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 琍

壮语对广西汉语方言语音的影响

□韦 琍

广西境内的白话、平话、官话、客家话、湘语、闽语六大汉语方言中受壮语影响最多的是白话、平话、官话、客家话。本文主要分析壮语对这四种汉语方言声母、韵母及声调的影响。声母方面的影响表现为古心母字读ɬ，以及广西白话、北部壮语区官话的声母呈现出壮语中具备的某些特点，韵母方面的影响表现为元音a在复元音韵母、鼻元音韵母、塞音尾韵母中的长短对立，声调方面的影响表现在白话调类的繁多以及入声调的分化。

壮语 广西汉语方言 语音

语言接触理论表明，世界上孤立生存的族群是十分罕见的，由于族群之间的相互交往必然要通过语言进行沟通，于是就会发生语言接触[1]。一般说来，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是由于不同语言长期接触而产生的。

在广西境内，作为弱势语言的壮语，由于长期的语言接触，对强势语言的汉语，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都有影响。总体而言，白话、平话、官话、客家话、湘语、闽语六大汉语方言中，受壮语影响最多的是白话、平话、官话、客家话四种。下文从声母、韵母、声调三方面分别说明壮语对这四种汉语方言语音的影响。

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三大要素，三者之中，尽管语音的稳固性较强，但当一种语言因外来因素而受到另一语言的强烈渗透时，也会产生一些背离该语音发展规律而发生变异的现象。作为长期处于壮族地区且与壮语长久共存的广西汉语诸方言，因受壮语的冲击，在声韵调中留下了壮语语音的若干烙印。

一、声母的影响

壮语对汉语各方言声母的影响上最明显的一点在于古心母字读ɬ。《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在总述白话特点时，有一条提到：“大部分地区有边擦音ɬ，来自古心母字及生母少数字。”[2]古心母字读ɬ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广西境内的白话、平话、官话甚至客家话和闽语中。

在谈到粤语中上述现象时，戴庆厦（1992）认为，“西路粤语（包括广东西部和广西东南部）古心母字演化成边擦音ɬ（广州仍读s），……这种特性不是古汉语语音的继承，而是古壮侗语影响的遗迹”[3]，这个观点也适用于古心母字读ɬ的其他汉语方言。此外，孟庆惠在文章《黄山话的tɬ tɬ‘ɬ及探源》中提出，皖南汉语黄山话也有这一声母，之所以中古的“精、清、从、心、邪”等字的声母读ɬ或tɬ、tɬ‘，“是汉越语言融合的历史痕迹，……这些来自古越人的语言成分，今天作为黄山话的底层被保留下来了”[4]。这虽然不能直接说明广西汉语方言受到壮语的影响，却无疑可以成为汉语方言受壮语影响的一顶旁证。

再者，韦树关先生在《古帮、端、心母在广西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音读》一文中，首先列举了白话、平话、闽语、官话等几个汉语方言代表点中读“ɬ”的语料，接着阐明：“广西汉语方言将古心母读为ɬ，也是古越语语音特点的遗存。这可以从壮语方言的语音比较中得到确认。壮语作为古越语的后裔，保存了古越语的一些语音特点。在现代壮语方言民族固有词中，s声母（罗城等地）往往与θ（武鸣等地）、r（河池等地）、ɬ（田东等地）相对应。”[5]紧接着，作者又举出了几个相关的例子加以说明，最后得出结论：“s声母是后起的语音形式。这些词语的声母的古音形式应为*r。其演变模式为*r→ɬ→θ→s。从音理上看，r、ɬ、θ、s虽然同属半通音，但发音的力度上不同的：r最强，ɬ次之，θ又次之，s最弱，r→ɬ→θ→s是半通音之间的相互转化。”[5]关于壮语中r、ɬ、θ、s四个声母的对应关系，《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在壮语的语音部分，有更为具体的说明：“θ在各地的变化：田东、田阳、龙州及南部方言的绝大部分地区读ɬ，罗城、融水、龙胜、武宣等地发s，河池、永福、环江读r，读θ的有武鸣、宜州、凌云、靖西。”[6]

至此，理论上已明确，下面以统计的方式进一步印证韦树关先生的观点。

张均如、梁敏等学者合著的《壮语方言研究》中附录了36个调查点的词汇表。36个调查点中，关于“心脏”一词的发音，声母发“r”的有2个点，发“ɬ”的有11个点，发“θ”的有16个点，发“s”的有2个点[7]。很明显，ɬ和θ声母在壮语中很普遍。

再来看看汉语方言中“ɬ”声母的情况。《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中各方言点记载的语料中，白话区四个代表点就有南宁、廉州、玉林三个点的白话有“ɬ”声母，官话区有都安高岭官话有“ɬ”声母，平话区代表点的南宁亭子平话有“ɬ”声母，闽语区代表点的平南上渡闽语有“ɬ”声母。至于客家话，书中是如此叙述的：“广西客家话古心母字有的地方（如贺县沙田、昭平樟木）读s，有的地方（如柳城大埔、玉林沙田、宾阳黎明、金秀罗香、来宾良江、象州妙皇）读ɬ，陆川大桥部分读s、部分读ɕ。柳江拉堡部分读s、部分读ɬ。”[2]

笔者曾经查阅了数十个市县的地方志，就手头掌握的资料看，声母中有“ɬ”的汉语方言有宾阳话（介于平话与白话之间）、浦北方言（包括浦北白话、小江话、官垌话等粤方言以及客家方言的新民话）、钦州方言（包括钦州白话、小董话、那思话犀牛脚廉州话等粤方言，客家方言新民话以及闽方言的黎屋福建话）、平果方言（包括平话方言的蔗园话以及白话）、北流土白话、百色白话。这些方言中包含了白话、平话、客家话以及闽语。至于官话，《南宁市志·文化卷》里，记载着南宁下廓街官话中来自古心、邪两母字的声母为s，但有自由变体ɬ。此外，韦树关先生在前述文章中论述“ɬ”声母的来源时，提到了一种现象，百色壮族人在说汉语桂柳话（即官话）时往往把s读做ɬ，接着进一步论述说明，正是因为壮族被汉族同化的同时，由于古壮语没有s声母，就把ɬ这个语音带到了汉语方言中。

由上述分析可以知道，“ɬ“这个声母的确存在于广西的六大汉语方言中，在白话、平话、官话甚至客家话中都比较普遍。然而，同样是汉语方言，游汝杰先生所撰《汉语方言学教程》中指出，粤语的广州话音系、闽语的福建话音系、客家话的梅县话音系中都没有ɬ声母而代之以ʃ和s。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中，贵阳、武汉、成都分卷所记载的同为西南官话的贵阳方言、武汉方言、成都方言都没有ɬ声母而只有s声母。很显然，这一切并不是巧合，ɬ声母在广西汉语方言中的广泛存在，正是受壮语语音的冲击而在汉语方言中留下的明显印记。

其实，ɬ声母不独为壮语具有，与壮语同属于壮侗语族的海南岛黎语的大多数地区以及越南的岱—侬语的声母音位系统中都具有这个边擦音声母ɬ。很显然，这既是ɬ声母来自壮侗语底层的一个旁证，也充分说明了广西各汉语方言在历史上曾经与壮侗语有过密切接触并受其影响，这同样可以看作广西汉语各方言具有ɬ声母完全是受到境内壮语影响的一个佐证。

除此以外，声母的影响还表现在官话上。广西官话声母的总体特点是总数比普通话少，缺乏舌间后音声母tʂ、tʂ‘、ʐ。但在北部壮语区的一些县市，声母特点却呈现出西南官话总体特征中没有而壮语中却具备的特点。如《马山县志》记载着西南官话在马山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无送气音声母。由于受壮语北部方言影响，汉语送气声母皆读如相应的不送气声母。如炮和报，炭和但，皆为同音。”[8]

又如《武鸣县志》中关于官话部分是这样叙述的：“专指县城及府城圩上操近似汉语西南方言的桂柳话，明显带有浓重的武鸣壮语口音，部分词汇也借用武鸣壮语表达”，“武鸣官话有以下特点：汉语送气音声母p、t、k与不送气声母b、d、g，街上人分辨明显，农村及街上讲壮话者分辨不明显，只读不送气音，如‘炮’读báo[pao24]，‘天’读diān[tian33]，‘看’读gán[kan24]等。”[9]

很明显，西南官话在广西北部壮语区所表现出来的声母不同于广西其他地方西南官话声母的特点，是受到了壮语无送气音的影响。其实，广西境内的白话也因为受到壮语的冲击而具备了某些壮语语音的性质或特色，如《来宾县志》记载着来宾的粤语：“也叫白话，……这里的粤语受到壮语一定的影响。因为发音‘夹壮’，所以有‘来宾土白话’之称。”[10]

二、韵母及声调的影响

壮侗语对粤语韵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白话中元音a长短的对立上[11]。其实，南宁白话、南宁平话、扶绥白话、横县平话的元音a在复元音韵母、鼻元音韵母、塞音尾韵母中均有长短对立的现象。而横县平话的韵母o也有长短之别，这显然是受到了壮语的影响，因为壮语的元音o在复元音韵母、鼻元音韵母、塞音尾韵母中也有长短之别。

元音长短的影响还连带出对声调的影响，因为广西白话阴入、阳入的分化与主要元音的长短有关。如《南宁市志·文化卷》对南宁白话声调的说明里有这么一句话：“入声都较短促，从时值分析，阴入、阳入都短，中入稍长。”[12]南宁白话阴入分上阴入、中阴入，观察《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里南宁白话声韵调配合关系表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阳入调忽略不记，念ɐ（短a）的入声字除一个“[kɐp33]鸽”外，全部分布在上阴入调；念a（长a）的入声字除三个有音无字的音“[jap55]心烦、[lak55][tak55]不整洁，做事无条理”外，全部分布在中阴入调，这样的变化特点与壮语促声调的分化特点如出一辙。

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汉语方言，白话更多地保留了古代汉语语音的特点。广西的白话方言尽管纷繁复杂，各有差异，但总的说来，有些特点是共同的，比如在声调上表现为数目较多。以四个方言片区的四个典型语言点为例：钦廉片的廉州白话声调最少，为7个；广府片的梧州白话次之，共8个声调；邕浔片的南宁白话声调则为9个；声调最多的是勾漏片的玉林白话，声调一共有10个。从表面上看，固然是因为中古汉语的四声在粤语中依声母清浊而分化为阴阳8个调类，一般阴入又分成两个调值因而带来了白话声调调类繁多的直接结果。但进一步比较会发现，如此之多的调类总数，在汉语方言的其他成员中实属罕见，调类较多的吴语、闽语一般也只有7个，个别达8个，而广西的白话，从前述数据可以看出，各片语言点的调类，8个以上调类的就占了四分之三。可见，调类的繁多是一种共性，绝不是偶然。

广西的壮语通常有8个调类，这8个调类由古壮侗语4个调类依声母清浊分化而来，促声调7、8调又由于主要元音长短不同造成音值差异，各分成两个调，因此，实际的调类总数多达10个。例如武鸣标准壮语：7（短）：[tap7]肝[pat7]扫；8（短）：[hap8]咬[mat8]密；7′（长）：[taː p7′]塔[paːt7′]盆；8′（长）[haːk8′]学[laːp8′]蜡烛（注：以上语料，除8′来自于《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第25页外，其余均出自《壮语教材·语音（试用本）》第110页，但把原来的壮语改成了国际音标）。

此外，壮语的声调在一些土语区有合并分化的现象，比如扶绥中部第3调、第4调合并，这与扶绥白话阴上调与阳上调的合并一致（参见周国平《扶绥白话音系》，未刊）；又如在南宁白话和广州白话中，古入声全浊字只有一个阳入调，而扶绥白话的古入声全浊字分化为上阳入、下阳入两个调，这与扶绥北部壮语因受送气音或带ʔ音及ɣ声母影响而带来的7调多出一个派生调的情况相吻合，很显然是受到壮语影响的结果。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汉语各方言元音长短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白话入声调的分化现象，与壮语的元音长短对立以及壮语促声调的分化情况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可见，广西白话调类的繁多以及入声调的分化的确与壮语的影响分不开。

[1]罗美珍.论族群互动中的语言接触[J].语言研究，2000，（3）：1.

[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7，491.

[3]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331.

[4]孟庆惠.黄山话的tɬ tɬ‘ɬ及探源[J].中国语文，1981，（1）.转引自：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关系概论[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2：331.

[5]韦树关.古帮、端、心母在广西汉语方言中的特殊音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1）：151.

[6]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19.

[7]张均如，梁敏等.壮语方言研究[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9：646.

[8]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马山县志[Z].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139.

[9]武鸣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武鸣县志[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868-869.

[10]来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来宾县志[Z].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586.

[11]韦琍.壮语对广西汉语方言影响之综述[J].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2009，（6）：102.

[12]南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市志·文化卷[Z].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640.

（韦琍 广西南宁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53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