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月

一、导论

2014年9月1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尔代夫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当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王福康说到中马旅游合作时，习近平一番幽默的插话，引得全场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我插一句啊，也要教育我们的公民到海外旅游讲文明。矿泉水瓶子不要乱扔，不要去破坏人家的珊瑚礁。少吃方便面，多吃当地海鲜。”

文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文明价值观的确立和文明素质提升的重要性，这固然值得欣喜。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忽视社会公德、公然背离文明准则的行为和现象时有发生，不仅导致了城市管理效率的低下和管理矛盾的加剧，影响了城市的环境和形象，也使市民自身形象受到严重损害，近年来，中国内地游客在海外的种种不文明行为不时见诸报端且饱受诟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此，要让文明从口号变成人人自觉践行的行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建设文明城市的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适应城市管理工作的需要，建立健全科学文明的管理制度、体制、机制，完善管理手段和措施，另一方面要关注文明价值观的弘扬和市民文明素质的提升，让每一个市民自觉唾弃丑陋、告别落后，携手走向文明和美好。

二、文明价值观的提出

文明与野蛮、无知、愚昧相对立，代表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是全人类的共同期盼和追求。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有着几千年文明开化的传统。但是，近代以来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不但在经济上、科技上落后了，在文化和文明程度上也抬不起头来。追求文明，反对愚昧和野蛮；崇尚科学，反对迷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所孜孜以求的。重建一个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国家，始终是我们党革命和建设的主要目标。党的十八大在马克思主义科学文明观的指导下，基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规律和中华文明深厚的历史积淀，明确将文明与富强、民主、和谐一道，确立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的价值追求，并号召全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对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地位给予了明确阐述和充分肯定。文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意味着高度繁荣的文化、高度自觉的精神；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意味着良好的秩序、优美的环境、淳朴的风气，人与人之间诚信友善；对于每一个公民来说，意味着比较高的精神文化修养，从言谈举止到内在心灵都很美好。

三、以文明价值观引领文明城市建设

城市文明是社会文明、社会和谐在城市的集中体现。一个地方发展水平如何，除了物质指标、经济指标要达到一定水平以外，难度更大的是人的精神状态、文明程度。一般来说，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对文明城市的重视程度越高。当然也有一个规律，经济是基础，城市的文明也要有一定的经济作支撑，然而经济上去了，文明程度没有上去，这个地区也不能说是一个发达地区、现代化地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但是，总体来看，内地城市无论建设管理水平还是市民的文明素质，都与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有不小的差距。笔者认为，文明价值观是引领城市走向高度文明的一座灯塔。

（一）以文明价值观引领文明素质的提升

市民素质决定着城市的文明程度，城市很多不文明现象的存在，根本在于人的文明素质有待提高。日常所言的文明行为，多为民众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这些行为的主体包括民众个体、职业群体和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民众的文明素质往往体现在细微之处，体现在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中。以文明价值观引领文明素质的提升，需要积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政府及有关部门要通过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宣传和弘扬社会正气，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道德风尚蔚然成风；教育机构要通过教育活动向学生传递、渗透文明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培养文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新闻媒体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传播优势，通过正面宣传和反面曝光相结合的方式，引导人们崇尚文明价值观、唾弃不文明行为和现象；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要从我做起，利用自身力量，积极地展示文明行为，带动影响他人，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的良好氛围。

（二）以文明价值观引领文明制度的建设

文明制度建设有助于规范文明行为，固化文明建设的成果。文明建设的制度成果，是检验文明城市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准。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尤其要注重通过法治建设深化文明城市建设的成果。要充分发挥立法的指引作用，制定、完善规范各类涉及城市管理和社会公共行为的法律法规，特别针对市民反映强烈的不文明养犬、燃放烟花爆竹等热点问题，研究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明确法律责任，用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规范、引导民众的文明行为；要把政府部门文明执法作为践行文明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推动文明城市建设的首要前提，促进依法行政，加强对政府及相关部门执法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坚决杜绝暴力执法，推动管理与服务并举；要进一步调整管理理念，积极探索科学化的城市管理模式，实现从政府主导逐步发展为政府管理、社会自治、市民自律的新型管理模式，形成政府部门执法、基层及社会组织参与、社会公众监督、市民人人遵章自律的综合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