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芳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郑珍诗歌之诗史品格新解

周 芳

（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四川成都611756）

郑珍诗歌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之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而恰恰是后两者构成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通过梳理我们发现，郑珍的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面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所表现。此外，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自己的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郑珍；诗史品格；乱世；时代精神；个人心史

道光咸丰时期水患、战乱等天灾人祸并发，社会矛盾加剧，世风日益浇漓，由盛转衰的趋势日渐明显。当此世道转变之际，郑珍以如椽诗笔绘制了转变期的历史风貌，使诗歌具备诗史之品格。郑诗的诗史品格已被论者注意，但论者多强调其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以诗纪史功能，而忽略了其反映时代精神以及诗人的忧时之心等方面，但恰恰是后两者构成了诗史品格的实质，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诗史品格进行重新梳理。

一、时之大事的呈现

郑珍有明确的以诗纪史意识，常在诗中表述以诗纪史的立场。其《武陵值盛涨》云：“天意殊苍茫，聊为记灾状。”诗人会试落第后自京返家途中经过武陵，正值武陵发大水，亲历了“九江成一家，蛟龙随牧放。大声天地回，势欲无湖广”的水势，诗人对当地以及长江沿线的百姓生活极其忧虑，可是也徒叹奈何，自感无力之余，诗人写下此诗以记录武陵受灾的情形，以尽文献之责。其《十月望，莫九茎自郡至山中，始知郘亭数月在围城，寄之五首》（其一）云：“消息难真自乱初，人传汝去独山居……茫茫天意吾能解，纪事围中正要渠。”诗人以为好友莫友芝在围城中亲历了战乱，便以围中需要文人纪事存史作宽慰。其《避乱纪事》云：“静思百年内，苦乐岂有常。但得一日安，时还事丹黄。以后谁料得，天眼终无盲。不述何闻哉，杂书遂成章。”认为如果不将自己经历的战乱写出来，后人又如何得知这些历史呢？出于这样的考虑，诗人写下了这首纪事诗。又如《纪赵福娘姑妇三人死节事》：“此事同治元，四月廿二辰。叹息遂成诗，因之传弗谖。”特别强调赵福娘死节的具体时间，营造历史感，并交代写作目的是为了使其事得以流传。又如《闰八纪事》：“巨劫衋伤心，备书涕沾臆。”“备书”即以诗记录事件。这种自觉记录历史事件的意识，使郑珍的诗歌具备以诗纪史的诗史特征。

郑珍诗中的“史”主要是贵州之史。郑珍一生足迹基本限于贵州，亲历了贵州的各种重大历史事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在他的诗里都得到了呈现。如咸丰四年八月，桐梓杨龙喜起事，先据桐梓，后围遵义，郑珍“感于保守桑梓之无术，思走都匀，又虑失民望，逡巡未定”［1］174，后来在女婿赵廷璜的劝说下于十一月二十五日携家人至荔波避乱，并写下长篇叙事诗《十一月二十五日挈家之荔波学官避乱纪事八十韵》，叙述官军之无能、百姓之凄惶、诗人与兄弟姐妹以及邻居分离时的郁结与无奈等，详尽地展现了战乱使生灵涂炭以及乱世中的卑微人生。又如《避乱纪事》叙咸丰九年起义军攻遵义之事，《闰八纪事百韵》叙太平军与当地农民起义军交相攻仁怀之事，反映百姓颠沛流离的凄凉境况。郑珍不仅记录这些历史事件，而且还在诗中对时事进行思索与评判。如《闻八月初六日桐梓九坝贼入据其城》云：“贼期闻远近，邑宰坐睢盱。乃以一中县，取之三百徒。残明何足假？么麽尔真愚。垂老惊奇变，哀时祇痛呼。”在“残明何足假”句子下郑珍自注曰“贼假宏光后为名”［2］849，交代杨龙喜起义时以复明为旗帜，虽然诗人由于阶级的局限而对起义军有所指摘，但“残明何足假”的陈述无疑为后人提供了一种历史认知即“复明”在民间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又如《三月初四攀家自郡归抵禹门寨……读元遗山学东坡移居诗八首感次其韵》：“我里苦谓贼，媚贼实由饥。舍田食人田，可恶亦可悲。”指出农民之所以会起事，实由饥荒所迫，对动乱的根源有深刻的体认，正由于有此体认，诗人在厌恶之外也对他们寄予了同情，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并非机械地记录历史事件、堆积材料，而是有自己的思考在内。

除重大的历史事件外，郑诗对战乱中的民生也有细致的表现。其《弆谷》云：“曩郡谷一石，中价二两银。十年贱及半，亦已伤农民。今乃至六钱，售者且无人。轻粜岂所愿，日夕忧贼氛。常恐劫掠来，犹胜俱无存。”反映战乱中物价飞涨使老百姓的生活陷入困境，这种细节性的描绘对宏大叙事的史志形成了补充。此外，系列叙事诗篇《西家儿》《东家媪》《禹门哀》《僧尼哀》《抽厘哀》《南乡哀》《经死哀》《绅刑哀》《移民哀》等分别描述战乱中读书风气的变化，读书人的困窘处境以及老百姓、士绅等受苛捐杂税逼迫而家破人亡的凄惨境遇，反映战乱中各阶层的苦难，画面壮阔，情真事切，堪称诗史之佳作。

郑诗对贵州各地的风俗等也有呈现。其《四月八日，门生馈黑饭，谓俗遇是节，家家食此，莫识所自，余曰：“此青精饭也。”作诗示之》云：“题诗记风俗，亦以诏后进。”叙四月初八日荔波人食黑饭的习俗，并表明自己以诗存风俗的意图。《荔农叹》则叙荔波辖内的百姓以二月初八为牛公生日而坚决不耕种的怪异风俗，《宿拉冷寨》则表现苗蛮之地的风土人情。这类诗将当地奇特的风俗形诸文字，有以诗补史之功能。另外郑诗对科考的情形也有记录，其《完末场卷，矮屋无聊，成诗数十韵，揭晓后因续成之》（前集卷四）云：“四更赴辕门，坐地眠瞢腾。五更随唱入，阶误东西行。揩眼视达官，蠕蠕动两枨。喜赖搜夹手，按摩腰股醒。携篮仗朋辈，许贿亲火兵。拳卧半边屋，隔舍闻丁丁。黄廉自知晚，蜗牛喜观灯。梦醒见题纸，细摩压摺平。功令多于题，关防映红青。文字如榨膏，槷急膏亦倾。”以诙谐的笔法写出了士大夫进出考场时的情形以及考场中的种种境况，富有史料价值。

郑珍诗中之“史”还包括其他省份的历史。郑珍一生也有几次出省的经历。出省原因有两种：第一种是因北上应试出省。郑珍曾四次赴京应试。第二种是因入幕出省。道光六年程恩泽任湖南学政，郑珍于次年入程恩泽幕，一年后返家；道光十六年曾入时任云南平夷知县舅父黎恂之幕。这些短暂的出省经历增进了郑珍对外部世界的了解，特别是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对国情民生有更深的感触。因此，他不仅能生动地呈现出发生在贵州的历史事件，而且对各地之动态也能予以描述，上文所述的《武陵值盛涨》就是一个例子，而几首描绘公安县民情民生变迁之诗更具历史意义。

公安地处湖北南端，属长江沿线之城，历史上常常遭遇长江水患。郑珍北上应试必经公安，他于道光六年以拔贡生身份与舅父黎恂等人北上应试，道光十四年再次应试；道光十七年中举后，分别于道光十七年、道光二十三年入京应会试。他四次北上的时间均相隔有年，因此他四次经过公安时对公安产生的印象有一个时间跨度，形成了历史的反差。其作于道光十四年的《公安》云：“可哭公安县，沉灾竟四年。万家何处去？诸赋暂时蠲。鱼鳖蟠庐墓，舟筒当土田。更堪闻邑长，岁剩百千缗。”史载公安县于道光十年曾发生洪灾，给当地百姓带来极大创伤，虽然朝廷采取了赈灾、免税等措施，但历近四年该县都未能恢复生气，百姓还在水上度日，但邑长却私吞灾款，其行为令人发指。在回程途中，诗人又经过公安县，写有《网篱行》一诗，其序云：“公安五年水，民食于渔，而居稍高地。其种菜，即以败网为篱，亦奇观也。”五年后公安县境内的大水依然没有完全退却，但灾情已有好转，百姓以鱼为食，居所也搬到地形更高之处，而且以网为篱种菜，令诗人感到惊奇。道光二十四年诗人再次经过公安时，公安县又是另一种凄凉境况，面对此种转变，诗人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江边老叟诗》：

甲午骑骡宿公安，老茭缚壁芦作椽。今来不复一家在，城门出入惟乌鸢。

戊戌驰传经孱陵，鱼虾为谷罛网耕。今来驿徙李家口，旧道断没无人行。

下马荒塍问田叟，“此邦当年翁记否？道光丙戌八月秋，我度江陵驱鼎州。

公安南北二百里，平田若席人烟稠。红菱双冠稻两熟，枣赤梨甘随事足。

路旁偶憩忆当时，主人馔我不受赀。鞠躬但道客难得，室后呱呱方洗儿。

一变萧条遂如此，羡翁稼好为翁喜。”太息言从辛卯来，长江无年不为灾……

细雨苍茫生远悲，廿年欢悴同一时。谁欤职恤此方者，试听《江边老叟诗》。

此诗将诗人于道光丙戌（六年）、道光甲午（十四年）、道光戊戌（十八年）以及道光甲辰（二十四年）经过公安县时所见的情形浓缩于一首诗中，以蒙太奇的手法将丙戌年百姓的安居乐业、甲午年百姓住宅的凋敝、戊戌年百姓以鱼为食的勉强度日以及甲辰年的荒无人迹以画面形式展现出来，在对比中反映公安县二十年内的沧桑巨变，再以老叟之言交代这种变化的缘由，极富历史感，可作为历史细节补史志之阙。

郑诗对天下大事也有关注，其《有感二首》（其二）云：“海澄何日见？世议皱眉听。烽火通龙国，楼船断鲒亭。黄头方选壮，鸡肋愧刘伶。”透露鸦片战争的战火尚未停息，令人对时局忧心不已，流露出忧心天下的襟怀，这种襟怀也是诗史精神的一种体现。

二、时代风貌的绘制

由于“诗史”一词是因孟棨在《本事诗》中形容杜甫“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而为人熟知，因此后人论及“诗史”时过多强调“毕陈于诗”，即以诗存史之功能，甚至直接将“诗史”与以诗纪史等同，使诗歌沦为历史事件的载体。事实上，孟棨的这段评论指出了“‘诗史’具备的两个因素：一是‘备叙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一是‘推见至隐’，也就是以诗传心”［4］。“以诗传心”指诗人对世道转变的感知与判断，因此作为“诗史”之诗不应只记录历史大事，还应对世道转变有敏锐的嗅觉，要表现世道转变的端倪。郑珍的诗就做到了这一点，其诗不仅以诗纪史，而且还对时代风貌进行了全方位的绘制，即对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的转变、文化的没落等各方面都有表现。

道光咸丰时期，社会风气日益浇漓，世道日衰，民间弥漫着一股冷漠之风。郑珍以敏感之心与传神之笔对这种风气给予了细致的表现。其《清浪滩》（前集卷一）云：“清浪四十里，独以恶石胜。上如刀山立，怒挺索人命。下藏万千剑，欲剸暗中刃。一刻失要害，立见头腹迸。舟子八牛力，经过最勇慎。使篙无空著，目到手即应。夺人出龙肠，拼身陷坚阵。神使哑哑叫，乃贺脱陷阱。旁岸数十家，横舟日伺侦。但祝估船沉，攘货一呼进。恃此闻有年，颓茅尚悬磐。”清浪滩属湖南沅水流域，水势险恶，过往船只历经艰险方能渡过，此种情况下，两岸的居民不仅对过往船只不伸以援手，反而瞅准机会抢劫财物，表现出丑恶的一面。湖南民风冷漠如此，贵州又如何呢？其《自大容塘越岭快至茅洞》云：“此坡二十里，窈窕烟火绝。尔来恶劫徒，伺客恒出没。不论士与官，商贾更待说。吹叶作号令，麇至魄已夺。稍难刀刃下，乞命解衤军袜。来如神狰狞，去若鬼飘忽。中坡名岭快，昨岁增堠卒。孱兵四五人，汛户昼常闭。缚去观所为，往往负株橛。君知九股遗，诸种近潜结。黎平及镇远，僻所乱如发。大者杀过人，小者尽财物。”此诗作于道光二十五年初，时值郑珍启程前往黎平府古州厅，已达黎平府边界，即将穿越岭快。在继续前行之前，诗人就岭快的情形问询当地一位老者，以上一段文字即老者的回答。从诗中可知岭快方圆二十里无人烟，乃盗匪聚集之地，无论是官还是士大夫抑或商人，都会遭到劫匪们的毒手，甚至会有性命之忧。而这股劫匪是少数民族后裔，善于埋伏，神出鬼没，杀人抢劫无所不为。黎平、镇远这样的偏僻之地乱象丛生，岌岌可危。整首诗传递出一种乱之将起的征兆以及诗人的忧虑之心。

不仅劫匪们如此，普通百姓的品行也日益不端。其《哀里》云：“乐安唐旧县，极障界东绿。高处一俯望，山如微波蹙。双江绕青林，百里何秀里。岂惟好山水，尤喜美风俗。农勤女纺织，商贩不远鬻。僻社萃廉秀，星居藩果竹。书无邓思贤，藏备四库绿。叟或不识城，儿不识樗鞠。先子昔迁居，谓可陆村卜。岂知十年来，事事改故躅。后生顽嚣气，老古不上目。姊妹弃余蔬，翁媪施呼蹴。听之周孔舌，按之跖蹻腹。自涉甲寅乱，里氛益难触。有力骄悍成，有势敲榷熟。头眼稍殊众，称官从健仆。问其何品流，军功与纳粟。朴厚亦不少，故是机上肉。人事酿天怒，降祸一何速。”贵州遵义府乐安县原本是一个风景秀丽、民风淳朴之地，自咸丰以来，民风开始转变，年轻人顽劣嚣张，老年人无甚德行，女孩们铺张浪费，老辈人则进行侮辱性的施舍。咸丰四年杨龙喜等人起事后风气更坏，有军功或者因缴纳钱粮有功之人开始依仗势力作威作福，朴厚之人深受其害，昔日的淳朴民风一去不复返，世道的衰变令人唏嘘。

不仅底层百姓如此，四民之首的士大夫阶层也开始没落。没落的表现之一是整个社会读书风气的衰弱。《送方仲坚归金陵》云：“而今卿相不揖客，颜回饿死沟中掷。而今英雄不读书，官贵都乘孔子车。”描述出英雄不再热衷读书，而官员们却都打着孔子旗号的现象。没落的表现之二是读书人开始受轻视。《东家媪》云：“东家老媪六十五，日指其夫詈还数：‘当年自比朱买臣，今日穷无一棺土。赫赫军功邻舍郎，生时曾为煮兰汤。役门转眼士门贵，但看人尊新嫁娘。即云功成贼未见，胜似牵被覆头不出面；即云主案舞上台，胜似未尝见有显者来。岂少金夫惜衰老，苦随鸡狗终身哀。’”这个东家老媪的言语虽然尖刻，却不啻诛心之论，直戳读书人的心灵痛处。乱世之中，士风已经发生转变。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晚清朝士风尚》载，军兴以来“朝士出处，亦分为二派。一为出京从军，有志立功名之朝士；一为在京谈科名，负文学重望之朝士”［5］。与漫长的科考之路相比，军功之路无疑更迅速，更易获得荣华富贵，因此以军功入仕成为士人新的风尚。相形之下，困守书斋的读书人在穷困中度日，不仅付出的苦辛得不到回报，还连累家人跟着受穷，因此被家人视为“无用”就很正常了。从东家媪的言语中我们不仅可以获知咸丰同治之际部分底层文人困窘的遭遇，也能感悟到社会对读书人的一种真实而普遍的态度。

流风所及，年轻人也不再安于读书，将读书视为没有前途之事。《西家儿》云：“西家小儿年十六，抱书过门诉我哭。‘不忧所学无所成，但恐学成空一生。州家久罢童子试，乡贡长停鸣鹿声。处处买官贱如土，阿爷只识求科名。同学去年犹乞相，今日巍巍八掆上。荣身何必在读书，学作贵人吾岂让？虽云人多缺少取偿难，但折十牛终是官。虽云丈夫致身贵选举，十科举人已空苦。有子留金焉用为，劝说宜从丈人所。’嗟汝小儿休叹呻，孔孟固应避钱神。便嗾汝爷排上兑，只今三卯正需人。”这两位年轻人的话语反映出咸丰同治之际一个非常严峻的现象即读书人面临的环境不断恶化：一方面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南方部分省份暂停乡试、童子试，使底层读书人失去求取功名的机会；另一方面社会上买官卖官的现象日益严重，买官之人一旦为官富贵即来，致使社会风气日趋功利，出现读书无用论。底层的年轻人不再以功名为荣誉，转而奔向对官位的追逐，儒家倡导的君子固穷等处世思想失去效力，如此势必会加剧社会的动乱。

郑珍凭借敏锐的洞察力与感知力捕捉到了时代风貌的细微变化，然后以诗的形式将这种变化反映出来，并将自己对世与时的忧虑贯注其中，做到了“以诗传心”，为后人解读咸丰同治之际的历史提供了线索。

三、个人史的勾勒

郑珍生于嘉庆十一年（1806），卒于同治三年（1864），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他于道光五年（1825）成拔贡，次年春赴京应廷试，与应春试的舅父黎恂同行。其现存诗作中最早的《夜深诵了坐凉》（前集卷一）即始于道光六年，最末一首《叔吉为降卟求药方纪事》（后集卷六）则作于同治三年病逝前，整个诗歌完整地展现了他成年后的全部人生历程。这段历程也基本贯穿整个道光咸丰时期，有四十年的历史变迁作背景，显得非常厚重。郑珍在诗中以一种琐细的方式将这段人生历程呈现出来，反映乱世之中一个普通读书人的遭遇、挣扎与思索，将个人的命运与历史紧紧关联，使个人史成为整个社会史的缩影。

郑珍作诗时有很强的时间概念，很多诗歌都标有具体的日期，流露出通过诗歌记载生命历程的意识。如《前集》卷一的《永州廿三初度》《正月陪黎雪楼舅游碧霄洞》，卷二的《五日雨中与同人钓溪上》《五月一日祀唐孙华原先生》《六月二十晨雨大降》，卷三的《元旦石固》《人日度荥泽口》《三月初十沙洋》《平夷生日》《端午念阿卯》《中秋饮韩仲山学博官舍》《人日嵩明道中》《二月初八日携舅家弟妹重上大观楼》等等。这些日期串成一线，使诗人的人生历程清晰可见，勾勒出一个简略但完整的个人史框架。在这个框架下，郑珍将其生活境况、家人的病亡、求取功名的过程、对时运的感触以及心态的转变等凸显时代背景的要素铺陈开来，使个人史变得立体、丰满。

郑珍祖、父两代皆精岐黄之术，以医行乡里，嘉庆二十四年因时局不靖自遵义西乡迁至遵义乐安，僦田而居，托庇于岳家黎氏，经济比较困窘，郑珍在《阿卯晬日作》中称“吾此为单家，力又难羶荤”即就此而言。郑珍小时常遭饥饿，成家后境况依旧，其《屋漏诗》《瓮尽》《饭麦》《凉夜》对贫寒的生活有相当生动、细腻的描述。如《凉夜》：“断灯儿误求爷乳，歉食妻疏到母家……汲水亲烹没叶茶。”通过生活中的细微之处反映贫困的状态，但心境比较豁达。郑珍后来因亲老家贫不得不外出谋生，曾以大祧二等选得教职，所得俸禄尚能勉强支撑家计。晚年遭逢乱世，生活益发窘迫，《弆谷》《食老米》《贷米》《家米至》《断盐》《饿四首》等诗反映乱时的物价飞涨、粮食紧缺、沉重的苛捐杂税以及天灾导致个人生活日益艰难，凸显时代背景，具有历史气息。

郑珍在诗中对亲人的病亡都有记载与描述。郑珍兄弟三人，郑珍居长，三人相互扶持，感情甚笃。咸丰九年，郑珍季弟子俞因病去世，郑珍以沉痛的笔调写下《二苕季弟哀词二十首》，情意哀哀，令人哭倒，“古今哭弟诗若此者未有也”［1］212。郑珍有子二人，女四人，孙三人，孙女二人。长子才儿不足一岁而殇，郑珍有诗《才儿生去年四月十六，少四十日一岁而殇，埋之栀岗麓》予以伤悼。四个女儿中，次女、三女均早夭，四女未许人而殇，郑珍有《三女薲于以端午翼日夭，越六日，葬先妣兆下，哭之五首》以悼念。战乱中郑珍一家人流离失所，反复播迁，孙女、孙儿相继而殇，《十三日出北郭视女孙葬所》《是日厖孙痘忽变，逾时亦殇，明晨亲埋之，与其姊同墓四首》《玉孙种痘作二首》《玉树殇，命同儿送棺归葬子午山感赋》等诗写出了痛失孙女、孙儿的悲怆与凄苦，同时也展现出乱世之中生命的脆弱与渺小。郑珍一生中还遭遇父母之丧，《系哀四首》《子午山杂咏》悼母亲之死，情感之悱恻令人动容。郑珍虽然是社会底层文人，但郑珍家族与其外家黎氏家族以及姻家莫氏家族相互帮扶，名望冠绝乡里，这样的人尚且不断遭遇子女的早殇与兄弟的死丧，普通百姓的生命状态可想而知。

郑珍在诗中对北上应试的过程有详尽的描绘。郑珍自道光五年成拔贡，道光六年、十三年北上应廷试，未获选。道光十七年中举，年底与莫友芝结伴北上，二月初到京，到京即病，后落第而归。归家途中郑珍发出了“人言读书成名可以显亲，我未见为有益而徒累人”（《思亲操》）的感愤之音。道光二十三年郑珍再次北上应试，一路风尘，于次年清明节前后到京，到京又感染风寒，临考前一日曾气绝，后又苏醒。按规定，只有进入会场中应试的举子回乡时才能得到火牌享受驿站服务，因此郑珍强撑着进了考场，在考场中卧病两日夜，交白卷而出。后作《自清明入都，病寒，遂夜疟。至三月初七二更，与乡人诀而气尽。三更复苏。以必与试归始给火牌驰驿，明日仍入闱。卧两日夜，缴白卷出，适生日也。作六绝句》，其三云：“掷将空卷出门去，王式从今不再来。”表达了与科举诀别的决绝之心。古代交通不发达，由南北上往往数月后才能抵京，而会试一般在三月份，因此路途遥远的举子须在前一年年底就启程，于岁暮天寒之际赶路，而且水陆并进，水势险恶之处甚至有生命之虞，到京后由于气候不适而染病的不在少数。从郑珍赶考求功名的过程可以感知古代科举考试对偏远省份的底层士子的身心摧残以及士子们的苦辛。

郑珍的诗歌对其处世心态也有反映。郑珍早年尽管贫穷，但很达观，面对苦难有自嘲的精神。如早期诗作《雪风》云：“天寒拥卷作跏坐，日暮向人赊夕炊。菜摘蚕豆上中叶，樵分鹊巢高下枝。穷生百巧却自笑，看尔更计明朝为。”面对饥寒，诗人以“百巧”来应对，且能一笑置之。郑珍中年时心态转为郁结，精神比较愁苦。其《愁苦又一岁赠郘亭》云：“愁苦又一岁，何时开我怀。欲死不得死，欲生无一佳。大雪满中夜，晓来四望迷。当当滴破榻，溜声绕檐阶。凄切结中肠，事事憎慨叹。”诗人此年应春试落第，狼狈而归，后应平越峰之聘修《遵义府志》，却面临“旧稿无一备，作者头脑乖”等重重困难，因此愁苦之情难遣。从乐观到愁苦的转变主要是诗人个人境遇以及人事上的困扰所致。咸丰四年杨龙喜起事后，诗人在战乱中辗转流离，反复播迁，面对时局的动乱与亲人的死丧，心态转为苍凉、悲戚。诗人原本经营子午山，“庐于墓次，将浩然自得以终，不复与闻人间事”［2］1470，可战乱使一切化为泡影，因此诗人晚年处世心态的转变主要受乱世影响。

郑珍对时代的总体认知也有一个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在诗中也得到了反映。郑珍早年常以盛世、太平世来形容所处的时代，如“即今盛平世，经术招儒冠”（《阿卯生日作》）；“金影碧仪消荡尽，太平春事荷锄多”（《望昆明》）；“在远游民便聚啸，安边长策重耕栽。时平不假书生计，喟古凭今足费才”（《贵阳秋感二首》其一）；“吃足太平饭，自厌腹压腿”（《得子佩讯及诗，仍次韵寄答，兼托借书周执庵观察，时仁怀温水贼已平》）。但作于道光十八年的《候涨退》已经对时运有了反思：“旧时至武陵，视家真觉近。兹难如上天，坐令行李困。人事非所料，于此悟时运。”诗人通过自己的旅行体验感悟到时运的转变。但作于道光二十四年的《江边老叟诗》却云：“太平不假腐儒术，吾亦盱衡奈何许。”还是认定所处之世是太平之世。直到咸丰年间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后，郑珍才对时代的认知有了彻底的改变。其《闻八月初六日桐梓九坝贼入据其城》云：“垂老惊奇变，哀时祇痛呼。”哀叹时代之乱。《三女薲于以端午翼日夭，越六日，葬先妣兆下，哭之五首》（其五）则云：“遭逢末世难言命，忧患平生不止穷。”动乱的时局使诗人感觉身处末世。从郑珍的这个转变中可知鸦片战争并没有引起士人应有的警惕，战争结束后人们普遍回归到战前的心态，尽管忧心民生，但总认为天下仍旧太平，直到太平军等农民起义的大规模爆发、太平天国占据半壁江山时，士人们才彻底警醒，这就是普通的中下层士人的心态。郑珍的诗为后人了解道光咸丰时期士人在时局方面的心态提供了一种参照。

因此，郑珍描写个人身心遭遇的诗凸显出世道转变这个时代背景，富有历史意义。

［1］凌惕安.郑子尹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

［2］郑珍，白敦仁.巢经巢诗钞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6.

［3］孟棨.本事诗［M］//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15.

［4］孙之梅.明清人对“诗史”观念的检讨［M］//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545.

［5］刘禺生.世载堂杂忆·晚清朝士风尚［M］.北京：中华书局，1997：38.

责任编辑：夏畅兰

The New Interpretation about Epic Spirit of Zheng Zhen's Poems

ZHOU Fang
（School ofHumanities，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1756，China）

Scholars have noticed the epic spirit of Zheng Zhen's poems，whilemost of them emphasize the function of recording time events in Zheng Zhen's poems and ignore other aspects such as the reflection of spirit of the age and hisworries about the age.The reflection of spirit of the age and the worries about the age constitute the essence of the epic spirit.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for us to renew the epic spiritof Zheng Zhen's poems.We find that Zheng's poems notonly have the function of recording time events，butalso draw all aspects such as the transition of the society，the demise of the culture and so on.In addition，Zheng Zhen wrote his own life course in a trivial way and reflected his suffering，struggling and thinking as an ordinary intellectual.He associated closely the fate of individualswith history.

Zheng Zhen；epic spirit；mess era；spirit of the age；worries about the age

I206.2

A

1673-5595（2016）01-0070-06

10.13216/j.cnki.upcjess.2016.01.0013

2015-01-12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682013BR074）

周 芳（1983—），女，湖北监利人，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