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兼明

我们祝福新年，是因为梦想与信念长存。梦想付诸行动，才会变得神圣；信念坚定不移，才能创造奇迹。新年的神奇就在于，这一刻人们似乎超越了流逝的时间，来到一个崭新的起点。这种时间的循环感，赋予每个人以新的激情与动力，我们可弥补和反省过去的痛楚与谬误，我们可彰显那被遮蔽的真理和光荣，我们可重塑自己和国家在未来的命运，我们可唤起每个人心底对世界的爱与信任。

过去的一年，深化改革的步伐加快了，在国企、金融、农村土地等领域都显示出中国政府破釜沉舟的改革决心，粤闽津三大自贸区已挂牌启动；反腐肃贪的步伐加快了，从郭伯雄到数十位省军级以上官员落马，反腐风暴席卷金融、高校等领域，越来越多的禁区被突破，治标又治本的路径越来越清晰；“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核心就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当然，过去的一年也有不少灾难与隐忧，“8.12”天津滨海新区危险品仓库爆炸震惊世界，瞬间夺走了173条生命；数度来袭的股灾让千股跌停，一级市场投融资进入寒冬；以雾霾为主的环境危机仍在持续恶化；差距过大的贫富悬殊并无明显改观……诸多新老问题使持续发展的中国社会夹杂着一股不安与焦虑的情绪。

这确是剧变的年代。

中国面临的是一场与危机赛跑的变革。要想平稳过渡，就必须调适社会预期——每个人、每个团体、每个阶层，都要认清现实，主动或被动进行“调适”。这不是无的放矢的假说，而是一种“心态土壤”的培植。这对2016年尤为重要。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高速增长，国民财富以几何级数扩增，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多元、利益分化和贫富悬殊等事关权利、公平、公正的根本性问题，以及最大程度地消解了这些问题可能引发的大规模社会冲突。然而，到2015年，在国际国内综合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已进入增速放缓的新常态。这种新常态可能带来的种种问题，或将从2016年起次第显现——而民众对此似乎并未形成共识，并未广泛做好应对准备。

新常态下，最可能出现的情况，不仅如前所述的诸多问题难再遮蔽和消解；新产生的问题还可能会被加倍放大，例如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实际掌控力与民众的普遍认知之间的落差，可能引发诸多“坏事全赖政府”的抗议事件增多，以及各阶层或将面临的安全意识危机和就业压力困扰等——进而在许多预料不及的地方诱发并加剧社会矛盾的产生和烈度。

当下社会预期的复杂、高标准和不稳定性，尤其需要政府、媒体、知识分子、企业家群体警觉，未雨绸缪。一个社会的成长与进步，必然要借助中坚阶层的成熟与理性。

举例来说，民众对“大国崛起”的预期不宜太高、太不切实际。中国人口太多，底子太薄，历史欠账过重，发展极不平衡，环境承受力早已超过极限。这样的基本国情下，即使再过二三十年，中国还是属于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发展经验和综合国力，距离美国等发达国家水平还差得很远很远，远不足以影响或改变国际秩序。因此，对于国家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坚持韬光养晦、务实苦干的基本国策和自我评估不能动摇，不能动不动就强调“亮剑”精神，给执政者制造虚幻的假象、增加压力或导致误判误动。历史上，左倾思维祸国殃民的事情屡见不鲜，需要一代代国人时刻警惕。

对个人收入大幅增加、物质生活条件的快速改善预期也不能过于迫切和高企。如“家家有房有车”，即便是发达国家也难以实现；而医疗、社保、教育等实现城乡资源共享的诸多问题，是一个需要花费巨额资金的系统工程，更不能有过高标准的期望值。包括对污染环境治理的预期，都不宜过高、过急，否则，极易使政府跟民众一起急功近利——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对其所造成的后果必须算好综合账，在还没算清、没有形成全民共识的情况下，急功近利的心理预期不仅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全和经济的效率，增加社会风险，还会长远地损害民众的行动力和创造力。

对反腐“唯恐官不高”的预期也要适度降温。反腐败是手段，不是目的。如果民众把反腐的预期瞄准“盯住大官”、瞄准“人”，仅仅满足“杀气”“解恨”的情绪，还容易被别有用心的政治势力利用，如文革中投入“斗批改运动”的狂热群众，对社会进步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贡献。

值得注意的一个强烈的社会预期是，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后，人们对法治中国的期待增多了，这是非常难得的社会共识。法制的重要功能，就是在不确定中给人以确定感。法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能充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安全感是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底线，人们对未来的命运只有有了安全感，生活才会越稳定、越有秩序感。政府部门要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将四中全会依宪治国的精神加快脚步落实。

总之，经济换挡与社会转型期，合理地调适社会预期非常重要且迫切。积极、务实、合理合情的社会预期会带来乐观的心态，推动人们锐意进取；而消极的、过高过分的社会预期则会引发悲观、失望、失落的心态，降低人们在生活中的幸福感。对于意图突破的中国来说，不能不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