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外国文学研究

“颓废”的末路英雄
——于斯曼《逆流》主人公形象辨析

杨 希

(四川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于斯曼的长篇小说《逆流》(又译《逆天》)被称为19世纪末颓废派文学的“圣经”。其主人公德泽森特是一个被好奇心驱使着的反自然的现代人、一个唯美的感官主义者、一个清醒的悲观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化精英。这几种身份特质，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个在世俗生存中丧失行动欲望、崇尚精神性体验而非生理性欲求的现代语境中的“颓废英雄”。

颓废；反自然；感官主义；自我意识

在19世纪末法国颓废派文学浪潮中，乔里-卡尔·于斯曼(Joris-Karl Huysmans)的长篇小说《逆流》(rebours)*乔里-卡尔·于斯曼的法文原著 rebours在已出版的英文译本中通常被译为Against Nature或Against the Grain。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中文译本将小说名称定为《逆天》，该译名与英文译名Against Nature的意思似乎更为接近。基于对小说文本的理解，笔者以为，“逆天”的译法是对小说复杂性内涵的过度减缩与简化，相较而言，仅仅标识一种逆反的方向的“逆流”的译法似乎更为妥帖。由此，本文论述中将统一使用《逆流》这一译名。“是一部关于颓废趣味和癖好的百科全书”*[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84页。，它的出版标志着颓废派文学发展的巅峰。小说主人公德泽森特(Des Esseintes)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世家，巴黎的堕落生活使他厌倦，并患上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在医生的建议下，他决定去乡下休养一段时间，过清净的隐居生活。他将隐居地安排在巴黎郊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并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建立起理想的“人工天堂”；然而，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病入膏肓。最终，要想保全性命，唯一的选择却是重返让他绝望了的都市生活。德泽森特这一形象超越了其他颓废派文本中的“颓废者”形象，成为“颓废英雄”*乔治·罗斯·瑞治(George Ross Ridge)在其经典颓废派论著《法国颓废派文学中的英雄形象》(The Hero in French Decadent Literature,1961)中追溯了颓废派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与浪漫主义英雄之间的亲缘关系，将其称为“颓废英雄”；克里斯托弗·尼森(Christopher Nissen)等学者在论文集《颓废、退化与终结》(Decadence，Degeneration，and the end，2014)中也沿用了这一称谓。本文对《逆流》主人公德泽森特的分析，大致沿用了瑞治、尼森等西方学者的这一界定。主人公的典型。

一、被好奇心驱使着的反自然的现代人

“反自然”是《逆流》主人公德泽森特最鲜明、最核心的形象标识。小说中对德泽森特反自然特征的描绘可以笼统地区分为生理上的反自然和精神上的反自然两个层面。

小说一开篇便是对德泽森特衰落、病态的家族遗传史的回溯，而他则是这个基因败坏的没落家族的最后一个成员。与传统文学中健康、活跃的形象相比，德泽森特是病态、羸弱的反自然人，自然的和谐状态在这个正当盛年的年轻人身上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这是一个纤弱的年轻人，年龄在三十上下，脸颊深陷，面色苍白，神情略带神经质，蓝色的眼睛如同钢铁一般冰冷，脸中央长着一只朝天鼻，但鼻梁却很挺拔，一双手枯槁纤长。……”*[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尹伟，戴巧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不过，正如作者于斯曼同左拉的决裂这一象征性事件所标示的那样，于斯曼并非是想在故事的开端做一种自然主义式的家族遗传史溯源，而是想要为小说引入一种预设，或者说一条必要的线索，这条线索既从形式上使得情节链条不甚清晰的“散漫”的文本显得更加紧凑，又从主题上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参照——生理上的反自然趋向一直作为一条潜在的线索与德泽森特的精神上的反自然的自主选择相互对照与互动。

遗传性的生理上的反自然并非是德泽森特反自然特征的本质性内涵，这在有关“性爱”这个生理性与精神性相交融的典型话题上体现得非常充分。读者将发现，在与性爱相关的问题上，德泽森特的反自然行为也并非是一种纯粹的生理性的天然反应或无意识举动，而是一种依赖头脑分析的、精神性的自主选择。尽管遗传而来的家族的阴柔气质可能给德泽森特的性倒错倾向带来某种模糊的影响，但在追求乌拉尼亚小姐的过程中，他头脑中充斥着的理智分析与推理判断却给其性倒错倾向打上了清晰而深刻的人为烙印。他的性倒错倾向很大程度上具有人为的实验性色彩——即主动的反自然的精心设计。

当然，有关性爱关系的描述仅是反自然情节的一个典型呈现。除此之外，小说的大部分篇幅都意在呈现德泽森特对反自然的精神生活的精心选择与设计。比如，为了装饰室内的一块东方地毯，使其色彩更加鲜明，他买来一只乌龟，经过对配色方案的反复推敲与论证，最终决定在乌龟的龟壳上镶嵌各类奇异宝石，并请珠宝商按照他所提供的从日本古玩设计集中挑选而来的设计图纸制作。又如，他迷恋花卉，但喜欢的绝非自然花，而是那些出自资深艺术家之手的精致的人造花。后来，他甚至想要寻找那些宛似假花的天然花卉，在理智的推理中剖析作为大自然的主人的人类在这些植物上烙上的印记。

深思熟虑、自主自决地设计并投入反自然的精神生活才是德泽森特反自然特征的真正内涵。尽管他自小体弱多病，但在他反自然的生活设计中，似乎并未显示出对这种生理上的羸弱做出修补的愿望，一切规划都专注于对其精神欲求的满足。追踪这一精神抉择的本质，可以发现，在其实践层面上，这种精神欲求最直观地呈现为难以遏制的好奇，也就是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所说的典型的颓废派人物身上大都具有的“一种在研究中焦躁不安的好奇心”*载于Harper’s new monthly Magazine,1839.11,858。。

海德格尔曾说：“不逗留在操劳所及的周围世界之中和涣散在新的可能性中之中，这是对好奇具有组建作用的两个环节。它们奠定了好奇现象的第三种本质性质——我们把这种性质称为丧失去留之所的状态。好奇到处都在而无一处在。这种在世样式斩露出日常此在的一种新的存在方式。此在在这种方式中不断地被连根拔起。”*[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00-201页。这段话可以视为对德泽森特好奇心本质的精确描绘。德泽森特的好奇心始终不能持久，新鲜感的丧失令他难以忍受，并促使他继续追索未知的新奇。整部小说几乎就是在好奇与厌腻之间展开的无限循环，而这无限循环的终点则是死亡。可以说，好奇是促成他一系列反自然行为的根本性原因，而更为重要的是，德泽森特强烈的好奇心之下始终流淌着清晰的死亡意识。好奇心与死亡意识共同凸显了德泽森特形象的形而上本质。

二、唯美的感官主义者

被好奇心驱使着的德泽森特，常常由对自己独特感官感受的精微剖析，堕入精神幻想。具体而言，其感官主义倾向的形成有两方面的重要原因：

其一，源于他处身其中的那个为各种感官刺激所驱使着的现代都市生活环境。

都市是修炼感官的理想场所。处身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年代，同时又是一个被物质簇拥着的年代，人的肉体很大程度上从各种形式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由是，人的存在天然地趋向于某种精神性而非行动性。极端感官主义者的出现，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某种精神性过度发展的结果。德泽森特正是都市生活以种种现代刺激浇灌出来的极端感官主义果实；只不过，有别于随波逐流的庸众，他是清醒、理智的。强烈的自我意识促使他逃离这个为感官刺激驱动着的堕落社会，他决定隐居；可他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作为精致的感官主义者，他未能摆脱对都市的依赖去过一种纯粹的精神生活。无论如何，德泽森特的生活需要现代感觉的刺激，这是其作为都市人无法彻底免除的“病症”。正如R.K.R.桑顿(R.K.R.Thornton)所言，“一方面他被这个世界牵引着，他从这里获取必需品和令人着迷的印象，然而另一方面，他却渴望着永恒、理想与超脱。”*R.K.R.Thornton,‘Decadence’ in Later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in Ian Fletcher ed.,Decadence and The 1890s,London: Butler & Tanner Ltd,1979,26.这一点实际上已为德泽森特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小说中提到，德泽森特用以装扮隐居处的所有饰物，几乎都来自都市，都是工业化、商业化城市的“杰作”。巴黎生活已然将他磨练成一个需要种种“刺激”支撑着的精致的感官动物，他生活中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这些人造物中施展其高超的感官鉴赏力。即便选择离开巴黎，过一种远离俗世的隐居生活，作为感官动物的他，也未能离开现代都市创造出来的精致的人造物。他用各种现代装饰品装扮自己的住所。小说中随处可见对其高超鉴赏力的极致描绘，比如：“很早以前，他就是搭配各种颜色的专家。……当有必要标新立异时，德泽森特仿佛为了炫耀，创造了一些奇怪的室内装饰。他曾把客厅分成一系列的小隔间，每个隔间都用不同的挂毯装饰，但是又有着微妙的相似与和谐之处：这些绚丽或深暗，柔和或刺眼的色彩都符合他所喜欢的拉丁文或法文作品的个性。他会根据所阅读作品的色调，选择与之相符的隔间坐进去。”*[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尹伟、戴巧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页，第11页。

不过，这里尤需辨明的一点是，德泽森特对现代感官世界的依赖本质上不同于大众对现代社会的依赖。他以“审美”的眼光审视、剖析现代世界，而大众则以“实用”的功利眼光打量、享用现代成果。前者的目的是挖掘、创造现代美，后者的目的则主要是对生理性欲求的迎合与满足。对于德泽森特而言，现代人造物的价值并不在于其实用性，而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美的因子以及由此散发出的现代的美感。可以说，仅仅从编织美的需要来讲，德泽森特才离不开其身处的现代世界。

其二，德泽森特精致的感官主义倾向的形成与其贵族身份及生活不无关系。小说中有一段描述能够清晰地显示他独特的贵族作风：

人们觉得他是个怪人，他的穿着打扮与行为更证实了人们的想法。他常穿白色天鹅绒套装，配以镶有金银饰带的西装马甲，然后在衬衫V形开领处插上一束淡紫色帕尔马堇菜充当领带。他经常举办轰动一时的晚宴，邀请文人们参加。有一次，他为哀悼一起不足挂齿的意外事故，仿照十八世纪的风格，举办了一场丧宴。*[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尹伟、戴巧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9页，第11页。

这一形象不禁使人联想到颓废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怪异装扮。事实上，颓废者与唯美者的确有很深的亲缘关系，甚至可以说，颓废与唯美无法完全分离开来理解。唯美主义者王尔德又被认为是颓废的，而颓废的波德莱尔、于斯曼也被认为是唯美主义者。S.纳尔班蒂安(Suzanne Nalbantian)在其论著《十九世纪后期小说中的颓废萌芽：价值的危机》(SeedsofDecadenceintheLateNineteenth-CenturyNovel:ACrisisinValues)中指明了颓废与唯美之间的这一亲缘关系：“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首先在法国，其次在英国，‘颓废’这个术语因与‘为艺术而艺术’运动及唯美主义者之间的关联而获得了具体的文学上的涵义。于斯曼的《逆流》与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被认为是颓废派的两部重要小说”*Suzanne Nalbantian,Seeds of Decaden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Century Novel: A Crisis in Values,London and Basingstoke: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6.。由此可见，“颓废”自进入文学领域时起，便天然地拥有唯美的基因。德泽森特对事物精致性及其启发性艺术品质的要求，对一切平庸、功利性企图的拒斥，对某种纯粹精神化的理想艺术生活的追索，是他作为“唯美的”感官主义者的有力证据。

波德莱尔的一段话精辟地总结了这类人物的特质：“一个人有钱，有闲，甚至对什么都厌倦，除了追逐幸福之外别无他事；一个人在奢华中长大，从小就习惯于他人的服从，总之，一个人除高雅之外别无其他主张，他就将无时不有一个出众的，完全特殊的面貌……”这种人只有在自己身上培植美的观念，满足情欲，感觉以及思想，除此没有别的营生。这样，他们就随意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拥有时间和金钱，舍此，处于短暂梦幻状态的非分之想几乎是不能付诸行动的。*[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6-437页。

三、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化精英

对于德泽森特这样的颓废者而言，“颓废”意味着某种与活跃的、积极的大众相分离的立场。对此，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亨利·哈维洛克·艾利斯(Henry Havelock Ellis,1859-1939)：英国作家、性心理学家、社会改革家。在其对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保罗·布尔热(Paul Bourget,1852-1935)：法国小说家、评论家。颓废派理论的介绍与评论中有清晰的揭示：

布尔热是在通常意义上使用颓废这个词的，以之表示一个社会中达至其扩张与成熟的极限之时的文学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在这种社会境况中产生了过多不适于普通生活劳动的个体。社会好比有机体。事实上，和有机体一样，社会也会被分解成一些较小的有机体的联盟，而这些有机体的联盟又将分解为细胞间的联合。个体是社会的细胞。若要使社会有机体以其能量发挥其功能，那么构成这个有机体的那些较小的有机体就必须以其居次要地位的能量履行其职责，而为了使更小的有机体运行其职能，构成这些有机体的细胞就必须以其更次要的能量发挥其功能。假使细胞的能量变得独立，那么构成社会有机体的最小有机体也将不再限制自己的能量，服从于整体。此时所形成的混乱状态就构成了整体的颓废。社会有机体无法逃离这条规律：一旦个体生命跃出界限，不再屈服于传统的人类福祉及遗传性的支配力，社会就将堕入颓废。……”*Views and Reviews,First Series,1932,51-52.转引自R.K.R.Thornton,The Decadent Dilemma,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td,1983,38-39.

以上观点表明，个体表现出“颓废”，其深层心理是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立场。这一立场暗示了传统、稳定的社会有机体趋于瓦解之后，个体不再是冷漠的社会大机器上的“零件”，并拒绝为其“献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颓废”很大程度上体现着自我意识的高涨，构成了个体精神独立的宣言。德泽森特就是这样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其对现代都市及其造就的无脑庸众的蔑视、对隐居生活的渴望及其最终付诸行动，均证明了这一点。

德泽森特强烈的自我意识与他所秉持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不无关系。基于对充满着邪恶、肉欲与堕落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察知，他对都市生活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悲观主义态度。这在小说尾声德泽森特的一段回忆性描述中有集中的体现。当不得不重返巴黎，以控制他那日益严重的神经官能症时，德泽森特回想起了那个曾经带给他放荡与刺激、阴郁与折磨的社会。他想到自己从小生活着的那个上流社会的圈子，想到那些自己曾经交往过的“蠢人”——他们肯定“在沙龙中变得更加蠢笨消沉，在牌桌前变得更加愚钝，在妓女的怀中变得更加堕落，而且大部分可能已经结婚了。之前他们一直享受着街道流浪者玩过的女人，现在他们的妻子所拥有的则是街头妓女玩过的男人……”*[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2010年版，第198页。德泽森特感到，昔日贵族社会中“真正的高贵已经完全腐朽死亡了，这种高贵随着贵族的堕落而消亡，他们一代不如一代，最后只剩下大猩猩似的本能……”*[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第198页，第199页，第14页，第93页。“商业占领了修道院的每一个角落，厚厚的账本代替了赞美诗集摆在诵经台上。就像传染病一样，贪婪毁灭了教会，修道士整天忙于财产清算和结算单，修道院院长转身成了糖果厂厂长或江湖医生；不受神品的凡人修士和杂物修士成了普通的包装工人和杂役。”*[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第198页，第199页，第14页，第93页。

德泽森特强烈的自我意识集中表现为贵族出身的他拒斥布尔乔亚式的“庸俗”。在挑选隐居之所的室内装饰品时，即便饰物本身能够引起有艺术鉴赏力的眼睛的注意，一旦其成为庸常市民触手可及的廉价商品，他便决不再碰。小说多处暗示了德泽森特有意识地悖离布尔乔亚观念的贵族心理，如：“他尽可能避免使用东方织物和挂毯——至少在他的书房如此，因为现在，那些暴发户在时尚用品商店就可以廉价地买到这些装饰品，使得这些东西变得非常普遍，成为了一种庸俗和排场的标志。”*[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第198页，第199页，第14页，第93页。在他看来，“当听众都开始哼唱、当所有的管风琴都开始弹奏时，即使世界上最美妙的乐曲也会变得庸俗，变得不堪忍受。”*[法]乔里-卡尔·于斯曼：《逆天》，第198页，第199页，第14页，第93页。。这种追求高贵文雅、不同流俗的贵族心理直接影响到他对艺术品的品鉴，并进一步成为其独特艺术审美观的构成要素。

德泽森特对平庸之物的敏感和拒斥，不禁使人联想到波德莱尔。小说多次提到波德莱尔乃德泽森特最欣赏的诗人。波德莱尔论述“浪荡子”的文章中写道，“浪荡作风是英雄主义在颓废之中的最后一次闪光。”*[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39页，第437页，第438页，第438页。浪荡子对衣着与物质的过分讲究，实质上“不过是他的精神的贵族式优越的一种象征罢了。”*[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39页，第437页，第438页，第438页。“一个浪荡子绝不能是一个粗俗的人。如果他犯了罪，他也许不会堕落；然而假使这罪出于庸俗的原因，那么丢脸就无法挽回了。”*[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39页，第437页，第438页，第438页。浪荡作风“代表着今日之人所罕见的那种反对和清除平庸的需要。”*[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第439页，第437页，第438页，第438页。

波德莱尔对“浪荡子”的如上论述，揭示了颓废者个人特质中最重要的一点，即贵族身份及其浪荡作风是颓废者的一个身份标识。这些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贵族青年始终对大众怀有敌意，他们患了精神上的“洁癖”，要以绝对的蔑视在一切事物上与平庸的人群划清界限。强烈的自我身份意识几乎成为德泽森特特有的精神标记。他所秉持的是一种与大众完全悖离的精致独特的审美趣味，而这种贵族式的情趣之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其对艺术品的鉴赏与偏爱。

四、“颓废”的末路英雄

贵族出身的德泽森特是一个被好奇心驱使着的反自然的现代人、一个唯美的感官主义者、一个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文化精英。其悲观主义的世界观以及以上几种形象特质，预示着他将成为一个在世俗生存中丧失了行动欲望、崇尚精神性体验而非生理性欲求的现代语境中的“颓废”者。然而，如此定论未免仓促；或许，人们可以走得更远一些。以乔治·罗斯·瑞治、克里斯托弗·尼森(Christopher Nissen)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将德泽森特称为“颓废英雄”。德泽森特的确配得上“英雄”的称呼；不过，是既有别于古典主义往往体现着国家意志的“公民英雄”，亦不同于浪漫主义“拜伦式英雄”的新式英雄。

首先，德泽森特的“反自然”行为并非是一种由遗传性的天然趋向所催发的无意识举动，而是一种基于其强烈的自我意识所实施的对于理想人工生活的自主抉择与精心筹划；而“丧失去留之所”的好奇——也即是波德莱尔所说的“一种难以遏制的精神上的渴慕”——作为其一系列反自然行为的内在生长点，其所昭示的是追求个体自由的个人主义精神。但这一肇始于浪漫主义的鲜明的精神特质，在德泽森特这一典型的颓废派文学主人公身上却有着另类的极端表达：丧失了行动欲望的颓废生存状态，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德泽森特对现实的深刻绝望与反叛。

其次，强烈的自我意识使德泽森特对布尔乔亚庸俗价值观表现出绝对的轻蔑，而“艺术高于生活，生活模仿艺术”的唯美主义立场，则表征着德泽森特对实用、功利的物欲生活的拒绝。“唯美”的面具掩盖了德泽森特切身感受到的深层次的痛苦——他在现代世界中所体验到的精神上的挫败。因此，他求助于与流行的大众审美相对立的高雅艺术。创造美、培植美、欣赏美成了他生存的唯一内容和目的。在传统艺术家那里，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线还比较分明，而在德泽森特这里，审美的眼光溢出了艺术的边界，淹没了他的日常生活领域。德泽森特精致的感官主义生活，正是对“生活模仿艺术”这一全新美学主张的切实实践，而他的悲剧性结局似乎预示着这一艺术理想的幻灭。

再次，“颓废者对待宗教的不虔诚，至少部分地是作为呼唤上帝显现的一种方式”*Thomas Reed Whissen,The Devil’s Advocates:Decadence in Modern Literature,New York: Greenwood Press,1989,29.。托马斯·瑞德·维森(Thomas Reed Whissen)的这句话可以视为对德泽森特对待宗教态度的贴切概括。尽管他始终对宗教持批判态度，认为宗教不过是用来控制精神虚弱之人的手段；然而，在他对宗教题材作品的思考中，却又时常流露出其内心时隐时现的怀疑主义，这种怀疑主义正是他探索某种理想信仰的证据。德泽森特对既有宗教的讥讽与嘲弄，恰恰显示了他内心深处对一种更高宗教的迫切需要。尽管小说中并未直接、清晰地指明这一点，但他渴望理想宗教、渴望人之生命归属的精神质地却深隐于文字之下。

最后，对精神性体验的追求在德泽森特这里达到了极致。神经官能症的出现及恶化一定程度上是由过度发展的精神性生活和逐渐退化的生理机能之间的严重失衡带来的。神经官能症的恶化，促使他逃离都市的放荡生活，选择归隐，过一种高贵的精神生活；然而，病症非但没能缓解，反而几近病入膏肓。最终，想要存活下来，医生开出的唯一药方就是重返那个让他绝望了的现代都市。在这里，促使他“逃离”与“返回”的“神经官能症”实际上是他决绝地以人之自由精神挣脱社会与自然加缚于人的无形规定性与神秘限定性的象征与后果。这种“或是疯狂或是毁灭”的选择困境逼迫颓废者成为悲剧英雄；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悲剧处境比哈姆莱特“生存还是毁灭”的呼喊更要阴郁、绝望。

本身就是颓废派作家和评论家的魏尔伦曾简短而中肯地将颓废者称为“被诅咒者”。在界定“颓废”的诸多尝试中，这一描述或许最能抵达颓废者的实质。这群“被诅咒者”，是一群被放逐的灵魂，他们蔑视庸常放荡的欲望都市，抗议某种被命定的人类天性，企图以精神性的方式挣脱社会与自然强加于人之存在的双重束缚，追求人的绝对自由。——对于德泽森特而言，在隐秘的独居生活中创造“人工天堂”便是他追求绝对自由的伟大实验；然而，孤注一掷的努力最终却换来一个荒诞至极的绝境：在既像鸦片一样诱人堕落又吸干人类炽烈的自由生命之血的现代社会中，他注定无法逃离沉重的肉身所预示着的人的局限性。从某种意义上说，颓废者越是试图挣脱社会与自然的束缚，就越是撕裂、摧毁了自身。“那么，我要么选择死亡，要么选择苦役了！”德泽森特的这一不无悲愤的告白，所表征的正是其作为“被诅咒”的末路英雄之最深的绝望。

自颓废派文学诞生以来，许多评论家，甚至包括颓废派作家本身，都面临着客观、准确地界定“颓废”一词的难题。在一般生活化的场景中，“颓废”往往被认为具有某种贬义色彩，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文学语境中“颓废”一词的理解。乔治·罗斯·瑞治在其颓废派文学论著《法国颓废派文学中的英雄》中特别关注了这一问题。他提到：“在试图给‘颓废’这个令人难以捉磨的术语下定义时，其在语义学方面的复杂性便可见一斑。对大部分读者而言这个词具有内涵的、贬义的意义，而不具有外延的，指向特定的人、活动和观点的意义。”*George Ross Ridge,The Hero in French Decadent Literature,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61,2.。

乔治·罗斯·瑞治的表述提示人们，在进入颓废派文学研究之前，需要暂时搁置对复杂多义的“颓废”概念的界定，清除附着在“颓废”一词上的污泥，以尽量中性的态度切入对它的解读。一个较为可靠的方法是回到文本本身，从文本入手，识别“颓废”的种种表征。就此而言，被称为颓废派文学“圣经”的《逆流》无疑是最典型的文本。基于此，笔者通过解读《逆流》中的颓废主人公德泽森特的种种“颓废”表征，冀望客观、深入地理解颓废派之“颓废”。

[责任编辑：曹振华]

本文系2015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杨希(1986-)，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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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6)010-018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