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敏

（齐鲁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3）



论文化自觉的历史担当及当代价值

王淑敏

（齐鲁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250013）

文化自觉既是人在自己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空间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态度，是人的意志自由的延伸，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自我意识的文化表征，是文化主体的发展基因。全面理解文化自觉的深刻内涵，思考其在文化主体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激发文化活力、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化自觉；历史担当；当代价值

文化是人的存在方式和发展空间，是人类历史的见证以及发展程度的体现。文化自觉是人在自己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空间中形成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态度，是人的意志自由的延伸，在一定的意义上也是人的行动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人的主体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理解文化自觉的深刻内涵，思考其在文化主体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提升人的主体能力、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文化自觉概念释义

党的“十八大”立足于国际国内新形势，从党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角度以及建设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倡导思想文化新觉醒，提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理念、新认识、新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文化担当。由此引发了人们对文化自觉及其相关问题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据学者考证，最早使用“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是费孝通。费孝通在观察和思考置身其中的社会生活、回应文化多元化的过程中提出了“文化自觉”理论。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1］。这是一种向内的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与其开放的多元的文化环境的相生相处、和谐相长的应然状态。之后，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文化自觉不仅要有“自知之明”，还要有知人之明、容人之量。这是一种向外的文化自觉，是文化主体构建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的应有之义。文化自觉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流动范畴，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而日益丰富。概括地讲，文化自觉可以理解为文化上的觉悟和觉醒，包括对本民族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的认知和反思，是解读不同文化体系及其相互关系，实现文化传承、交流、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具体说来，我们可以多角度、多方位地领悟和理解文化自觉的内涵和价值。

首先，文化自觉是人的自我意识在文化观上的诉求和显现，是一种文化态度，一种价值理念。从历史的维度看，文化自觉是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同时也是人的社会化（实际就是文化熏陶）的结果和体现，是人自我认知、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它能够极大地提升主体选择、接收、加工、运用文化知识的能力，自主消化实践活动所形成的精神产品，使之转化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从哲学的维度看，文化自觉是主体能动性在文化观上的体现。主体在自身所处的文化背景下，自觉地思考人与文化的关系，追问文化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揭示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文化人，充实和丰富人的物质文化生活，满足人的精神诉求，从而完善主体的素质和能力。换言之，文化自觉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强调的主体的内在意识在文化层面上的反映。它是一种对文化的觉悟，并自觉把文化洞识作为人生向导，凸显文化作为人的生存方式对于人的意志自由和行动自由的价值，套用梁漱溟的话就是“使生命成为智慧”。因此，文化自觉的深层意蕴如同黑格尔理解哲学时所说的那样：“哲学本身正是人的精神的故乡。”［2］

其次，文化自觉是民族也是个人发展的文化基因。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质”［3］的话，那么，文化自觉就是一种民族品质、文化品质。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是一定时代的意义追寻和价值创造的结晶，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竭动力，因而文化自觉就成为民族发展的文化基因。对个体而言，文化自觉既是一种生存态度和生存方式，也是一种“发展基因”。文化自觉是一种觉醒的“文化意识”，意思是说文化主体深知文化是与自身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与民族、国家和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因而能够自觉能动地发挥文化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作用。文化主体借助于文化自觉认识自己、了解世界，因文化形成自觉，因自明而后知不足，不断增进自觉，超越自我、超越传统，通过批判性地反思已有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成果，进行创造性的整合、重构，以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发现新的世界。文化自觉的程度决定主体的发展程度，文化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也就是主体本质力量发展壮大的过程，文化自觉的程度因而就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

最后，文化自觉更是实践和行动上的自觉。文化自觉不仅是自我意识、文化意识，而且是一个文化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社会性的人都生活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的现实生活就是文化生活。而实践是人和环境、人和文化相互碰撞、相互作用的中介，换言之，文化自觉要体现自身的力量，必须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际行动。文化自觉作为人自身的文化素养和文化能量的外化和延伸，凝聚了人们以往实践活动的知识、经验和能力，又是人们未来实践活动的前提。因此，它是手段和目的、必然和自由的统一。文化自觉的实践价值体现在人们社会生活和交往的方方面面，如主体致知取向、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的自我选择和更新，文人志士所作的文化研究、传播和创新以及人们的日常为人行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人们了解世界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机会和途径也越来越多，因而文化与环境的关系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广泛。例如，当我们走出国门游历于异国他乡时，会意识到自己是中国人，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会注意自己的穿衣打扮、言行举止、待人接物所代表的文化符号，这同样也是文化自觉的显现，正所谓每个人都是文化的担当者。

二、文化自觉的历史担当

尽管文化自觉概念的提出和探讨是当代的事情，但不能否认的是，它在文化发展史上一直发挥着独有的不可替代的警醒、启发和推动作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尺度，只是以前我们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它，而没有理性地反思它、界定它和认识它。换言之，文化自觉不仅具有主体性、实践性，而且具有历史性，是一个历史地形成和提升的过程。它依赖于一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从普遍性的意义上讲，文化自觉发源于传统文化的启蒙教育。在古代，文化启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文化自觉的角色，发挥着“以文教化”、文化传承的作用。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当时文化繁荣的象征，是先圣哲人文化担当的典范；盛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发展与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不仅吸引了外国文化使者的到访（据史料记载当时与唐朝交往的国家达100多个），而且将中国文化推向周边国家，对世界其他民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始了中国文化自主走向世界的历史；近代面对国难和“中学”凋敝，仁人志士西求文化，寻找“西学”与中国现实和文化的切合点，以图复兴文化和振兴中华，等等。这些无一不是文化自觉的历史体现。“五四运动”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自觉运动，它唤醒了广大民众的文化意识，充分显示了文化反思历史、批判现实的社会功能，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拉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而“新文化运动”则为中华民族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文化思想基础和政治根基，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了新的生长基点和精神食粮，被看作是中华民族第一次伟大的“文化复兴”。

自“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就自觉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并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创举，谱写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强的新篇章，这是中华民族第二次伟大的“文化复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是西方先进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成功结合，是理论上的文化自觉，也是文化自觉实践的典范。没有这一文化自觉，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和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这是高屋建瓴式的文化自觉，是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指向标。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开创的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新举措，开启了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历史新纪元，它使文化自觉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巨大力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和文化，从此文化自觉和民族复兴走进新时代。

文化自觉的历史性就是开放性，就是与时俱进、与世共识。它不仅体现在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上，而且体现在以自信的姿态面向世界，勇于学习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推进民族文化的开拓创新，提高民族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上。这种文化的互动、借鉴和融合，最早始于东汉时印度佛教的传入，并在唐朝以后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到明朝时期，文化交流的渠道和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往，郑和下“西洋”堪称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事；清朝时有着“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是当时东西文化交流的代表之作。儒家学说、科举制度也为亚洲和西方国家所了解或采用，还有众所周知的中国“四大发明”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等等。鸦片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中学”处于衰弱状态，中外文化交流陷入低谷，中国文化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野蛮摧残。直到中国共产党人将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打碎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使文化复兴有了制度保障，才使古老的中华文化走向新生。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文化走出国门，为世人所认知，外国文化及其译著也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引起国人和学者的关注和研究兴趣，“传统文化热”“国学热”和“出国热”蔚然成风，重新考量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学者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在当代，费孝通率先反思文化自觉历程，思考文化自觉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所具有的双重意义，是学者文化意识的再觉醒，代表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行为。钱文忠在《传统的再生》中，依据季羡林等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考察汉语“外来语”和中国民间传说的来源，说明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并默默地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5］这有助于我们在当今世界背景下思考中国文化及其价值体认问题。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以一贯的文化自觉、文化勇气和历史责任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领域里对中西文化进行思考和研究，塑造自身的文化使者形象，对中国文化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如同中国近代之前存在着文化自大心理一样，西方近代自工业革命以来也弥漫着“欧洲中心论”的自满论调，显然这两者都是因为缺乏文化观照和自省而形成的片面的文化观念。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西方近代历史上继文艺复兴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其主流价值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们坚信理性可以带给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因而他们千篇一律地对启蒙运动大唱赞歌。然而，卢梭却独具慧眼，率先对启蒙运动进行反思，不无忧虑地看到其对人类文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文化觉醒意识和批判精神深深影响了康德。康德通过对人类认识能力本身的批判性研究，对西方近代认识论进行清算，创立了批判哲学体系，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哲学领域，不仅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而且与后来的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一起塑造了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文化观念。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维度对世界历史即西方文化历史进行了描述性的研究。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有机体，提出“文化心灵”概念，主张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认为世界历史即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受马克思主义过程论思想的影响，斯宾格勒认为各种文化都要经历由产生到衰落的阶段，预言西方文化终将走向没落。这对“欧洲中心论”无疑是自省也是警醒，是一种先知性的文化自觉，是西方学者对自身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予以审视、择拣与取舍的批判意识的体现。这是西方文化自身的批判性反思。

总之，一部文化发展史就是文化自觉的编年史，历史上人们对文化发展所做的一切尝试和努力都可视为文化自觉的表现和担当，只是文化自觉的针对性、程度和影响不同而已。显而易见，有文化自觉，才有文化自信、文化担当，才有文化包容和文化创新，才有文化强国和文化国际影响力，从而突显文化自觉的当代价值。

三、文化自觉的当代价值

文化自觉是以文化的方式回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并以行动追逐时代发展的步伐，做时代的弄潮儿。对于执政党来说，文化自觉体现在政党对文化在社会进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科学认识，对文化发展趋势和规律的深刻揭示，以及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上。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文化的精神引领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运用高度的文化自觉，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国际国内形势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先后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内涵，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强调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重要标志，再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担当文化发展重任的强烈历史责任感和促进民族文化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这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中国要成为文化强国，提高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如何对待传统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关键之举。

首先，传承是文化自强和文化创新的根基。脚踏实地才能走得更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五千年历史发展的积淀，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也是提升整个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以及建设文化强国的不竭源泉和丰厚滋养。传承是文化自尊，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题中应有之义。传承是坚持，更是为了超越和发展。发展就要立足于时代和改革，使传统文化与社会实践相结合，通过转化实现创新性发展，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力和当代价值。“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6］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精神支撑和价值观的引领，是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里程碑。

其次，开放是超越传统和交流互鉴的动力。习近平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如果文化只有向内的自觉而没有向外的自觉，就会固步自封，夜郎自大，制约本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借鉴不是丧失自我，而是知己知彼，强大自我。梁漱溟在其《中国文化问题》一文中曾说，“想要认识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人类过去的历史，未来的前途，能有全盘观测，而寻出中国文化在那里的位置”，如此，才能“领会中国文化的价值”，并预测“今后世界上人都将晓然于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8］在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会通之中，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广泛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结合时代发展不断超越传统文化，重构富有生命力的文化体系，才能有力地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推进民族文化发展和繁荣。开放、包容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的有力佐证。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既是与自我（文化主体）的对话、与文化的对话，也是与未来的对话、与世界的对话。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主题背景下，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提高文化开放水平，以利于形成文化创新创造的发展环境。

最后，对话是展示自我、融合共存的有效途径。如前所述，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并使其走向世界，在世界多元文化体系中获得话语权，不是要拒斥与西方文化的对话和交流，相反，只有借助互动，通过不同文化形态的相互观照和比较，对民族文化进行反思、再认识，才能弥补自身文化的不足，才能兼容并蓄、综合创新，使民族文化获得建设性发展。只有基于这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民族文化才可能是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因而才能是具有表现力和吸引力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也就是说，与世界文明对话，确立中国文化的价值和地位，一方面可以向世界传递中国优秀文化的丰富内容，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文化发展提供多元视角，促进不同文化相互借鉴，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优秀文化相融合，使不同形式的文化和谐共存。一言以蔽之，只有传承、开放、借鉴和对话，我们的民族文化才能不自满、不僵化、不停滞，才能永葆生机和活力，才能以文强国，让中国文化富有永恒魅力，让中国形象在国际上闪亮起来。

不可否认，随着互联网的广泛运用，文化传播更为便捷和普及，同时也导致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其他社会的入侵。于是，“开放的世界及其敌人”展现在世人面前，不同文化的碰撞、文化的影响力、国家文化软实力、综合国力竞争等问题更加凸显。在这样一种国际背景和文化视域下，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民族的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成为我们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旋律。毫无疑问，实现这一振奋民心、强国兴邦的文化发展战略目标，需要全民族、全社会多方面的共同努力，而教育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为教育本身就是接受、传播和创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形式，起着引导文化主体、塑造文化主体的重要作用。“教育是一个伟大、全面的公式，我们希望通过它使我们的文化永存并日趋完善。”［9］13教育不仅是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更重要的是个体的自我教育。主体具有文化自觉意识，就会注重内在的沉思，自主地省察自我的思想和行动，合理地理解和诠释不同文化，不断地调整和完善自身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认识，进而通过实际行动，有责任、有担当地践行先进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而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只有通过这种内在的、能动的自我教育，才能真正有效地发挥其外在的育人功能。

高扬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自身的全面发展，这与文化自觉作为必然与自由统一的特质是一致的，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是人类不断地由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即人自由自觉地创造自己全面本质的理想境界的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结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注重人的精神涵养，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凝聚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文化自觉的化人能量，能够推动文化生产力不断提高，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展示了美好前景。

综上所述，文化自觉在历史上担当了文化使者的重任，促进了人们文化意识的觉醒。由文化自觉到传统考量和“传统的再生”，再到文化强国，这就是文化自觉的历史进程。文化是发展的恒久动力，而文化自觉在文化传播、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在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承载着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必将引领中国向着文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前进。

［1］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M］//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195.

［2］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59.

［3］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666.

［4］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5.

［5］钱文忠.世界背景下的中国文化［M］//钱文忠.传统的再生.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5.

［6］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N］.人民日报，2014-02-26（1）.

［7］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02.

［8］梁漱溟.中国文化问题［M］//梁漱溟.读书与做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9-20.

责任编辑：赵 玲

On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Contem porary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

WANG Shumin
（School ofPoliticsand Social Development，Qilu Normal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013，China）

Cultural consciousness is a kind of positive and initiative attitude formed in the cultural environment in which one lives.It is the extension of will freedom，an important part of subjectivity，the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fundamental cause of cultural subject development.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rich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onsciousnessand a deep thinking of its role in cultural subjectand socialdevelopmentare ofgreat significance in displaying cultural vitality，facilitating the creativity transforming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free and all-round human developmen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cultural consciousness；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G02

A

1673-5595（2016）01-0087-05

10.13216/j.cnki.upcjess.2016.01.0016

2015-09-08

山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J12WA06）

王淑敏（1962—），女，山东烟台人，齐鲁师范学院政治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