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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制度·文明:徐复观战后旅日观感

2016-03-08何卓恩王志勇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4期

何卓恩,王志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主义·制度·文明:徐复观战后旅日观感

何卓恩,王志勇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9)

抗战胜利后,徐复观曾多次旅日游历,留下了大量有关日本的观察和评论。其突出者,一是关于日本战后的国际战略,支持日本再军备以抵御苏俄在东亚的扩张,同时谴责日本对侵略历史反省不足,对中国缺乏尊重和诚意;二是关于日本战后的民主政治体制建构,欢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改造,同时忧虑日本国民性妨碍民主制度生根;三是关于战后日本经济起飞后的社会文明,肯定现代科技改善生活的重大作用,同时对迷信科技造成人的主体性迷失提出警告。这些观察和评论,深刻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也映衬出思想家徐复观自己内心的主要心结。

徐复观;战后日本;国际战略;民主政治;现代文明

徐复观曾说:“留学日本而不受刺激,便不是中国人。”[1]505他自己1928年赴日留学,1931年因“九一八”事变,提前退学回国,这一行动以及他对抗日战争的全程参与,显然便是他受刺激的结果。抗战胜利后,徐复观因内战而流亡台港,期间他又三次去过日本:1950年随旅行团旅日短期观光;1951年和1960年作为《华侨日报》和《民主评论》特约评论员旅日访问各半年。后两次因为时间较长,而且时代环境和他的心理感受也不同于前,对战后日本的观察比较细致,留下了他超越于“刺激”的不少新的观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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