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金角度看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之影响

2016-03-07董洪全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6年10期

关键词：大革命共产国际建党

董洪全

(兰州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20)

从资金角度看共产国际对早期中共之影响

董洪全

(兰州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甘肃兰州 730020)

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早期发展历史过程中，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及影响。正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中国共产党得以建立。而在中共建党之初，由于缺少独立的经济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的资助而生存、发展。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的财政援助几乎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活动经费的唯一资金来源。这种状况也是导致它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服从莫斯科指挥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带来对自身的复杂影响。

资金；共产国际；中共；影响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先觉者们纷纷在各地展开建团建党的开辟性活动，既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的发展，也历经了筚路蓝缕的艰辛过程。”[1](P54)这其中，共产国际等组织的影响及作用显而易见，不容忽视。20世纪20年代，由于资金来源等一系列原因，中共不得不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开展各项活动。这一时期，在共产国际等组织的领导和指示下，年幼的中国共产党的大部分方针、政策及行动或多或少的都打上了莫斯科的烙印，对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已有的研究成果从各方面探讨了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活动和作用。专门从资金或财政援助角度入手分析这一问题的成果尚少，而已有的此类作品多在数据的梳理方面有所欠缺，不够系统、清晰。

一、共产国际对中共提供的资金援助

中共正式成立之前，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中就已经存在共产国际提供资金援助的情况了。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对这一时期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发展已经起决定性作用了。如1921年前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就因为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分部代表“维经斯基回国，中央的经济来源断绝”[2](P20～21)而停顿了一个时期。其他共产主义小组这一时期也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在当时不管是中共中央还是各地的党组织，都无法自行解决较为庞大的活动经费。”[3](P46)“在我们党建党初期，正是由于自身党费不足和无国家财政拨款才导致革命工作的发展很受限制，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捐助。”[4](P15)对此，陈独秀一开始是颇为反对的。他认为“革命要靠自己的力量尽力而为，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2](P367)。他的这一主张主要是出于党的独立性的考虑，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利，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2](P431)。除此之外，陈独秀还认为如若建党伊始就头顶共产国际的帽子难免会引起国内舆论的质疑和批评，不利于革命活动的开展。

陈独秀观念的转变始于1921年8月下旬在上海家中的被捕。在陈独秀被捕之后，首任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积极营救。这次营救使二人的关系有所改善。之后,二人商定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以及是否接受共产国际资金援助等问题。此后，共产国际便开始经常性的向中共提供经费援助。

据相关资料统计，中共正式成立以来的近十年间，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大量经费援助。此间，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常性资金援助在整体上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由最初的5 000元左右逐渐增加至二十年代后期的数十万元之巨。除极少数时间外，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为中共提供资金援助。在整个20年代，这种援助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的。事实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直接推动了中共的诞生”[5](P78)和发展。

二、共产国际资金援助形式

在中共成立的最初十年间，共产国际虽整体上是以按月提供经费的形式给予中共以资金援助，但其具体的援助形式却是较为复杂和多变。这主要体现在援助本身及其渠道的变化两个方面。

就援助本身而言，主要有两种形式——货币资金援助和实物资金援助。

货币资金援助是整个援助的主要形式，而货币的形式也非一种，卢布、美元、英镑、港币及墨西哥元等多种货币形式均曾用于向中共发放经费。1922年9月18日越飞给马林的信中就曾告知他，“格克尔同志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拨给的3 000墨西哥元交给您”[6](P131)。

实物资金援助并非指共产国际方面为中共提供的枪支弹药、医药机械等物品而是指黄金、珠宝、钻石、证券乃至鸦片等特殊形式的经费。共产国际将此类物品拨付给具体负责中国事务的主管部门，由这些部门卖出，然后将所得货币转交中共中央。这种做法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因为这些东西体积较小，便于藏匿。此类做法虽然不是向中共提供经费的主要手段，但也较为常见。共产国际诞生初期尤为突出。

就渠道而言，共产国际提供经费主要经由两种形式——机构汇款和信使捎带。其中，机构汇款是共产国际提供经费的主要渠道。远东银行则是最为主要的机构。

远东银行是苏俄(联)政府在哈巴罗夫斯克开设的一个金融机构，其目的是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工作人员提供资金等。在这一过程中，该银行将从共产国际处获得的援助款项转汇至上海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办事处，最后由该处之共产国际代表转交给中共中央。

共产国际其他机构也曾担负过向中共转交经费的职责。如1923年3月11日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信中就曾提到维经斯基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州管理局向中共中央寄送预算开支和电报费之事。

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资金援助的第二种方式就是派遣信使将经费直接带给在华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优林就曾受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派遣将2万美元交予在华工作的维经斯基。越飞来华的军事随员格克尔亦曾受共产国际执委会之托将所拨经费交予在华代表马林。

可见，共产国际在中共成立的最初十年里虽然能够通过一些经常性的、较为固定的渠道大体上保证按月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各项经费援助，但其方式、渠道等依然较为复杂、混乱，各种费用名目繁多，有些昙花一现，很难做出精确统计和细致的梳理。在之后的时期，共产国际向中共拨款的方式“变成了针对中共所需的临时性的专项拨款的形式，中共中央一度虽希望能够恢复按月提供费的形式，但未能实现”[7](P24)。

三、共产国际资金援助对中共建立、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共产国际虽然又名世界共产党，但其始终受俄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控制。“共产国际在思想、组织和财政上都处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严密掌握之中。”[8](P115)因此，共产国际与生俱来就不可避免的兼具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面性。这种存在着矛盾的特性也就使共产国际在推动世界革命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苏俄(联)国家和民族利益取向的影响。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一西方谚语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政治对于金钱的依赖。“国家补贴不但使政党减少了对外部利益集团的依赖，而且也减少了对自己草根成员的依赖。”[9](P55)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自然无法获得国家补贴，而自身又难以解决生存、发展所需的经费，因此不得不依赖外部利益集团的援助。中共对共产国际资金援助的依赖使其在革命活动中不得不受到莫斯科政策的巨大影响。因为“政党必然受经费提供者的支配”[10](P82)。这对其建立初年乃至以后的发展影响巨大而深远。

“我们党创建初期经费的主要来源就是共产国际这一党外援助，历史证明这既有利于中共最初起步，又不利于其长远发展。”[4](P16)

第一、共产国际经费支持对于中共的诞生及早期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张国焘曾回忆当时中国在宣传共产主义方面的薄弱与不足，以至于连《资本论》的中译本都没有。可见，那一时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成立共产党的准备也是十分不足的。而且就连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主义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11](P37)。但是，莫斯科希望中共早日成立，陈独秀“也许受了这种影响，才定下立即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决心”[12](P100)。“他们的活动，才是使中国社会主义者们的活动改变为符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实际行动、并引导其走向创建共产党的最大原因。”[13](P73)更为重要的是，“建党经费的源头起自苏俄”[14](P53)。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莫斯科的催生下诞生的。

中共诞生后其生存依然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其中，重要的一点在于党的活动经费的短缺。经济状况的恶劣导致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工作不得不处于荒废的状态。为此，共产国际向中共提供了其生存必须的经费援助,帮助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夭折的命运。

第二、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对于中共的发展、壮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共一大时期只是一个拥有50余名党员的微末小党，至国共合作开始时(1924年)已发展至近1,000人，发展可谓神速。此后在整个国民革命时期中共党员人数几乎呈指数型增长，由1,000人左右迅速发展至近60,000人左右，成为掌握着上百万工农团体的群众性政党，在国内政治中的影响与日俱增。据此可知，中共规模的变化与共产国际援助资金规模的变化在整体上是成正比的。虽然中共党员人数的增加、规模的扩大不能完全归功于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但是“没有苏联如此力度的各种援助和帮助，很难想象中共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与壮大”[11](P184)。

综合考察这一阶段共产国际援助在中共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我们可以看出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对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共产国际的帮助“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外部控制参量，为保持系统的整体稳定性发挥了积极作用”[15](P28)。

第三、共产国际的“经费拨付往往严重滞后”[16](P9)，对中共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共产主义组织在活动经费方面严重依赖共产国际等国际共运组织的财政援助。经费拖欠或拨付的滞后严重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相关活动的正常开展，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对于年幼的中共来说，“由于没有钱，定期出版物的出版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停止，一些刊物的出版已缩减”[6](P316)。这也只是众多负面影响的一个方面。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援助经费的正常拨付对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重要性。

第四、共产国际对中共提供经费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利己动机和实用主义因素。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创立和大革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共产国际毕竟是要为共产主义的理念和苏联的利益服务的。”[17](P86～87)因此，“苏联花钱援助中共必然利己目的是主要的”[4](P15)。在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援助国民党的资金数额远远超过对中共的支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因为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莫斯科都将国民党看作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18](P436)，认为只有国民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才能成为未来盟国的执政者。因此，对于大革命的失败以及中共所遭受的损失，莫斯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针上莫斯科具有绝对权威性，忽视中共正确意见，脱离中国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代表扮演了特殊而又复杂的角色。一方面他们为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立下了汗马功劳；另一方面大革命的失败与他们在工作进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有着直接关系。”[19](P51)大革命时期，对中国实际的认识不清使“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许多失误，他们制定的重大决策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的决策，影响了国共关系的发展走向，也影响了中国大革命的历史进程”[20](P366)。由于在中国革命指导方针上苏俄(联)具有绝对权威性，中共领导人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建议遭到忽视，甚至将其看做反对共产国际的活动予以打击。

四、结语

“单从活动资金方面看，早期的中共也是不得不依靠共产国际的。”[13](P272)因为，“经费的获得方式决定了政党的存在方式，经济自立方能政治自强”[4](P15)。这种状况也就导致中共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以苏俄(联)马首是瞻，极大地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双方这种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与中共过于依赖共产国际的资金援助是密不可分的。而这种关系也就不可避免的使中共不得不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与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党对于中国革命规律的独立探索，使党领导的革命事业更加受制于人，妨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健康发展”[21](P46)。

对于共产国际资金援助在中共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毛泽东曾给过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是有巨大功劳的，也有过失。但总的说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我们党就不会有今天”[22](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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