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正才　吴楚婴

乌石峰高，湘江水长。20世纪初，湘江之滨的大山乌石峰下的茅舍中，有一位贫苦农民15岁的儿子，因带领饥民闹粜被人告发，为躲避官府的追捕，不得不逃离家乡。他坐在一条载人又载货的大帆船上，漂流在湘江之中。

几年后，为生活所迫，他到长沙靖港参加了湘军，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在湘军对北洋军阀的作战中，他机智勇猛，得到营长、连长的赏识，被选送到团部的训练队去学习。此问，他在《论立志》的文章中，写道：“志不立，吾人无可成之事。国亡家亡，灭种随之。覆巢之下，岂容完卵？弱肉强吞，莫此为甚。吾人生逢斯时，视若无睹，何以禽兽为伍……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飘荡奔逸，何所底乎……”他把“救国救民”作为自己的责任，并身体力行，为“富国强兵”的愿望奋斗毕生。他，就是彭德怀，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民族独立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勋的，战功显赫、享誉中外的人民共和国元帅。

“两年的担泥等于住了劳动大学”

彭德怀，原名彭得华，1898年10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乌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时，彭德怀家里除了父母和他们兄弟3人外，还有一位年老的祖母，鳏居的伯祖父也同他们一起生活。全家七口住在几问伸手可以摸到屋檐的破草屋里，耕种着屋后的几亩荒土。而后，父亲病重，母亲早逝，一家陷于风雨飘摇之中。彭德怀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被迫停学，8岁开始肩负起全家生活的重担。他上山打柴，下水捉鱼，换点米充饥；他给富农家放过牛，到煤矿挖过煤，留下的都是辛酸的回忆。

1913年，也就是彭德怀15岁那年，乌石大旱，田土无收，穷人无米为炊。当时乌石有个地主叫陈吉祥，外号“陈满钻子”。陈家囤有多年积谷，暗地与奸商勾结，夜里雇人偷偷运到外地卖高价，却不肯卖给当地农民。一天，彭德怀提着米袋参加了求粜队伍。陈家门口挤满了上百饥民，可陈满钻子却装出一副可怜相，指着碗里的蚕豆说：“我要是有米不粜，怎么对得住乡亲？可是现在实在没有米了，我屋里都是吃蚕豆了。”彭德怀十分愤怒，邀一个小伙子闯进陈家大门，爬上仓屋，发现里面装满着稻谷，便大声吆喝起来。饥饿的人们顿时涌进去开仓出谷。

陈满钻子恨透了揭穿他骗局的彭德怀，即去向团总禀报。团防局以彭德怀“聚众闹粜，扰乱乡曲”为罪名，派枪兵到乌石来抓人。群众闻讯后，赶快给彭家报信。彭德怀连夜逃出乌石，去西林围当了堤工。

西林围，在洞庭湖南滨，是由官府拨款和当地大户集资，利用湘江和资水两大河流注入洞庭湖时的冲积淤泥，兴建的围湖造田工程。到这里修堤的苦力大多是附近各县的贫苦农民和一些为生活所迫走投无路的人。他们不分酷暑严寒，整天泡在泥里水里，肩上压着沉重的担子，还要受着包工头的残酷剥削。

堤工的工价压得很低，还要被包头与棚头各抽走5%。另外，对堤工局的监工和验收员也不能怠慢，逢年过节或遇婚丧喜庆，堤工们都得送钱送礼。稍有不周，他们就会以各种借口加以刁难，让你吃哑巴亏。尚未成年的彭德怀既烧火做饭当炊事员，又挑土垒堤，往返于没膝的泥水中，累酸了筋骨，压驼了腰背。辛辛苦苦做了两年半工，仅得三担半米的工资。因此，他不禁感叹：“所谓洞庭湖区是湖南米仓，就是这些堤工的血汗和骨肉累积起来的。”1916年春节前，彭德怀领头，要求预发工钱过年。堤工局不但不答应，反而将彭德怀定为“不安分子”驱逐。

两年的沉重劳动，使彭德怀的性格越来越倔强，心中充满了对豪富者的仇恨和对贫苦大众的同情。他回忆这段苦难经历时说：“两年的担泥等于住了劳动大学，从这时起，我才认识到劳动人民的伟大和艰辛，认识了中国社会，同劳动人民结了深厚的感情，产生了挽救他们的思想。”

“怀是想念贫苦人民，德是为贫苦人奋斗，为国家富强而奋斗”

彭德怀在遭堤工局驱逐的逃离途中，遇上大雨，躲进一个山洞稍避。洞内响着“滴嗒滴嗒”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洞顶的水滴落发出的响声，而水滴落处的石头，已形成一个深深的窝。他由此受到启发，说：“石头这么硬，还能被水滴穿，如果受苦人都像这水滴一样，长年累月、坚持不懈地斗争下去，这人吃人的旧社会不也会被滴穿、被砸碎吗？

人就是要有这么一股子劲才行。”于是他为自己起了一个字号：“石穿”。

在走投无路之时，恰逢湘军招兵，彭德怀到长沙靖港报了名。在湘军招兵的花名册写上名字以后，又郑重地写下了刚为自己起下的字号：石穿。不满18岁的彭德怀在湘军二师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了二等兵，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他凭着穷乡山村苦孩子的劳动本性，在队伍中任劳负重，埋头苦干，不论是军事操练还是文化学习，成绩都很优秀。

1922年8月，彭德怀报考湖南陆军讲武堂时，名字由得华改为德怀。好友郭得云问他改名“德怀”是什么意思？他解释说：“怀是想念贫苦人民，德是为贫苦人奋斗，为国家富强而奋斗！”郭得云十分赞赏，他说：“把你的字号石穿联系起来看，你是一个有抱负的人！”的确，他以滴水穿石的毅力去实现自己远大的志向，真正做到了名副其实。

彭德怀在旧军队中生活了10年。他结交了像黄公略、李灿等20多个真正具有爱国热忱的知识分子和贫苦农民出身的士兵。他们相约以救国救民为宗旨，不做坏事，不贪污腐化（包括不刮地皮、不讨小老婆），不扰民。他们还秘密组织了“救贫会”，议出4条章程：灭财主，平均地权；灭洋人，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海关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发展实业，救济贫民；实行士兵自治，反对笞责、体罚和克扣军饷，实行财政公开。

彭德怀在旧军队里不仅不嫖、不赌、不搞钱，而且对旧军队中的某些陈规陋习不愿随波逐流。他被提升为团长时，师长周磐找他谈话，要他趁提升的机会到省长等上司那里去拉拉关系，当时叫做“谢委”。彭德怀当即表示，“我不去谢委”。周磐还说就职那天，上边发有就职费1200元，地方上的公教团体、本师师部和各团的同事都会来道贺，应设宴招待，以便争取他们以后捧场。彭德怀更加反感地说：“这么多麻烦，这个团长我不当了！”周磐深知彭德怀脾性，只好向师参谋长交代说：“师部各员，二、三团官佐都不要去道贺了，免得石穿又犯了他的犟脾气。”

在注滋口驻防期间，彭德怀在空闲时常到附近的农民家串门聊天。大家见他态度和善，谈起农事来很在行，又很同情贫苦人，就都愿向他倾诉苦衷。一次，有个叫姜子清的农民，向他诉说前几年辛辛苦苦在湖滨开垦出来的10多亩稻田苇地，被当地恶霸地主欧盛钦强行霸占的事。彭德怀对姜子清十分同情，回去进行调查，发现不仅此事属实，而且得知欧还在该地封河禁止网鱼、封苇地禁止砍伐、禁止捕猎野鸭，还巧立名目加税收、强占良田房产、放高利贷、强迫卖青苗。欧盛钦还一人包揽当地税务局长、堤工局长两个肥缺，依仗其兄是少将高参，在注滋口镇一带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彭德怀决心除掉这个恶霸，便派一班长王绍南和魏本荣等3名救贫会会员，化装成老百姓，带着枪，由姜子清带路，悄悄摸进欧的住宅，干净利索地处决了这个鱼肉百姓的恶霸，并张贴匿名布告，宣布欧盛钦的罪状，大家暗暗叫好。

彭德怀秘密处决欧盛钦的事，不久被人告发，遭逮捕，幸于押往长沙途中，机智逃脱，在湘潭县易家湾得船工罗六十老倌帮助，夜渡湘江，逃过一劫。而注滋口只停了一天税收，百姓仍在受苦。这次救贫活动使彭德怀深刻认识到“杀一两人无济于事”。他对救贫会会员说：“中国如何得富强？过去只知道有滴水穿石那样的意志去奋斗。现在明白了，没有政治主张，没有共同信仰的团体共同奋斗，那只是一种幻想。”

“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就在此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第一次合作后，开始了北伐。彭德怀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他脱下湘军营长的官服，换上国民革命军的灰色军装，参加了北伐战争。他看到一路上贴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的标语，感到一片新气象，非常振奋。在攻打武昌的战斗中，彭德怀代理团长指挥一团作战，有机会结识了一师政治部秘书长、共产党员段德昌。

段德昌在深入各团活动时，发现彭德怀带领的部队战斗力强，军纪严明。他俩多次交谈，并在玉泉山上的关帝庙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彭德怀向段德昌倾吐心曲，向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救国救民的愿望。段德昌针对彭德怀的“耕者有其田”，告诉他：“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也不应当停留在耕者有其田，而应当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由按劳分配发展为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制。共产党是按照这样的理想而斗争的。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已实行按劳分配，消灭阶级剥削。共产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共产党员就是要为这样的理想社会奋斗终身。”

这让彭德怀在彷徨失望中看到了希望，很快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产生了热切的向往。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段德昌送给他的《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ABC》《通俗资本论》等进步书刊，开始从深层次来思考自己的人生历程，对自己作了严肃的剖析。

之后，他庄重地向段德昌表达加入共产党的愿望，并要求段德昌派人来一营发展共产党组织，对部队进行改造。只是由于考虑国共合作的关系，上级决定暂不在第八军中发展党员，他的愿望才没有马上实现。

1927年10月，彭德怀升任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团长。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怀从大革命的失败中真正认识了共产党，抛弃高官厚禄，冒着生命危险，毅然决然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段德昌作为介绍人与他促膝长谈。段德昌说：“这一年中，你多次要求加入共产党，虽然未能如愿，但仍独立地坚持革命的立场，这对你来说，是经受了考验和有益的锻炼。现在你很久的愿望已经实现，特委通过你加入中国共产党，正报省委批准。待批准后要举行入党仪式。”

在入党仪式上，彭德怀庄严宣誓：愿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牺牲一切，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他还怀着坚定的信念对支部的党员说：“共产党是杀不完的，我们这里不是又加了一股吗？”

在以后的46年中，他为实践庄严的誓词，赴汤蹈火，呕心沥血，不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肩负重任、身处顺境还是罢官谪居、身陷囹圄，升沉荣辱，他都同样保持赤子之心，信念始终如一。

“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

彭德怀一生心里时刻装着人民的忧和乐。无论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他都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常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彭德怀多次说过，“我们都打过仗，哪有靠一个人能打胜仗？要靠集体领导、民主作风、群众路线。”“我们胜利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有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离开了人民，我们就会一事无成。”他待士兵亲如兄弟，时刻把战士的饥饿冷暖挂在心上，对部属生活关怀备至，体贴入微。长征过夹金山时，他发现孙毅没有干粮吃，马上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干粮，分给孙毅一半。孙毅再三推辞，彭德怀笑着说：“俗话讲，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见面分一半嘛！”这让孙毅感动不已。

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提出在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就连在最艰苦的时候捋树叶、挖野菜，也规定部队不得在村庄附近与民争采。他亲自带领干部攀岩越岭到远处山中去寻，把近处、平坦处的野菜、树叶留给群众。革命胜利后，他在任国防部长期间又一次对部队实行了精兵简政，并且从自己做起，将警卫局给他配备的3个警卫人员精简两个。

彭德怀牢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克勤克俭，艰苦朴素。行军打仗时，他常常身着一套旧布军装，脚穿—双草鞋或布鞋，有时布鞋破烂得穿不住，还用麻绳绑着，与普通战士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他还背着一个地图包，像长长的渔鼓。战士们远远地看到，都笑他：“打渔鼓的来了！”

彭德怀主持制定八路军的供给标准时，坚持和朱德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只拿与师旅长一样的5元钱的津贴费。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在延安见了彭德怀，感动不已，写了这样一首诗相赞：“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革命胜利了，可他仍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他从西北前线进京汇报工作时，看到从西柏坡进驻北京暂住香山的一些机关办公室里，不仅摆着沙发、茶几，铺着地毯，而且还放着花瓶、盆景、鱼缸，极其敏锐地感觉到干部进城后思想、作风的微小变化，便直截了当地对周恩来说：“前方干部的生活情况与工作情况还极其艰苦，我想说的不只是他们可能看不惯这里的这些情况，而主要的是恐怕进了城的同志会忘记乡下和边远地区的劳动人民，同他们的感情淡薄起来，我察觉到你们住在城里的人对农村开始有点生疏，可是时间如此短暂，就出现了这种苗头，日子长了，会怎么样呢？”周恩来称赞他意见提得及时。

抗美援朝回国后，他住进中南海“永福堂”。这是一座古老建筑，年久失修，门窗油漆剥落，屋顶漏雨。管理部门给他在什刹海附近找了一个有两层楼房的小院。可他看后对秘书和侄女说：“住在中南海，门口有个站岗的就够了，搬到这里，又要搞个警卫班，那不是增加国家负担吗？”有关部门见他不肯搬，想把旧房翻修和粉刷，也被拒绝了。他说：“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了。”

1955年，国家进口了一批吉斯牌轿车，管理部门想把他那辆旧吉姆车更换，他说什么也不肯。有人向他讲述新车宽敞、平稳、舒适等好处，他严肃地说：“世界上好东西多的是，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配车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图舒服，有个车坐就行了。”

彭德怀说到做到，从不搞“下不为例”。1958年回乡时，乡亲们送了一瓷坛蜂蜜和两只鸭子给他。本是家乡人民一片情意，蜂蜜和鸭子又是本地土产，可他回京后发觉了，坚持要折价汇款给队上，并给支委们写了一封信：“回到北京居地，数星期以后才发现你们送我一瓷坛蜂蜜，这是乌石生产大队全体人民的劳动果实。我对于中国人民和邻友们，无多贡献，吾之心情不安，深感惭愧，拟将原物奉还，又不便投寄，故折价30元，请予查收，交大队投入副业生产。”

1966年，他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时，在螺髻山畜牧场吃了一顿饭。回到西昌一打听才知道只收了两元饭钱。他说，那是人家用血汗生产的，付这么少的钱不好。即给一位姓田的干部写了一封信：“我们今天在你场吃过饭，每人只算两角钱，实在太少。以六斤肉计，每斤七角，即四元二角，还有其他饭菜，至少十元才公道。除每人已给两角外，另补八元，请查收。任何企业必须严格执行核算制度。”

彭德怀常常告诫干部：“我们革命干部在人民群众中，时时刻刻要像扫帚一样供人民使用，为人民谋利益……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抬高我们，赞颂我们，害怕我们。”

“对毛主席就是要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

彭德怀为人刚直爽快，最反对虚伪和明哲保身，敢于坚持真理，有意见敢于直言。他常说：“一个负责干部，在重大问题上必须表明自己的真实观点，这才叫负责。”1957年，他在视察一些地方后，发现反右有扩大化的倾向，准备向毛主席汇报。有的同志说：“运动正在风口上，现在谈不是时候吧？”可彭德怀说：“对毛主席就是要讲真话，才是对革命负责。”去见毛主席时，他直接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1958年，他去过湖南、河北、甘肃、青海、陕西等10多个省、区检查工作。在各地，他看到一些已经成熟的庄稼无人收割，大棵大棵的树被砍来烧炭炼铁，昔日的青山变成了秃岭，深为人民的生活担心。他对各地宣扬的亩产稻谷几万斤、红薯几十万斤的“高产典型”十分怀疑，便回到自己的家乡看个究竟。晚上，他在家里召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会上，社员说话吞吞吐吐，各级干部报的亩产数差别很大。为了弄清一亩地到底能产多少粮，会后，他冒着寒风，来到吴公塘几丘没有收割的、被干部们称为的“高产田”边，几次蹲下去，扯出禾蔸根数。他对同去的干部说：“你们看，禾蔸这么小，禾苗香棍子粗一根，会有千斤一亩吗？我们那时在家作田，一亩扮上500斤就算好禾咧！”干部们也都承认，今年收成虽然算好，但实际上没有讲的那么高，亩产数字是喊出来的。

通过亲自深入调查了解，他发现“大跃进”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决心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庐山会议上，他对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他直言上书，实事求是、切中时弊的批评被指称“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的向党进攻，对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和斗争，并被免去国防部长职务。

彭德怀注重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进行探索。他说：“干什么光凭好心肠不行，得先学习，先调查。”1961年11月3日至12月23日，他在湘潭进行了50天的农村调查，先后接触了2000多名群众和干部，召开过许多座谈会，调查过7个公社和10多个大队的情况，在乌石彭家围子的煤油灯下和湘潭锰矿简陋的招待所里写下了《湘潭县乌石公社金星、新坪、乌石三个大队的手艺工人情况》《湘潭县花石黄荆坪集市贸易的情况》《一个减产队的调查材料》等5个调查报告。

1965年，他赴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很高兴“又能够为人民服务了”，带到成都的书就有20多箱。他说对工业是外行，准备边干边学。

“文革”中，彭德怀身陷囹圄，长期遭受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但他仍矢志不移地学习。在接受审查期问，他说没有别的要求，只要求订阅多种报纸，提供一些书籍。他写信给侄女彭梅魁，请她帮助买一些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他还给四川省三线建设办公室会计写信，说眼镜度数不够了，不便看书，请多邮一点钱让他配副眼镜。他追求真理的学习，直到生命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