的核心。

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角，结构调整和动力转化都要进入到更深层次、更具体的对象。例如，结构调整要从去库存、去产能，到去僵尸企业，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攻坚战。惟其如此，结构调整才能见到成效；又如，动力转换要从不断提高投入要素的质量入手，提高劳动力、资本和创新成果的质量，由此才能提高产出的质量。所谓提高劳动力的质量，就是将劳动力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转化为人力资本，使他们能够从事创业创新、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文化创意的工作，并都取得积极的成果；所谓提高资本的质量，就是优化土地、自然资源与产业资本的配置，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并使它们更多地转向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所谓提高创新成果的质量，就是要更加专注于内在技术创新的创业，尤其是原创技术的发明和产业化。这是增长动力中的动力，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这个动力中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