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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2016-03-03陈德宏

飞天 2016年3期
关键词:文林飞天文联

1.面前摆着厚厚的《杨文林诗文集》诗歌卷《北草南花》和散文卷《陇头水泊》。未及细读,便产生了几多愉悦与欣喜——这是文学编辑特有的感觉与“专利”——先睹为快,加之萌生已久的对杨文林诗文的阅读期待。同时也产生了几多感慨:这哪里是普通的诗文集啊!它分明是杨文林一个甲子的文学情缘,是他汗水、心血与智慧的结晶,是他文学圆梦的记载与见证,质言之,是他生命的光焰。

没错,杨文林是视文学为生命的,这两本集子的成书过程,就足以成为鲜明例证。就诗文集的素材而言,是他数十年的生活积累,而写作成书却是近十年的事。也就是说真正把素材及“半成品”加工提炼成作品,是在他脱离开纷繁的文学领导岗位之后才动手完成的。此时正是他年届“古稀”至年逾“古稀”的人生阶段。对一般人而言,这正是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享受天伦之乐的“收官”阶段,而他却依然为圆文学梦,青灯伏案,孜孜以求。此情此景,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对此,我尊之为“杨文林现象”。

那么,如何看待“杨文林现象”呢?

很难用“厚积薄发”来概括,杨文林信奉的是“慢工出细活”。

“十年磨一剑”呢?亦似不妥,成书用了10年,而生活的积累与储备都要向前延伸10年、20年、30年……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绣花针”呢?有点贴切,但不传神。

倏然,明代大学者、大诗人顾炎武的诗句涌上心头——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

2.在杨文林的内心,有很深的文学“自卑”情结。对此,一般人难以理解,难以相信。

1997年“五一”期间,长庆石油勘探局在延安办笔会,四月底他们派人派车接我去讲课。我对来人说,在毛泽东发表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地方讲文学,我很惶恐。我推荐两位老作家——武玉笑、杨文林主讲,我来当“助教”、敲边鼓。他们欣然同意。并说他们本就想请,只是不熟悉,更碍于他们的名声太大,怕请不动。这倒也是实话。当时的武、杨二人,不仅仍担任着省文联的领导职务,而且还是中国作家协会在甘肃仅有的两位理事(现称为全委会委员)。

在前往延安的途中,我们顺便参访了黄帝陵。

在祭扫了黄帝陵后,杨文林神情凝重地对我说:“我这大半生最大的遗憾,是因一些行政琐事荒废了创作。在50年代初,我与昌耀在诗歌创作上,几乎是同时起步的,被认为是文坛新星,并受到李季、闻捷的重视与厚爱。几十年过去了,人家昌耀写出来了,成为大诗人,而我则两手空空,一事无成……”言谈之间,颇感悲哀。

这话应该是真诚的。我相信这是他面对我们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进行了一番灵魂的忏悔与净化之后的省悟。

我说,人的时间、精力与才能是一个常数,用在这方面多了,用在别的方面就少了,这是必然的。文学是一个大事业、大系统、大工程,创作固然重要,但如没有人甘为人梯、办刊物为他人做“嫁衣”,没有人做组织、联络、协调、服务工作,要想发展、繁荣也绝非易事。文坛何人不识君!人生不能事事都赢,有得就有失,你在创作上不如昌耀,而在其他方面,昌耀也无法与你比肩呀!

这些话难以免俗,而且隐含着“官本位”的色彩与标准,但的确又是我的肺腑之言。如果就甘肃60年文学的发展与繁荣的贡献而言,愚以为杨文林应是甘肃第一人——他不仅是功不可没,而且是居功至伟。

首先,他是贯穿甘肃文学60年的人物,是甘肃省当代文学自始至今的参与者、创造者、亲历者及见证者。概而言之,他是甘肃文学60年的活字典、活档案、活化石。说起甘肃60年不同时期文学发展状况及其代表作家、代表作品,他滔滔不绝,如数家珍。

其次,甘肃有一个独异于其他省的情况,是先有文学刊物,后有文联作协。甘肃的《飞天》(其前身为《甘肃文学》、《陇花》、《红旗手》、《甘肃文艺》)创刊于1950年8月,而甘肃文联成立于1954年,作协成立于1958年。“文革”期间,文学艺术事业成为重灾区——作家被批判,机构被撤销,队伍被冲散……又是杨文林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抓住《人民文学》、《诗刊》经毛主席批示复刊的机遇,抢先一步,于上世纪70年代初《甘肃文苑》恢复出刊,成为“文革”期间省级文学期刊复刊的报春鸟,为数年后甘肃文联、作协的恢复打好了基础,储备了人才,积累了经验。而杨文林与《飞天》的情缘也已风雨同舟逾半个多世纪了。回顾历史不难发现,甘肃的文学艺术界,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都是以《飞天》为基础成立、恢复、发展起来的。正因如此,我们称杨文林为甘肃文学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人物,并不为过。在历届甘肃文联及其12个所属文艺家协会中,出自《飞天》的主席、副主席不下20人,所以大家戏称《飞天》为甘肃文学艺术界的“黄埔军校”。每谈及此,杨文林与《飞天》同仁均充满了自豪感与成就感。

再次,在新时期的前10年——整个80年代,杨文林是甘肃省文联最忙碌的人。他是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理事,《飞天》主编。我曾对文友戏言,斯时的杨文林“炙手可热”,“权倾一时”,文联60%的大权、作协80%的大权、《飞天》100%的大权均在他的掌控之中。这话虽系玩笑,但也确实较为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状况及杨文林在甘肃文艺界举足轻重的地位与影响。好在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大家的心思都用在了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上,没有人说他“擅权”,也没有人指责他“僭越”,大家遵循的原则只有四个字:能者多劳。

正是斯时文联领导班子的团结、和谐及整个文艺界的上下齐心、奋发努力,使原本处于边缘状态的甘肃文学艺术,得以蓬勃发展,独树一帜,以其鲜明而强烈的个性汇入全国文艺思潮的主流。全国第一家省级文艺理论刊物《当代文艺思潮》的创刊;《飞天》由形式到内容的全面的改造升级,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刊物升华到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大型文学月刊;直击热点,追踪流变,各种全国性的笔会、诗会、研讨会,接连不断,令人目不暇接,受到全国文艺界的瞩目与好评。

陕西的著名评论家王愚在1984年夏天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大发感慨。他说:“甘肃文艺界的形势之所以如此之好,就在于被我称为‘小老弟的杨文林、谢昌余这一批年富力强的同志挑起了大梁,扛起了大旗……而身为‘兄长的我,在我们那儿仍属小字辈,仍在跑龙套……”

斯时,王愚已担任了刚刚创刊的《小说评论》的主编,“龙套”云云,无疑是他的调侃与自谦,不过“小字辈”倒是较为真实,陕西文艺界的老延安、老革命太多了,论资排辈,他王愚还真得在后边稍安勿躁。

与文学的“黄金时代”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杨文林的创作进入“歉收”的谷底,甚至可以说是“绝收”。杨文林自叹:“同仁们期望我老树著新花,而我却没有顾上写诗,不能说不是因为忙,编刊物、办笔会、建宿舍、跑经费、要编制,干了很多和写诗无关但和文联、作协、刊物有关的事情,加之,有些年里思想纷争,常作检讨,心情不好,新时期的前十多年间竟无一首新作发表。”(《杨文林诗文集》诗歌卷《北草南花·后记》)

谈到散文的写作,杨文林同样有“眼高手低”的感叹。无疑这是杨文林文学“自卑感”的由来。杨文林奉献于这个时代,杨文林又愧对这个时代。他所钟爱的文学创作,几乎要被他所竭诚投入的卓有成效的文学组织活动及编辑工作所淹没。

其实,愚以为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杨文林对文学的执著、挚爱与虔诚,由神圣而敬畏,任何对文学创作的不严肃、不认真的轻慢行为,都被他视做对文学的亵渎。所以他积累的素材甚多,而动手写作的甚少;而写出初稿经过再三修改、推敲拿出发表的作品则更少。

苍天不负有心人。用心良苦,必有回报。这反倒成全了杨文林,形成了他创作的独具特色——少而精。在许多红极一时、各领风骚三五年的作家、诗人纷纷退潮“江郎才尽”之时,杨文林却达到了“庾信文章老更成”的大化之境。进入90年代,《人民文学》《延河》《飞天》推出的他的散文,篇篇堪称精品——《大鼓天音》蕴含着浓郁的陇原民俗文化,充盈着动人的乡情、乡音、乡韵;《陇头水泊》牵动陇人与生俱来的盼水、敬水、思水的神经,满怀对家乡自然生态恶化的忧思、忧虑与忧患,氤氲着浓浓的人文关怀;《宝石蓝的华沙车》叙写文坛轶事,感时抒怀,楚楚动人;《豆饭养食忆》回忆的是过去,而针砭的却是当下时弊……

在我们赴延安之前,杨文林已办好了出国手续,准备赴德国探亲。所以我一本正经地对他说:“此行的安排,都是为你准备的——先祭扫黄帝陵,进行民族传统教育;再访问革命圣地延安,对你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这二者合一,便是爱国主义教育;免得到了德国,你经受不住资产阶级‘香风、‘毒雾的侵袭,挡不住‘糖衣炮弹的攻击,一去不归,以至干出数典忘祖的事来。”

同车的人都笑了起来……

杨文林边笑边猛拍了一巴掌大腿,说:“你也太小看咱杨某人了!不管怎么说,咱也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三类老干部,经受过炮火硝烟的洗礼!我自认马列主义水平是高的。‘清污时,批我‘自由化,我至今不服气。这次到德国去,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给德国人讲马克思主义,让马克思的故乡人见识见识咱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接着是一串爽朗的笑声……

这件趣事已过去十多年了,杨文林的探亲之旅也是去了复来,来了复去,从未听说他在德国讲马克思主义的“盛况”,倒是读到了他一篇接一篇地刊于《人民文学》等大刊上的厚重而充满文化意识的散文——《一面坡上的酒风景》《克林根酒村的小康》《诗哉,酒哉》《文明的纽带》……这些散文,一改沿袭了数十年的介绍异国风情的旅游散文窠臼,犹如一架超强的内窥镜,直接深入德国这个古老而又弥新的国度,从内里进行一翻扫描与透视,以文化为楔入口,让读者感同身受,同作者一起观察、体验、思索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多元共存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称这些散文为文化散文,而且是大文化散文。这儿的“大”不是指篇幅的浩繁冗长,而是指题旨、视角、眼光及胸怀。

杨文林这些国际题材的散文,字里行间跃动着他那“老来的成熟”与自信:“我用汉语凝思异国意象,获得的文学意识不是崇拜,不是猎奇,也不是排拒,而是从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民族的文明建树、文化优长的宏观世界中获得文学主题。”(《陇头水泊·后记》)

十多年的时间,杨文林实现了由文学的“自卑”到“老来的成熟”与“自信”的蜕变。毫无疑问,这是杨文林的优美转身,是他人生迟到了的华彩乐章。这一过程,无异于由蛹化蝶,也无异于凤凰涅槃的烈火重生!期间的汗水与心血、痛苦与喜悦,平庸之辈难以理解。

有比较才有鉴别。与某些以文学为敲门砖,一旦仕途的大门被敲开便视文学为雕虫小技,或更有甚者弃文学如弊履的宵小之徒相比,差距岂止天壤!

3.文如其人,指的是文品与人品的统一。但在现实生活中文品与人品不统一、甚至反差很大的情况并非鲜见。所以有文人无行、文人无状之说;所以有文可读、诗可学、人不可交的感叹!

杨文林属于典型的文如其人,其文品与人品可以互相印证,互为诠释。他为人热情,对人真诚,重友谊,讲义气,乐于助人,又常常心怀感恩。

李季、闻捷1958年来甘肃,成立了中国作协兰州分会,并任主席、副主席,兼任了文学刊物《飞天》(当时为《红旗手》)的主编、副主编。正是李季、闻捷对杨文林的赏识与提携,让他实现了由“杨中尉”到(编辑部)“杨主任”的人生转折,走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文学之路。当时,杨文林只有26岁。

李季、闻捷来甘肃只有短短二三年,60年代初李季回了北京,闻捷调任上海。而杨文林对他们关键时的帮助、提携与重用,却铭记终生。

“文革”中闻捷被打成“反革命”,关“牛棚”,进干校,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而杨文林却利用出差路过上海的机会,前去看望闻捷——这正是闻捷含冤死去的前一天。患难见真情。没有见到闻捷,成为杨文林终生的遗憾,但“却深深地记住了他生于兰州、母亲已含冤去世的孤零零的小女儿赵咏梅一双透着茫然的、怯生生目光的眼睛。这是一种难忘的悲情,使我牵思三十年……”(《陇头水泊·后记》)

上世纪90年代以前,杨文林是不写散文的,而当1979年闻捷冤案“平反昭雪”的消息传来,他竟用两个不眠之夜,写出了情似井喷、泪如雨下的《悼念闻捷同志》的长文,读之,令人扼腕叹息,唏嘘不已,感人至深。

2002年《闻捷全集》出版,杨文林率领、指挥《飞天》的一群新老人马,在兰州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闻捷全集》出版座谈会”,闻捷的生前好友,甘肃的文艺界、文化界、新闻出版界人士及闻捷的女儿赵咏梅、上海文学界的代表及《闻捷全集》的责编等200多人出席。会后他又亲自带领赵咏梅经陇东赴陕北闻捷工作过的地方及她母亲的故乡访问,为赵咏梅补上了温馨的一课,体会到了父辈的关怀及大地的温暖……

在座谈会的筹备期间,我经常半夜十一二点接到他的电话,有时是增加几个与会者的名字——杨文林搞活动,只搞加法,不搞减法——有时谈一些会议应注意的细节。我知道,他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他的家中,除了汗牛充栋的书籍及刊物之外,很少见到名人字画。谈起原因无非两条:其一,居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长期在文艺界而且身为领导,与书画家太熟,想不起要他们的作品;其二,想起需要几幅作品补壁时,人家的作品已走向“市场”,以平方尺、斗方、条幅、中堂论价,而且动辄上万,他已不好意思开口了。但是为赵咏梅求字求画,他亲自给一些书画家打电话,要求人家作画、写字,限期必须裱好,作为一项仪式在座谈会上赠送……那口气,俨然他仍是在任的文联领导,在给书画家布置任务。

这儿我还要特别指出,整个座谈会的费用——包括赵咏梅他们数人的往返机票、购书、七八人的陕北之行等,都是杨文林“化缘”所得。杨文林在甘肃文坛苦心经营数十年,乐善好施,广结善缘,人脉极佳,此时得到了回报与验证——多数情况下,只是他一个电话,成千上万的“善款”便能落实……

人间自有真情在。诚然,信然。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信然,诚然。

杨文林对待先辈前贤的虔诚态度,令人感佩不已!他继承创新,开拓进取,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进,踩着前贤的肩膀攀登,成就斐然!

乡土情,民族情,同志情,文学情,以情动人,以情感人,这是杨文林做人的成功之处,也是他为文的成功之处。

有一篇《陇上文坛四君子》,写的是金吉泰、刘志清、任国一、张国宏四位农民作家、诗人的文学道路及人生际遇;见人,见事,见思想,见作品,很生动,很感人。

其实,这篇文章写作的过程比文章本身更感人。

十多年前,杨文林就常跟我念叨他要写这四位农民作家、诗人。为此,他做了许多动笔前的准备工作,收集他们的作品及相关资料。1958年,他曾前往礼县参加“农民赛诗会”——刘志清就是当时涌现出的农民诗人中的佼佼者——并写了一则通讯刊于当年的《诗刊》某期,可他查了半天没查到,很懊恼。我劝他说,作家写文章与史学家写论文不一样,不必字字有根据、句句有出处。为了有说服力,我以我的亲身经历为佐证——我向邵燕祥约稿,他寄了一篇回忆50年代初在甘肃皋兰县搞土改的文章。文章很有感情,也很有文采,只是岁月久远,记忆产生了偏差,他把产自当地的两种外型及品质差异很大的梨搞混了,移花接木,将“软儿”写成了“冬果”。我回信给他,详细描绘了两种梨的差别,希望刊出时予以改正;并表示如有机会进京,我会将“冬果”与“软儿”各带一些让他品尝,找一找当年的感觉。邵燕祥很快回信,称赞我的信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但是,文章不能改。改了可能更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他几十年的美好记忆及感觉没有了……

我说,以前我们总是强调生活真实、历史真实、本质真实,其实对文学而言,更重要的是感觉真实。

杨文林半晌无语。

我的话是否对他产生了影响,不得而知,不过他再未查阅——也再未托人查阅那则写于1958年的诗讯。

杨文林与这四位农民作家、诗人(其中任国一已去世)逾半个世纪的友谊、交往与情感非常感人,堪称文坛佳话。

2002年9月举办的“《闻捷全集》座谈会”,金吉泰、刘志清、张国宏一个也不能少,全部应邀出席,并安排刘志清发言。刘志清讲他初登文坛时经常受到李季、闻捷鼓励与扶持的生动往事……可惜他口齿不清,加上浓重的礼县方言,大家难以听懂。于是杨文林急忙“救场”,将刘的发言“译”成他那略带临洮味的普通话,场面十分感人。

“陇上文坛四君子”健在的三人,金吉泰、张国宏分居兰州的东西两个郊区县——榆中与永登,所以与杨文林时有来往,过从较密;唯有刘志清身居距兰州500多公里外的礼县山区,平时难以见面;“《闻捷全集》座谈会”虽然邀他参加,毕竟来去匆匆,加之杨文林第二天一早即带赵咏梅去了陕北,未及促膝长谈,甚觉遗憾。事过之后,杨文林经常念及此事。对于他的心事,我自然是心知肚明。2005年7月初《飞天》在陇南的康县办笔会,我安排提前两天出发,绕道礼县,以了却老主编的心愿。

我们到达礼县县城已经很晚了。第二天一早,年轻人还在熟睡中,我陪同杨文林驱车30多公里,前往刘志清家中。此时的刘志清,仍不失农民本色,老而弥坚,已下田干活,我们等了半个多小时,他带着满脚的泥土,闻讯从田野归来。对于我们的突然造访,刘志清唏嘘再三,感慨不已。他告诉我们,为了出诗集,县委书记特批给他三亩河滩地,免征农业税,收入用于出书。他说,今年“文学田”丰收在望,如此下去,三年后出书似无问题。

刘志清对文学一生的追求与执著,贫困地区领导对文学别样的关爱与支持,令人感动复感叹!

我们在礼县停留一天,第二天离开时,杨文林执意还要到刘志清燕子河滩的“文学田”看看。我们两天内的第二次造访,自然又给刘志清的“庵房”——田头看瓜、看菜的土房——带去一阵意外的惊喜!刘志清的“文学田”务弄得很好,菜园、果园、瓜田、庄稼地,脚下的河、远处的山,依次展开,犹如一首优美的田园抒情诗,硕果累累,一派丰收景象……

临别,刘志清送我们两大兜现摘的带刺的露珠尚存的黄瓜,我们吃了一路,到康县尚未吃完……

半个多世纪的情谊,十多年的构思酝酿,玉成了《陇上文坛四君子》。

情之所至,无际无涯……

4.作为《杨文林诗文集》的阅读感受,至此似乎应该结束了。但又总觉得言犹未尽、意犹未尽,还有一些似乎与诗文无关但却与杨文林有关的话想说。其实与杨文林有关就是与他的诗文有关。

我于1982年调入甘肃省文联,成为正在创办中的《当代文艺思潮》的一名普通编辑。斯时杨文林已是叱咤文坛的风云人物,但他不是我的直接领导。我的顶头上司是谢昌余。因此,我们打交道不多,对于他我是敬而远之,他视我则“目中无人”。仅此而已。我们真正的交往是从“清污”与批“自由化”开始的。我们成了同一战壕里的“难友”,犯了“自由化”错误。不过不在同一层次——杨文林、谢昌余属“大自由化”,所以在大会做检查,我属于小“自由化”,所以在小会检查,无形中我沾了“官本位”的便宜,但都属“态度不好”一族。

疾风知劲草,路遥知马力。

经过这次“运动”,我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欣赏杨文林的人格魅力,但不再“仰视”,愿意主动与他接近、接触了。杨文林的心态似乎也发生了变化,认为陈德宏这小子不跟“风”,不卖友求荣,值得交往——这是我的分析,不敢肯定。因为我们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是逐步发展的,我们从未交谈过,只是一种感觉,只是一种心领神会。

我们之间亦师亦友亦领导的关系的建立,是在《当代文艺思潮》停刊、我进入《飞天》工作之后。我戏称《飞天》是杨文林的“领地”。杨文林对《飞天》倾注了太多的汗水、心血与智慧,太有感情。我在《飞天》工作达15年之久,先是担任副主编,后来成为杨文林的隔代传人——主编。杨文林是《飞天》顾问,他真“顾”真“问”,我真听真干。

近30年的交往及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我以为杨文林有许多优点值得学习。

其一,勤奋敬业,实干苦干。

杨文林对文学事业的奉献及献身精神,前文已谈,此处不赘。这儿要说的是爱屋及乌——与文学有关的事他都愿干,而且是甘之如饴,安之若素。

80年代初,甘肃省文联的住房非常困难,许多人都没有住房。谁来建房?杨文林。据报载,斯时从立项到动工,要盖100多个章子,其困难程度,仅此可见一斑。但房子不仅建成了,而且成为全国的“新闻”——甘肃的文学艺术家住上带浴室的楼房啦!其实今天看来,杨文林的“超前”,仅仅是把“厕所”改成了“卫生间”,增加了一个“浴盆”而已!就是这个“而已”,让杨文林获得了满堂彩。

但是问题接踵而至:甘肃省文联的办公地点原为中苏友好馆,属国务院管理,中苏交恶,苏联专家撤走,李季利用他的影响,经国务院批准转为甘肃省文联、作协使用。“文革”中文联、作协被撤销,鸠占鹊巢,此地被某权力机关占用。文联建宿舍时,他们就百般阻挠,无奈杨文林手眼通天,领导批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如今一帮“臭老九”不仅住上了新房,而且“超标准”带“浴室”,心理不平衡便油然而生。于是事端频发,摩擦丛生。文联显然处于弱势,因为卡脖子工程——水、电、暖气在人家手里,于是来了个三断——断水断电断暖气。文联的文人们被人们称为“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怎么办?又需杨文林出马。

杨文林也真有绝招与奇招:请肖华来文联做客。肖华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兼任甘肃省委书记。肖华了解情况后,立马给时任省长的陈××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此事。

之后,“故障”很快排除了,实现了“三通”,而且之后再未出现过“故障”……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这话流传了千百年,被杨文林改写成了“秀才遇强权,将军来声援”。

70年代初《飞天》复刊,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便是稿荒。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解决之道就是办创作学习班——现在称做笔会。每次办笔会,少则一个月,多则四五十天,杨文林每次都坐镇指挥,坚持始终,极少回家。一次笔会在省委组织部招待所举办,一天晚上杨文林突然接到他爱人的电话,说小女儿病了,发烧……对方话未说完,杨文林就发开了脾气,大声说道:“孩子病了,你给我打什么电话?你是大夫,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给我打电话,我能去给孩子看病吗?……”

这是谢昌余告诉我的。说这话时,谢昌余没有褒或贬的意思,只是说明杨文林是个“工作狂”,干起工作什么家庭、爱人、孩子,全抛诸脑后了。我这个听众心里则五味杂陈,直至今天我仍然弄不明白,杨文林的这档事,是对还是错?是该表扬还是该批评?

其二,工作高效,注重细节。

工作高效的事我们就不多说了——文联的事、作协的事、《飞天》的事,他事事关心;分内的事、分外的事、特别困难的事、别人办不了的事他都要管、都要办,没效率观念行吗?

80年代初,我们的国家刚从十年浩劫的噩梦中醒来,计划经济的显著特点——低大铁——低效率、大锅饭、铁饭碗仍根深蒂固。在此背景的映衬下,杨文林的工作高效便弥足珍贵。

杨文林在工作中还特别注重细节。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事的成败好坏,往往取决于细节。

比如杨文林在任时,几乎每年都办大型的全国性的文学活动——笔会、诗会、研讨会、编辑会等,少则数十人、近百人,多则达200多人。甘肃偏处西北一隅,经济欠发达,办这些活动困难重重。第一,谁组织活动谁筹集经费,谁安排一切;第二,既然你搞活动,外地朋友要求沿丝绸之路到敦煌参观访问便在情理之中。大家只知敦煌在甘肃,殊不知敦煌距兰州还有1200公里,因此,每次活动至少要安排12天。也就是说,甘肃要搞一次活动所需的时间、经费、精力,等于外省搞三次活动。但每次活动都圆满成功,原因就在于杨文林对活动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到了,使活动自始至终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其三,才华闪现,偶露峥嵘。

杨文林自称“眼高手低”。

“眼高手低”对作家、诗人而言,属于“硬伤”,是致命的;对编辑而言,影响并不大,只要你有鉴赏力,把好作品选出,别留遗珠之憾就行了。当然,编辑最好也能“眼高手也高”,创作上甘苦自知,便于与作家、诗人交流、对话,有利于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把握。当编辑的最怕“眼低手也低”,尚且不自知;如果再自我膨胀,误把“双低”当“双高”,就不仅是贻害刊物,造成的更是文学的悲哀!

对杨文林的“眼高手低”说,我有些存疑。

1985年7月,甘肃省文联、作协组成了12人的代表团前往新疆伊犁参加盛况空前的“西部文学研讨会”。这次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内容很丰富,很成功。这次会议的高潮是闭幕式,而掀起闭幕式高潮的关键人物是杨文林和谢昌余。

闭幕式上,杨文林朗诵了他的即兴之作《鲜红的象征色》。其中有这样的诗句:我没有走进伊犁河渔场/那里离国界太近/沿着开阔的伊犁河谷/拉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铁丝网//……鱼族没有国籍/在那边下游恋爱/在这边上游生育/度过一年一度的蜜月/再回巴尔喀什湖生息/如果,不幸触上这边或那边的河栅,也会酿成别离的悲剧……

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使生活在河中的鱼也失去了自由。渴望中苏关系的解冻,渴望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沟通、理解与和谐……杨文林唱出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心声,因而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特别是维族和哈族朋友,不仅鼓掌,而且起立欢呼。一位维族诗人走上台去,与杨文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啃”了半天之后,又把他们民族宝典——枕头般厚的大书——《福乐智慧》赠给杨文林,以示谢意。

谢昌余最后作会议总结,也很成功,获得了满堂喝彩;同样也获得了维族朋友赠送的《福乐智慧》。

归途,武玉笑对这次会议给予了八个字的评价:新疆搭台,甘肃唱戏。

其四,大度宽容,敢爱敢恨。

1983年9月15日至10月底,《飞天》与金川公司联合举办笔会,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山西、陕西等省市的青年作家贾平凹、谭谈、李锐、梁晓声、方方、陆星儿、程乃珊、王振武、竹林、黄蓓佳、史晶晶、周矢、王大鹏、谭元亨、陈奂新及省内作家30多人与会。笔会期间,时任甘肃省委书记的杨植霖亲自前往笔会驻地金昌市看望大家并合影留念。

这次笔会在那个年代是否创了记录?不好说。但时间之长(45天)、范围之广(作家来自九省、市)、人员之多(30多人)、规格之高(省委书记看望、接见、合影),足以彰显杨文林办事的大手笔、大气魄、大气象。

有几分耕耘便有几分收获。这次笔会自然是硕果累累,与会作家大多留下了本人及编辑部都满意的作品。贾平凹的中篇《鸡窝洼的人家》就是这次笔会的收获,《飞天》准备将其作为这次笔会的成果展示,重点推出,可贾平凹说他还要再修改修改。这一修改,再无下文,数月后在某大刊发表。编辑们意见很大,而作为主编的杨文林则表现了少有的冷静、大度与宽容。他说,办刊物当然需要留住好稿子,可作者有作者的心思,总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在国刊、大刊发表,产生更大的效益与影响。我们要学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

类似的情况,在本省作家身上也时有发生,这大概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吧。

但是,如果你据此认为杨文林是一位无原则的老好好先生,那就大错特错了。我就曾目睹过杨文林金刚怒目的一面。

1988年夏,我同杨文林一起陪湖北作协老领导骆文及其夫人王淑文赴敦煌参观访问。事毕,送走客人,出于时任嘉峪关市市长孙一峰的友情与盛情,邀我们在嘉峪关小憩数日。一日早晨,我们按点前往宾馆餐厅就餐,不料因故推迟,于是我们返回房间。回到杨文林的套间,正遇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拿着杨文林的东西往外走,表情怪异,行为鬼祟……

“你们干什么?”杨文林问。

“首长,来了个日本人,给你换个房间,这个套间安排给日本人住。”女服务员怯生生地回答。

杨文林勃然大怒:“不行,岂有此理!日本人比中国人多长两个脑袋吗?我是你们市长请来的客人,能这样对待吗?去,把你们经理给我叫来!”

经理没敢来。当然,房间也没有换。

有一位Y君,大学毕业即在杨文林手下工作,杨文林对其优厚有加,工作上委以重任,生活上多方照顾。“文革”骤起,机构撤销,大多数作家、艺术家都下放农场、干校,杨文林则千方百计利用各种关系将其安排到企业,使其免遭新婚离别之苦;《飞天》复刊,杨文林又颇费周折调其归队;分房子予以照顾;80年代初的一次调资,5%的比例,四舍五入,编辑部好不容易分到一个指标,大家望眼欲穿,杨文林还是照顾了Y君,招来非议不断……可就是这位Y君,在“清污”及“反自由化”中,为了向新来“纠偏”的领导靠拢,落井下石,大倒“苦水”,诉说杨文林、谢昌余如何“迫害”自己,如何“打击”、“排挤”自己……新来的领导急于招兵买马,壮大队伍,指示党支部发展其入党。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这位Y君忘了,他的入党申请表是一年多前填写的,介绍人填的正是杨文林、谢昌余。在支部开会的前一天,杨文林把谢昌余叫到办公室,郑重而严肃地说:“谢昌余,我告诉你,此人品质恶劣,不能介绍他入党。明天我不参加会,你也别去。如果你去,我杨文林跟你断交——从此一刀两断,再不来往!”

有情自是真豪杰,敢恨未必不丈夫。

80年代初,社会上流传着一则顺口溜:“犯不完的的错误,站不完的队;做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也就是说,“文革”给人们造成的心灵戕害尚未完全平复,“施恩图报非君子,知恩不报是小人”的知识分子道德标准亟待恢复、重建。在此情况下,人在矮檐下低低头,为了自保,“重新站队”也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可以容忍的。

杨文林不能容忍的不是知恩不报,而是落井下石,恩将仇报!

最后,套改《三国演义》的两句卷首诗,为此文作结——

清茶一杯喜相逢,

人生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2009年 国庆——中秋

作者附记:此作脱稿于六年前,斯时《杨文林诗文集《北草南花》《陇头水泊》正在编校中,他将清样分送几位文友,希望帮助校阅,也希望能有感言附录书后。今忘却何故,此文未被收入。事后,老诗人及我都甚感遗憾。好在不久将其收入我的散文集《也有风雨也有晴》,且颇获好评,特别是文联的几位老领导武玉笑、谢昌余、陈光,认为“把杨文林写活了”。如今,为文学守望终生的老诗人杨文林驾鹤西去,在《飞天》刊出此文,是缅怀——缅怀他对甘肃文学及《飞天》一个多甲子的奉献;也是告慰——告慰挚爱他的文友及《飞天》的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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