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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艺术表现
——陈彦剧作“都市三部曲”价值取向

2016-03-03杨云峰

关键词:陈彦知识分子都市

杨云峰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 710054)



【影视艺术文化研究】

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艺术表现
——陈彦剧作“都市三部曲”价值取向

杨云峰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西安 710054)

陈彦是当代剧作家中始终关注都市平民生活状态的农裔城籍作家之一,是以民间视觉世俗的情怀关注和表现当代都市普通人命运的剧作家。他以浓郁的乡里人意识关注弱势群体,以都市平民阶层个体的家长里短为表现对象,形象地展示社会进步与时代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人的发展和人格的健全,进而折射出时代的进步。这是陈彦的作品能够在戏曲现代戏普遍衰落的状态下而拥有最广大的城乡观众认可、获得大学生阶层普遍拥戴的重要因素。陈彦作品中对当代都市人文精神建构所表现的民本情怀,对于当前戏曲现代戏的创作,对于戏曲艺术本体大众文化品格的再认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陈彦;现代戏曲;人文精神;民本情怀

社会的进步并不是以政治集团成员的个人发展作为旨归,也不是以经济发展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为唯一指标,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体的幸福指数作为考量的唯一标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规定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发展理念,在此前提下,一切艺术作品的艺术表现,就应该始终是把人的命运和幸福、人的苦难和磨难、人的生存状态作为关注的头等目标。而人作为文化的载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带有浓郁的社会色彩和时代色彩。这就是说,人的本质就是文化的本质,人的情怀就是时代的情怀,离开了对个体的人的关注和人的本质揭示,所谓的人文情怀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结晶,也是高度浓缩了的时代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表现了城市、表现了生活在城市中的芸芸众生,也就是表现了时代的风貌。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用戏曲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作品并不多见,甚至可以说优秀作品可谓凤毛麟角。从眉户现代戏《迟开的玫瑰》开始,先后以秦腔现代戏《大树西迁》《西京故事》三部展示都市平民阶层人物不同命运和不同生活状态的剧作,表现了剧作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把握时代脉搏,以城市小市民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农民工以及他们的孩子为主要表现对象的当代城市人文风貌,以其不同人物造型和对不同类别群体的生活情态的艺术展示,以个体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情感体验,开掘了戏曲现代戏一个崭新的题材领域,更以大众的品德、世俗的情怀、平民视觉为当代都市的人文精神注入了新的内涵。

一、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是民族历史精神的延续和发展

都市人文精神是人类历史实践积淀的产物,也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和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文明的累积叠加,是在人类求生存求发展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产生、形成并逐渐得以实现的,并强烈作用和影响于这一时代都市人的精神内涵。

陈彦笔下的人物,皆是都市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他们不代表城市生活的主流,甚至可以说,并不是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力量,而是现实生活中的饮食男女。然而正是这样一群芸芸众生的默默支撑,构成了社会进步的强大基座。无论是《迟开的玫瑰》中的小人物乔雪梅,还是《大树西迁》中的孟冰茜,抑或是《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他们都是被生活裹挟着不由自主地随着时代潮流前行的小人物。既没有崇高的理想,也不是能够主宰自己命运进程的叱咤风云的英雄,更不是一呼百应的精神领袖,相反,他们都是在良知道义和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支撑下做着自己力所能及的本分。在这个本分中,浸入人的灵魂和血脉中的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积淀,是个人对家庭、父母、兄弟姊妹的义务和责任,是奉献、义务和付出。乔雪梅的一次次为了家人而牺牲自己,每每都是在极不自觉不情愿情况下的无意识选择,也往往都是被生活裹挟着的无可奈何,但正是这些无意识的选择和无可奈何,构成了乔雪梅丰富而细腻的心理世界,也构成了人在命运面前的自觉无意识。

无意识的自觉无疑是最本质的自觉,而本质的自觉才能彰显出人的生命本质,这也是人之为人的核心所在。孟冰茜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因为爱,极不自觉不情愿地随着西迁的人流从繁华的上海来到西京城,从来到西京城的第一天起,就无时无刻地不想着回到昔日的繁华都市,然而却始终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并因此经历了中国社会政治风云中的所有人生坎坷。苏家祖孙三代人对事业的执著和对开发西部、献身西部的理想,代表了近现代以来无数中国知识分子的报国宏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先天下之乐而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烈忧患意识,这正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和士人阶层最为优秀的品德。但是,孟冰茜无疑并不具备苏家祖孙的情怀,也从来不想重温苏家祖孙的梦想,她精神无意识的深层始终是被时代和亲情裹挟着的不由自主,苏家祖孙三代义无反顾的献身精神和开发大西部的报国宏愿,始终是她不能理解也始终没有得到释怀的情结。只有到了晚年,身单影孤地回到了她梦绕魂牵的上海,才发现上海对她来说仅仅是一个栖息之地,而她的灵魂和生命的全部依然是西京城那片她献了青春献儿孙的土地。尽管她始终在意识深处不愿承认自己已经是个西部人,也不愿承认作为长安城知识分子的代表周长安对她的一往情深,但却把周长安那把须臾不离手的板胡作为房间的唯一装饰。这就是说,西京城已经成为她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己也已经成为极不自觉的西京人。显然,孟冰茜并不是一个为着理想能够自觉献身的知识分子,也不是作为领导社会进步的核心力量而成为陈彦剧作的叙事主体的核心人物,只是一个被情感、被事业、被时代潮流裹挟着不由自主地前行着,但又以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使命自觉不自觉地为西部奉献了一生的悲剧人物。

我们尽可以说,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并不代表时代的主流,也不是以往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歌颂张扬的对象,然而,他们却是现实社会的真实存在,是一群默默奉献着的知识分子群体,她们在为祖国的发展和繁荣做着奉献的同时,也在丰富了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深层内涵。剧作家以这样的人物作为表现主体,是以往戏曲现代戏人物画廊所不曾有过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以不自觉地行为和知识分子作为艺术表现对象,在整个戏曲艺术发展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艺术真实。在当今时代,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是构成科技的重要支撑,而知识分子则是传播知识和创造社会财富的主要群体,表现这个群体,张扬他们推动和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并以此为契机,进而丰富和发展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是陈彦对当代戏曲舞台的重大贡献。在这个意义上,孟冰茜形象的成功塑造,也就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成功,而是对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实质性丰富和发展。

农民工进城是21世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话题之一,也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发展中最为丰富的阶段。表现这个群体,并以此为主题,揭示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的甘苦和心理创痛,进而折射出当代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众多问题,是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不能回避和值得面对的话题。陈彦秉承了他一贯关心弱势群体、关注下层社会中的小人物的剧作风格,在当代戏曲舞台上成功塑造了一个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形象,并以此为切入点,展示了城市生活中的众生相,使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内涵更为丰富。

如果说乔雪梅是城市小市民阶层的典型,是强调人的责任和义务、讲求奉献者的代表,孟冰茜是城市知识分子自觉无意识奉献着的代表,那么《西京故事》中的罗天福,则是农民工进城后谨小慎微、勤劳朴实、童叟无欺,靠自己的手艺和做人的道德底线,恪尽职守地尽着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曾经的乡村老教师、一个曾经的老村长的责任,成为都市生活中行为和道德境界中的典型。同上述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罗天福不是都市生活中的主流,也不是创造了生活奇迹和事业奇迹的风云人物,他只是为了供养一双在西京城上大学的儿女而来到古城的进城务工人员。因为他的生活理想,就是坚信以诚实地做人和本分地做事,就可在城市站稳脚跟;他的生活信念就是靠劳动的双手,为儿女和自己改善生活条件。外在的谦恭并不代表内心的怯懦,外在的卑微木讷却包裹着着丰富的内心世界,看似处处谦让卑微,实则蕴藏了巨大的生活热情,外在体老力衰实则心智坚强,以信念的力量支撑着衰老的身躯,也在支撑着中华民族赖以繁衍生息的文化之根。诚然,当代都市的花花世界固然可以使人心旌飘摇,也可使人迷失自我,人在诱惑面前所暴露出的弱点也可使人坠入泥沼而不能自拔,然而,正是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和坚信自己的生活信念,使他能够在生活的窘迫和所遇到的冷眼中不曾丧失做人的尊严及生活的勇气,这正是中国华民族能够赖以生生不息地繁衍和发展壮大的主要精神支柱,也是现实社会中支撑民族精神的脊梁。

血脉中印记的是诚实、朴素、善良、真诚、勤劳,行为中以不投机、不奸巧、老老实实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视为自己生活的基本信念,也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中最为普泛的内容。儿女们的幸福和快乐始终是罗天福们的最大成就,也是当代社会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共同生活理想,这种源自历史的道德传承在当今社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民族的文化血脉,也都是乐观向上的生活动力。诚如剧中画外音所高歌的主旋律秦腔花脸板式所唱:“我大、我爷、我老爷、我老老爷就是这一唱,慷慨激昂还有点苍凉,不管是日子过的顺当还是恓惶,这一口气力从来就没塌过腔。”唐槐与秦腔的苍凉慷慨互相对应,唐槐也与罗天福祖传的紫薇古树相勾连,并以此形成了都市与山乡的文化渊源,都作为文化基因而一脉传承。东方老人与罗天福不同的生活阅历和精神世界所秉持的共同的精神,正是唐槐的沧桑感与秦腔文化精神的现实写照,更是三秦文化精神中一以贯之的诚实、勤劳、善良、坚韧和包容性的实质性内涵。

二、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是地域文化精神的集合

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由人类优秀文化积淀、凝聚、孕育而成,凝结为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和道德等并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地域文化的集合和包容,也是整个人类文化最根本的精神的集中表现,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

在陈彦的笔下,鲜活的人物造型始终以明显的地域文化个性作为人物行为的动力,也作为人物前行的精神力量。毫无疑问,在乔雪梅的身上,体现出的是中华民族敢于担当、尊老爱幼的共性原则,是一种不自觉的责任意识;乔雪梅性格发展的后期,以自觉的保护古民宅、保护古树名木等行为则更多的是体现出人的行为理性精神。显然这样的自觉理性精神在当代农村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在城市、在国力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当代都市,乔雪梅的古民宅、古树名木保护和筹建敬老院等一系列行为,才具有了实现的可能,也才具有了都市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的具象化行为。

乔雪梅的价值理性,体现在一种不由自主地放弃和坚持,两次放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选择了奉养老父和照顾年幼的弟妹,可以说既是责任和担当,也是无可奈何的人生必然,更是当代人伦亲情和奉献精神的道德升华。在当代市场经济使人的欲望无限放大、已经使人异化而成为物质的奴隶,在人们为争遗产而不惜大打出手甚至父子反目、兄妹成仇、对簿公堂,亲情、人伦已成为奢侈和妄谈的现实背景下,乔雪梅的放弃和坚持,更能显示出价值理性对于现实都市返璞归真的意义。

当代中国都市人文精神作为有着鲜明地域特色和文化精神的集合体,在《大树西迁》中呈现为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显示,是对以周长安为代表的本土知识分子形象的成功塑造,也体现了城市文化的主色和对各色文化的包容性特点。在以往的评论中,人们更多地关注了主人公孟冰茜的形象价值,而对周长安的品鉴不多。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剧作家以对三秦文化精神的深刻理解,在周长安身上倾注了对三秦文化的满腔热情,歌颂了三秦文化的质直、刚烈、忠厚、坚毅的品德。周长安身上所具有的刚直、朴实、热诚和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品德,体现了本土知识分子对于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热诚接纳来自外埠的知识分子,爱护、保护、关怀上海西迁而来建设大西北、开发大西北的开阔胸襟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这个革命烈士的遗孤,自小吃着千家饭,是组织的照顾和关怀保送他读完大学和作为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家庭背景,因此他把振兴西部和发展西部始终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满腔热情地接纳和欢迎来自上海的知识分子群体,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的朋友和业师,并以主人般的热诚和文化的包容,在生活上照顾、政治上关心,每当政治风暴来临,尽管自己同样可能受到冲击,但是却义无反顾地为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苏教授一家遮挡风雨,并把他们接到自己的老家里予以保护,冒着危险替苏教授保存书稿。在苏教授去世后,又是他顶着压力,满怀热忱地四处奔走把苏教授的遗作出版。用自己的满腔热忱,慰藉着心理落寞的孟冰茜,使她能够感受到西部人的急公好义,感知着西部人的胸怀,坚定着孟冰茜并不恒定的决心。

周长安作为本土知识分子的代表,对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情有独钟,知道交大西迁对这座古城意味着什么,知道西部的腾飞对于先辈用生命和热血打下的江山意味着什么。因此他作为知识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代表,是连接本土知识分子和西迁来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中坚人物,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两种文化沟通和融合的关键人物。在他身上有着西部人独有的粗糙和毛糙,大大咧咧的粗犷和豪放,坚信自己的信仰更不失为做人的准则,从维护大局和西部大开发的大业出发,诚心正义地关怀孟冰茜和他的子孙,并不时地校正他们的人生目标和信仰,尽着自己的绵薄之力,卖字为苏教授的儿子苏小眠扎根西部购买商品房。周长安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和职业操守,坚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并不为时髦所左右,心直口快也极容易冲动,也有着仗义执言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秦人风范,不在乎别人说什么,而更看重于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能否实现。正是在这个价值理性目标的前提下,他的人格和道德情操、精神境界始终处于高亢的无意识自觉中,凸显出地域文化的鲜明特色,成为《大树西迁》一剧中长安城沉厚文化底蕴的表征。如果说伴随周长安的那把板胡奏出的是以秦腔为代表的秦地文化符号,那么在孟冰茜回到上海及此后对长安城的怀恋中,秦腔牌子曲的萦回于脑际与把板胡作为家里唯一的装饰品挂在墙壁上的有意识行为,就使得板胡成为长安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精神象征,标志着孟冰茜在心理意识层面,已经完成了由上海人向长安人的转变,在文化层面已经成为了不自觉的长安人。周长安的信念、理想、人格和精神,既包含了作为本土知识分子对信仰、理想的执著,也囊括了三秦文化精神在赋予了新的内涵之后的人格魅力,更体现了剧作家对三秦文化精神的褒扬和认可,以及这种人格精神作用于当代社会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宋代张载所开创的“关学”为三秦文化赋予了实质性的精神内涵,急公好义、躬行礼教为本、以实用和指导人们的日常行为作为三秦人文精神的旨归,历经宋元明清四朝,代有传人。而且作为都市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深深嵌入秦人文化血脉之中,尤其是士人阶层。“关学”思想长期以来不仅深深印记在都市文化的核心阶层中,而且也潜移默化地沁润着世俗百姓,成为哺育三秦文化精神的重要理论支撑。而在戏曲舞台上,以典型性的原则,浓墨重彩地刻画和塑造出周长安这一人物形象,不仅在汗牛充栋的戏曲人物画廊中,成为唯一一个张扬三秦文化的实质的典型,而且在表现知识分子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也是地域文化品牌标识中最为成功的一个。甚至可以说,周长安不仅是本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而且也是地域文化品牌在都市人文精神中最具个性的典型。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像周长安这样的三秦本土知识分子,有了他们敢于担当、善于担当和急公好义的热血澎湃,始终保持着高亢的生活激情,古城的人文精神才有可能呈现出鲜明的时代色彩、呈现出朝气蓬勃的生命活力,也才使《大树西迁》中所表现的海派文化和三秦本土文化的色泽鲜亮且特色鲜明。三秦文化所呈现的张力和魅力才能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感召力,能使孟冰茜这样的上海知识分子深刻感受到那种带有“毛糙”的人格魅力。

显然,剧作家以饱含热望的笔触,对于周长安形象的塑造给予了重新焕发当代都市人文精神内涵的希冀,进行着有良知、讲道义、敢担当的当代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重塑。知识分子无疑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主体,担负着引领时代精神价值走向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说,陈彦所塑造的周长安形象,是对以往舞台艺术人物形象塑造的补充和丰富,更是对都市人文精神的提升。

三、当代都市人文精神是一种理性精神

理性是人性与动物性的本质区别,社会进步是人类理性积淀着人类创造的文化成果。它追求普遍有效性和事物的完整性、合理性。都市人文精神作为一种理性精神,不仅要人运用智力去理解和应付现实的能力,而且更要人具有把握自己的能力以及对自身情感中的非理性因素进行整合的能力。

就陈彦的“西京三部曲”来说,剧作中的每个人都在感性与理性之间进行着痛苦的煎熬,也在个人欲望与现实存在之间做着无可奈何的选择。我们可以说,乔雪梅的命运是她不由自主选择的结果。正是这样的实践理性,才使“人”的形象可亲可爱,才使“大姐”有了实质性的含义。我们尽可以说,乔雪梅不是时代的主流,也可以说乔雪梅不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甚至不是主流意识形态所张扬的能作为时代典型的普通人。用时髦的话说,乔雪梅仅仅是个蜡烛,在点亮别人的同时也在燃烧自己。在普遍追求实现个人价值的时代,乔雪梅的行为显然不是当代青年追捧的对象。然而对于乔雪梅来说,选择了放弃上大学的机会、放弃了爱与被爱,是她面对家庭的变故所做出的理智选择,也只能是她唯一的选择。这种选择的苦果她当然十分清楚,也明白自己的将来将要做什么和面对什么。从一个对未来满怀憧憬、对生活充满热望的热血青年,转变为一个在家抚养病残的老父、照顾年幼的弟妹,从原来的不谙世事转变为一个为了几分钱而斤斤计较的凡夫俗子,但这并不能否定她的存在价值。在她看来,使伤残的老父安度晚年,使年幼的弟妹能完成学业,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自己的牺牲和奉献就是值得的。应该说,在乔雪梅的选择中,心底意识中并没有多么高尚的道德理想,她自身也没有把这种选择看做是对社会、国家有意义的举措,而仅仅是一种下意识的人的自觉,或者说是传统文化积淀的传统美德在她身上的自然流露,因而是人的自觉。

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一个人的生命是渺小的,但是如果把这种渺小和她所进行的事业联系起来,就显示了无尚的光辉。”《迟开的玫瑰》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剧作家开掘了人的生命本质,并从实践理性层面表现了乔雪梅“这一个”普通女性的生命意义。她不是一个仅仅为自己活着的人,而是为他人、为社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因而也就显示了她生命中的大爱情怀。坚定的理想和看似平庸实则高尚丰富的精神世界,在引导和创造生活的同时,也在完善和丰富充实着自己。乔雪梅通过自身的勤奋和刻苦努力,在完成了对弟妹们学业的帮扶和眼看着他们成人走向社会后,自己着手创办敬老院和对古城的传统民居进行保护性开发利用,并尽力在扬弃着现实世界物欲对人的异化,渐次完成了人格的升华而达到真善美的统一。马克思说:“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人作为人的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社会和命运使得乔雪梅做出了不由自主的选择,造就了她成为不由自主的被命运承载者,但也是命运的驾驭者。她身上所体现的健全人格和高尚的时代风尚,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在造就自身解放的同时,也开创了都市人文精神平民化的新视域。

陈彦以艺术工作者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敏锐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芸芸众生,并以大众文化的视觉,深入于市民阶层的生活状态,深入开掘人性中最具光芒和闪光的亮点,把传统文化与当代都市的人文蕴含相结合,既弘扬了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对当代社会人们普遍关注的都市新市民阶层做了深入的文化观照,为都市人文精神的内涵做了新的阐释。

孟冰茜作为在当代戏曲舞台人物造型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典型,同样是知识理性的代表。她与苏毅、苏小眠、周长安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自觉自愿的献身者,是把自己的理想与西部大开发的宏伟事业融为一体,并在献身西部中实现着个人价值,以自己的价值观践行着知识分子使命的一群人。他们或许没有周长安那样崇高的无意识精神信仰,但是却有着知识分子的报国情怀;他们虽然是有着这样或那样头衔的高级知识分子,但同样有着作为人的普遍情怀;出身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但是在知识分子为事业献身、为“爱”献身的高尚情操上则高度一致。

因而,他们堪称是中国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孟冰茜在剧作中作为贯穿全剧的人物,她既是人妻、人母、人祖,但更是一个有着自己人格尊严和城市小资情调的知识分子。虽然她始终在走与留的问题上徘徊不定,无论是对丈夫、对儿子、对孙子扎根西部的行为多么的不理解甚至反对,然而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丈夫、儿子、孙子做出了决定之后,她依然默默地支持着他们的选择。因此,不管是对丈夫、对儿子、对孙子选择从不理解到支持,从妻子、母亲、祖母的角度,当个人情感与价值理性发生冲突的时候,她还是以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和人格精神成为他们坚定的精神后方。显然,孟冰茜的理性价值,就在于她始终在亲情与事业之间寻找自己的精神支点,而这个支点的合理解释,就是女性知识分子始终在事业与亲情的两难选择之中,孟冰茜并没有因为亲情而丧失知识分子的价值理想。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和对自己事业的执著,构成了她理性价值的人格光芒。事实上,这种选择的无可奈何,正是一代又一代女性知识分子对都市人文精神内涵的丰富和发展,才使得当代都市的人文精神较之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具复杂性,也更充满了人性和价值理性的光辉。

罗天福是当代新市民阶层的崭新形象,也是千千万万个进城务工农民的代表。与乔雪梅一样,他生活的全部目的,就是进城务工培养自己的孩子,使之成为西京城的一员。他像无数个朴实善良的农民一样,克勤克俭,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自己的孩子甘愿奉献一切。但他又是一个乡间的知识分子,做过民办教师又做过村长,这样的生活阅历使他的接人待物都有着一般农民工所不具备的眼光和行事方式。在他看来,承认自己的贫穷但又坚信只有靠劳动就能改变贫穷,只有靠诚实劳动就可以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也只有靠诚实做人才能在城市站稳脚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做人的准则才能站得直行得正,谦恭和看似卑微实则以内心世界的充实作为基础,在城市的发展中也在不断健全自己的人格,不奸巧、不投机的做人准则是他的“下数”。他宁可忍受市侩的白眼和儿子的不理解,也不愿卖掉他家祖传的紫薇树,并把它作为传家宝,在为自己营造精神武库的同时也在影响着自己的下一代。新一代都市人普遍存在的投机,梦想一夜暴富的心理,同样也使出身于山乡农家的儿子罗甲成在进入大学之后感觉自己被人耻笑而造成的人格失落和精神迷失,而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破灭之后的自暴自弃,幻想着逃避现实而不能面对现实。这些从小沉浸在理想中对未来充满憧憬、自幼从未经过挫折的玻璃娃娃,一旦遭受精神人格方面的打击,将会演变为人生的灾难。不可否认,当代都市中以出身定身份的社会现象导致了众多下层社会出身的年轻学子对社会公平的怀疑,也造成了人在权力财富面前的心旌飘摇。面对儿子的当代都市病所造成的精神迷狂,罗天福彷徨、犹豫,怀疑过自己的人生选择和自己对孩子教育的失败,也怀疑过自己让孩子上大学到西京城的选择是否正确。然而,人生的理智告诉他,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绝对不是靠着投机和奸巧而获得的,虽然靠投机和奸巧一时可以致富或者出人头地,但那绝对不是社会的主流和根本,更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历程的文化根基。对人类对自身命运的正确认知和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把握,使得罗天福以冷静的思考,能够理智地对待自己与都市、与都市的各色人等、与复杂多变的社会、与自然、人与人自身的关系,并没有在盲从和非理性的绝望中随波逐流而实际地消解着自己作为人的现实存在,而是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寻中,寻求和发现对人类痛苦与解脱的依据,那就是劳动是创造幸福的永恒前提,也只有靠劳动和真诚,才有可能创造真正的幸福,才有可能摆脱现实的困顿和寻找到真正的精神家园。罗天福的传家宝,就是“不新鲜、不时髦、不投机、不奸巧”地认真做事、老实做人,这也是当代都市人文精神中最有价值的普遍存在,更是中华民族赖以存续和发展的文化根基及理性精神。

陈彦始终以人为对象,把人作为主体存在的目的,关注人性的提升,注重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但不是从“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尽情享乐中寻找他们的人生目的和意义”,沉沦于物欲的深渊,而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情操,引导人们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逐渐达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立足于个性解放和“对人的异化的扬弃”的不懈追求,使人的心智在发展中不断健全。他既没有用社会本位论来否定个体的人的价值,以避免重新把社会作为抽象物与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个人对立起来,也反对在否定社会本位论时用个人原旨主义来对抗社会。因为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在努力肯定着人作为自我的社会存在,社会也不是空洞的抽象物,而是作为对人的个体有着实在影响的物质和精神制约,这些人物虽然不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普普通通的寻常百姓,但确实是稳定着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转的组成细胞。他们是普通劳动者,虽然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但却能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坚持自己的人生信仰和坚守基本的精神家园,在实践中“正像社会本身创造着作为人的人一样,人也创造着社会”。乔雪梅如此,孟冰茜如此,罗天福也是如此。剧作家在不断提升人性的前提下,在肯定着个体存在的同时,也承认个体存在的独特性而高扬主体性,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时代风尚”为目标,张扬着个体对于时代的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从而塑造和表现了一个个旨在展示人的自由和解放的“个性化存在的新时代”,以平民的文化视觉,深刻揭示出都市文化理性精神对于时代进步的价值意义。

四、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实践精神本质内涵

实践是人存在的根本方式。人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能够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追求和创造自身“价值”。实践作为人文精神的一种基本品质,其主要意义在于:原则上的普遍性与实践中的个别性。按照当代戏曲的表现原则,对个体生存状态和自然人的心灵体验的呈现,对世俗情怀的感性欲望宣泄和瞬间生存状态的表现,对都市文化景观和个体视觉经验的图像构造,是构成当代戏曲对传统戏曲表现题材和手段的颠覆性创新。注重个体的人的存在和表现他们世俗的生存欲念,把个体存在的人在社会生活中遭遇的困惑和情感的激荡以“有意味的形式”展示出来,为当代都市人文精神增加新的内涵,是陈彦剧作所表现的崭新主题。

实践的个别性,指的是实践行为的实施及方式的个别性,即任何实践行为都必须通过具体个别的主体实现。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实践多面性。举凡陈彦都市三部曲中的人物形象,无不是芸芸众生中的世俗生活,乔雪梅的市民形象自不待言,即便是如孟冰茜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剧作家也没把她的教学和科研及学术成就作为主要场景予以展示,而是以她长达五十多年的世俗生活和他作为妻子、母亲、祖母在儿女情长与自己人生价值间展开的人物丰富复杂的心里流程。罗天福则是一个进城务工的普通农民,这也是以往的戏曲艺术不曾有过的题材空间,更是陈彦对当代中国戏曲现代戏的杰出贡献。都市人文精神强调“原则上的普遍性”和“个体实践上的独特性”,它不断地追求着历史主体的普遍性理想,力图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把握总体意义上的价值体系,从而为社会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个人价值的实现不能背离社会的主体核心价值,个人价值只有在社会核心价值观中才能得以实现。都市人文精神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一种崇高精神境界,也是个人人生境界的最高体现,其共同问题和核心方面就在于有生命的个体对人生意义的追求。实践是个人的,一方面是当代都市生活的社会分工各异,决定了他们生活状态的各自特点,个人选择的自由相对来说在更多情况下是不由自主地选择,正是这种选择决定了个人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个体的实践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即个人行为不能不面对和超乎于社会的普遍原则,不能超出个体生存的空间和个体实践的局限性,个别性同样不能理解为实践原则和意义的任意性。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城市的精神发展中,人文精神所体现的思想观念和文化原则应当受到普遍的尊崇,成为人们精神上的共同意志和生活行动的最高准则。但不同历史境遇下的人文精神不必符合某种独尊的取向,也不能把特立独行作为展示个体人格的存在价值,特定生存环境中的人们所遭遇的共同现实可能并应当具有共同的价值关注,这正是陈彦剧作的现实价值和警示意义所在。这种价值实现的共同原则、共同意志和准则为这些人们所普遍信奉并能够激励人心在民族的精神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这便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不同城市在不同历史时期所自觉形成的人文精神(如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也可以称之为这一民族的主导思想或共同精神。在个体实践上的不同性和共同原则前提下,人文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与地域特色。

陈彦的关注对象,既是社会生活中的弱势群体中的个体存在,又是当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人生世相,而以对个体生存实践的独特体验,展示普通大众及社会的普遍价值是“都市三部曲”最为显著的意义。

《迟开的玫瑰》是陈彦“都市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乔雪梅生命的实践意义,是以个体的无言选择,阐释了大爱的内涵。显然,作为小人物,她不可能超越自己的生存空间和现实实践对她的制约,而是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斤斤计较中,在对老父和弟妹生活的关爱中体现着人生的价值。生活的琐事和日常的日用开支,构成了她生活的全部内容,因此她不可能超越自己生活的本身而像温馨和昔日同学那样从事关系国计民生的伟大事业。无奈的选择和自觉的付出,是当代都市生活中小市民阶层普遍的生活世相,也是个体生命独特实践的具象化表现。乔雪梅无疑不是生活的主流,也不是主流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张扬的对象,但无疑她是生活的强者。因为她的存在价值是奉献和付出,是让弟妹们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是为了国家的安定和减轻社会负担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生命本质而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因而才能成为个体的付出与对象化结果的统一。孟冰茜同样作为不自觉的付出者和奉献者,始终被生活的激流推动着转,而她个人作为实践主体,是在燃烧生命和青春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尽管这种燃烧是无意识的不自觉行为,但个人的选择和实践过程中始终与国家民族利益相一致,同样展示了奉献者的情怀。个体的实践意义既是对人的生命意识的张扬,也在为都市人文精神增添着新的内涵和时代色彩。

如果说陈彦笔下的人生选择更多的是被动的,是被时代潮流裹挟着的不自觉和无奈,那么,罗天福的选择则是为了让孩子走出大山放飞梦想以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到都市打工,他不奸巧、不投机,在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和人格精神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人生信条和身体力行的榜样校正着儿子罗甲成因人格失落而导致的精神迷狂。自责、自愧和自省既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也是人能够不断总结和发现自身不足的自在行为,同样也是人作为实践主体生命意识的升华。而罗天福的个体实践,就是在进入都市后,依然保持了他的人生信条和道德底线并在自己的行为中用自己的勤俭、质朴、诚实的劳动,践行着他的诺言,并以此作为他的传家宝,润物无声地影响着身边的人。在当代都市物欲横流、以财富衡量人的价值的世俗观念里,这种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言传身教的行为,对提升社会核心价值观和张扬民族的诚信品德,无论是教育年轻一代学会感恩,还是父辈劳作的辛苦,都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也为都市人文精神增添了新的内容。

都市人文精神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民成分的改变在不断发展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时时丰富着都市人文精神的内涵。捕捉和关注城市平民阶层的心理以及他们的生活状态,展示他们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社会问题,是当代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社会转型时期对戏曲现代戏的要求,不再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取而代之的应是作家、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观察和艺术视觉,对社会存在和芸芸众生自我心灵体验的个性化表达;把政治符号化观念影响下的普遍人道关怀转向个体生存状态的艺术化呈现,把以往以写英模人物和社会事件为主、对普泛的庄严崇高的美学追求转向普通人物的世俗情态和感性欲望的宣泄,并由此导向社会意识形态普遍关注的人的道德建设。由对宏大庄重的叙事结构的崇高转向世俗民生的瞬间生存状态的理性审视,用平民化的视觉和大众化的审美视觉,叙写和表现普通民生。把以往戏曲现代戏惯用的对乡土题材的关注转向城市化进程中的百姓生活,进而映照出时代发展的社会热点问题。集体的文化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往往是刻骨铭心的阵痛,只有个体的视觉经验折射出的图像才能唤起民族的文化良知,因此对个体人生的关注和对个体视觉感觉的文化观照,也更能激发人们对自身命运的深切体验。在这个意义上,陈彦的都市三部曲所表现的人物和人文情怀,正是对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深情呼唤,也是民本情怀的艺术展示。

以都市平民为表现对象,展示平民生活的日常生活场景,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是一切有出息的艺术家应该担当的社会责任。在戏曲现代戏领域,把都市平民作为表现对象和叙事主体,并以此为载体揭示当代都市人文精神的内涵,无疑是当代戏曲艺术的一个崭新视觉。陈彦正是在这个层面,以敏锐的视觉和艺术表现力,以平民的视觉和对平民的情怀,深刻揭示了当代都市人文精神中的主流价值观,也在深情呼唤对都市平民阶层生活现状的关注。同时剧作也以巨大的信息量,反映了当代都市市井生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和生存的困惑,以期唤起全社会对进城务工农民和后城市化时代新市民阶层问题的关注。如果说“三农”问题已经成为当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那么后城市化时代对他们的生存现状和人格以及尊严的关注,则是陈彦对社会问题深入思考并为戏曲现代戏开拓表现领域的重要贡献。

[责任编辑 兰一斐]

Artistic Express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Contemporary Metropolis—CHEN Yan’s Value Orientation in his Drama of Trilogy of Metropolis

YANG Yun-feng

(OperaResearchInstituteofShaanxiProvince,Xi’an710054,China)

As a contemporary playwright, CHEN Yan focuses on urban civilian lif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lar feelings. He esp. keeps a watchful eye on the disadvantaged groups from the view of village people. The vivid description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perfect personality in CHEN Yan’s works attracts both vast number of urban and rural audiences and college students. People-oriented feelings for contemporary urban humanism in CHEN Yan’s works are undoubtedly of profound significance to modern opera composition.

CHEN Yan; modern opera; humanism; people-oriented feeling

2016-08-18

杨云峰(1956—),男,陕西西安人,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与戏曲研究。

J80;I236.41

A

1008-777X(2016)05-00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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