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民

(复旦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33)

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思考①

赵建民

(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33)

以“东亚”作为视域来研究中、日、韩（朝）及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这本身就可作为一种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理论和方法，且已被中外学者们所广泛地应用。通过多年研究思考和实践，摸索出东亚文化交流的理论和方法的点滴感悟，试归纳如下：认识差异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践行“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在特定的情况下，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跨文化传释”是研究的新视域；处理好研究和交流的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

中日韩朝；文化交流理论；方法

一

东亚地区在世界历史上是最早一体化的区域，且有它的独特性，即有汉字、儒学、佛教及律令这四个共同的元素，结成了汉字文化圈、儒学文化圈、东亚文化圈等不同名义而实质上是一样的共同体。以“东亚”作为视域来研究中、日、韩（朝）及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这本身就可作为一种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的理论和方法，且已被学者们所广泛地应用了的。例如，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评论家竹内好教授（1910-1977）共同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编辑《中国文学月报》，创刊《中国》，著有《鲁迅》《现代中国论》《日本和中国之间》、译有《鲁迅评论集》等。当然，根据各人的研究实际可以摸索出各具特点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本人出生于1938年1月5日，那时正处于“南京大屠杀”之际，中日间战火频仍的战难中。大概跟这历史背景有关系，故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选修了第二外语（日语）和“日本史”、“日本经济”等课程，撰写了《日本法西斯的形成与衰败》《明治政府的产业政策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然而，我真正从事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则是从1980年秋在辽宁大学参加了由日本学者讲授的“日本古代史讲习班”才开始的。在以此为始点的35年里，从中日文化关系史、日本史、东亚地区文化交流诸方面着手教学和课题研究，从而逐步形成的研究格局和富有个性化的研究特色。

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我最早是从研究“中日文化差异及其历史原因”开始的，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谈论中日文化关系时往往以“同文同种”来表达。而从我的研究所得，认为中日两国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当然也不赞同日本有的学者所主张中日两国是“异文异种”的观点。我是采用了语言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理论和事实以及历史地理环境方面的演进，阐明中日文化关系“既不同文也不同种，但不同中有同、同中有不同，中日两国的文化虽同属东方文化但具异质性”[1]。

1992年上海市与大阪府友好城市建立20周年纪念时，由大阪府国际交流财团和上海市友城基金会联合在大阪举办“中日文化交流讲座”，本人应邀作了4场演讲，其中有“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及其历史原因”。在讲演会上有听讲者表示赞同我的观点，并说“同文同种有很大的危险性”。为了准确认识“同文同种”观，针对“有害无益”、“有益无害”、“无益无害”诸说，我又撰写了《“同文同种”观瓣异》（上海：《日本研究集刋》1994/6），阐明中日文化间不仅要了解它们的相同处，更重要的是要寻找相互间的不同，只有认识差异才能真正了解对方，认识差异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和前提。这就是我要讲的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一。

二

图书交流给中日两国彼此的认识很有影响，清朝时大概有70%的图书品种可流入日本。而作为“域外汉籍”的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赖山阳（1780-1832）的《日本外史》在中国的逆输出，我曾撰写过《论ø日本外史Œ的撰刻和在中国的流传》（台湾：《汉学研究》第14卷第2期，1996/12），其间得到了赖山阳亲族后裔如广岛大学文学部赖祺一教授的热情指教、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赖惟勤先生在医院里热情接待，并赠其先祖赖成一的《日本外史の精神と释義》和他所担任责编的日本名著《赖山阳》，后又寄赠了若干家藏资料；早在1993年参观广岛的赖山阳史迹资料舘时谨呈了拙作《赖山阳的ø日本外史Œ与中日史学交流》（《贵州大学学报》2，1992/4）一文后，曾获赖山阳文化纪念财团会长石松正二先生来函并赠送《赖山阳全书》一套8卷给我系资料室，言明也供赵建民先生研究用。1997年获日本住友财团的“赖山阳史学思想研究”的项目资助，组织8名史学研究生半年的“《日本外史》读书会”，各自写出5000字以上的读书报告；作为研究课题结项，我撰写了《赖山阳史学思想试论》（北京：《日本学》第13辑，2006/3），从中可约略观知中日间在思维方式、行为方法、价值判断、心理素质诸方面的异同。

中日文化差异除了其本身的原因，如历史演进、地理环境、生活状况等以外，还受到外界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那就是欧洲近代文化给中日两国的不同影响。究其原因系中日两国在吸收欧洲近代文化过程中的方法、态度和思想认识上的差别。因此，我就进行了“中日两国吸收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的研究，撰写了《中国在日本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中的作用》（上海：《学术月刊》12，1987/12）、《中日两国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历史》3，1989/6）、《中日两国吸取欧洲近代文化的比较》（台北：《近百年中日关系论文集》1992/6）等数篇论文，并用中日两种文字发表在三国多地的学术杂志上。

关于中日两国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这个课题的研究，对认识中日两国的社会发展及其差异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它也能体现出我国学者所具有的研究优势，有条件跟国外相关研究的学者开展平等对话。1991年5月，我在昆明的“世界中世纪史学术会议”上作过“从中日两国吸收欧.洲文化的差异看两国从中世向近代的过渡”的报告、在贵州大学作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的现代化”的演讲，引起同学们很大兴趣，在《贵州日报》上有过采访报道，还参与了筹建“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比较史学分会”的工作；1998年10月，在早稻田大学亚太研究中心作过“从文化层面看日本的国际化”的演讲，此后曾跟该校的学者作过“十九世纪末东亚知识层对西学东渐的回应-以崔汉绮、吴汝纶、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教育观比较”的共同研究（后因故提前回国而未写出研究报告）。我从研究过程中经总结和归纳出“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这作为对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二。

三

古代的中日两国关系素称“二千年友好”。其实，从公元663年的“白村江之战”至1598年间就有5次中朝与日本之间的战争，其中有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战胜国没有战胜国应有的形象，而作为战败国却在战争中获益甚丰，如日本在白村江之战中败北却激起了日本向中国学习的热潮，迎来了奈良时代的繁荣；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失败却从朝鲜俘获了大量技术人材和获取了珍贵图书等财富，致使江户时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兴旺发达，因此日本明治时好战的学者德富苏峰曾称丰臣秀吉的侵朝“决不是徒劳无益的，而是一次奢侈的海外留学”；在近现代史上日本对华战争尽管最终失败却从战争中获益颇多，且在战后充分发挥了作用，如“南京大屠杀”中劫掠大量图书运日，致使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处于世界前列而中国学者欲研究本国问题却还得去日本查阅资料。

关于日本对外战争的研究，我,除了撰写《“大东亚共荣圈”的历史与现实思考》（北京：《世界历史》3，1997/6）外，主要研究战争过程中的文化，也即图书掠夺等问题，其间曾获得台湾金禾出版社郭俊鉌社长热情支持、美国马里兰大学薛君度教授主持的黄兴基金会的“日本侵华时期破坏中国文化财产的实情”研究项目的资助，撰写了《抗战期间日本对中国文化财产的破坏和掠夺》（上海：《档案与史学》2，1997/4）、《略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台北：《近代中国》122，1997/12）、《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掠夺》（宁波：天一阁博物馆编《天一阁文丛》第1辑，2004/12）、《占港日军劫掠冯平山图书馆之始末》（香港：国民教育中心网站，2011/11）等多篇论文，也即主要关注着战争中的文化问题，从大量史实的研究中得出了“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论断。当然，文化交流是有着平等的、自由的、互惠的与不平等、强制的、掠夺性的之区别。顕然，战争过程中的有关众多文化问题也是东亚文化交流史研究中不可忽略的研究课题，它们对于我们认识历史、把握现実、预示未来是颇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上面提及的《略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是在1997年台北《近代中国》杂志发表后遭到日本立命舘大学金丸裕一氏的强力攻击，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称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掠夺是“虚幻的”，为此我要回应他：故将原文加了个副标题并补上一节“评析金丸裕一教授对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掠夺的研究”，发表于《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年第二卷。我在文中指出，“究竟是‘掠夺’还是‘保护’，则是我与金丸氏的根本分歧所在”[2]。这就是我的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三：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四

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有关教育交流也极为重要，且其范围也包括了东亚的中、日、韩（朝）诸国跟西方交往的研究。我在1999年1月起的半年时间里，于鸣门教育大学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史中的教育交流”的合作研究，撰写了《吴汝纶赴日考察与中国学制近代化》（《档案与史学》5，1999/10）、《森有礼的［Education in Japan］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影响》，该论文研究森有礼（1847-1889）在1873年美国编纂出版的，后经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翻译成《文学兴国策》在中国出版，至于日文版直到1963年才完整的出版，故对英、中、日三个版本很值得作比较研究。后对原稿加了个副标题“兼论异文化的传播和接受的现实性与可能性”，并添补了相应的内容，由鹿儿島国际大学经济学部田尻利教授译成日文，发表在东京的《国際教育》第8号（2002/10）上。

派遣和接纳留学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或纽带值得认真研究，我在日本大阪等地作过“中日两国的发展与留学生的作用”演讲；撰写过《派遣和接纳留学生的理念和事实一中日关系史上三次留学高潮的回顾和思考》（上海：同济大学亚太研究论丛《亚太地区与中日关系》，2002/8）。中国派人赴日访问考察、翻译图书、派遣留学生等均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它们对加深相互理解、中国“照猫画虎”式地学习西方、推进教育改革和整个近代化运动的进程都起到过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1994年8月，我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从西欧向东亚的移动”，创议并获准建立了“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东亚研究中心”。1995年10月，在北京的“21世纪中日关系展望及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应当重视东亚地区史的共同研究-21世纪中日关系发展不可忽视的课题”（北京：《中日关系史研究》4，1995/10）。此后，千方百计、克服种种困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际会议：1998年8月与日本东海大学文明研究所共同举办“江户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围绕长崎的历史和文化为中心”；2003年3月与日本西博尔德大学国际情报学部共同举办“上海与长崎间交往研讨会”，在这两次会上所作的基调报告：《志筑忠雄的ø歷象新書Œ翻译与儒学自然观》（上海：《日本研究集林》1998/12）；《上海长崎间交往史实撮要与现实思考》（上海：《档案与史学》4，2003/8）。曾在长崎西博尔德大学，于1999年6月作了“中国人眼中的志筑忠雄”；2001年10月作了“历史的视点：从长崎看中日文化交流”的演讲（“从历史的视点看近代中日交流”，《日本研究集抹》，2002/12）。2002年11月，在韩国东亚教育学会（釜山海洋大学校）作了《ø新历史教科书Œ的要害：欲使日本重显战争“雄风”》演讲（韩国：《日语日文学》第19辑，2003/5），阐明了我们不仅要批判日本新教科书的观点、体系，还应该由中韩日学者联合起来共同编写《东亚史》，把正确的历史真实教授给年青一代。

作为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历时长、规模大、影响深远的1607年至1811年200来年的朝鲜通信使访日，迄今仍是韩日两国经久不衰的研究热点。朝鲜通信使访日本身是朝日两国之间的关系，但两国使者的交往和笔谈都涉及中国的事情，或者说是相互在打听对方与中国的种种态度和看法。何以朝日两国使者都关注着中国呢？因此，我于2001年10月在复旦韩国研究中心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了《17-19世纪初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一朝鲜通信使访日与朝日两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天津：《东北亚学刊》2，2002/6；韩国：《韩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新探》大旺社，2002/10），这作为中国大陆学者最早撰写的从中国的角度来展开对朝鲜通信使的研究论文，揭示了朝日两国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关注以及朝鲜通信使致使日朝两国从战争到和平、再从和平到战争的变化，以及对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影响，这也是日本对中朝两国从亲密变为蔑视转变的契机。从朝日两国间的“朝鲜通信使”往来的实际进程看，恐怕只能说是外交往来，即使称作“文化交流”，那绝不能说它是“友好交流”的吧！

2012年10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一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中窥探跨文化传释”的学术讲座[3]。所谓“跨文化传释研究”作为一种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是由在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颇具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学者叶维廉先生所提出的。我是把它作为中日文化交流研究的新视域，也即视作一种新的理念和方法（“传释”是双向互动，且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还有第三方参与）。目前正在运用这种新的理念和方法来对我所已有的称其为“国际人”西博尔德（Philipp Franz Von Siebold，1796-1866）的研究成果（《西博尔德：日本开国的“笫一诱导者”》，2003年11月20日上海《社会科学报》、《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复旦学报》4，2002/7、《日本由本草学趋向植物学研究的转机一西博尔德对日本自然史研究的贡献》，北京大学：《日本学》第12辑，2003/12、《日本にぉける本草学から植物学ヘ一東西交流》，郭南燕等编著：《小笠原诸島一アジア太平洋から見た環境文化》，平凡社，2005/4）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全面的研究。

出生于德国、服务于荷兰、两次被派遣到日本工作数年的西博尔德，开拓日本近代文化的恩人、欧洲日本学的始祖、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中介，卓智善谋的外交家、贸易家。然而，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的，“中国是日欧文化交流的桥梁，西博尔德的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明”[4]。他得到过印尼华侨郭成章有关研究日本的帮助，还到过上海，参观过徐家汇天主教堂、到效外采集植物标本，从上海至长崎开辟的轮船航班还是由他最先提出的建议……。迄今为止，他成为日本学者研究的外国人中最多的一个，2016年将是西博尔德誕辰220周年、逝世150周年纪念，本人准备以“跨文化传释”的理念和方法来提升西博尔德研究的新境界。

今年2、3月间，受邀赴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时一个月的有关西博尔德和印尼华侨郭成章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仅在现代化的设施、科学的管理体制、人性化的服务方式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一个月的研究生活，深深感受到日本学者具有学术研究交流的优越条件和满腔热情，激励自已“夕阳正红无限美，余热生辉有所为”，焕发出学术研究的激情，拟撰写《西博尔德评传：以中国和中日关系研究为中心》和论文“郭成章对西博尔德研究日本的贡献”（以在荷兰莱顿编纂出版《日本丛书》为例），在日本对西博尔德研究经久不衰的氛围中，开拓日本史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新境界。这是我的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四：跨文化传释研究的新视域。

五[4]

东亚区域文化交流史研究，这是一个既老又新的研究领域，它有着极为丰富和有待挖掘的矿藏，因此需要东亚地区的各国学者携手进行合作，把涉及中韩日共同的问题试作深入研究。就中国学者本身而言，一方面要很好地学习日韩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治学经验，另一方面要将我们的研究成果使之更富现实感和针对性，要坚持创新是学术的永恒生命力，力争能体现出中国学者研究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的特色、风格和气派。

这次在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的一个月间，拜访了京都大学名誉教授，朝鲜燕行使、朝鲜通信使研究的权威学者夫马进先生，会面时他赠我刚出版而尚未上市的700余页的洋洋巨著《朝鲜燕行使と朝鲜通信使》给我；还到岡山大学拜谢我在撰写《日本由本草学趋向植物学研究的转机》一文时引用的《シ-ボル卜と宇田川榕庵》作者高桥辉和先生，会面时他赠送其《丸亀ドイッ兵捕虜收容所物语》新著给我；我系系友、岡山大学姜克实教授（近百年来中国大陆赴日留学获得早稻田大学文学博士的第一人者）到车站迎送，两次亲自驾车百余公里，前往津山洋学资料馆、牛窗朝鲜通信使资料馆实地访问考察，获得了很多感性知识，赠我《浮田和民の思想史的研究》《石桥湛山》（人物丛书）等多部；日本研究西博尔德的著名学者、东海大学石山祯一、沓沢宣贤两先生都以“特快专递”给我邮来了两卷《新．シ-ボル卜研究》（I自然科学.医学篇、Ⅱ社会.文化芸術篇）、两册《シ-ボル卜の生涯をめぐる人びと》《シ-ボル卜年表生涯とその業绩》等新著。

早在1998年时，曾为日兰学会编集、箭内健次监修的《洋学関係研究文献要覧》（1868-1982）一书的主要参撰者、东海大学教授森睦彦先生曾对我说“这是我家里仅存的一本，送给您比放在家更有意义”。确实，他送给我的该书成为我经常翻阅的重要工具书。在20余年前交往的日本的大学中最早设立日本学科并担当首任学科主任的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广田昌希（ひろたまさき）先生，当他得到我这次在日本访问的信息后随即联络，在京都站晤面，还在能环顾京都美景的松山阁进餐，进行了整整大半天的晤谈，其中有讲述从江户时代的“厕”到现实生活中的“化妆室”演绎进程，这正是日本社会生活史中极为精彩的一席美谈；他签名赠送给我由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2月初版、1980年2月二刷的其成名作《福沢谕吉研究》，以及2008年出版的《差别からみゐ日本の歷史》等作为留念；今年是广田先生傘寿纪念，我们在车站檢票口依依不舍地互致问候、挥手告别。会面尽管短暂，学术交流的情谊将永恒！今年9月26日我又收到他刚出版的“岩波现代文库”G331《福泽谕吉》（2015年9月16日第一刷发行）。本人从30来年的实践中，深深地感受到研究和交流是相辅相成和互为因果的：研究推动交流；交流又促进了研究。这是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五：处理好研究与交流的相互关系。

以上是我摸索东亚文化交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点滴感悟，概括说来：一，认识差异才是相互理解的基础和前提；二，践行“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三，在特定的情况下，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四，“跨文化传释”是研究的新视域；五，处理好研究和交流的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前面所列举的研究交流内容，大部分已收录在本人所著《晴雨耕耘录一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4月）中[5]，敬请各位有闲审阅、祈盼不吝批评指正。

[1]赵建民.概论中日文化关系及其思考:秋之卷[J].中国文化研究,1994(8).

[2]赵建民.略论“南京大屠杀”中的图书劫掠一兼评金丸裕一氏对南京大屠杀中图书掠夺的研究[J].日本侵华史研究,2013(6).

[3]赵建民.一幅近世近代中日交流的文化地图一从《日本外史》《日本教育》中窥探跨文化传释[J].东北亚学刊,2013(1):143.

[4]赵建民.西博尔德的日本研究及其国际影响[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7.

[5]赵建民.日本史研究の春秋[M].国际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一,世界の日本研究2015，2016:5.

Reflection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

ZHAO Jian-min
(College of Histor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To stud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Japan and Korea（North Korea）and their mutual influencefrom the perspective of”East Asia”,this itself can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theory and method to study the cultural exchange in East Asia,and this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by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Through many years of thinking and work practice,they’ve got some exploration and perception on it,thi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1,Finding out the differences is the basis and premis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2, Practicing“an empi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in the macroscopic view”；3,The war is also a kind of cultural exchangein certain circumstances;4,Cross cultural interpretation”is a new perspective of research;5,Hand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ciprocal causation andmutual promo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theexchange.

China Japan Korea;Cultural Exchange Theory;Method

K31

A

1008-2395(2016)04-0001-05

2016-06-06

赵建民(1938-)，男，复旦大学历史系退休教授，同校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及东亚文化交流研究。

①此文系根据学术报告讲稿整理而成，故采用口语体形式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