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佳东

人性的勾勒
——曹文轩《火印》主题分析

○贺佳东

小说《火印》运用“轻”“重”的笔法，勾勒和描绘了战争背景下的人性，揭露了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并把高贵而美好的人性赋予了名叫雪儿的马，并最终选择让人性回归自然。

人性 战争 寓言性 主题分析

2016年4月4日，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获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至高荣誉——“国际安徒生”奖，意味着他的作品得到了世界性的认可。曹文轩的作品不只写给孩子，更是写给成人，写给世界。他说：“我一直在追求自己的文字能够长久流传，几十年来痴心不改，我把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当成艺术品在创作。”［1］正是这样的创作理念才使得其作品超越了普通儿童文学的范畴，从而走向了成人世界。特别是其出版于2015年的长篇小说《火印》，更是有这样的意义。小说在抗日战争背景下，描写一个孩子与一匹马的故事。2015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曹文轩却说：“抗日战争是《火印》选择的一个题材，而不是整个作品的主题。”［2］那么作者想要表达的主题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对人性的深度勾勒与描绘。

一、在战争背景下对人性之恶的揭露

弗洛伊德曾说：“人的身上有超我，自我，本我。”［3］文学中的人同样也存在超我，自我与本我，分别表现为神性、人性与动物性。人离不开环境的影响，人性同样会在环境中不断地发生变化。战争是残酷的机器，它以巨大的力量将无辜的人们卷了进去，使得亲人流血，家国分裂，人性在苦痛中经受着磨练。而曹文轩就在其《火印》中就揭示了这样一种对人性的考验。

1.战争让村民失去了淳朴的人性

文中的村庄野狐峪无疑是一个世外桃源，人们相亲相爱，淳朴善良，富人甚至不求回报地接济穷人。但当战火蔓延到了野狐峪时，一匹叫雪儿的马被日本人抢走了，身上印上了日本人的火印。在马儿找回后，乡亲们因马儿身上留下的火印，不辨是非地将对日本人的仇恨无故地发泄在雪儿身上。战争在人们心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村民失去了淳朴的人性，而变得凶恶起来。作者对战争之恶的揭示由此可见。

2.战争膨胀了人心中的野心

战争扭曲了人性，这主要体现在对日本军官河野的描写上。他出身在养马世家，懂马、爱马、敬马，认为“马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也是最高贵的动物。”［4］他对雪儿的态度，从战争初期的欣赏到战争后期的企图征服，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性在战争中不断地被扭曲，他不但残忍地将雪儿与自己的孩子强行分开，而且不停地训练雪儿。作者通过这些情节的描绘揭示了人性在战争中的狰狞和狂大。这同样是有象征意义的，从河野与雪儿的关系中，展现出部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从一开始的欣赏到后来的企图征服的转变过程。人的野心在战争中被不断地放大膨胀，最终毁灭了自己。

3.战争的恶使得善良无辜的人丧命

作者塑造人物并不脸谱化，不是以正反来简单评述战争。为指出战争的可怕和其对人性的残害，曹文轩还塑造了具有美好人性却最终走向悲剧的日本人稻叶，他是文中唯一有过正面描写的人物，“那个日本兵年轻得几乎像个大孩子，瘦瘦的身材，眼睛很亮，军服穿在他身上显得有点儿肥大”［5］。而在稻叶出场后没多久，作者便告知读者他最后被射杀的命运。人最悲哀的一件事在于，生来就在迈向死亡，上天对我们的仁慈在于，他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天何时到来。而这个作者唯一花费了大量笔墨描写的年轻人，却在塑造完后，立马宣告了他的死亡。这一残酷的事实不禁让读者对这样一个被逼着上了战场的日本少年寄予同情。

战争没有改变他淳朴的人性，主人公坡娃让他想起了远在日本的弟弟，他对雪儿无微不至的照顾，甚至为了雪儿的孩子不惜与日本士兵发生械斗。然而，他依旧没有逃过战争的毒手。战争的大手紧紧地掐住了他的喉咙，年轻的生命像蝼蚁似的被践踏至死。他的人性没有走向邪恶，他的生命却在战争中被任意宰割。

二、在对雪儿的描绘中呈现出对美好人性的追求

1.雪儿代表了高贵而纯洁的人性

小说中名字叫雪儿的马，在作品中却不像匹马，在坡娃要救还是小马驹的雪儿时，“他无端地觉得这是一个小女娃的哭泣。”［6］坡娃一家将雪儿当成闺女，看成家中的一份子，赋予雪儿人性的外衣。雪儿名字中的“雪”，象征着纯洁和高贵。而小说中经常提到黑，如“一个漆黑漆黑的夜晚，世界像注满了浓稠的墨汁”［7］。又如“坡娃觉得这头狼的黑影，比上一头狼的黑影都要浓重得多，简直像一团浓稠的墨”［8］。这种黑与白的巨大反差，更是一种邪恶与正义，动物性与人性的强烈对比。雪儿成了小说中人性高贵而纯洁的象征，对抗浓稠而黑暗的邪恶。

作者为什么给动物以人性的光辉，而不直接叙写人呢？人的力量在战争面前是十分渺小的，人并非是万能的，当人无法从战争中抽身时，动物反而成了最美好的寄托。雪儿的桀骜不驯，对河野的坚贞不屈，对坡娃一家的始终如一，展现的都是伟大的人性。小说最后，雪儿与河野悬崖大战，最终雪儿赢得了胜利，人性的光辉终究冲破了人性的黑暗。

2.人性最终要回归自然

小说背景设立在北方，在村庄的不远处就是山林，作者彷佛是故意将县城与村庄相分离，让野狐峪横在城市与自然之间。雪儿在被抓捕后，意外地逃进了山林，回来时，却怀上了小马驹。小马驹就像一个自然之子，是山林赋给了它生命。它即是雪儿的子女，更是人性之子。小马驹被稻冲养大了，在稻冲死后，小马跑进了山林，坡娃多次寻找都没有它的踪迹，它再也没有出现在小说中。结局里，雪儿没有选择继续留在野狐峪，而是走进了山林。它或许是为了躲避村民，又或是为了去寻找小马驹。但最终，人性还是回归了自然。

三、用“轻”“重”的笔法勾勒战争下的人性

太史公曾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中本就有许多轻与重的选择，生命有其不能承受之重，更有其不能承受之轻，“我们选择了轻，将来不可避免地变成沉重的负担”［9］选择了重，反而让生命走向了轻松。对于每一位优秀而有责任感的作家而言，外部的世界常常是非常沉重的。作家每天要面对爆炸的信息量，纷纷扰扰的情绪，他需要从这个繁琐复杂的沉重世界中，找寻小说的材料，构筑心灵的世界，他便需要有一种能减轻重量的功夫，才能给予小说一定的分量。

1.人物形象与小说背景的“轻”

本小说减少了正面描写。首先，除了稻冲，小说对其他人物几乎没有任何正面的描写，从而避免了脸谱化，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而且，小说中那些“给坡娃吃包子的老板”和“借坡娃板车的大爷”等小人物们在作者寥寥几笔之下，无不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其次，故事发生的村庄野狐峪，它没有详细的出处，“这里的人不分男女老少，一个个都很善良、厚道。”［10］野狐峪像是凭空出现的世外桃源，使得小说更具有寓意性。

2.情节与语言上的“轻”

情节上主要是围绕马被夺走，马的回归，马再离开展开，线索明朗而不拖沓。一个孩子，一匹马，一片峪。这样简单的构图似的人物关系让人一目了然，却展示了寓言的力量。再者，语言简单而抽象，特别是动词的运用，别具特色。一般来说，“动词是语言的骨头。”［11］小说中，如“坡娃慢慢地站了起来。当他看到小马驹马上就要受到攻击时，将手中的鞭子高高地举起，突然猛地劈向天空，再猛地一抽回，立即，空中爆炸一般发出一声的脆响”［12］的段落中，站、举、劈、抽这些动词的使用准确恰当，给人想象的空间。

这些轻，使小说走向了一种寓言性，走向了童话，甚至神话。“事实上，好小说都是好神话”［13］。作品给读者以阅读的轻，换来思想上的重，表达人性在战争下的伟大重量。这是《火印》中对人性勾划最成功之处。

纵观整部小说，《火印》不同于一般探讨人性的小说，它字数不多，没有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有的是明了的人物图谱，清新自然的文风，洗练恰当的用词。它关注人性的善恶，意图在战争大背景下，探讨人性的变化，丈量人性的底线，对动物寄予人性的光辉。就是这样一部儿童小说，既保留了儿童文学的纯洁性，又具有童话般的寓言性。即是孩子的童话世界，更是成人的寓言王国。

（指导教师：邓家鲜）

注释：

［1］［2］桂琳：《访谈曹文轩：用〈火印〉触及人性的底部》，中华读书报，2015年6月10日。

［3］车文博主编，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长春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4］［5］［6］［7］［8］［10］［12］曹文轩：《火印》，天天出版社，2015年版。

［9］卡尔维诺文：《卡尔维诺文集·美国讲稿》，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322页。

［11］王安忆：《小说家的十三堂课》，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页。

［1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页。

（贺佳东 云南大理 大理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67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