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明仁

不是地理环境，而是制度——是我们如何组织社会来生产并分配资源的制度过程，决定了我们今天是否繁荣昌盛

在戴蒙德（Jared Diamond）教授亲自主持、依其畅销书“枪炮、病菌与钢铁”制播的影片中，一开头戴蒙德的新几内亚朋友就问他：“为什么白人有这么多好物，而我们新几内亚人这么少？”

这个问题乍听之下平淡无奇，但却很可能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长期经济成长与发展的来源到底是什么？1000年前，世界各地人的生活水平并未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1000年后，美国人的所得是阿富汗人的50倍？而非洲大部分国家每人平均国民所得都不超过1000美元？是因为工业革命吗？那为什么它发生在英国而不是中国或非洲？国家要如何才能持续地发展？怎样的国家会走向衰败？难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曾说：“一旦开始思考经济成长的起源，你就很难再想别的问题了！”

地理环境决定一切？

戴蒙德在他的书中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答案：“地理环境决定了一切。”9000年前，幸运住在肥沃地区的人们，从采集进入了农耕，并且学会了种植与驯化如马、猪等野生动物，农业生产力增加的结果，让人类有更多精力发展更复杂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结构。而欧亚大陆的横向连结，有别于美洲或非洲大陆的纵向连结，因不需横跨不同纬度（因此没有气候适应的问题），也让整个交流（不论是贸易、战争、技术或疾病及其抵抗力）与发展相对容易。这个一开始的起点优势经过长时期的正向循环不断累积后，到15世纪，已经足以支持欧亚以枪炮与病菌殖民美洲与非洲，开展500年的霸权，而这一切都是一开始的地理环境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