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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关于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2016-03-06陈柯楠

关键词:人民出版社俄国列宁

陈柯楠,吴 远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列宁关于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

陈柯楠,吴 远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列宁从基本自由、经济保障、价值取向和党性原则的角度对俄国报刊的发展路径进行了具体、系统的理论阐释,他认为要实现报刊发展就必须彻底摆脱警察压迫、摆脱资本、摆脱名位主义以及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当下,回顾与反思列宁有关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可以得到3点启示: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提供根本保障;其次,要遵循“以人为本”,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队伍建设;再次,要恪守党性原则,增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领导能力。

报刊;基本自由;经济保障;价值诉求;党性原则

在世界交往的背景下,报刊成为个人与世界联系的纽带,对于全社会所有人来说,常规接触报刊这一精神产品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类的一个巨大进步。十月革命前,鉴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相对分散的特殊原因,列宁要求积极发挥报刊的组织作用以团结革命力量,他指出“在取得政治自由以前,则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1]169对此,列宁深入分析了俄国的具体国情,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有关报刊的发展思路,他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明确表示:“我们要创办自由的报刊而且一定会创办起来,所谓自由的报刊是指它不仅摆脱了警察的压迫,而且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2]95重温这一时期列宁关于报刊发展的路径探析,对如何认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报刊发展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摆脱警察压迫:报刊的基本自由

摆脱警察的压迫,即解决的是封建统治下书报检查制度对报刊的钳制。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封建统治下的书报检查制度就被看作是影响报刊发展的首要障碍,恩格斯将其形容为“用外部的极不相称的标准来丑化我的精神创造物的警察刽子手”[3]。20世纪初的俄国,依旧处在沙皇残酷的专制统治之下,被称之为封建制度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壁垒。就当时的实际国情而言,“俄国工人阶级受着双重压迫:他们受资本家和地主的抢劫和掠夺,为了使他们不能反抗,警察还把他们的手脚束缚起来,把他们的嘴堵住,对一切试图维护民权的人进行迫害”[1]163,因此,若无政府官员的许可,俄国的一切出版物、一切报刊就如奴隶一般不敢刊登任何内容[1]322,这就导致人民无法通过报刊行使自身的言论自由与出版自由,报刊也逐步沦为封建政府控制国民思想的政治工具。沙皇统治下的报刊活动实质演变为一种愚民政策,俄国国民整体的文化素质始终偏低,列宁对此有着生动的描述:“在我们这个工厂城,街头巷尾听到的都是脏话,听不到人的言语。工厂的工人骂骂咧咧;马车夫、衣冠楚楚的人和执行公务的巡警也都满口不干不净。”[4]436

封建统治下的俄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制的国家,不但工人阶级而且全国公民都被剥夺了政治权利,而残酷的生存环境最终激怒了一批渴望民主与自由的知识界人士[1]162-163,列宁就是其中之一。相比俄国沙皇的书报检查制度,列宁曾高度赞扬资产阶级提出的报刊出版自由,并认为其进步之处在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先进国家里,全体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平等的,丝毫不存在中世纪的封建特权[5]392。所以,列宁认为,报刊想要取得发展就必须摆脱封建专制制度的压迫,因为“专制制度与人民之间是谈不上和平的”[6]。对此,列宁特别强调了报刊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一方面,自由报刊的生存离不开工人运动,“任何一种这样的报纸如果不从同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吸取生命力,它是抗拒不了俄国警察的迫害的,俄国警察对所有的工人报纸,甚至对许多完全是温和的自由派报纸也进行穷凶极恶的迫害”[4]454;另一方面,工人运动的胜利也离不开对报刊的争取,因为这会令人民在学习政治、抻卫观点、争取利益的基础上更自觉、广泛地投入到阶级斗争中去[7]193。简而言之,解除封建势力对报刊的束缚,必将出现的是最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1917年二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迫于革命压力宣布了出版自由,列宁所设想的关于报刊的“第一个摆脱”基本实现,他高度赞扬了这一革命成果——“出版自由争到了。书报检查干脆被取消了。任何一个出版者都不敢向当局呈送审查样本,而当局也不敢采取任何措施来加以干涉。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彼得堡和其他城市自由地出版革命的报纸。”[8]327而伴随着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王朝的土崩瓦解,列宁又兴奋地表示:“伊索式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上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的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2]92-93自此,报刊在对抗俄国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二、摆脱资本:报刊的经济保障

摆脱资本,即消灭资本对报刊的束缚。在实现“第一个摆脱”的胜利后,列宁很快就没有满足于已获得的胜利成果,原因在于俄国的报刊仍未摆脱资产阶级的资本控制。自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来,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遭到破坏,不少贫民为维持生计而转行去工厂做工,这进一步加速了大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使其逐渐掌控俄国各个领域的经济命脉。而随着富人资金的持续涌入,报纸出版逐渐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眼里有利可图的大行业[9]228,所以报刊也成为资本投资的重要对象。据资料统计,在十月革命前,就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报纸来说,资产阶级的报纸,如《言语报》《新时报》《俄罗斯言论报》等等,在发行量上占据很大的优势,而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3个党所出版的报纸的总份数大概还不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9]228。因此,虽然没有了专制王权的压迫,但俄国的报刊实际上依旧只掌握在少数人(即资产阶级)的手中。

资本家将出版自由描述为在取消书报检查制度的基础上各政党和阶层可自由地出版任何报纸[9]227-228。列宁曾肯定了资产阶级提出“出版自由”这一口号的历史进步性,但却是较之封建专制制度而言的,所以这种进步亦包含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的和真正的‘自由’。”[2]96列宁认为,报刊作为知识传播的重要载体,是连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重要纽带,“对于资产阶级的订阅者来说,重要的是报纸的销售,而不问它是在什么地方销售,不问它是否团结某个阶级以及团结什么样的阶级;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来说,报纸的重要性则在于它是教育和团结真正先进阶级的工具。”[7]99可十月革命前的现实情况是俄国的报刊在资产阶级手中已沦为资本积累的必要手段,实际上“资本家把富人收买报刊的自由、利用他们的财富假造所谓社会舆论的自由叫作出版自由。”[10]列宁对此提出应对之策:

第一,报刊中的私人广告业务由国家垄断。在考察广告对报刊的影响时,列宁调查发现《俄罗斯言论报》《新时报》等资产阶级报刊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广告,而广告商作为报酬回馈给报刊企业的巨额资金甚至成为资本家的主要财政来源[9]229。所以,他认为让国家控制广告是推动报刊摆脱资本束缚的“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合法的办法”[9]229。在展望这一措施所带来的成果时,列宁自信地表示只要大型苏维埃报纸能够严格地管理各类广告,就能顺利地保证一定数量的有效团体发表意见,以此进一步保证更多公民的政治权利,让报刊出版变得更加民主和完备[9]230。

第二,印刷所和纸张的平均分配。列宁认为资本对印刷所和纸张的控制是导致报刊出版被资产阶级垄断的主要原因,即“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对他们占有的印刷所和纸张拥有神圣的所有权!!!”[9]230他强调把造纸厂和印刷厂收归国有是使报刊摆脱资本压迫的物质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公民团体享有在纸张数量和印刷劳动上的同等权利[11]47。因此,列宁主张以苏维埃形式的国家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给国家、政党及团体,并表示只有这样做才是供所有人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真正的出版自由[9]230-231。

三、摆脱名位主义:报刊的价值取向

摆脱名位主义,即改变报刊写作沦为少数追求金钱、名利的文化人(而非全体公民)所独占的现象。在漫长的革命斗争岁月里,列宁始终坚持写作是报刊的基础,要以教育人民、唤醒人民的革命热情为宗旨,他认为“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2]96-97在对待报刊写作的问题上,列宁明确反对两种错误的价值取向:第一是反对将写作变为个人获取私利贪欲和名誉地位的工具。对此,他强调在摆脱书报检查制度以后,不应在写作上充当资产阶级的奴隶[2]94-95;第二是反对将报刊写作变为少数文化人的专利,因为“工人报纸是工人的讲坛。”[12]

关于报刊写作的目的,马克思曾指出在必要的情况下作者可以为了作品的存在而牺牲自己,因为无论对于作者本人还是读者而言,创作是精神目的而不是赚钱手段[13]。列宁也认为写作者不能为金钱和名誉而滥用自由写作的权利,应以团结和壮大无产阶级力量而努力,他甚至不止一次表示“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14]因此,列宁强调报刊写作除了要有出众的文采以外,更重要的是需要正确的阶级立场,他嘲讽资产阶级作家的自由不过是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8]96,同时在评论工人阶级的报刊写作者时,他坚持其衡量标准不在于行文风格和文笔才华,而在于总体的政治倾向以及给予工人群众的实际意义[5]366。

此外,尽管由于长期遭受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双重压迫,俄国人民的文化素质普遍不高,但在论及报刊写作的中坚力量时,列宁始终相信人民群众的写作潜力,他表示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在各种各样的劳动公社里,在全国上下的劳动群众中,依旧蕴藏着能够发挥出的强大力量[15]。在指导《真理之路报》的工作时,列宁就宣称应努力提升组织水平,让读者积极地投身到通讯报道、管理报纸和推销报纸的工作中去并设法使工人阶级经常参加编辑工作[16]。在列宁看来,革命运动的成功离不开报刊的支持,而报刊的成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参与,在总结以往俄国革命与国内办报经验时,他指出“首先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得到国内‘写作’方面的最有力的支持,确切些说,就是要有国内的同志参加写作。我所以强调‘写作’一词并加上引号,是为了使大家立刻注意到它的特殊意义,防止误解,这种误解通常很容易发生并且会给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种误解就是:似乎著作家而且只有著作家(这里所说的是职业著作家)才能够办好机关报。”[17]言外之意,唯有让写作成为多数人(而非少数文化人)的共享权利,才能提高报刊的群众性与革命性。

四、摆脱个人主义:报刊的党性原则

摆脱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即在消灭个人主义的基础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革命初期,虽然列宁一开始就坚持消灭大资本对报刊的控制,但他对于资产阶级报刊只是采取限制而非全部清除的方针,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也趁机借口资产阶级言论自由与批评自由对党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污蔑和诽谤,他们质疑马克思主义政党以武装暴力迫使个人创作服从于社会建设,质疑工人阶级以政治投票来解决科学问题,质疑苏维埃政府以集体各义否定写作自由。因此,列宁认识到必须同拥护所谓“绝对自由”的资产阶级思想斗争到底,剥夺无政府主义者的报刊话语权,因为就当时的革命形势而言,“资产阶级(在全世界)还比我们强,强很多倍。再让它有建立政治组织的自由(= 出版自由,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这个武器,那就是为敌人的活动开方便之门,就是帮助阶级敌人。”[18]

针对无政府主义者滥用报刊发表污言秽语的现象,列宁给予了有力回击并表示必须正确对待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的关系,强调公民应在尊重无产阶级结社自由的前提下履行自身的言论自由,而一切伤害无产阶级结社自由的言论必将遭受批评和谴责[2]96。他揭露无政府主义者所宣称的报刊言论自由实质是一种伪善的行为,因为无限制的自由只存在于共产主义社会里,所以必须“要用真正自由的、公开同无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去对抗伪装自由的、事实上同资产阶级相联系的写作。”[2]96

在批判无政府主义者伪善面具的基础上,列宁还进一步阐述了报刊的党性原则。在不同的革命斗争阶段,列宁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环境,顺势采纳相应的报刊政策,但他在强调报刊多样化发展的同时始终坚持报刊必须对党负责的原则,他认为报刊写作不是赚钱的工具,也不是与无产阶级总体事业毫无关联的个人事业,并主张应让报刊写作成为党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列宁特别提及了报刊写作者的党性原则问题,断言“著作家离开了党将一事无成”[19],甚至提出若要优化与建设各级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就应积极融入各级党组织中去[2]94,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彻底摆脱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消极影响,将无产阶级政党的精神带入到报刊中去。

五、当代启示

就有关报刊发展路径的理论探讨而言,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提出的“四个摆脱”思想实现了报刊发展与俄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新境界,为俄国革命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精神动力。其中,前两个“摆脱”强调了报刊发展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后两个“摆脱”则分别突出了队伍建设和党性原则对于报刊发展的重要作用。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列宁关于通过“四个摆脱”来实现报刊发展的想法是极具创造性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温列宁的这一思想,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经验与启示:

1.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提供根本保障

列宁特别重视报刊的政治方向问题,并将它作为解决报刊发展的第一要务。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列宁首先带领俄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主义对报刊的王权禁锢,消灭了限制报刊出版的愚民政策,接着又进一步化解了大资本主义对于报刊发展的经济控制,彻底改变了报刊占有失衡的异化局面,从而将报刊事业完全引领到社会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促进了俄国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推动了俄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此,列宁强调报刊应当成为鞭策落后者的工具,成为教育人民群众认真工作、遵守纪律、加强生产组织的工具[20],这一切都需要以正确的政治方向为基础,否则报刊只会成为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的专利,无法发挥其全部的社会功能。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也一再证明,如果报刊工作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学会运用科学的理论知识凝聚人心,那么报刊事业就能会取得顺利发展;反之,如果缺乏正确的政治导向,误入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泥潭,就会在宣传中封闭人民的思想与信念,令报刊发展遭遇挫折。

2016年2月19日,在主持党新闻舆论座谈会的过程中,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新闻舆论工作必须牢牢锁定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贯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始终把政治方向摆在第一位[21]。政治方向问题之所以被提到报刊新闻工作的首要位置,首先是由其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思想在思想上层建筑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对于艺术、文化传媒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起到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政治方向问题为各国报刊媒体所重视。其次,政治方向之于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重要性也是由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国外环境所决定的。在国际上,各国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上日益激烈,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侵蚀日益加深,同时我国国内的意识形态建设工作仍存在一定缺陷,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报刊事业必须明确和坚定社会主义方向不动摇,稳定把握和迎接各类机遇和挑战,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健康发展。同时,习近平主席还对报刊是否全面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他指出各级党报党刊、都市类报刊要讲导向;公益广告要讲导向,商业广告也要讲导向;时政新闻要讲导向,娱乐类、社会类新闻也要讲导向;国内新闻要讲导向,国际新闻也要讲导向[21]。唯此,意识形态建设才能凝聚人心、形成合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提供根本保障。

2. 要遵循“以人为本”,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队伍建设

作为马克思主义意志的伟大传承者,列宁坚持和遵循“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他相信人民、心系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始终坚持以实现人类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在报刊工作领域,列宁始终坚持广大人民群众是促进报刊事业发展的根本力量,始终坚持报刊工作应以教育和团结人民为最高的原则立场,因为“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1]16反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只有真正做到了相信人民和依靠人民,并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作为国家报刊事业的出发点与归宿,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接受,报刊队伍建设的阶级基础才能稳固。

当前,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队伍建设对于各项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性,他指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21],而报刊队伍建设的核心就在于遵循“以人为本”。所谓“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目的,而且主张人是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宗旨,因此,习近平主席号召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中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21];他同时提出必须深化报刊行业的人事制度改革,给予报刊工作者充分的政治信任、大胆的工作尝试、真诚的生活关心、及时的待遇保障,以培养和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自觉投身到报刊队伍的建设中来。因此,如果社会主义报刊队伍的建设能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并自觉地将其升华为行动指南,那么人才的培养将会得到全面的实施,报刊事业的各项任务也定能得到有效的落实。

3. 要恪守党性原则,增强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的领导能力

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列宁审时度势,在立足当时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将报刊与党性相结合的基本理念。对内,列宁是为了凝聚人心,增进社会主义政党的精神动力;对外,他是为了维护胜利果实,杜绝帝国主义的文化殖民。遗憾的是,自列宁去世以后,由于长期没有解决好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问题,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影响下,苏联最终解体,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也遭受了巨大打击。由此可见,以新闻舆论为载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不仅事关旗帜与道路,事关民族的团结与稳定,事关政策、方针的贯彻与实施,更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习近平主席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新闻舆论工作坚持党性原则的核心指向[21]。当下,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仅是恪守报刊党性原则的关键,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报刊事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这首先就要求各级党委要树立强烈的领导责任,增进报刊工作的“看齐意识”,让报刊工作的内容与实践同党保持思想上与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时刻体现党的信仰、党的主张、维护党的权威和团结;其次,党内上下还应积极进行理论研究,既要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报刊发展问题,又要不断结合时刻变化的中国实际,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念创新以增强报刊工作的针对性与时效性;再次,党要善于同报刊工作者打交道,积极探究报刊的发展规律与传播规律,适应分众化、差异化的新闻传播趋势,在总结历史经验、反映真实生活的基础上,不断利用报刊宣传将党的方针、政策变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性行动,实现报刊事业在党性和人民性上的完美融合,进而才能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凝聚祖国的文化力量。

[ 1 ] 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2 ] 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3 ]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05.

[ 4 ]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 ]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6 ] 列宁.列宁全集:第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9-190.

[ 7 ]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8 ]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89.

[11]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2]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73.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92.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3.

[15]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0.

[16] 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09.

[17] 列宁.列宁全集:第九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6.

[18] 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85-86.

[19] 列宁.列宁全集:第十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81.

[20] 列宁.列宁全集:第三十七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03.

[21] 习近平.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N].人民日报,2016-02-20(1).

(责任编辑:许宇鹏)

10.3876/j.issn.1671-4970.2016.05.002

2016-03-10

陈柯楠(1989—),男,安徽铜陵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A821

A

1671-4970(2016)05-00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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