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

他，出身人文世家，却偏好蚊虫花草；

他，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搞起科研来却特别执著较真；

他，从小就不是一个优等生，却成为中国科学界一颗耀眼的明星；

他，功成名就，却始终保持着一种“入世”中的“出世”境界……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被子植物生殖生物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推动中国实验胚胎学迈向实验生殖生物学的先驱杨弘远。

浓烈兴趣本天成

杨弘远，祖籍长沙县青山铺，1933年3月25日出生于湖北武汉大学一个教师之家。他可谓出身名门。父亲杨端六是著名经济学家、货币银行学专家、中国商业会计学的奠基人，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院士，是国民军政府唯一不着军装而穿长袍马褂的上将。母亲袁昌英曾留学英、法，是第一个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的中国女子，是武汉大学的“珞珈山三女杰”之_，一度与冰心、卢隐、凌叔华、冯沅君、苏雪林等齐名。姐姐杨静远，194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1948年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大学英语文学系，是一位知名翻译家。

杨弘远的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全家曾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1946年迁回武汉后，杨弘远才开始接受正规学校教育。良好的家风，动荡的岁月，历练了杨弘远在简陋的环境下、于简单的生活中自娱自学的习惯。

杨弘远从小就对动物有着浓厚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说：“从小我就喜欢生物，乐山时期我家住在远郊，那里没有什么玩伴，我就去看小动物。”各种蚊虫蚂蚁都是他欣赏的“模特”。他可以趴在地上看蚂蚁，一看就是十几分钟。他善于观察，可以从鸡的一鸣一啄、一振翅一梳羽中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

和所有调皮的男孩子一样，年幼的杨弘远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捣蛋鬼”，斗蟋蟀、掏鸟窝、养蚂蚁、养鸡、被土蜂蜇……他一样都没落下。而正是和这些可爱玩伴的交集，把他引入了变幻莫测的生物殿堂。

上初中时，杨弘远继续顽皮。他自己曾坦言：我初中时绝对不是一个好学生。有一个假期，我天天到护城河边去玩，把沙子裹到身上，黑糊糊的，一玩就是一天，玩着玩着就忘了开学这回事，后来还因旷课被学校记了过。

杨弘远由于对功课不太用心，每次考试只能“勉强及格”，而他对自己的爱好却特别沉迷，对生物更是“情有独钟”，尤其喜欢猿猴。他从大量课外书籍中搜索到有关猿猴的描述，将其中关于各种猿猴的文字与插图摘抄下来，然后综合整理，编成《猿猴辞典》。他自我评价：“虽然价值不大，却也自得其乐。”

从此，“好奇”与“好学”陪伴着杨弘远终生。

笃定求索终不悔

1950年，杨弘远高中毕业报考大学。那时，贴近国家建设的工科是热门，大家的兴趣都放在学习大生产需要的实践技能上，父亲则希望他子承父业学经济，杨弘远却毫不犹豫地将第一志愿瞄准了武汉大学冷僻的生物专业，并被顺利录取。当时，全系学生人数总共30多名，更有一个年级仅男、女学生各一名，且报考生物学的多是第二志愿，像杨弘远这样以第一志愿入学者微乎其微。由于不喜欢解剖台上解剖动物时血淋淋的场面，很快，杨弘远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植物学上。

大学4年，为了致力于植物探究，杨弘远可以说是铁定了心，铆足了劲。

为了自己心爱的专业不被耽搁，杨弘远“斗胆”违背一年级学生都要下乡去参加土改的规定，而向学校提出和二年级学生一起到宜昌去做高山实习。虽然学校批准了，但后来杨弘远自己回想起来都有些后怕：“当时自己就是傻乎乎的，怎么能不去搞土改呢？那可是出格的行为啊，要挨批评的！”就这样，杨弘远在自己心爱的专业里沉浸了4年。

1954年大学毕业前夕，他怀着将青春献给祖国科学事业的豪情壮志，在毕业分配志愿书上郑重地填写：第一志愿“高山勘察队”、第二志愿“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第三志愿“综合大学生物系”。结果被分配到本校本系担任助教工作。在那个时代，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于是，杨弘远义无反顾地走上教学岗位，从此和武汉大学生物系结下不解之缘。每周4次实验课，每次杨弘远都乐在其中。他还抽空自己做实验，阅读俄文版植物解剖学教材，看到新奇的内容，就摘译下来。

1955年夏，杨弘远被调到达尔文主义教研室（后更名为达尔文主义与遗传学教研室）协助来校讲学的苏联专家工作。

尽管当时杨弘远只能帮助收集翻译专业资料、旁听专家讲课和与研究生的谈话而与当研究生无缘，但他善于抓住机会，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用心观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的每一个环节。同时，他从苏联专家带来的大量俄文书籍中，意外看到一本《被子植物胚胎学》，从而引发了对探索植物有性生殖奥秘的浓厚兴趣。

同期，杨弘远还有幸得到一份人生最珍贵的收获：与刚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周嫦共事，志同道合，最终结为终生伴侣。

不料，当杨弘远与周嫦正打算在植物有性生殖研究领域大干一场时，一场来势汹涌的反“右派”斗争袭来。杨弘远的母亲袁昌英被划为“极右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公职，监督劳动改造。杨弘远的父亲杨端六也因自身历史问题和老伴的处境而备受打击。杨弘远作为这个家庭出身的子弟，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处境可想而知。随后的两年间，杨弘远先后两次下乡，直到1962年才回校稳定开设植物胚胎学课程。

回校开课后，杨弘远激情高涨。给学生授课，每讲一遍就修改充实一次讲义与实验指导，力求在讲透基本内容外多向学生介绍最新研究进展。在最后一次编印的教材中，杨弘远参考了167篇论文与专著，且大多是俄文与英文文献。

教学之余，杨弘远抓紧时间在科研上奋力拼搏，每年春夏进行田间实验，秋冬转入室内工作，先后在小麦、油菜、芝麻等作物上开展研究。最后，他选定受精生物学方面研究相对薄弱的芝麻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取得了进展。正是这项研究成果，成为了杨弘远科学道路上的一块奠基石。

随后，杨弘远将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科研成果予以整理，先后在《植物学报》《遗传学集刊》《湖北农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开始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然而，这样一种勤奋而高效的工作态度在当时的政治与学术环境下反而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开夫妻店”。沉重的精神负担使杨弘远一度彷徨苦闷。最终，他选择了宁愿放弃“骨干教师”待遇也不舍弃学术追求。

“文化大革命”10年，杨弘远先是被迫停课，关闭实验室，写大字报，搞大批判，后又遭受清理阶段队伍，到外地“政治野营”，大办“工厂”，又两次被遣送到沙洋“走五七道路”和“办分校”，下放长达5年。他遗憾地说：“可惜，在我精力最旺盛的中年时期，却没有机会进行学术研究。”

父子因袭的文化熏陶与做人治学的潜移默化，让杨弘远多了几分睿智与果毅。1975年在沙洋办学时，为了寻求精神寄托，杨弘远一头钻进了一个尘封旧书废报的仓库。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从中发现了几十种国外期刊影印本。如获至宝的他赶忙挑选了30多种自己心仪的，回去便自学英语，埋头阅读，并逐期做摘录，卡片整整装了6个盒子。正是那一段时间的埋头阅读，使他保持着与国际前沿发展的息息相通，为日后的教学科研作了重要能量储备。

告别了“文革”噩梦，杨弘远由沙洋回到母校，又重新开设“植物胚胎学”课程。同期，他踏遍珞珈山，收集了各种红叶，做标本，测数据，自编了《红叶辞典》。

常人眼里，与植物打交道是一件枯燥乏味的苦差事，更何况是一辈子。然而，在杨弘远的心里，每一颗种子、每一株幼苗都是生命，它们在用自己的方式和人类交流。杨弘远则倾其一生探究着植物的奥秘和神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杨弘远便萌发了让“植物体外受精”这样一个新颖而大胆的念头。于是，他与夫人周嫦带领一拨弟子们，醉心于植物的无声世界，执著探索其生命奥秘。尽管经历了无数曲折，但他“任尔东西南北风”，一门心思“啃”生物。最终，他的执著获得了丰硕的成果：针对不同性细胞的生物学特点，在世界上较早建立有效分离方法；将分离出来的性细胞进行体外融合，摸索出在PEG（聚乙二醇）微滴中诱导单对原生质体技术，实现了精细胞与卵细胞的“一对一”融合……杨弘远曾自豪地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杨弘远先后主持一系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及欧盟国际合作项目，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植物发育生物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和第一个发育生物学全国重点学科，在花粉原生质体、精细胞、卵细胞、合子等的分离、培养、融合、转化及有关细胞与分子生物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有特色、前沿性的成果。

1980年，杨弘远和夫人周嫦联合向国际同行宣告：首次由水稻未受精子房中培养出单倍体植株，首次揭示了未传粉子房与胚珠培养诱导的水稻助细胞无配子生殖和向日葵卵细胞孤雌生殖现象；他主持的“水稻未传粉子房培养的研究”获1985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胚囊酶法分离的研究”获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0年，杨弘远作为第一位被美国植物学会特邀的中国专家，在第41届生物科学年会上作专场报告；1991年，杨弘远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学部委员（1994年改称院士），并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2004年，杨弘远与人合作完成的《植物性细胞、受精及胚胎发生离体操作系统的创建与实验生物学研究》，荣膺200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杨弘远专长植物有性生殖的实验研究，著有《植物有性生殖实验研究四十年》《水稻生殖生物学》《高等植物的离体单位体》《植物生殖的细胞生物学：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由未传粉子房与胚珠离体诱导单倍体植株》《高等植物实验生殖生物学与生殖细胞工程：现在与未来》等—系列引领学科的精深论著。

春华秋实，杨弘远在生物研究领域开拓出一片自己的天地。

心无旁骛善取舍

杨弘远一生低调，始终满足于做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从事一门学科实实在在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取得巨大科研成就后，名、利、权的诱惑纷沓而至，可他深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懂得选择，舍得放弃，不去攀比别人，也不自我陶醉。

曾经，多位美国专家邀请他和夫人去美国做研究；武汉大学希望他担纲系主任；评上院士后，有人建议他去担任更高的领导职务……他都以与所研究的课题冲突或不愿介入为由拒绝了。他坦言：“社会对你的期望值太高，使你完全身不由己。到处都推荐你，讲学、评审、做召集人，忙得团团转，虽然也抵制了一些，但还是根本无法安下心搞科研了。花费了大量精力写了一大堆东西，于做学问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唯一的好处就是给你提供了获得更多财富和权力的可能，可是我全没有接受。”

“科学家就是做科研的！”杨弘远执拗地坚守着。

杨弘远摒弃名人效应。面对一个个重量级的奖项，他淡然地说：“我们的研究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亮点、有特色，而不是在国际上全面领先，这样评价才比较实事求是。”他常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学术生命更有限，能在科学的大山上添一粒土，就很知足了。”“连牛顿那么伟大的科学家都形容自己是海滩拾贝的儿童，更何况我这样平凡的科学家呢？”

他将自己定位于一名普通的科学家，反感把“权威”“泰山北斗”这样的词语用在自己身上，不愿别人叫他院士，而乐于接受老师之称。他说，院士只是别人给的一个称谓，而老师是一份沉甸甸的职责。由是，有人称他是“流入民间的博导”。

提前从教学和科研一线退下来，杨弘远潜心著书立说。他说：“过去K忙着向前看，现在也要向后看，要总结和反思。”至于没能名利双收，他没有半点遗憾：“人生有得必有失，哪能全部的好处都堆到一个人的身上？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难以一心二用。我就给自己8个字：‘清白做人，清心治学。真正做学问的人，不能有太多功利的思想，只要有衣穿有饭吃就足够了，没有必要把自己搞成个大富翁。我个人觉得选择自己从事的事业很快乐。”

一外国专家曾连连称赞杨弘远及其夫人：“You are not sheep（不做羊群）。”不模仿别人，这就是杨弘远。

德艺双馨启后人

受父母的无形影响和熏陶，杨弘远一生治学严谨。他自己曾这样总结道：当时母亲的写字台旁边有这样一副对联，即“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父亲也经常让我一章一章背四书五经，当时烦得很，后来长大了，觉得句句都是真理，而且越回味越有味道。可见，虽然未继承父母的事业，但他们的治学理念影响了杨弘远一生。

杨弘远将品格培养放在首位。他谢绝无关的活动，但对青年的要求，无论是一般的科普活动还是和同学们的思想交流，他总能做到有求必应。他曾连续多年在武汉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上第一个讲话，作励志报告。他身体力行，培养学生的良好学风。学生的论文，他从来不把名字加在前面。他说，这是一名科研人员最基本的道德。就是和自己的妻子也不例外，谁做的贡献大谁的名字在前。对于学术界的剽窃、抄袭，他更是零容忍，曾亲自撰写了多篇文章予以抨击，强烈呼吁反对学风浮躁和学术腐败。

杨弘远经常以切身体会，和学生们交流治学成才之道。他不赞成“学海无涯苦作舟”，而欣赏“乐乃成功之道”，笃信学习的动力来自自身激情而非外在压力，倡导从自己的专业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他特别告诫学子：“要防止急功近利的思想，要老老实实、安安心心做学问，做好学问。要不断改正错误，哪怕是小而又小甚至小到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

杨弘远注重教学上的“精耕细作”。他从繁重的科研任务中挤出时间编撰《勤思集》，要求学生“让自学成为一种习惯”，并引用一位化学专家“3H3C”的名言寄语年轻学子：“Head，Heart，Hand；Clear，Clean，Clever”即：“头脑清晰，心无旁骛，动手灵活。”他认为，导师不可以权威自居，既要善于运筹帷幄，从战略高度指引学生在科学研究中登堂入室，也要勤于亲临火线，做好战役、战术的指导。

他曾说：“培养学生不能像放羊”，不能散漫不管，不能只讲数量不讲质量。每个学生都各有不同，一定要对学生进行分别的指导，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区别对待，不能千人一面。几十年问，除为本科生上课之外，杨弘远只培养了18位博士和12位硕士，数量少质量却颇高，不少学生都已成为知名学者、著名教授、学科带头人。

杨弘远认为，一个学科的发展，不是靠几个人的力量能完成的，自己要为更多的人创造成长的空间和环境。他年届古稀仍致力于科研，但当主持的重点项目在2001年结题后，他就坚决不再领衔申请新的科研项目，不再带研究生，而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特别是年轻人。面对他人的挽留，他再三解释：实验室已有了好平台，40多岁的中年人年富力强，我的知识有些陈旧，出出点子还行，但无需在第一线承担大项目。有一次，武汉大学评名师，杨弘远又被选上，但他竭力反对：“不能老是几张旧面孔，应该让年轻人上去。”

杨弘远一生豁达宁静，经历了无数的磨难和坎坷，仍感恩社会，感慨自己和那些不幸的人比简直是“太顺了”。

杨弘远搞科研一丝不苟，生活却充满情趣。他笃信“花草树木亦有情”，与人合著的《赏花拾趣》以独特的视角，给原本单调的植物科普文章赋予了生命精灵的魅力，充满了对生命的至诚至敬。

杨弘远与夫人周嫦是一对学术伉俪，生活中相濡以沫，事业上共同攀高。他们的Email地址以hyyzc为名。杨弘远常说：“当年，我家在最艰难时，她毅然来到我身边。”周嫦常念叨：“我走后，唯一不放心的是弘远。”

1994年12月，周嫦不幸突患脑血栓。自己也受痛风症折磨的杨弘远在完成自己艰巨的科研课题的同时，10多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右体瘫痪的老伴：求医，熬药，安慰，鼓励……使她用左手绘出一个崭新世界，焕发出“第二次青春”——能左手写一手端正美观的钢笔字，成为“左手临摹画家”。她写的《从容面对病残》《冬菊与宝石花——科学家讲故事》《龟兔赛跑三步曲》等先后出版。两位科学家应邀赴中国地质大学作专场报告，报告的内容却是两老执子之手呈真爱、皱纹之中释青春的感人故事。

2010年，杨弘远被发现身患晚期食道癌。他乐观镇定，笑对人生，早早地立下遗嘱：死后不在学校设灵堂，丧事从简，不愿意太多人来参加追悼会。

2010年11月18日，杨弘远平静低调地“走”了！

儿时率性，青年求索，中年奋发，老年旷达，可说是杨弘远一生的精辟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