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龙余（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面世的意义

郁龙余
（深圳大学 印度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 518060）

摘 要：在中国百年泰戈尔接受史上，其作品的翻译出版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5年由董友忱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是最全、最重要的一次。它必将迎来中国阅读研究泰戈尔的又一轮新高潮。其中包括修订《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新编《泰戈尔辞典》，翻译出版《原版〈吉檀迦利〉》，撰写《泰戈尔中国接受史》、《泰戈尔世界接受史》、《圣地尼克坦现象研究》等等，在新层面上阅读研究泰戈尔，匡正极个别人对泰戈尔作品的任性态度。

关键词：泰戈尔作品全集；新阅读；新研究；新收获

由孟加拉语文学权威专家董友忱先生领导的研译团队，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终于成功面世了。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研译的重大成果，是一座新的里程碑，在泰戈尔研究史、中印文学交流史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

泰戈尔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外国作家之一，无论对我国五四新文学，还是对当下青年人的写作与思想，都有着很大的影响。研究中国外国文学史，泰戈尔是一个常新的课题。

一 泰戈尔作品中国翻译史概述

钱智修于1913年10月1日在《东方杂志》（第10卷4号）上发表《台莪尔之人生观》，1915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上用文言文翻译的四首《吉檀迦利》的诗，引起了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注意。到1924年他访华前后，在中国出现了一股泰戈尔旋风。泰戈尔曾经对中国“五四”新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从发生论上说，中国现代新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交流的产物。“它既是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又是对传统文学的革新；既是对世界各国文学的借鉴，又是对世界各国文学的融化。”在现代中外文学关系史上，印度文学拔得头筹。这和泰戈尔有着很大关系。《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一书，将《五四新文学与印度文学》列为首章，并指出：“我们研究‘五四’新文学与印度文学关系，实际上是研究‘五四’作家与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文学的关系。”[1]P193

从钱智修、陈独秀介绍、翻译泰戈尔至今，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其间，中国对泰戈尔的介绍、翻译、研究从来没有中断。现在，我们将《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的相关内容，抄录在这里：

“泰戈尔作品的译介，在中国先后出现过四次高潮。20世纪上半叶是第一次高潮。大量译介作品，对泰戈尔的争论也发生在这一阶段。这一阶段对泰戈尔的译介尚属初步，却为今后泰戈尔热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20世纪50 －60年代是第二次高潮。在此时期，泰戈尔最重要的诗集、小说集出版，对泰戈尔的评介，结束了以往的混乱状态，渐渐统一于周恩来、季羡林的讲话精神。而且，这种评价基调，一直延续至今。20世纪80年代是第三次高潮。从孟加拉原文直接翻译泰戈尔作品成为风气，对泰戈尔的评论以及传记类著作的翻译、撰写，成一时之风。‘从1980年到1999年二十年间，各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有关文章约有一百四十多篇。’21世纪以来是第四次高潮。共24卷的《泰戈尔全集》于2000年问世，这次高潮与第3次高潮在时间上完全衔接，但是在内涵上自成特色，从一般性的译介逐渐转为学科研究，出版了若干从比较文学、文化交流学、译介学等学科方法出发的研究成果。同时，一部完全译自原文、更加完全的《泰戈尔作品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亦在泰戈尔诞辰150周年之际正式启动。这部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是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P198

泰戈尔作品在中国长销不衰，具体准确的出版数量难以统计。关于这种情况，我们曾有以下表述：

“除了大量单行本之外，还有大量选集、文集出版。比较重要的选集有：《泰戈尔作品集》（1－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泰戈尔小说全集》（A－C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泰戈尔剧作集》（1－4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8－1959年；《泰戈尔文集》（1－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泰戈尔小说全译》（1－7卷）华文出版社，2005年；《泰戈尔诗歌精选》（1－6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7－2008年。2000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全集》24卷，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全集，但是有1000万字规模，是中国翻译泰戈尔著作的集大成式的成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最多读者的《泰戈尔全集》之一。”[1]P198

主编刘安武教授是一位谦谦君子。他主编的《泰戈尔全集》，因孟家拉语人手不足，一部分小说和戏剧是从印地语转译的。所以他说：“它不过是过渡版本，全部从孟加拉语译出的版本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开始陆续读与读者见面了。”[2]P2

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有些什么特点呢？他在《中文版序言》中说：“这套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全部译自孟加拉原文，没有收录从印地语或英文转译的译文。二是全，也就是说，我们翻译了泰戈尔的全部作品，包括他创作的全部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含游记、日记等，但是没有翻译、收录他编写的英语、孟加拉语、梵语的教材），还收录了诗人自己翻译和他认可的八部英文诗集的译文，以及他在国外发表的部分英文讲演稿的译文。”[3]P4

除了董友忱先生讲的“全译自原文”、“译文齐全”这两点之外，还有三个特点：

第一，原典佳。任何一项翻译工程，原典选择极为重要。董友忱先生选择的是1967年国际大学编辑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普及版本（18卷）。这部普及版是为纪念泰戈尔诞辰 125周年而重新编辑出版的，它依据的是国际大学在1939年泰戈尔还在世时出版的33卷的《泰戈尔作品全集》。“普及版本是三十三卷版本的重新编排，即将原来版本的两卷合成一卷，缩小了文字的行距和字号，两套书的内容是一样的，只是书稿说明部分增多了一些新材料。”[3]P5

第二，译品质量高。董友忱先生带领的是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专家队伍，可以说囊括了我国孟加拉语人才的精华，还得到了印度、孟加拉国专家的帮助。这就为他们信达雅的译文在人才上奠定了基础。历年各位翻译家的已有译文，无论从译法、经验还是译文本身，都对这支队伍后发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可能。主编董友忱先生说：“承担主编和翻译像泰戈尔这样大家的作品，我真是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啊！”[3]P5正是这种心态，养成了翻译队伍对翻译工作的虔诚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保证了《泰戈尔作品全集》译文质量的高标准。为了译文的信达雅，译者除了互校之外，还为有些篇章专门请了润色专家。这显然是中国古代译经场设“润文大德”的遗风。

第三，装帧精良。《泰戈尔作品全集》（18卷33本）精装版，给人的感觉是古典与现代的结合，豪华与淡雅交融，中印元素的互鉴。总之，全集的装帧包括封面、版式设计及用纸安排，都是精心之作。2016年1月，我参加新德里国际书展，对我国及世界各国的参展书品有所巡礼观赏。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泰戈尔作品全集》若能来得及参加书展，无论是内涵还是装帧，一定会获得高度评价。如果国际书展设装帧设计奖的话，应该把金奖颁给《泰戈尔作品全集》。

综上可知，《泰戈尔作品全集》共有五大特点：全部译自原文，译文最齐全，原典选择佳，译品质量高，装帧设计精良。总之，《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事业的一大收获，必将对中印友谊和文化交流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二 必将迎来泰戈尔接受的新高潮

中国对泰戈尔的接受，主要分两大层次，一是广大读者的阅读、赏析、感悟，二是专家学者的译介、研究。这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缺一不可。如果没有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对泰戈尔作品的阅读、赏析、感悟，那么所谓的泰戈尔接受是没有根基的，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没有专家学者的孜孜不倦的译介、研究，提供高水平的翻译作品和研究成果，那么就无从体现泰戈尔接受的高层次，广大读者的阅读、赏析、感悟，也失去了依从。

在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五四”前后是一次高潮。可以说，中国人的泰戈尔情结，是在“五四”前后结下的。接受决定于供给，供给决定于需求。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经过十几二十年的彷徨和奋勇，沉沦的越发沉沦，激进的越发激进。“五四”新文化应运而生。任何一种新事物的诞生，都是内生动力和外部推力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五四”新文化特别是“五四”新文化的外部推力中，泰戈尔扮演着特别角色，这是泰戈尔和其他外国诗人、作家之间的重要区别。

在中国接受泰戈尔的百年史上，有四件载入史册的大事：

一是1924年泰戈尔访华引发争议，而且持续发酵，直到今天依然让人莫衷一是。

二是谭云山在泰戈尔的支持下，在国际大学创办了中国学院。这在当时堪称奇迹。在几十年间，中国学院一直发挥着两国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中印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机构。

三是泰戈尔铜像在中国的落成。2000年，由ICCR赠送的泰戈尔半身铜像在北京大学落成，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出席揭幕典礼。2010年，由ICCR赠送的第二尊泰戈尔半身铜像在上海市落成，时任印度总统帕蒂尔出席揭幕典礼。2015年，由ICCR赠送的第三尊泰戈尔半身铜像在深圳大学校园落成，为此深圳大学还举行了“荔园景观‘泰戈尔铜像’摄影大赛”，引起了巨大反响和一致好评。

四是“泰戈尔在我心中”有奖征文大赛。这是全国性的征文比赛，至今进行了两次。第一次是2013年，第二次是2014年，分别出版了优秀获奖作品集《泰戈尔落在中国的心》。在这两次征文大赛中，我切身感受到了当代中国青年对泰戈尔的热爱，而且这种热爱呈现井喷式增长。现在，我们正和北京大学的同行酝酿举办第三届“泰戈尔在我心中”的征文大赛。我们准备将这一征文比赛，不间断的进行下去。因为，这是中国接受泰戈尔最鲜活的一种形式，深受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

在泰戈尔的百年接受史中，中国学者对泰戈尔及其作者的研究从未中断。2012年，姜景奎主编出版了《中国学者论泰戈尔》一书，收入100位学者的105篇文章，可以反映出100年来中国对泰戈尔研究的概况。21世纪对泰戈尔及其作品的研究，“由于纳入了学科轨道，其规模与水平比以前有了显著提升。如孟昭毅为《中外文学交流史》一书撰写的《泰戈尔与中国》、王向远在《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一书的《泰戈尔的译介》，侯传文《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中的《泰戈尔与中国现代诗学》、《我国五四时期对泰戈尔的接受》、《功夫在文学之外——泰戈尔现象》，唐仁虎等的《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一书，显示了当代中国学者泰戈尔研究的最新水平。《泰戈尔文学作品研究》一书有42万字，分《泰戈尔简论》、《泰戈尔和中国》、《泰戈尔诗歌的创作历程》、《泰戈尔诗歌中的文化因素》、《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戏剧》、《文艺思想》，共八章32节。此书由唐仁虎等四人花数年时间合作完成，是目前中国研究泰戈尔作品最全面、最深入的一部专著，具有里程碑的意义”[1]P199。另外，侯传文的《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魏丽明的《“万世的旅人”泰戈尔》、郁龙余与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等等，都是重要成果。

泰戈尔的家乡在印度，但是泰戈尔在中国的影响不比印度少。中国人喜爱泰戈尔，一百多年以来从未减弱，而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普及。我在一次讲座中说，中国人喜爱泰戈尔有十大理由：

（一）少年天才

中国人和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喜爱少年天才。翻开一部中国历史，其中就记录着许多神童的故事。在中国语言中，有着许多赞美神童的词语。几千年来，中国人提倡“诗书传家”、“以文兴国”，所以对少年天才的推崇又甚于其他国家。泰戈尔七八岁开始作诗，12岁发表长诗《心愿》，16岁开始在文学月刊《婆罗多》上发表仿古诗，并谎称是在梵社图书馆中发现的15世纪诗人帕努辛赫的手稿。一位当时正在德国学习的孟加拉学者视其为古典诗歌典范，将它和欧洲抒情诗进行比较研究，并因此而获得博士学位。这个真实的故事，虽然有恶作剧的成分，但无损泰戈尔少年天才的形象，反而给他平添了几分独特个性。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位最有天资的外国诗人。

（二）德艺双馨

中国人的人才观，追求德艺双馨。泰戈尔除了是世界闻名的大诗人之外，还是享誉世界的小说家、戏剧家、散文家、音乐家、画家、美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作品伸张正义，揭露丑恶，对妇女、贱民等社会弱势群体，充满同情与爱心。他的名作，不论诗歌、小说还是戏剧，莫不如此。读过他作品的人，像喀布尔人、莫哈玛娅等人的形象，都会永驻心头。泰戈尔在中国读者心目中宅心仁厚，多才多艺，既是道德的高峰，又是才艺的高峰，是德艺双馨的外国诗人。

（三）诗意动人

泰戈尔无论怎样多才多艺，诗歌始终是他的核心创作，诗意是他打动读者、沟通读者心灵的法宝。一百多年来，泰戈尔的诗句一直在世界流传。正如徐志摩所说：“他是百灵的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至今，他的许多名句依然让人难以忘怀。为了纪念泰戈尔诞辰，2010年5月10日在上海世博会印度馆内，由印度驻沪总领事馆和上海市作协联合主办“心灵之桥”泰戈尔作品朗诵会。记者曹刚写道：“朗诵会以泰戈尔填词谱曲的印度歌曲开场，朗诵艺术家曹雷、刘家桢、狄菲菲声情并茂地演绎了《你的爱》、《玩具》、《灯火》、《他在走来》等泰戈尔的知名诗篇。来自印度的两位诗歌爱好者用英语和孟加拉语朗诵《心是无畏的》，成为朗诵会的亮点。”（《新民晚报》2010 年5月11日）朗诵会引来了许多游客驻足倾听。泰戈尔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是最能打动心灵的外国诗人。

（四）形象可人

泰戈尔排行十四，在众多兄嫂的呵护中成长。他从小长得英气俊美，所以有家人故意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如最疼他的五嫂，就总是说他长相的缺点。后来，泰戈尔写了不少剧本，他常常扮演戏中角色，扮相当然非常俊俏。老年之后，泰戈尔一副鹤发银髯的仙翁模样。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不知为他画了多少肖像。中国大画家徐悲鸿也为他画过多幅，泰戈尔最喜欢是坐在藤椅上的那副画像。它将中国画的绵长柔和的韵味和诗人慈祥、深邃的神情极佳地结合起来。正是泰戈尔青年时的玉树临风、中年时的俊朗潇洒、老年时的仙风道骨，给无数中国人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最可人的外国诗人。

（五）出身名门

泰戈尔的先祖出身婆罗门，他祖父不但是著名企业家，而且还是大慈善家和宗教、社会改革家。作为加尔各答的名门望族，祖父一代开风气之先，引领加城乃至整个印度的经济和文化进行了革新；二哥是著名梵文学家，同时用英语、孟加拉语创作；三哥是著名教育家；五哥在诗歌、戏剧、音乐、绘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五姐则是印度第一位孟加拉语女作家。一个家庭在一代人中出了这么多杰出人物，实属罕见，是真正的书香门第。推崇“一门五进士”的中国人，自然对泰戈尔及其家族敬爱有加，大大提升了泰戈尔的声望。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门庭最风光的外国诗人。

（六）名扬天下

毋庸置疑，泰戈尔的价值是西方人发现的，他因获诺贝尔文学奖而一举成名。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另一半是，西方需要泰戈尔。一位瑞士哲学家说：泰戈尔“降临于中欧兵劫以后的瓦砾场，使一群丧乱流离、惊魂未定的众生，得领略东方恬静和平的福音，以减杀其生命的悲哀”。在泰戈尔之前，诺奖只是一个西方人的奖项，不具有世界影响。泰戈尔的诗歌给西方文坛带来了清风，西方诗人欣喜不已。让西方人始料不及的是，诺奖给了泰戈尔荣誉，而泰戈尔却给诺奖带来真正的全球影响。只有在泰戈尔之后，诺奖才享誉东方，成为真正驰名国际的文学大奖。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最有国际名望的外国诗人。

（七）吹拂新诗

一位诗人在国外的影响，除了看其诗作的译文是否受欢迎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看他的风格和思想是否被人接受，对他国的诗歌创作有否产生影响。“五四”运动吹响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中国新诗由此产生。中国新诗的兴起，在形式和意象上，直接得益于泰戈尔。泰戈尔活泼短小的散文诗在当时兼有东西方双重色彩，又具有“小诗”的特征，所以备受青睐。“短短几年功夫，小诗在众多诗体中便脱颖而出。”（张新《中国新诗史》）后来，中国出现“新月派”，无疑和泰戈尔的《新月集》有关。尽管这一诗派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受泰戈尔诗风吹拂迅速涌现的“小诗”，成了中国新诗的主体。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诗人。

（八）名家译介

中国最早翻译泰戈尔的都是名家，如陈独秀、郑振铎，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等。其中，以郭沫若、冰心的影响最大。中国新诗第一人郭沫若，称自己诗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中国新诗第一女诗人冰心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他们的诗作，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后来，进入全面译介泰戈尔的时代，中国又涌现出石真、董友忱、白开元等一批卓越的翻译家。2000年出版了《泰戈尔全集》，即将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其特色是全部译自泰戈尔原文，不再出现“转译”情况。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拥有最多“粉丝”的外国诗人。

（九）患难之交

泰戈尔不但是中国文化的知音，而且是中国人民的患难之交。中国抗战爆发后，一向称羡日本的印度人不知如何是好。泰戈尔是印度舆论的风向标，日本军国主义拼命拉拢他，给他送古瓷瓶，派诗人野口米茨郎套近乎，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等等。泰戈尔有一颗正义之心，很快看清了真相，写了《敬礼佛陀的人》，鞭挞日本侵略者。他和野口米茨郎的三封论战信，成了著名的《诗人对诗人》一书。在最后一封信的结尾，泰戈尔写道：“敬祝我所热爱的贵国人民，不成功，只懊悔。”患难见真情。周恩来总理1956年访问国际大学时，深情地说：“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对泰戈尔抱着深厚的感情，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最受称颂和感念的外国诗人。

（十）走进教材

中华以文教立国，课堂神圣。教材体现国家的教育立场，什么人的作品进教材是极为重大而严肃之事。我们曾这样说过：“泰戈尔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尊敬和喜爱。在教育部推荐的中学生课外阅读书目和大学中文专业的阅读参考书目录中，均有泰戈尔诗集。”（《泰戈尔诗歌精选·序》）泰戈尔走进了中国教材。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中学生、大学生，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生阅读着泰戈尔，泰戈尔走进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田。在中国读者心目中，泰戈尔是最亲近的外国诗人。

在《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中，我们曾经这样说：“此时，一门新的学问——泰戈尔学（简称‘泰学’）就有了诞生的条件。‘泰学’在印度语言中可称Ravindranatha Takura Vidya,英语中则称Studies for Ravindranatha Takura。我们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泰戈尔学的诞生为期不远了。”[1]P204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说，随着《泰戈尔作品全集》的问世，一个研究泰戈尔的新高潮必将到来，向泰戈尔学的建立又迈进了一步。

三 中国泰戈尔研究的新课题

在泰戈尔中国接受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泰戈尔的作品批量出版，很快就会出现一个研究泰戈尔的高潮。1961年《泰戈尔作品集》（1-10卷）、2000年《泰戈尔全集》（1-24卷）的出版，是这样。现在《泰戈尔作品全集》（18 卷33本）的出版，也一定会掀起我国泰戈尔研究的新高潮。

我们这样说，并不表示对泰戈尔作品的翻译已经穷尽，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原典可供翻译的了。实际上，围绕泰戈尔，除了《泰戈尔作品全集》之外，还有不少原典或接近原典的作品，以及研究泰戈尔的经典著作可供中国翻译家继续耕耘。例如，2015年出版的《原版〈吉檀迦利〉》（The Original Gītānjalī），就非常值得翻译出版。此书作者 U.N.辛赫是国际大学的副校长，泰戈尔研究专家。国际大学是泰戈尔一手创办的。作为泰戈尔事业的继承者，他不但对泰戈尔满怀感情，而且对泰戈尔深有研究。他的这本《原版〈吉檀迦利〉》是详细叙述、解释、翻译英文版《吉檀迦利》和孟加拉文《吉檀迦利》异同的专著。此书的翻译出版，必将大大推动我国对《吉檀迦利》乃至整个泰戈尔作品的研究。

《原版〈吉檀迦利〉》以及这一类著作的翻译出版，将使中文版的泰戈尔文库的库藏更加丰富，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国家软实力的表现。

如果说《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能够促进《原版〈吉檀迦利〉》这一类相关著作的翻译出版，那么还有一系列的研究和著述是必然要做的，就我的视野和理解，认为以下诸方面是应该抓紧做的。

《泰戈尔作品鉴赏辞典》修订再版。

此书出版之后，深受欢迎，而且还出了普及版。该书中有引文和附录，基本上都来自《泰戈尔全集》。现在《泰戈尔作品全集》已经问世，这本辞典应该与时俱进，重新修订出版，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另外，一本更加全面、权威的《泰戈尔辞典》的编写工作，应该提上有志者的议事日程。

1.撰写泰戈尔世界接受史。董友忱主编的《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的面世，为系统、全面地撰写《泰戈尔中国接受史》奠定了基础。中国学者应该在此基础上，经过数年的努力，撰写一本世界一流水平的《泰戈尔世界接受史》。此书由中国的泰戈尔研究专家来研究编写最为有利。因为对泰戈尔的接受，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讲，中国、印度是最主要的。在写好中国和印度的泰戈尔接受史的基础上，推而广之，撰写世界各国的泰戈尔接受史，循序渐进，符合事务发展规律。此前，中国已有学者对泰戈尔在世界各国的接受和影响，作出过一些研究，发表过若干成果，如刘健的《泰戈尔与苏联》、石海峻的《泰戈尔眼中的东方和西方》、姜永红的《印度和世界舞台上的泰戈尔》、雷武铃的《泰戈尔：从印度走向西方》、尹锡南的《世界文明视野中的泰戈尔》与《泰戈尔与阿根廷女作家的跨世情缘》、曾琼的《世界文学中的〈吉檀迦利〉：译介与研究》等等。有了这些经验与积累，就能稳扎稳打，写出一部中国版的国际公认的《泰戈尔世界接受史》。

2.圣地尼克坦现象研究。印度有许多文化圣地，祇园、菩提迦耶，那烂陀等等，最新的一处是圣地尼克坦，圣地尼克坦也被译成“和平乡”，它的原意是“静谧的土地”。这块离加尔各答有数小时车程的“静谧的土地”，因为泰戈尔而成了印度最年轻的文化圣地。静谧的土地本来是泰戈尔家族拥有的一块蛮荒之地。20世纪初，泰戈尔用它办起了国际大学（Visva Bharati）。它的字面义是“世界印度”，要表达的意思是“世界鸟巢”。在这个世界鸟巢里，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大学生，成了民族解放和建设的精英。在这块不大的静谧的土地上，出了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和阿莫迪亚·森。这是极为罕见的，被称为“圣地尼克坦现象”。

人类的进步，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进步。民族的传承，主要是文化的传承。文化圣地在人类文化进步和传承中的作用，是独特而至关重要的。所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圣地，包括印度圣地尼克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3.最重要的是加强对他的作品的研究。《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的面世，纵然有着众多意义，但最重要的是促使中国学者加强加深对泰戈尔作品的研究。对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以前的研究，都是以当时已有的中文译本为文本基础的。现在有了最新的《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研究平台，无论是学术研究的进步，还是对作品的准确理解，都离不开译作的进步。《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的问世，是中国泰戈尔作品翻译史上最大最新的成果。依照这个新版本进行泰戈尔作品研究是应有之义。因为研究的对象决定研究的质量。中国的《道德经》，希伯来的《圣经》，每次发现一个新版本，都会带来一次新的研究热潮，而一次又一次的热潮，将《道德经》、《圣经》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个更比一个高的水平。泰戈尔作品中文译本的出版，也完全符合这种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次因《泰戈尔作品全集》的出版，中国的泰戈尔研究将出现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一些错误将被纠正，一些模糊将被澄清，更多的是新内容、新材料和中国读者见面了，引发大家的阅读愉悦和新的感悟，产生大量研究新课题。

我们对泰戈尔的研究，因为《泰戈尔作品全集》中文版出版，而站在一条新的起跑线上。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泰戈尔早有洞察。例如，日本右翼参拜靖国神社，他在1916年的《访日散记》中说：“在与中国的海战中，日本赢得了胜利——将这胜利的标志像插荆棘似的贴在全国的傲慢行径上，是不美好的，日本应该懂得这一点。”又说：“人类造庙堂、寺院，是为了缅怀永垂青史的业绩，而不是为了缅怀暴力。”[3]P600我相信，通过新的阅读、体认《泰戈尔作品全集》，中国人民必将有新收获，在新的高度和深度上了解和接受泰戈尔。

对经典的态度，无论是本民族的还是世界各民族的，就是一个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态度。中华民族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能正确对待自己和外来的文化经典，从而使自己生生不息，文化繁荣昌盛。对待泰戈尔的作品，我们一直保持严肃、谨慎、开放、虔诚的态度。但也不能排除当下有个别的人，对待泰戈尔的作品抱别出心裁而又自以为是的任性态度，这必然遭人唾弃。典型的是一位笔名叫冯唐的跨界人物，他任性翻译的《飞鸟集》遭到读者、媒体和专家的鞭挞，近半数网友给他打1分，郑振铎的译本则打9.1分。“《飞鸟集》震惊世界文坛”的文章也在网上迅速流传。“一个社会变坏是从讽刺诗人开始的。”（《第一财经日报》2015.12.18.A15）由于国内外负面反应强烈，出版社不得不将冯唐译的《飞鸟集》下架。这在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出版史上是罕见的。2016年5 月7日，“泰戈尔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在印度加尔各答召开，中国学者梅晓云发表论文《从冯唐译〈飞鸟集〉风波看泰戈尔的中国形象》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评价。在这次学术研讨会上，中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马占武先生代表中方，向国际大学赠送由董友忱教授主编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泰戈尔作品全集》，表达了中国翻译界、出版界对泰戈尔的敬意；中国与会学者向中国驻加尔各答总领馆赠送了深圳大学编印的《泰戈尔在深圳大学》一书，表达了中国广大读者对泰戈尔的热爱。

参考文献：

[1]郁龙余,刘朝华.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5.

[2]姜景奎.中国学者论泰戈尔·序[C].北京:阳光出版社,2011.

[3]董友忱.泰戈尔作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校：周欣）

中图分类号：K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8-0016-05

收稿日期：2016－06－20

作者简介：郁龙余（1946－），男，上海浦东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印文学交流、中印文学比较、中印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