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槐

科学理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命题，有两个大的互为观照、互为补充、互为支撑的视度，一是从概念的本性即人类社会历史及其国家形态发展一般规律出发界定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命题的本质涵义，二是从实践的角度即从我们党和人民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现实任务、奋斗目标出发去理解和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命题。

一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发育、分化和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结构、阶级结构状况在政治上层建筑中的一种反映；它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维护和创建社会秩序，二是维护和实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级的阶级利益。同时，整个人类历史是一部文明进步史，其进步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国家功能的阶级性、统治阶级专属性的下降、直至最终消失，国家功能公共性、人民性的不断上升。

依照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基本观点观照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这一范畴，它首先是指现代的国家存在形态，是现代的社会结构、阶级（阶层）结构的一种政治反映形态。如果说传统社会本质特征在于社会结构表现为等级结构、社会关系表现为“统治与服从”为特征的“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秩序表现为等级支配秩序，那么，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于流动的阶级结构代替固化的等级结构、“人的独立性”代替人的依赖性、共和与民主代替等级统治和专制。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这一本质性变迁，必然要求国家治理的内容、治理的方式方法随之发生相应的变化，亦即国家功能从等级管理转向权利治理。与封建或专制国家以臣民为基础不同，现代国家的基础是独立的公民个体，从概念的抽象本性上讲，这些身份上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体，是不能也不会产生凌驾于他们之上的统治者的，他们就是自己的统治者。进而，国家作为抽象的普遍物，它被揭示为个体权利的转化形式、权利让渡的后果。在这里，权利范畴为国家权力提供抽象的法理依据和现实的物质内容，国家权力则为权利的诉求和实现提供形式上的规则和秩序。进而，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及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是一种对个体权利进行管理或者说以权利为管理内容的国家政治体系的生成、扩展和丰富。

向以权利为管理内容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转型，包含有两个方面的重大问题：一是以权利为本还是以权力为本，这是判断国家治理体系是否达到现代水平的质的依据，它在国家的现实存在方式上表明国家主权是否真正属于人民，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民（因为国家主权的人民性是以人民权利的实现表现出来的）；二是国家创制人民权利、实现人民权利的能力的大小问题。与传统封建或专制国家由君主式贵族直接支配臣属臣民并规定的权利范围不同，现代国家作为无人身非人格化的主体，作为人民实现自己权利的工具，其天然使命就在于运用国家权能尽可能快捷地高质量地以现代方式帮助人民创制并实现自己的权利。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里的国家能力的大小强弱是在权利为本的前提下讲的，离开这一前提，片面强调加强国家权能，则有可能导致国家权力、国家治理体系凌驾于人民权利之上，这是必须予以预防的。

二

致力于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人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对国家制度建设的认知提升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高度。习近平同志指出，“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就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让国家治理体系“更加有效运转”。

为什么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我们党在当前应勇敢承担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

首先，相比较于社会其他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亦即国家管理社会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化，是一个国家根本属性的制度化显现，是一个国家所有特性的根基，进而更具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长期性。只有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了，其他领域的现代化才有可能建筑在可靠牢固的基础（制度）之上。换言之，当今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现代化尤其是生活的现代化水平已有了长足发展，进而要求国家治理体系相应地随之进一步现代化。只有国家治理体系的进一步现代化，才能巩固社会现代化的既有成果。

其次，一方面，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亦即在总体上说它是一个具有现代化特性的国家治理体系，但另一方面，仍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其一，尽管我国是人民共和国，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但也必须看到在人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相互关系上，人格平等、权利本位、权利至上的原则还没能得到彻底的贯彻和保障，权力本位、权力至上、权力恣意的现象仍广泛存在；其二，虽然我们的国家体制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方面创制能力显得非常突出，但是日常的权利创建、权利实现方面却是明显薄弱、明显滞后，尤其是在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和社会多元化诉求方面，诸多环节既缺乏系统性的制度保障，又缺乏制度性的灵活应对；其三，许多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或多或少程度不同地受困于传统政治权力本位意识的束缚，权利意识、平等意识、法治意识、服务意识等现代观念比较淡薄。概而言之，等级管理的政治传统无论在意识上、制度安排上还是在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上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需要我们进一步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提高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程度。

第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上来看，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性质、水平及具体样态总体上决定于它的客观基础即社会现代化的发育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国家对社会具有巨大的创建功能、引导功能，社会现代化在其具有自发和能动特性的同时，也具有被动、受动的特性，即社会现代化的方向、动力、边界、领域、事项，往往是由国家或所限定、或所默认、或所鼓励、或所引导，国家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提供的方向指引、动能和秩序供给，往往是社会迫切需要却自身又不具备而需从外部输入的。故而，一个具有较为完备的现代治理体系的国家，必定是能较好地创建和引导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国家，而能否有效地创建和引导社会现代化，则在客观上印证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际效能，是检验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当今中国，社会各领域的现代化进程（如民众身份等级制的进一步突破、社会结构进一步完善，迫切需要国家人口户籍政策作进一步变革；如产业升级的有效推进，迫切需要从政策供给到行政审批作进一步的深化改革，等等）无不要求国家在引导和创建社会现代化方面发挥更强更大更有为的作用，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更加现代化。

三

民众是现代化的深厚伟力的源泉，社会自身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客观基础，反之，国家现代化又是社会现代化的主导性力量。故而，我们应当在社会、国家各自现代化及其相互形塑的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进一步解放思想，在全社会形成以权利管理、权利为本的现代国家治理意识。其一，彻底纠正将“人的权利管理”等同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形态的不当观念，树立现代国家权利管理的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国家观。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依据，无产阶级不仅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求助于人权，而且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应该而且能够依照人权、人道的原则对待其他阶级。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共产党）在掌握国家政权之后，告别等级管理意识和制度体系，建立起普遍的人的权利为内容的国家治理体系。其二，彻底克服那些以“西方”为标准、为准绳，企盼依靠简单照搬或模仿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懒汉主义思想惰性。其错误在于他们无法超越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局限性，无法想象无产阶级意识的先进性、创造性，无法想象无产阶级应当也可以建立起以人的权利为管理对象的、而且是更为彻底、普遍和先进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无法想象无产阶级能够在超越的同时更加有效地利用旧的国家形式，将理想与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深化社会改革，推进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生成现代权利体系，夯实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以人口户籍政策改革为抓手，在法律、政治、社会身份各方面全面地逐步消除“等级治理”的历史传统，生成和完善人的现代权利体系，助推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继而拓展和丰富人的现代权利，进而生成从市场经济体制到现代个人到现代权利体系再到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及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结构和社会制度结构。

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民主与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具体样式，亦是通向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现代社会的根本特质在于它是由独立、自由、平等的个人所组成的，进而民主就成为这些个人在公共领域中的唯一出路。唯有民主才有可能实现他们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就在于不仅在政治、法律、社会身份地位上能够逐步废除“等级治理”的历史传统，而且能够更好地依靠国家的政治力量在经济上更好地实现人的平等权利。社会主义法治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律表现形式，即为权利主张、权利实现、权利发展提供秩序和边界。在这里，如果说民主规制着权力只能作为并仅仅作为权利的转化形式而存在，权利及其民主的神圣性成为检测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质性标准，那么，法治则是防止权力异化、权利免遭侵犯的制度保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形式上的强制性标准。

以组织机构改革为抓手，提升国家工作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行动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终都要反映在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的行动上。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推进国家组织机构的改革，以提高其行动效能；进一步科学地明晰权力定位，收缩权力边界，释放社会的行动能力；进一步优化权力配置、优化权力结构和机构的组织结构，优化权力运行流程；进一步完善用人机制，更加坚定地将“贤选”原则贯彻于整个用人过程之中和各个方面，以提高国家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平和工作能力。

概而言之，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综合反映。以权利为本位、以权利管理为对象和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要求。我们当紧紧围绕这个核心要求，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在社会和国家现代化的互塑过程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梁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