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继柱+李璟

藏传佛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基础，对中国西藏的政治、经济、教育、生活与习俗诸方面均有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是通过西藏众多的寺庙殿堂产生的。西藏寺庙最早建立于公元8世纪。约在公元779年，在吐蕃王赤松德赞的亲自主持下，桑耶寺建设完工，历时12个春秋，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第一座具有真正意义的寺庙。桑耶寺的建立，显示了佛教势力的上升。藏传佛教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产生了不同的教派，各教派都建有自己的寺庙，这些寺庙中保存了大量的艺术品及珍贵的历史文物，寺庙内的雕塑、壁画和各类装饰品具有极高的艺术水平。西藏各大寺庙还保存着大量的经书以及文学、历史、地理、哲学、医学、天文历算等方面的典籍。一座寺庙就像是一座藏族历史、文化、艺术的博物馆，体现了藏族文化的精髓。虔诚的创作者发心造物，其作品是为展现佛教慈悲智慧的本怀，高僧大德修行供奉数百年，为供奉者和收藏者带来不可思议的正面能量。

丹萨替寺始建于南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由噶举派僧人多吉杰布兴建（帕竹噶举派创始人，被后人尊称为帕木竹巴）。丹萨替风格造像主要出自西藏山南地区桑日县境内的丹萨替寺，盛行于14-15世纪，15世纪中叶以后，随着帕竹政权的灭亡，丹萨替寺亦衰落下去。目前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丹萨替风格源于尼泊尔风格，但实际上在13世纪以后，尼泊尔风格已在西藏得到充分发展，已演变成西藏风格，是西藏本土风格的影响。在造像题材上，已形成了具有教派思想和修法特点的新的神像崇拜体系，有上师、本尊、佛母、空行母、佛陀、菩萨、护法等。在造型样式上没有具体的仪轨可以作为依据，多为重新设计和创造。在百余年间，丹萨替造像形成了当地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以造型优雅、题材新颖、华丽大气、工艺精湛、金质锃亮及存世量少而闻名于世。金刚手菩萨像（图十三）制作于14-15世纪，嵌宝石，局部彩绘；造像顶结圆形高髻，宽鼻阔口，怒目圆睁，相容凶忿；四肢粗硕，袒胸露腹，右肩下探出蛇头；佩饰耳珰、璎珞、项链、长蛇链、手镯、臂钏和脚镯；腰围虎皮裙，身披倒U形大帔帛，尾端分别飘垂于两腿外侧，动感十足；左手结三宝印，右手擎金刚铃，左展姿于覆莲日轮宝座之上，彰显出护持佛法的威力。由此可见，丹萨替造像在造型比例和所用材料方面十分考究。造像金色饱满悦目，周身多处镶嵌宝石，局部纹饰精细，铸造工艺精湛，展现了丹萨替造像艺术风格的特点。

历史上，西藏有两个不同派系的藏传佛教中心，分别是位于拉萨（前藏）的大昭寺和位于日喀则（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布达拉宫和大昭寺是历代达赖喇嘛的住息地，一直是西藏解放前的政教中心；而扎什伦布寺则为历代班禅的住息地。元末明初，藏传佛教腐败黑暗，许多喇嘛不守戒律，生活放荡。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主张改革喇嘛教，提倡苦行，敬重戒律，并在修行方法和内容上加以改进。在得到当时掌权者帕竹噶举势力的支持后，广播教义，他和他的弟子们先后修建了多座寺院，逐渐形成了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就是在此期间由宗喀巴大师（1367-1419年）之弟子、后被追认为第一世达赖喇嘛的根敦珠巴（1391-1474年）在后藏贵族索南桑波等人资助下兴建的（1447年，明正统十二年），历时十二年建成大经堂等建筑。该寺位于日喀则的尼色日山下，是与青海的塔尔寺、甘肃的拉卜楞寺齐名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随着扎什伦布寺的建设，寺院的高僧和众多雕塑艺术家为寺院创作了大量的金铜佛像，一世达赖喇嘛本人也亲手建造了拉章坚赞吞布的白度母和绿度母的金像。另外，西藏绘画史上最著名的唐卡制作流派“勉唐派”创始人勉拉顿珠嘉措也参与了扎什伦布寺的修建，寺中一些画作和雕塑就出自其手。在藏传佛教艺术品中，很多佛像、法器及其他用具均由合金铜制成，一般可分为红铜、黄铜、青铜三种。实际上，合金铜质种类很多，藏文称“利玛”，《藏汉大辞典》解释其为“指各类响铜制品”。16世纪的西藏学者白玛噶波和18世纪的晋美林巴分别著有关于金属雕刻的各种利玛材料特点的著作，其中将利玛铜分为：匝那卡西玛、花利玛、白利玛、黄利玛、红利玛、紫利玛、青铜利玛、钟铜、姜铜、桑塘玛、恰利。至清代，已有更为详细的分类和记载。清代宫廷根据实物统计，大致分为梵铜利玛和印度利玛、梵铜旧利玛、番铜利玛、巴勒布利玛、桑塘利玛、红利玛、扎什利玛以及紫金利玛等等。以扎什利玛佛像为例，扎什伦布寺内长期大量的各种艺术创作，对扎什利玛造像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带动了扎什伦布寺周边的工艺水平和艺术素养的提高。一些手工作坊在扎什伦布寺周边逐渐形成，扎什利玛佛像的制作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西藏佛教形势在入清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于明朝后期的格鲁派通过在新疆的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的支持，战胜了统治西藏长达200余年的噶举派势力，在宗教上取得了绝对的优势地位。1652年，黄教领袖五世达赖（1617-1682年）受顺治帝邀请至京朝圣，顺治皇帝册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此时的格鲁派积极与清朝政府取得联系，得到了清朝政府的承认和支持，成为了西藏社会的主要统治力量。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清朝政府在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圆寂后，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喜为班禅额尔德尼，并颁发金册金印，班禅活佛世系的宗教和政治地位正式被确认。伴随着班禅的声望和地位日尊，扎什伦布寺迅猛发展，众多的雕塑艺术家与寺院周边多个手工作坊组成了庞大的艺术创作群体，扎什伦布铸场应运而生，其大量不同材质的雕塑被藏区僧俗群众迎请，甚至传播到了藏区以外的地方。此类造像制作技艺精湛、艺术感染力强，达到了扎什利玛佛像制作的巅峰期。六臂白玛哈嘎拉像（图十四）应出自后藏扎什伦布寺或其周边，身材矮胖，上身袒露，下身着裙，裙上满饰网状璎珞，裙摆自然展开；两肩帔帛自然飘垂，尾端向上蛇形翻卷；双腿直立，脚踏邪引天（八大天之一）；背光镂空，雕有火焰纹饰，背而满涂朱砂；束腰式仰覆莲座上沿饰联珠纹，桃形莲瓣饱满舒展，宽火厚重，上下对称分布；原封底，封底盖上刻有十字金刚杵图案。从造像风格上看，在西藏本土的艺术手法上，较多融入了尼泊尔的艺术元素。通过文献记载，扎什伦布寺从创建时起，就有尼泊尔工匠在为扎什伦布寺创作金铜造像。所以，在扎什利玛佛像中出现带有尼泊尔风格甚至于模仿尼泊尔早期风格的作品较为普遍。此类造像的铸造和用途一般都与班禅势力的各项活动紧密相关，班禅地位不断提升，政治和宗教活动日益频繁。金铜造像作为当时馈赠对方的首选礼品，最为讲究质量，特别是工艺精细的艺术品，造型设计一定精美绝伦。清官鉴定各种利玛佛像的工作经历了很长时问才基本完成，而扎什利玛佛像是我国清代西藏造像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西藏僧俗高层进献中央政府的珍贵礼品，是当时西藏与内地政治关系的重要纽带之一。扎什利玛佛像铸造的繁荣期，也是西藏造像艺术最后一个繁荣期。

清代西藏佛像艺术也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总体风格上体现出两大发展趋势：一种是崇尚自然，注重写实和崇尚装饰情趣的艺术风气；一种是崇古风气，即盛行对过去艺术风格、特别是公元8-12世纪印巴次大陆的东印度、尼泊尔、斯瓦特、喀什米尔等几种外来风格的模仿。格鲁派两大活佛（班禅与达赖）先后受清廷册封，标志着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得到了清廷的认同和支持。除扎什伦布寺铸场以外，清朝时西藏还有两大佛像制作中心，即德格铸场和拉萨多觉边肯铸场。德格铸场在四川德格县城，历史上这里以刻印佛经而闻名遐迩，同时也铸造了许多优质的佛像。造像所用材料多为“紫利玛”，即紫铜。多觉边肯铸场，简称“多边”铸场，位于拉萨布达拉宫脚下。这里铸造的佛像可称为“多觉边肯利玛佛像”或“多边利玛佛像”，其铸造历史自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统治时起，至西藏和平解放时止。四世班禅不仅是明末清初时期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领袖，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领袖。他为促进满、汉、蒙、藏的民族团结以及格鲁派的发展和维护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尊四世班禅像（图十五）形象塑造逼真，创作者对其头部所有细节之处进行了精雕细錾，如面相削瘦，额部凸起，后脑勺大，颧骨高隆，下颌尖凸，脖颈现出喉结，完全塑造出了老年人典型的相貌特征；上躯端正，内着僧坎和僧裙，外披右袒式袈裟和僧氅，衣纹质地厚重，纹褶线条自然流畅，纹饰錾刻精美；双手刻划高度写实，左手托一经匣，右手抚膝，跏趺端坐。双层卡垫造型规整，素面无纹。卡垫后刻有藏文题记，汉译为“教法之主却吉坚赞贝，左第七”；原封底，封底盖上刻有十字金刚杵图案。五世达赖（1617-1682年）身为四世班禅的学生，在取得藏传佛教的教主地位后进一步壮大了格鲁派势力，成为了蒙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由于他对清代朝廷十分尊奉，致使喀尔喀、卫拉特等诸部对清增强了向心力。由此而产生的蒙藏地区和平局面，最终为清统一北部、西部边疆创造了有利条件，为清朝政府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此尊造像（图十六）面相英俊，额际宽广，双目圆睁，表情慈和；上身端正，内着僧坎和僧裙，外披右袒式袈裟和僧氅，衣纹质地厚重，线条自然流畅，全身錾刻精美的缠枝花卉、锦纹和龙纹；双手刻划高度写实，左手原托经匣，右手作说法印，跏趺端坐。双层卡垫造型规整，四边无棱角，锦纹刻划精细；原封底，封底盖上刻有十字金刚杵图案。造像整体线条自然流畅，面部泥金彩绘保存完好，神态生动传神，雕刻工艺精湛，金色饱满悦目，是清代西藏祖师类造像之代表作。西藏造像题材最为丰富，包括古代历史名人。据文献记载，拉托托日年赞生活在公元4世纪前后。自吐番第一代聂赤赞普以来，历代吐蕃王皆以苯教为护国教，直到第二十七代吐蕃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期，佛教正值传人吐蕃地区。由于他护持佛教，所以成为了西藏历史上家喻户晓的人物。目前，能够反映拉托托日年赞的题材造像极为罕见。据史料记载，自公元3世纪，吐番赞普的服饰就已与众不同。此尊造像（图十七）顶髻缠巾，这种用丝带缠绕的高冠亦可称为“朝霞冠”；面庞方圆，眉眼细长，白毫凸显，直鼻小口；躯体圆浑壮硕，胸腹凸显；身着翻领长袍，腰间系丝带，足蹬高靴，衣纹自然写实，厚重而流畅；左手托经书，右手托宝塔，半跏趺坐。方形台座前方垂下一条卡垫，两侧双狮托举台面；台座后方底部边沿刻有藏文题记，汉译为“雪域正法之始祖托托日/右第三”。第二十七代吐蕃王拉托托日年赞时，有物从天降，内有《宝箧经》《六字真言》《诸佛菩萨名称经》和一座金塔，人无识者，因名之为玄秘神物。后世以此为佛法传人西藏之始，故此一题记以dbu brnyes（起始，始祖）名之。“右第三”说明该作品是成组作品中的一尊，按此编号可以推知，这组作品左右的前六尊当为赞普松赞干布及其之前的“下赞五王”。—F赞五王”即多汝龙赞、赤赞南、赤扎本赞、赤托杰托赞、托托日年赞。此尊造像题材罕见，铸工极其精湛，当为西藏官方铸造。

在拉萨布达拉宫脚下古老的“雪堆白”，是自明代起便代表着西藏地区手工艺最高水平的官办机构，由五世达赖喇嘛在其执政期间建立，是当时为解决修缮和塑造大昭寺、布达拉宫等殿堂和佛像所需的技术人员等问题，将以“惹玛岗”地方的铜匠大师傅公夏为首的一部分手工业者集中起来，并给予他们特殊待遇。“堆白”意指“能兴建一切享受物品者”，位于布达拉宫下的“雪”区（即拉萨布达拉宫脚下的一片地方，在其城墙外西侧的广场边上，有一座端端正正、四四方方的两层院落）。雪堆白在造像工艺方面力求精致和典雅，布局严谨，刀工细腻，线条流畅。在保持整体的传统艺术风格的同时也有着艺术上的创新，经过长期的实践发展，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雪堆白艺术风格，代表了西藏近、现代传统工艺的最高水准。另外，在雪堆白工作的工匠们每年要制造大量布达拉宫和西藏地方政府各大机构所需的金银铜铁工艺品，五世达赖时期的布达拉官及其内部的装饰可以体现出当时西藏的手工业者，特别是金银匠和土木匠人的工艺水平。在整个建造的过程中，不仅藏地能工巧匠济济一堂，还聘请尼泊尔的匠人和内地工匠。横向的交流合作给西藏手工业注入了不少活力，工匠们开拓了眼界，丰富了自身的艺术灵感。雪堆白艺术风格不仅影响到清代宫廷，也对西藏和蒙古的造像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大多雪堆白作品保存在西藏的一些重要寺院和北京故宫中，仅有极少数作品流失在民间。在今日的西藏博物馆里，件件标有“雪堆白制造”的艺术品依然展现着昔日的辉煌。智行佛母（图十八）一面四臂，头微左倾，戴银质五骷髅冠，耳上扇形冠结横出，耳际处宝缯呈U形自然上扬；面部泥金彩绘，表情喜悦；身材比例匀称，胸部丰满，双乳隆起，腰肢纤细，围虎皮裙；项挂银质五十人头蔓，佩饰银质项圈、璎珞、长链、手镯、臂钏和脚镯；左腿舞姿独踏仰面印度教爱神，正二手拉开花蔓弓箭作引满欲射状，其余二手各持无忧花枝。仰覆莲座造型较高，上下沿均饰联珠纹，整体样式为典型的东北印度帕拉风格；座面生出一茎乌巴拉花，莲瓣圆润舒展，对称分布；原封底，封底盖上刻有十字金刚杵图案。值得一提的是，紫褐铜色富有紫金铜效果，工艺复杂，雕工精湛。手持器物为金质，身上饰物为银质，是目前同类造像中最为精美的智行佛母像。

以上这些同属喜马拉雅艺术风格的作品呈现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各个地域的文化色彩。西藏造像在继承印度密教的基础上，以尼泊尔艺术为主流，并融入了大量的西藏本土文化，同时接受了汉地佛教的一些影响，从而形成了西藏独特的造像艺术风貌。由于西藏地接中亚和印度次大陆，藏传佛教金铜佛像艺术在1300多年的发展与演变中吸收了大量的喜马拉雅艺术的精髓，是经过千百年的不断创新、不断进取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独特民族风格的艺术类型。藏传佛教造像主要可划分为“异域造像流派”和“西藏本土造像”两大类别，不同的流派表现出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喜马拉雅文化艺术宝库。纵观这些精美的艺术品，造型自然，比例精准，工艺精湛，细微之处纤毫毕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符合历代人民的审美和社会的发展需求。喜马拉雅艺术作品作为佛教思想的载体，在今天同样受到人们的敬爱，并且拥有国际化的研究背景和全球化的收藏市场。而西藏，则作为喜马拉雅艺术载体，传承了喜马拉雅地区及周边地区辉煌的艺术成就，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水准，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观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