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茂莉　赵　欢

(贵州大学　人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贵州民族民间故事：一个基于多元文化背景互动的研究领域

何茂莉赵欢

(贵州大学人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从民间故事内容、文本形式、成果的计量分析、成因及理论研究、采录方法等方面，梳理、思考近35年来有关贵州民间故事的研究成果，促进各领域学者关注贵州民间故事，对推动贵州民间故事从多角度、多学科参与性研究，有一定参考价值。

民间故事;研究成果;贵州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shb.2016.04.009

贵州境内驿道的纵横交错和多民族聚居流动的现状为民间故事的生成、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便利的条件。1978—2014年，以贵州境内民族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已经成为全国该领域的有益组成部分。本文以狭义的民间故事为关照对象，梳理有关贵州民族民间故事的论文(期刊论文、会议论文、硕博论文)及专著，共计66个样本，从故事内容、文本形式、成果的计量分析、成因及理论研究、采录方法等方面的整理显示。研究成果中的学术论文，以类型研究作为主要范式，仍是学术界研究的中心和热点；以单一民族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和对故事主体的研究比较突出；对于故事简介、分类研究的成果较多，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在数量和整体态势上一直处式微状态：浅层研究较多，田野研究并不突出，特别是着眼于多元文化背景互动和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极为少见。同时，鲜有关于贵州民间故事讲述、民间叙事理论建设和文化软实力培育等视角的研究成果，忽视了民间故事与贵州乡村文化建设和民间文化传承关系的研究。

一、对民族民间故事内容的解读

研究成果中明确以贵州境内的民族民间故事为对象，共6篇，其中以水族民间故事文本解读的数量居首。李猛在《生态批评视野下贵州少数民族洪水神话解析》[1]中将流传于贵州省境内韵文体的洪水故事作为一组文本，分析其展现出人类自古以来自觉的生态意识，除了以贵州苗族各个方言区均有的洪水泛滥的故事为蓝本外，还提到仡佬族民间故事《阿仰兄妹制人烟》、布依族民间故事《洪水潮天》，研究了贵州少数民族的生态整体观、生态道德观及其生态智慧，希望借此对深陷生态危机的现代工业文明进行反思。吴能夫在《侗族龙女故事浅说》[2]中从各民族存在不尽相同的龙女故事入手，阐述侗族龙女故事的思想内涵和民族特色，从而说明龙女反抗形象的塑造是以现实生活为依据的。杨校育在《水族民间故事中的生态意识》[3]中运用大量民间传说故事来验证水族的生态意识观，论证充分，对于我们了解水族人民的生态观和树立正确的自然生态意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韦荣康在《水族民间故事中女性性格特征分析》[4]中将民间故事中的女性大致分为3类：社会生活中的妇女、仙人类、异类变的人类，同时为我们展示了3种不同类别女性的性格特征，并反映了水族人民的整体价值观念，对于了解贵州水族女性和水族人民的价值观有重要作用。刘世彬的《水族动植物故事的社会作用》[5]在梳理水族动植物故事的基础上总结了水族动植物故事的三个社会作用，对于了解水族社会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延厚、陆吉星在《黔西北<渔夫的故事>与阿拉伯<渔夫的故事>之比较》[6]中主要讨论了这两个故事之间的异同点，并认为相同点简单明了，相异之处主要体现于两者在情节结构、主人公形象塑造、故事结局、故事中装妖怪的工具、妖怪所变之物、处置妖怪的人员等方面，同时指出地域文化在塑造故事文本方面的影响和面对同一现象时各民族流露出的不同思想感情和心理特征。

成果以研究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的论文共3篇。安尊华在《论贵州畲族民间文学的价值》[7]中概括了畲族民间文学的文艺价值、 实用价值和科学价值，提到《鲁班锯木马的传说》等22个民间故事，并认为这些民间故事与歌谣、传说、对联等民间文学形式是研究畲族历史与社会的宝贵资料，起到了畲族百科全书的作用。刘之侠在《试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善恶报应》[8]中认为《狗犁田》《草凳上的小狗》和《鸭儿寨》之类以惩恶扬善为主题的民间故事在布依族民间文学中随处可见，并从其中找到道德观念的因子加以阐述。王倩在《贵州侗族民间文学中的生态意识》[9]中主要从4个部分讲述了侗族人民的生态意识，认为在目前生态文明遭到巨大破坏的情况下，民间故事中体现出侗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意识值得我们深思。

一些研究成果选取对象的地域特征不明显，但贵州境内此类民间故事较为常见的有6篇。伍微微在《从天界到凡间：布依族民间爱情故事论说》[10]中分析了布依族民间 “禁忌”故事和“人仙结合”故事类型，解读了“神灵信仰与缺失心态”的心理积淀和“惩恶扬善”的道德观念，并以《九羽衫》《龙王三公主》等10余个民间故事为蓝本，深入探讨了这类民间故事如何反映布依族人民生产生活、思想感情和民俗情感的。刘笑玲、李丽丹的《苗族民间创生故事的文化解析》[11]研究了民间故事类型中比较常见的“异类婚恋故事类型”，将黔东南地区苗族流传的异类婚恋故事分为龙女故事、人虎婚恋、青蛙丈夫、羽衣仙女、人鬼婚、其他动物精怪为妻等6个类型的33则故事，并从“难题考验”的角度分析这类故事的生成与苗族迁徙史、生计方式和婚恋习俗之间的联系。王正委在《对苗族故事《一个孤儿》的禁忌解读》[12]中，以禁忌解读为中心，运用平行研究法结合国内和国外同一现象，从《一个孤儿》引出了对于经期产褥期的禁忌，以及这种禁忌背后的深层含义，表明了这类禁忌具有其自身存在合理性的观点。张萍在《试论苗族的伦理思想——从民间故事看苗族的伦理思想与精神文明建设》[13]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相关知识列举典型例子，从5个方面详细论述了苗族的伦理思想，认为千百年来苗族民间故事在苗族人民进行自我教育和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余勇的《浅谈苗族民间故事中的反面人物形象》[14]通过列举黔东南苗族民间故事并对其反面人物的类型和性格特征进行论证，从而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解读这个古老的民族。谭世琦的《从布依族民间故事看其道德思想》[15]通过布依族《力戛撑天》和《当万和蓉莲》的故事向我们展示了布依族人民为集体牺牲自己乃至生命的原始主义道德观，并列举布依族的生活习俗论证了这种观念在当前演化成了团结协作、同甘共苦、平均分配、血亲复仇等伦理道德观念。

以全国范围内民间故事内容为研究对象涉及到贵州的有2篇。祁连休在《论我国各民族的鲁班传说》[16]中，从传说概述、主题思想、人物形象、艺术特色和宗教色彩等5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我国各民族与鲁班有关的传说。特别以贵州省境内水族地区流传的《鲁班造鱼》故事为例，从侧面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地区鲁班传说的概况，也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表现了我国各民族人民之间的团结互助和深厚友情。张冠华的《中国民间故事中的生态寓意》[17]从人与天地、人与大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角度，运用哲学思维、伦理学理论等思维方式，阐释了中国民间故事所传达的生态寓意和现实意义。

二、对民族民间故事文本形式的研究

研究成果以贵州境内的民族民间故事为对象的共有5篇。王俊敏在《民间故事的经验型构造——以贵州天柱“笨人学乖”故事为例》[18]一文中选取贵州天柱“笨人学乖”经典故事为例，通过与浙江绍兴“呆女婿”故事相比较，并从民间故事研究的理论维度和经验性构造方面进行阐述，认为劳动人民的生活是民间故事产生的基础，民间故事中蕴含着劳动大众与事物接触过程的直接经验。杨永贵的《六盘水彝族民间口头文学述评》[19]将六盘水彝族民间口头文学分为7类，其中将“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单列一类，揭示了六盘水彝族口头民间故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及艺术性强的特点。郞雅娟的《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机制研究》[20]通过对贵州省黔东南民间故事“珠郞娘美”文本变异的调查和研究，归纳出侗族口传文学的传承特点，也为我们提供了观照整个贵州少数民族口传文学保护和发展的路径。杨思民在《丰富多彩的侗族民间故事》[21]中主要讨论了贵州地区多彩多样的侗族民间文学。文章以知识梳理为主，分析研究为辅，以全方位的视角，呈现了侗族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的特点。石恪的《黔中苗族民间文学及其审美蕴含》[22]介绍了黔中苗族民间文学的3种类型：民间歌谣、民间传说故事和黔中苗族戏剧。该篇论文对梳理黔中苗族文学类型影响深刻，通过把传统口传文学分类，并逐一归纳出每种类型的起源发展、内容和结构特色，反映出其内在文学审美内涵。

以贵州民族民间故事文本的形式纳入到民间文学中的成果，汛河、何积金的《谈布依族民间文学》一文，[23]文章从5种不同民间文学形式论述布依族民间文学，将布依族民间故事归为4类：反映生产斗争的故事，如《茫耶寻谷种》；长工斗地主的故事，如《甲金的故事》；农民起义斗争的故事，如《王刚》；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故事，如《青树》；鞭恶扬善的故事，如《九羽衫》；乐器和地方的来历，如《乐琴的来历》。

以文本形式的研究中，一些研究成果同样存在选取的对象地域特征不明显，但贵州境内此类民间故事较为常见的有5篇。李丽丹的《彝族“灰姑娘” 型故事<阿诺楚>的类型研究及反思》[24]探讨了彝族民间故事《阿诺楚》的类型归属和方法问题，以文本形式本身进行原因探索。特别指出的是《阿诺楚》类型归属涉及民间故事研究方法的适用性问题，开放的视野是有益的，只有对不同故事类型间的共性进行研究，才能通过民间文学对人类本性进行深入探讨。伊藤清司的《中日两国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25]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法，对日本境内流传的《狗耕田》《金子客人》等与中国、朝鲜境内相似类型故事进行对比分析，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剖析了3个国家的民间故事的变异，并找到其表层和深层原因。刘守华在《论张三丰传说》[26]中对有关张三丰传说的50余篇材料进行初步评析，探讨了民间传说中张三丰的形象、传说的具体情节及传说圈的构成，为我们梳理出一个相对清晰的张三丰形象。石朝江的《苗族创世神话：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27]运用相关文献材料和田野考察资料，逻辑严密、史料详实地论证了伏羲与女娲源于苗族的洪水故事与兄妹结婚。左玉堂的《绚丽多彩的彝族社会生活图画——试论彝族民间故事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28]主要通过彝族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来呈现彝族多彩的社会生活图画，从多个故事提炼彝族人民所共有的集体意识，论述了彝族民间文学的艺术特点。余勇的《苗族民间故事<阿蓉>的艺术特色》[29]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民间故事的艺术特色，对故事内容着墨较多，但是对于故事主题、艺术特色的学术解读不够深入。肖元平在《生命美学的直觉体验彝族苗族虎故事审美心理比较探究》[30]中主要对彝族、苗族的虎故事进行比较，深入探讨了虎故事的形成和演变过程以及民族文化审美的心理特征，并从苗族和彝族的虎故事来看待两个民族的审美价值，从而关照到对于生命直接体验的认识。

以全国民间故事文本形式为研究对象，其中涉及到贵州有1篇。王明达的《白族鲁班传说的民族特点——白族与汉族鲁班传说的比较》[31]论述了汉族民间人物鲁班在白族内部的流变，并列举了包括贵州境内白族鲁班传说，展现了白族人民的民族心理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三、对民间故事研究成果的计量分析

以贵州境内的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的成果，共3篇。王明达在《白族鲁班传说的民族特点——白族与汉族鲁班传说的比较》中[32]梳理归纳了“珠郎娘美”50年搜集整理研究过程，从搜集整理概况、研究概况、50年研究历程的成果及存在的问题、研究价值及意义、研究中应该把握的几个问题等方面入手，对在侗族人民流传较广、影响深远的民间故事“珠郎娘美”的各种文本的情况进行了总体关照。把一个流传在贵州地区的民间故事文本形态作为研究对象，并且关注其50年的时间维度，在贵州民间故事研究中并不多见，因此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林燕在《我国三十年来水族研究论文计量分析》[33]中通过对1981—2010年发表的水族文献统计，以CNKⅠ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进行计量分析，梳理出10个研究热点，从而较客观、全面地揭示了30年来我国水族研究的基本情况。陆光华、钟海珍的《三十年来贵州民族文献资源现状调查分析综述》[34]先是介绍了贵州民族文献的古籍文献和少数民族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文献，随后对30年来贵州民族文献资源现状的调查进行统计并综述，提出了开发好、利用好贵州民族文献资料的措施。

以文献研究的形式梳理民族研究领域热点分布问题的有1篇。龙娇、黄汉堂、陆光华的论文《从贵州民族文献作者分析看民族研究领域热点分布》[35]采用文献计量法，用数据统计分析贵州民族文献资源的种类与分布，贵州民族文献作者的地域、民族、个体与团体的分布，作者研究范围数据的分布，以及贵州民族研究领域热点分布，证实了贵州民族研究种类多样化、领域宽泛化、民族分布全面化的特点，突显了贵州独特的民族特色。

以梳理全国民间故事的研究情况，涉及到贵州的，有3篇。张紫晨在《从五四时期民间文学工作所想起的》[36]中以回忆的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中国民间文学在五四时期的辉煌成果，试图借此来反思当代民间文学的研究。当然，该文主要着眼于全国范围，贵州不是研究的重点。林继富在《百年来中国民间故事的集录》[37]中主要讲述从20世纪初期，近百年来涉及的民间故事采集整理的过程，并对每个时期民间故事采集的方法、内容、侧重点等进行切实评价，揭示了人们对于民间文化的逐步重视，比较清晰地了解到整个20世纪民间故事的发展状况。漆凌云和杨秋丽的《中国民间故事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1978—2010年)》[38]从选题分布、队伍建设、年度分布情况和报刊布局等四个方面运用文献计量法对将近1746篇论文进行统计与分析，总结出近33年来中国民间故事研究成果不断增加，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方法日趋多样化的特点。

四、民间故事成因及故事学理论研究

明确地以贵州境内的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进而进行理论总结，共有6篇。王华将《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贵州彝族为例》[39]一文的重点放在了贵州彝族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及保护，其中不少民间故事包含着为数不多的典籍资料如彝族《六祖的传说》《戈阿娄》，研究价值极高。石尚彬在《论水族民间文学的分类》[40]中，在认真研读各家对水族民间文学作品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散文形式、韵文形式、韵散结合形式的“三分法”，并在散文式的水族民间文学作品论述中梳理了《邓恩铭的故事》等。李德虎的《黔西北民族民间文学活态传承研究》[41]阐述了“活态”传承的研究价值，介绍了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三种民间文学形式，提出了相应对策。吴一文、唐艺嘉的《文化接触视野下的解释性传说——黔境孔明风物传说探考》[42]探讨了贵州境内流传的大量关于诸葛亮的风物传说，并将原因归纳为：汉族移民文化的影响、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结果、封建文人和民间文学的附会，从而解释了民间借助名人的行为性和影响力来解释地方的地名、器物、风俗来突出地方的重要性。韦荣康的《水族民间故事的美学价值》[43]主要从水族民间故事的8个类型中论述其所产生的美学价值，加深了我们对水族文化的了解。志村三喜的《围绕蛇郎和龙女谈彝族的民间故事的源流》[44]通过龙女和蛇郎两个类型的故事来把握彝族民间故事的流变，文章以两个故事的差异性为出发点，以两个故事的相同性为终点，体现了不同地域对文化的接受和吸收是不尽相同的。

选取的对象地域特征不明显，但贵州境内此类民间故事较为常见，通过此类故事的研究，进而进行理论升华，共2篇。朱慧珍的《侗族民间故事的浪漫主义特色及其思想性》[45]以《救太阳》《娘梅》和《边妹与银四》为蓝本，提出侗族民间故事浪漫书写与中国旧文体中“团圆主义”的不同主要表现在其并不掩盖残酷现实的矛盾，并且与之斗争。王红在《变异的本土化：民间故事跨民族传播研究》[46]中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来观察本族与他族民间故事之间的变异。作者把民间故事的发生史与民间故事的传播过程，语言媒介及传统文化的过滤与重塑相结合，分析了民间文学在跨民族传播中的规律，提出了我们应利用民间故事的传播规律管窥他民族文化发展的建议，同时还能反观本民族文化动向的观点。

以全国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其中包含在贵州境内流传，共2篇。朱宜初的《论我国各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47]从内容到形式等7个方面介绍了各民族间文学的相互影响。文中提到了3个“贵州元素”：第一，在各族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以清朝贵州苗民张秀眉为首领导的“咸同起义”为例谈到了汉苗都有反映张秀眉领导的起义军的“反歌”和传说；第二，在谈到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时，认为目前贵州彝族有人用老彝族文书写、用韵文体改译的《三国演义》片段；第三，在论述各民族文学的自身特点及魅力时，以贵州布依族的《英台姑娘与山伯相公》为例，论述了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互相交流、学习、改造。安琪在《中国南方民族铜鼓汉赐传说的成因及流变》[48]中结合民俗学与历史学视角，根据大量历史文献考证“铜鼓汉赐”的成因与流变，探究了该传说与诸葛亮、马援南征的渊源，阐释了南方地区如滇黔粤桂地区流传“武侯赐鼓”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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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钟昭会)

2016-03-23

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课题“贵州古驿道走廊民间故事流变透视多民族融合和谐之路研究”(13BMZ038)。

何茂莉(1968—)，女，浙江杭州人，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文化、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赵欢(1989—)，男，河南汝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

C912.4

A

1000-5099(2016)04-005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