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婧

杀害李桂英丈夫的5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了，她还是睡不安稳。半夜，她甚至说了一句梦话：“难不难？难不难？”这是她的口头禅。17年来，为了找到这5名在逃嫌疑人，她走遍了中国十余个省份。根据她提供的线索，几名嫌疑人相继落网。她不明白，这本是警察的分内工作，为什么要她来做。

如今，李桂英开始逐级信访，她要追究警方的“不作为”。17年前，得知丈夫去世，她突然觉得自己的天黑了，如今她发现，追责却比追凶之路还要艰难。

“你有线索吗？”

齐坡村隶属于河南省周口项城市南顿镇，距离项城约15公里，开车40分钟就能到达。这里是南顿镇最西边的村庄，向西1公里就不再是南顿镇的管辖范围。

清水河穿过村子，村民却用“穷山恶水”形容自己的村庄。李桂英的老宅就在这条河边，案发现场就在家门口的斜坡上。

丈夫齐元德遇害那天是1998年1月30日，大年初三。李桂英和同村的齐学山发生争执，争吵变成打斗，齐元德得知妻子被打后，拎着镰刀冲出家门。齐学山也不示弱，叫来哥哥齐金山、弟弟齐保山，和与他们交好的齐海营、齐阔军，他们拿着杀猪刀、匕首和木棍。

早在两个月前，这5人就曾想报复齐元德一家，他们的矛盾由来已久。人丁是否兴旺是当地村民判断一个家庭“厉不厉害”的标准，“兄弟多”“有当官的”就不会被欺负。齐金山、齐保山、齐学山是三兄弟，齐元德却是三代单传。齐元德本是村里的民办教师，为了补贴家用，在家开了一个铆钉作坊，齐元德负责生产，李桂英负责销货、收账。1994年，他们就能赚4万元钱，1997年就拿出10万积蓄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二层小楼。这在当时的农村可以被称为一笔巨款。

1997年，村里把齐金山看上的一块宅基地分给了齐元德，也让两家人结下梁子。当时，李桂英还是村中的妇女主任，主管计划生育。而齐金山、齐学山、齐阔军和齐海营4家都因超生被罚款，他们怀疑是李桂英举报，便想打齐、李二人一顿。

被捕后齐学山供认，5人在行凶前曾在齐海营家商量殴打齐元德夫妇，并说：“要是他们死了就平和（好）了”。“预谋杀人”还是“预谋打人致死”成了定罪的关键，最终除了主犯齐金山，其他4人均以故意伤害罪起诉。

李桂英不能接受这样的罪名，坚持认为他们“故意杀人”。齐元德的左胸被齐金山用刀刺中两次，又被齐海营用铁锹打中脖颈，送医途中就伤重身亡。李桂英的腿和腹部都被扎伤，“肠子都流出来了，”李桂英一边说，一边拉起衣服展示她的伤口。自从接受媒体采访后，这个动作她不知道做过多少次。她被鉴定为轻伤，住了13天医院，一直没能等来丈夫的探望。

直到回家后，看到失声痛哭的婆婆，李桂英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丈夫。李桂英在自家的地里看到丈夫的新坟，“好像那些沙土也埋住了我。”她的生活突然坠入谷底。没出嫁时，李桂英是家中最受疼爱的小女儿，甚至从来没做过饭、种过地。哪怕是嫁给齐元德后，脏活累活她也几乎没做过。

她哭了几天，想起村里曾有人哭瞎了眼睛，才忍住眼泪。她骑着自行车去项城市公安局，本以为能在公安局了解案件进展，却空跑了5次才弄清楚谁是案件负责人。

在项城警方整理的刑侦卷宗上，立案时间是1998年1月31日，也就是凶案发生的第二天。而在对齐金山进行网上追逃时，警方则在《在逃人员登记信息表》上写着，案发时间是1998年3月1日。这也成为李桂英认为警方不作为的证明。

找到案件负责人后，李桂英却被告知5名嫌犯已经连夜逃跑，找人如大海捞针。当时的民警对李桂英说：“你有线索吗？我们不能扑空了。”

追凶17年

李桂英边哭边骑车回家，那时齐坡村到项城还是颠簸的土路，冬末的风卷起路边的尘土被眼泪粘在脸上。回到家，她看着5个还只会喊饿的孩子，决定要自己给丈夫追凶。她带着孩子和公婆搬到南顿镇上，又在家里装了4个摄像头，养了一只大狗。当时她最大的儿子10岁，最小的女儿3岁。

她带着孩子几乎跑遍了村里的上百户人家，请外出打工的村民帮忙留意齐金山等5名犯罪嫌疑人的行踪。李桂英的邻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以前不太巴结人，出事以后才老往我们家里跑，让我们在外地打工的亲戚帮忙找线索，她上门从来不空着手。”

2015 年11月18日，李桂英来到周口市中级法院，询问齐金山案的进展。她对齐金山被判死缓不满，认为应判死刑。图/CFP

李桂英旧照。图/CFP

第一条线索就是来自一名外出打工的村民，他在北京看到了齐学山。李桂英连夜去了北京，向北京当地派出所报案。1998年3月2日齐学山被捕。李桂英称，用同样的方法，齐保山于1998年9月18日在山西落网。

但是，项城市公安局提供了一份北京房山区周口店派出所出具的抓捕经过记录，北京警方称提供线索的是项城市公安局民警。而山西警方的抓捕经过记录则显示，线索是由当地的特情人员提供。

而李桂英曾向媒体表示，2011年，齐金山在新疆落网前，新疆警方曾给她发来视频，经她辨认后才逮捕了齐金山。但实施抓捕行动的新疆警方朱姓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视频是他经过公安局内网传给项城市公安局民警郜靓君的，他并不认识李桂英。郜靓君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出示了与新疆警方的合作记录。

显然，项城市公安局不认可李桂英对他们“不作为”的指责，“我们这些年，不是没有帮她查，而是陆陆续续地查。”项城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张亚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这些都让李桂英恼火，她数不清自己这些年被办案民警挂断了多少电话、给他们发出过多少条杳无音信的短信。她无数次来到“公、检、法”的大门，又无数次被拒之门外。她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顺了一口气：“我一个老百姓，说不过他们。”最后她把这些简单归因成：“犯罪嫌疑人一定是给钱了。”

事实上，很多细节和时间顺序，无论项城警方还是李桂英都无法提供确实的证据。而面对社会的指责和媒体的追问，张亚飞叹了一口气，说：“事到如今，你问这些（细节）还有意义吗？你愿意咋写就咋写吧。”

经历了17年追凶的痛楚和委屈，李桂英不能接受这样的态度。自齐学山、齐保山被捕后，她四处寻找仍然在逃的齐金山、齐海营和齐阔军。她去过新疆、海南、广西、山东等十余个省份。她有一套自己的技巧。她有时会站在异乡的公园里，故意用浓重的河南口音自言自语，一些人会自然而然地和她攀谈。为了不吓跑别人，她从不说是自己在找凶手，只说是找失散的亲戚。

精明的李桂英也被骗过。有人告诉她知道凶手的下落，但要先交钱;也有人以帮她寻凶为由，向她要“借路费”。李桂英前后被骗走8000元，她不是不知道他们是骗子，“但给钱我心里能好过一点。”

为了省钱，她不住宾馆，而是睡在大街上、天桥下或者商场门口。她一边找人一边捡瓶子卖废品;她舍不得坐公交车，全靠一双脚，有时甚至不得不去讨要一块馍吃。

17年来，李桂英收到村民从全国各地捎回的字条。有些消息她自己也觉得“不靠谱”，但凶手的藏身地址在字条上写得那么确切，不去，她睡不着觉。她空跑了很多次，不是找不到人，就是人刚刚离开。

因为“人力和财力有限”，项城市公安局没有采纳李桂英提供的线索。而李桂英的积蓄在2001年花完了。她又重新开始了铆钉生意，她的手指被压弯了，无法伸直。以前只长在丈夫手上的冻疮，如今全长在了李桂英的手背上。

电影《亲爱的》上映时，二儿子项项看得落泪，他觉得那种寻人的焦灼状态和母亲很像。“但又不太一样，他们是带着爱找孩子，母亲是带着恨找凶手。”项项说。

而凶手找到后，李桂英心中的怨恨仍然没有停止，她要追究有关部门的责任，她要惩罚那些让她等了17年的人。

追责比追凶更难

2010年，齐学山提前释放，李桂英托关系拿到一份他的通话记录，由此推测出了齐金山的电话。2011年3月，齐金山在新疆被捕。

她想用同样的办法寻找齐海营和齐阔军，却石沉大海。直到2015年4月，她才从一位村民口中得知，2011年齐海营曾回村更换二代身份证。“我当时不敢信啊，逃犯怎么能回来呢？”李桂英说，就是这时她才下决心要追责。

她托关系找到齐海营一家的户口信息，发现齐海营的名字已经变成了齐好记。张亚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项城市公安局已成立由公安局纪委书记牵头的倒查组，严查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办案人员责任。他们发现齐海营的父亲利用身为村支书的便利，将齐海营的姓名登记为齐好记，并将当时的户籍民警马某禁闭。

李桂英对这个结果也并不满意。1999年，网上追逃系统上线，项城市公安局甚至从来没有将齐海营和齐阔军的信息录入。对此，张亚飞解释道：“没有搜集到两人的照片，信息不全无法进行网上追逃。”

“一代身份证上难道没有照片吗？”李桂英不接受这个解释，甚至她还曾多次给警方送过两人的照片，两人家中也挂着他们的照片。“后来齐海营都亲自过来给他们送照片来了。”

项城市公安局户政中队指导员范丽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没有进入网上追逃系统，户籍民警并不知道齐海营是批捕在逃犯。张亚飞坦言：“没找到照片，确实也有失误。”

而李桂英发现，齐阔军的户口甚至被“注销”了。由于长期未办二代身份证，齐阔军的户口被另册保管。“这怎么可能找到人呢？”让她更不能理解的是，1999年6月，齐阔军的儿子出生。1998年1月发生凶案，5人连夜出逃，案发8个月后，在逃嫌疑人回村生子无人得知？为其儿子办理户口时，也没有人询问孩子的父亲身在何处？

李桂英开始不断去项城市公安局信访办，值班民警告诉她，如果想告公安局不作为，就去找检察院。可李桂英对周口市人民检察院同样心怀不满。

2012年1月，齐金山以故意杀人罪被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年9月，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部分事实不清”为由，撤销了原一审判决，并发回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得知案件被发回重审，李桂英找到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凶器，不然你去找刀吧。”结果李桂英在村口贴了告示，悬赏1万元找凶刀。后来，刀找到了，案子却判完了。

2015年7月，齐金山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限制减刑。李桂英不能接受死刑变成死缓，于是要求检察院抗诉，得到的却是一纸拒绝抗诉的答复书——周口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量刑适当”。李桂英不明白：“如果觉得死缓量刑适当，为什么判死刑时他们不抗诉？”

周口市人民检察院以负责人不在为由拒绝采访的要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审理人员则表示，“有没有刀，这个事情都是他（齐金山）干的，并不是因为刀才发回重审，现在死刑控制得很严格。”

李桂英也明白“少杀慎杀”的原则。2007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阐述了“少杀慎杀”的具体操作标准，其中“对于因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案件，因被害方的过错行为引起的案件，案发后真诚悔罪、积极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的案件等具有酌定从轻情节的，应慎用死刑立即执行。注重发挥死缓制度既能够依法严惩犯罪又能够有效减少死刑执行的作用，凡是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的，一律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李桂英认为齐金山并不符合“少杀慎杀”的条件，并认定这是“公、检、法”的不作为。

她买了一本《信访条例辅导读本》，开始逐级上访。她和其他上访户不太一样，她表达清楚，材料准备充足，甚至统一用红笔整齐地标出重点。但她一样被不断拒绝，没有人接收她的材料。最终她去了北京，在国家信访局的门口排了两天队后，经人指点她终于找到媒体，站在公众面前诉说她“十马车也拉不完的辛酸”。

“我认出你了”

原本很少回村的李桂英开始频繁带着媒体记者来到齐坡村。见的媒体多了，她甚至会告诉记者应该如何取景，去哪里拍空镜最好。如今，她也不再像最初那样对媒体有求必应。曾有电视台要求拍摄她买纸钱给丈夫上坟，画面出来只有几秒钟，但她哭了一整天。“以后谁来我也不答应了。”除了学会挑选媒体，她也懂得包装自己，去电视台录节目时，她拒绝别人给她化妆，“化妆就体现不出我的苦了。”

她表达能力很强，有时甚至不需要提问，便能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多年的委屈”。有时她接受一整天采访，到晚上嘴都张不开。“因为这些年，没有人听母亲说话。”项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转过脸去安慰母亲，“这也是宣传正能量，以后录节目也不仅是为了自己，还为了法治建设。”

5个儿女有4个学了法律，“要学法、懂法、用法。”李桂英说，17年来，她去“公、检、法”反映情况，“10趟有8次跑不成”，但她依然相信法律会维护公平和正义。

她吃过不懂法的亏。2000年，项城市人民法院判处齐学山、齐保山民事赔偿7万多元，李桂英多次找法院要求执行，法官开始说对方没钱赔付，后来再去找，就过了诉讼时效期。也是在这时，她结识了现在的律师裴文魁，她先后买了《侦查学》《刑法》和《民法》，又让自己的5个子女学法律、考警校、做公务员。后来，她能问出很多专业问题，甚至让裴文魁觉得自己“像她的法律顾问”。

寻求媒体支援后，李桂英第一次见到很多她17年来一直寻找的官员。当地的政法委、公安局、教育局、宣传部的领导召开“通气会”，通报了案件的处理进度，并当场承诺李桂英，会全力追捕最后一名在逃嫌疑人齐阔军。这是17年来的第一次。

甚至还有官员提着礼物来到李桂英家，安抚她的情绪。项城市公安局局长杨步超也来到她家，李桂英却对他淡淡地说：“这些年我不是没找过你，而是找不到你。电话不接、短信不回，公安局的门我进不去。”

12月3日，也就是在“通气会”后的第17天，最后一名逃犯齐阔军在新疆落网。李桂英发问：“17天能破的案子，为什么让我等17年？”

一时间，这句话被各大媒体引用，她决定“乘胜追击”继续追责。

2015年12月22日，她再次来到郑州，这是她在媒体曝光后，第一次来到郑州的信访部门。上一次是3个月前，当时，只有信访局接受了李桂英的材料，省公安厅、检察院、纪委的信访部门都拒绝接收。

如今，面对河南省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她上来就说：“我是追凶17年的农妇李桂英。”有人一时反应不过来，一旁的儿子就帮腔道：“看过电视没有？就是电视里的那个追凶农妇。”依然有人不认识她，拒绝让她进门，她就跟对方说：“电视里都播了，你咋还这样？”

一旦被认出来，事情就容易得多。河南省检察院的信访部门为了等待她补交一张复印件，可以为她推迟下班时间。原本不接受材料的纪检部门，有工作人员认出了她，在窗口里对她笑着招手，把她叫进办公室谈话。“我认出你了，电视上天天播咋会不知道你呢？”

三个干部坐在屋里，给她倒了一杯热茶，房间里有暖气，李桂英觉得自己和那些站在寒冷大厅里的访民不一样了。“全国人民都帮助你，我尽我最大努力，站在你的队伍里。”这位官员对李桂英说。她并不认为这是套话，“他能这么说，我心里就高兴。”李桂英终于笑了起来，但眉宇间两条深深的皱纹已经无法展开。

没人没钱不办事

如今，李桂英的家成了附近“含冤村民”的“落脚点”，最多的时候每天能有三四十人。他们想方设法地把自己打造成另一个李桂英，“同样是为凶案奔波十余年，四处上访，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我呢？”李桂英并不认识他们，也不会承诺他们太多，她知道自己和他们不一样。“其实李桂英没有一直上访，她看书、学法律，知道如何取证。”裴文魁说。如今，李桂英甚至让儿子给她买了一支录音笔，她要让官员兑现说过的每句承诺。

还有村民特意上门请李桂英帮忙找工作，有的李桂英会满口答应，“因为他们没少帮我提供线索。”而另一些村民，李桂英便会让他们先帮忙做铆钉，再帮他们办事。李桂英知道人情冷暖，也懂得如何经营。回村这天，村民正在办喜事、摆水席。李桂英没去吃，但也掏出100元，笑着跑去塞给村民。“这是人情啊。”李桂英说，“人家都不傻，以前他们帮我，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也帮他们。”

李桂英的5个孩子已经长大，生活也重新富裕起来。父亲去世时，二儿子项项只有9岁，他曾和母亲一起去外地追凶，“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只知道喊饿。”如今，他请李桂英吃饭从来不怕浪费，每次都会剩下不少。李桂英很少吃青菜，“以前太穷了，只能吃青菜，现在一点青菜也不想碰。”

如今，5个孩子几乎都进入了政府机关，甚至两个女儿在政法系统工作，这是李桂英对子女的安排。“她们原本不敢考（政法系统的公务员），但我让她们考。”李桂英说，“（政府里）没有人，老百姓办事太难了。”

进入政法系统后，李桂英的女儿知道了“公、检、法”的难处，她承认有的案件确实无从下手，但是“没钱、没人、不办事儿是咱们这儿的作风”。她说，她与外地的同行合作过，“原来他们是真的去查啊。”

她的同事都知道她的母亲是李桂英，他们之间很少谈论这件事，但或多或少都影响到了她的工作。她的领导除了找她谈话，还会在全体大会上当众表达对李桂英的不满。起初她没有办法，只是回家哭，但如今她想开了，“我可以凭本事考进来，也可以考去别的地方。”

李桂英的几个孩子几乎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进机关工作，她担心第二名就会被人“托关系顶掉”。现在，她的小儿子打算去考北京的公务员，李桂英觉得自己的天快要亮了。“以前他们欺负我们没有人不好办事儿，现在可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