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文聪（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日常生活中价值异化下的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谣言传播

郑文聪
（辽宁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近年来，伴随重大突发事件而在新媒体中产生的谣言层出不穷。不同于以往的网络谣言传播研究，本文从阿格尼丝·赫勒“价值是善的分裂”的概念出发，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谣言传播价值异化的原因及其表现。

关键词：日常生活；价值异化；重大突发事件；谣言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网络谣言传播现象

随着新媒体的迅速发展，重大突发事件在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上不断升级，公众对于重大突发事件的关注度也不断上升。在新媒体环境下，一些刻意制造的出格言论往往能够迷惑许多人，从而在互联网上掀起不小的波澜。

谣言传播中包裹着新媒体环境里受众异化的价值观。受到不同价值倾向的牵引，受众对没有真凭实据的信息所采取的态度也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受众从受者到传者的转变是一个价值行为。在传播行为发生之前，受众根据自己的目的与价值判断来衡量信息的真实度与可信度，再在这样一个评判的基础上决定自己是否要从受传者转变为传播者。

二、多元价值下的突发事件谣言传播

对于接触到一则谣言并“随手转发”的传播者来说，他们在传播这些谣言信息之时，未必知道这是一条假消息，也未必信任这是一条有理有据的真消息。但是由于传播这条信息本身的这种传播行为恰好能符合其“价值”，所以他从一个受传者转变成一个传播者，即这条信息满足了他的“价值需求”。

（一）一元目的论体系的消解

阿格尼丝·赫勒认识到，在精神层面上，曾经被顶礼膜拜的绝对价值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并被边缘化，信仰主义被虚无主义的大旗撕扯开来，导致现代人的价值或价值观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相对化的性质。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们不再是为了一个统一的目的而传播，而是将自己心中的价值作为传播与否的依据。对于制造谣言的信源来说，传播谣言的行为能为他吸引到更多受众的注意力资源，能使其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此时，金钱与资源等功利性、手段性的东西代替了目的性的价值，亦即金钱、权力和各种商品代替了生活的“目的”与“意义”。对于传播谣言的受传者来说，他们在不知道信息真伪的情况下毅然作出传播的决定，是因为传播这则信息的行为能为他本身带来更多价值。

例如，在天津塘沽爆炸案中“某某人急需熊猫血”、“某某儿童失踪求转发”的信息在网络上处处可见。比起求证这些信息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虚假消息对社会带来的危害，信息的转发者认为“转发”这个行为所实现的其作为社会公民的个人价值或是信息对社会带来的帮助更加重要。

（二）价值是善的分裂

由于现代性能容纳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所以各种不同的价值等级体系也在其中不断发展。但是，个人的价值等级体系并不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愿任意排序的，个人价值等级体系的建构往往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来自市场、教育以及媒介的第二级社会力量会将个人价值等级体系“削平”。

伴随着“善”的变化，不同的个体价值等级体系也不尽相同，由不同的价值视角出发看待信息传播所产生的反应也不同。例如，在此前微博上疯传的台湾导游揭秘顶新集团“黑心油”的事件中，尽管康师傅一再辟谣，称“黑心油”只在台湾有使用，质监局也出面发话，但是这对舆论的风向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有些人认为，无论康师傅是否在大陆使用“黑心油”，其企业形象已经昭然若揭，从追求社会秩序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应该抵制康师傅。而传播相关信息的行为能为康师傅带来打击，因此，不少人忽视信息的真伪而加入到传播者的行列中。有些人则认为康师傅之所以在大陆大行其道是监测部门的不作为，从公民监督的角度来看，传播相关信息有助于政府处理事件时更加公开透明。

不同的个人带着不同的价值体系来看待信息，多元的目的也让传播信息本身成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传统的“善”的分裂带来的是多元价值的相互碰撞，在这种价值的交汇中，每一个传播者的目的未必能够达到其预期的状态，但是信息却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最终信息本身的真实与否反倒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三、日常生活异化对重大突发事件网络谣言传播的影响

（一）日常生活异化与互联网交往异化

日常交往是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日常交往形成日常的社会关系，赫勒认为日常交往的不平等性是日常生活异化的重要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当人们被视为交往的手段时，这种类型的交往，往往是异化的交往。

在互联网的环境中，也处处体现着日常生活的异化。在提到互联网的特性时，许多人会说到平等性，然而互联网在为网民提供发声平台的同时，也恰恰体现了其极端的不平等性。这种不平等性的重要表现就是公共资源的不平等。关于某一事件的信息，要想获得全面的传播，最首要的是这条信息要获得广泛的关注，而每一个人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一个人在互联网中的影响力往往与其现实社会中的地位有着强关联性。这也就是微博中的“大V”能有一呼百应的能力的原因。

（二）互联网交往异化下的重大突发事件谣言传播

在新媒体的环境里，物理空间对人的限制被极大地压缩了，集合行为对人群产生的群体暗示与群体感染不局限在同一空间内，这些集合情绪能够到达新媒体所连接的任一角落。

重大突发事件下，所有公众形成了一个不处于同一物理空间内的非常态群体。这种非物理空间的集合行为与传统集合行为相似，也具有结构性压力、触发性事件、非常态传播机制活跃的三个基本条件。例如，在人们对天津塘沽爆炸普遍感到担忧的情况下，一条“附近居民可能内脏震裂需要及早入院检查”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掀起巨浪，一条“某某儿童父亲死亡急需捐款”的消息骗到数百万人民币。此外，若政府对信息稍有封锁或公开度不足，则比起相信报纸、电视等媒体，人们更愿意相信来路不明的流言。

如前文所述，互联网交往异化中，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有支配信息传播与影响舆论走势的强大能力。在官方渠道的信息无法满足受众时，有些媒体或名人为迎合受众兴趣或为谋取个人私利，会刻意制造、传播谣言，使谣言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 阿格尼丝·赫勒.现代性理论［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3-27.

［2］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96-97.

作者简介：郑文聪（1992—），男，福建邵武人，研究方向：新媒体。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16）03-007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