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劳动霸权：帝国缔造与颠覆的根本肇因<br/>——论《帝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

非物质劳动霸权：帝国缔造与颠覆的根本肇因
——论《帝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

2016-03-02胡晓宇

新视野 2016年2期

文／胡晓宇

非物质劳动霸权：帝国缔造与颠覆的根本肇因
——论《帝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理论

文／胡晓宇

摘要：哈特和奈格里合撰的《帝国》三部曲所阐发的帝国理论认为，与社会的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非物质劳动已取代工业劳动占据了劳动领域的霸权地位，这一劳动范式的转变不仅创生了“民众”这种新型的后现代政治主体，而且也使得帝国中的激进民主因素在增长。要切实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民众的全球方案必须围绕着争取全球公民权、社会报偿权、再占有的权力展开，在将自己锻造成成熟后现代主体的同时，从帝国的另一端喷跃而出。

关键词：非物质劳动霸权;帝国;民众;缔造与颠覆

21世纪的前十年，美国比较文学教授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左派作家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上，秉持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和方法，先后合作出版了《帝国》三部曲（《Empire》《Multitude》《Commonwealth》），构建了一个特色独具、体系完备的帝国理论，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其中所阐发的政治理论，更是吸引了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这不仅在于他们在革命日渐沉寂的当今时代重又喊出了激进革命的政治口号，而且尤其在于这一理论处于当今学术界两个显学——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的交叉地带，[1]从而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实践意义。

一　非物质劳动霸权对民众的创生与形塑

哈特和奈格里通过对当今政治形态变化与社会形态变革的深入分析，确认了一种发生于劳动领域的深刻变化：生产特定产品的过程与对其进行消费的过程之间的时间间隔日渐缩短，目前已到了几乎同步的程度；劳动的时间与空间日趋侵入社会生活时空，以至于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界限划分不再清晰可辨。基于对于这一变化的认定，他们唱衰在现代时期一直处于霸权地位的工业劳动，认为这种形态的劳动雄风不再，其霸权地位为一种新型的劳动所取代。这种新型劳动的产品大多不再像工业产品那样有着确定的物质形态，而是服务、文化产品、知识或交流等具有非物质形态的商品；鉴于其产品的非物质性，他们将这种新型劳动定义为“非物质性的劳动”。[2]

他们认为，非物质劳动之所以能够取代工业劳动而获得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劳动工具、生产技术及沟通方式有着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主要在于：第一，非物质劳动的计算机化将各种具体劳动规约成统一的计算机操作。在非物质性劳动霸权下，计算机成为各种具体劳动所不可或缺的万能工具，传统上形态各异、方式迥殊的各具特色的具体劳动都被归约为统一的计算机操作，从而劳动本身的异质性为劳动工具的同一性所遮蔽。第二，体力劳动对高新信息技术的内在要求颠覆了传统的体脑分工。非物质劳动所使用的劳动技术是具有一定科技含量和操作难度的新信息技术，这些新技术应用对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脑力要求，从而“体力劳动日趋把传统上被界定为‘脑力’劳动的因素融合进来”。[3]在这种情势下，传统的脑体劳动之间的划分不再明确和明晰。其三，信息传输网络化破拆了生产者与接受者之二元分割。在当今迅猛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单向和线性的信息传播方式已被彻底改观和改进，转化成交互流通的无障碍模式，其中任何一个计算机终端都可以同时承担知识生产职责和信息接受功能。这样，信息知识生产、传播与接收的自由与便捷使得各个节点之间的联合与沟通更加广泛而密切。根据他们的理论，发生于劳动领域的上述变化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异化得以产生的基础与条件，使得一些传统无产阶级的附属阶层都成为非物质劳动者，从而重塑了政治主体，使其从传统语境中的工人阶级转变为后现代的民众。[4]

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哈特和奈格里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传统。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内，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乃是基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划分，也就是说区分了真正拥有生产性财产的人和那些一无所有者。在劳动的条件和无产者的生活条件之间趋于表现为一种同质性，使得劳动的各种形式合并成一个单一的主体，即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无产阶级。

值得强调的是，作为政治主体的阶级不仅为劳动所聚合，而且尤其为阶级斗争所确认，而斗争究其根源最终必将溯及对压迫和支配力量的反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斗争的终极动因最终必然溯及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冲突与纷争。鉴于此，哈特和奈格里追随马克思，首先将阶级指认为一个经济概念，意指通过抵抗的集体行动来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期盼和生产条件诉求的社会群体。然而，斗争无一不是直接表现为政治斗争，任何社会群体唯有通过政治斗争的获取政治诉求的满足，才能实现并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和诉求，因而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阶级必然直接体现为一个政治概念。可见，在马克思的阶级理论中，阶级是一个构成性的部署和主张，人们结成阶级的目的在于通过共同的行动来确认现存的经济的与政治的生存条件；而正是由于存在着或潜在着这样的条件，才使得一个由诸多劳动者组成的单一阶级的创生并持存成为可能。尤为重要的是，正是由于共同政治诉求的存在，才使得劳动者的斗争与行动实现步调一致与协作统一，并最终使得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稳固的社会阶级而存在。

在现代时期，政治主体无疑是作为无产阶级之主体部分与核心阶层的工人阶级。值得强调的是，在此语境中的工人阶级概念并非一个统一的概念，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工人阶级仅仅是指工业劳动者，不包括农业、服务业及其他领域的劳动者，以及穷人、无薪水的家庭劳动者及其他所有得不到薪水的人。广义的工人阶级外延则广泛得多，包括不需要通过工作来养活自己的有产者之外的所有劳动者。[5]然而，与社会形态由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相伴随，工人阶级的政治主体地位让位于一种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新型无产阶级，他们名之为民众。可见，无论是在狭义上还是在广义上，工人阶级的概念都是一个排斥性概念。在他们看来，尽管民众脱胎于工人阶级，但二者有着鲜明的区别。与作为一个排斥性概念的工人阶级概念不同，民众是一个极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主体概念。由于当今的生产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而是在更为广泛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生产具有物质形态的商品的生产，而且尤其包括生发情感、交际与合作等有着非物质形态的产品的生产。因而，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民众的外延更为广泛，不仅包括其劳动直接遭受剥削的人，而且还包括那些“间接遭受剥削，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规范的人”。[6]

基于上述分析他们断言，一旦我们对非物质劳动的产品进行详尽考察，就会发现“非物质劳动”这一术语的界定并不确切。这是因为，这种新型劳动不仅生产有形的经济学意义上的物质产品，而且尤其能够创造出内在情感、人际交往、互动交流乃至社会生活本身。因此他们主张，对于这种替代工业劳动占据霸权地位的新型劳动，最为确当的叫法并非是“非物质劳动”，而应是“生物政治劳动”，[7]借以标识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域界限的消解或消失。劳动的生命政治性所强调的是，借由这种不仅实现了传统意义上政治领域与经济领域的汇合，而且还实现了经济生产与社会生产、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高度融合，以至于劳动时空与社会生活时空相重合。在这种情势下，资本为了对新型劳动予以有效剥削和高效控制，必须调整自己的策略，凭借生命政治权力对劳动进行全时空监控。此时，受资本盘剥的革命主体不再仅限于直接和具体的劳动者，而应扩及所有的以任何形式承受剥削，并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规范的人。而由这些受剥削者通过内在合作而构成的松散组织，就是他们所界定的“民众”。

他们强调，尽管作为后现代主体的民众与传统的工人阶级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就其性质而言，仍不失为一个阶级概念，因而带有阶级所应具有的一切特征，首要而主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特征。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民众是一种有着强烈政治主张的政治主体：它得以生成的条件与其说是在于阶级现行的经验性存在，毋宁说是其可能性的条件。换言之，这里的关键与核心不在于追问“何谓民众”这一形而上学问题，而在于探查“民众能够成为什么”这一实践课题。阶级斗争的政治主张必须坚定而实际地立足于实证分析之上，深入探查其得以锻造成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体所必需的共同条件。值得强调的是，其形成条件的共同性并不必然赋予民众以同一性或统一性，但它明确要求在承认本质无差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类别与群体划分。可见，民众中不同群体因劳动类型、生活形式和地理位置等因素而造成的差异不应也没有被消解，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不妨碍民众在一个共同的政治主张下进行的交流与合作；相反，它们的存在是民众借以生发活力的不竭源泉。

二　生命政治环境中激进民主因素在增长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作为一种扬弃并超越了传统权威政治的高级政治形态，生命政治不仅意味着在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交融与汇合，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领域与社会领域、经济生产与社会生产的交汇与重叠。然而，民众成长于其中并致力于实现的世界不是一个没有种族、性别等社会性差异的世界，而是一个这些差异都被置于次要地位甚至完全搁置的世界；不是一个不存在权力等级的世界，而是一个社会个体能够在其中自由表达诉求并展示差异的世界。而要想实现这样一种新世界，就是要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重建一个有别于传统主权政治的政治秩序，这就是要使民众从主权及其部署中脱逃出来，摆脱帝国的专制统治。要实现这一目标，除壮大自己力量之外别无他途；而“民主的创造是巩固和加强多众力量的唯一出路”。[8]因而，民众不仅将民主作为推进政治实践的手段，而且尤其要将其确立为政治诉求本身。

他们同时认为，“战争总是和民主水火不容”。这是因为，在战争时期，为了应对政治危机局面和经济混乱状况，权力总是倾向于被暂时托付给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从而致使民主被漠视并悬置。这在他们看来，作为一个明证，当今我们所处于其中的“全球都被武装化了的时代”，“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理想的破灭已成了确定无疑的事实”。[9]目前，民主的空场已呈现为全球性危机，民主制度的衰落已经发展成为所有国家和地区正疲于应对的普遍性问题。

然而，在这样一种广泛而持久的战争状态中，是否意味着民主被无限期地压制和悬置？千百年来人们对民主的期盼就止于理念或流于空想？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哈特和奈格里的回答确定而坚决，认为民主并没有消亡或泯灭，人们的民主理想终将会实现。他们乐观地认为，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全球性民主的可能性正在孕育。他们的信心来源于对以下两个事实的认定：

其一，非物质劳动霸权蕴含着丰富的民主政治潜能。他们认为，一旦我们采取社会学视角，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非物质劳动之核心特征在于“创造交往、社会关系和合作”，[10]而其所促生的合作并不像以往那样实现于外在力量的协调、组织甚至强加，而是全然内生于劳动活动自身的。[11]在非物质劳动霸权下，内在性合作既是劳动的重要产品，也是劳动活动本身得以顺利开展的必要前提。同时，非物质劳动作为一种高度依赖信息网络的劳动，信息网络传播的交互性使得网络中传播节点对信息占有的多样性与平等性，这样就有效避免了因知识与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衡而造成的权威的存在。可见，从事这种非物质劳动的民众无需也不存在外在的体制化力量的组织与领导。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对非物质劳动霸权地位所引发的激进民主可能性的肯认，哈特和奈格里摈弃了传统意义上与精英相对的群众概念。根据他们的理解，群众是指与上层精英相对的普通民众。为了共同的利益或达到共同的目标，作为普通民众的群众需要上层精英的组织、指导和领导。正是在精英阶层积极作用下，有着诸多个体差异的群众才得以整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作为一个单一整体而行动。群众概念尽管没有否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但这一差异为上层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差异所遮蔽，并因上层精英的组织与领导而消解，并趋向于政治取向与利益诉求的同一化。基于对后现代社会特质的认定，哈特和奈格里拒绝使用群众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是基于精英和普通、中心和边缘的二元划分而打造的，由此使得精英与中心对普通与边缘的支配与统治成为可能。在他们看来，民众中任何个体之间的差异都是非本质性的，不构成对社会特权占有的偏向。

其二，生命政治环境型塑了帝国的纤弱形象与脆弱结构。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社会生命政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民众抵抗帝国的斗争必将日益频繁且激烈，并终将遍布帝国的整个全球生产网络，由此导致帝国秩序的内在性危机；这些内在性危机正如癌变的毒瘤，必然会完全侵入帝国的整体肌体，贯穿其发展与变革的所有方面与过程。[12]由此，任何一个地方性的个别冲突与对抗，都或多或少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冲击和影响，从而呈现为对整个帝国体制的突然性、毁灭性、普遍性攻击。尤为严重的是，生命政治的内在性与差异化在摧毁了现代时期形成的立体式政治结构，导致了帝国控制与机制的横向发展，促成了一个扁平的、平滑的社会空间和政治结构。显而易见，片薄如斯的结构形态是极为脆弱的，其控制网络中任何节点一旦遭受攻击，其威力都是不可小觑的，轻则伤筋动骨，重则造成击碎或洞穿，从而构成对帝国的根本性、颠覆性的致命伤害。面对具有上述结构特征的敌人，民众展开对其斗争时，完全没有必要搞横向联合，只需在瞅准时机、把好方向的基础上纵向跃起，就能“直击帝国之心脏”。[13]这样，传统上为了加强横向联合的组织与协调已不再必须。

在他们看来，正是生命政治的多样化、碎片化与差异化，打碎了现代之“人民”虚假同一体。作为现代时期的一个主体概念，人民主要是在与敌人相对立的意义上使用的，是在现代主权理念构架下，多样性社会个体被化约为一个统一体并赋予一个单一的身份，从而所打造成出的一个单一主体。然而，在生命政治环境中，一个整体化、机制化的敌人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诸多直接施加于个体生命的生命政治权力。[14]在这一背景下，社会个体应对共同敌人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日趋消减，相互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尤其是社会差异——日显。正是在这种政治情势与社会环境的孕育下，民众这一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民”的、具有鲜明多样化、碎片化与差异化特征的后现代政治主体应运而生。

三　民众推翻帝国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方案

哈特和奈格里强调，随着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张，生命政治权力的统治倾向于遍布全球，因而对它的抵抗也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他们强调，对帝国的全球替代方案，必须围绕着争取三个权利来展开，并借以在将自身锻造成一个完全成熟的后现代主体的同时，现实地实现对帝国的政治替代。

首先是争取全球公民权。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帝国是一种靠吸吮民众活力而生存的寄生性存在，因而民众仅凭自己积极自主地流动，就足以削弱乃至颠覆帝国及其控制存在的前提与根基，进而使其因寄主缺乏以及营养匮乏而败亡。[15]面对这种情势和境遇，帝国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必定会加强监控和规制来阻止并限制这种流动的发生。面对这种状况，民众的确当策略是在争取全球流动自主权的基础上，争取“全球公民权”——一种在其工作或生活的国家或地区拥有公民权。借助这种权利，民众不仅能够在通过空间意义上脱逃所摧毁的帝国废墟上建立一个“新世界”，而且尤其能够引发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脱逃，能够形成一种类似于“奥菲士”的“新人类”。[16]正是基于对“全球公民权”所具有的重大作用的确认，他们将争取这种权利确立为整个帝国替代方案的首要任务。

在争取全球公民权方面，哈特和奈格里高度评价了民众对帝国之既有的各种规训与秩序的拒斥与反抗，盛赞它们“不仅仅是一种否定的表达，同时也是一种尼采意义上‘价值重估’的创造过程”。[17]在他们看来，“价值重估”过程不仅是一种否定性的对旧秩序的消解过程，同时也是一种不断创生新的需求与愿望的建构过程。这是因为，劳动非物质化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同时，也为工人赢得了更多的自由时间与空间，从而能够不断促成各种旨在追求更多样化生活方式和多元价值目标的各种社会运动。尤为重要的是，新型劳动霸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并未导致价值重估标准的确定和永固，反倒是在新的起点上借由各种社会运动的开展而使得劳动范式更趋于非物质化和生命政治化。同时，价值重估标准形成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政治建构标准的多元化。[18]

其二是争取社会报偿权。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在生态政治环境中，与非物质劳动（或生命政治劳动）霸权地位的巩固相伴随，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二元割裂日渐消解，经济生产和社会生产的工具与产品日趋融合。在这种情势下，帝国剥削和控制的对象已从具体的生产性活动扩展为一般的社会性生产。根据付出和收益相对等的原则，所应得到报酬的不应再限于从事具体生产活动的人，而应扩及所有为资本升值付出直接和间接劳动、精力和努力的人，以切实使这种社会酬劳真正成为社会成员应得的、受保障的合法收入。他们同时强调，社会报偿权是一种基于全球公民权的衍生权利；一旦所有的人都拥有了全球公民权，我们可以将这种社会报偿称作公民权收入，意指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借由公民身份而获得的合法收入。[19]

在他们看来，从政治本体论的视角看，民众争取社会报酬权的斗争显得尤为必要而迫切。这是因为，与现代时期不同，当今帝国的政治建构不再源于外部逻辑机器，而是直接生发于“纯粹的内在化领域”。[20]在“作为欲望之表达”的劳动实践中，社会生活浸润并主宰者社会生产，所有价值都创生并赋义于生活内部；资本不能对参与价值创造的社会生活的诸因素及其创造出的价值不能有效地统辖和吸收。这样，争取社会报偿权的斗争是空间意义上的出逃的内化和深化，是一种欲望本体论意义上的机器性出逃。借由这种自主的出逃，民众以其新的虚拟性而具备了控制机器的形变进程的能力，从而致使帝国政治本体论的超验成分再无立足之地。[21]

再次是争取再占有的权利。哈特和奈格里认为，随着生命政治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生产方式日益融入民众的大脑和身体，以至于其自身也变得日趋机器化，甚至发展成比真正的机器更为实用而高效的劳动工具。为此，他们主张后现代的民众应积极争取一种新型权利——一种民众借由对生产方式的再占而实施自我控制和自我创造的权利。[22]他们还强调，随着对语言霸权、信息生产以及交往平台的控制在政治斗争中的权重日甚，民众斗争的领域不应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生产领域，而应扩及语言与交往的领域，并在这些相关领域中积极争取再占有的权利。这就是要求民众要积极投身于控制语言霸权——尤其是语言赋义——的斗争，以及阻止并反抗资本对社会交往殖民化的斗争。[23]

他们强调，再占有的权利的获得，意味着他们所推崇的人类学形变的真正实现，标示着一部新躯体的现实生成。这样的新躯体尽管无法适应现存秩序和既定规制，但却能创造出自己乐于生活于其间的新世界，从而能够构成一个全新的组织——占有力；依凭这一组织，民众得以作为后现代的政治主体而登上历史舞台。[24]这样，随着民众再占有权利的获得，一个成熟的后现代主体得以形成。

纵观哈特和奈格里的政治理论，我们不难发现他们为调和后现代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然而，由于他们所意欲调和的两者是两种迥异的甚至对抗性的政治立场和理论传统，他们的探索和努力在一些关键环节和重点方面基本上都归于无效。尽管如此，就其理论深度与逻辑自洽性而言，这一理论探索仍不失为开展后现代主义理论研究和资本主义问题研究时不可多得的理论资源。

注释：

[1]周洪军：《〈帝国〉的后现代主义特征辨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大学，2010年。

[2]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Cambridge,MA and London: Hard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290-291.

[3]毛里齐臭·拉扎拉托:《非物质劳动》，高燕译，《国外理论动态》，2004年。

[4]丁瑞兆、周洪军：《非物质劳动霸权:新世界的“染色体”——哈特的非物质劳动概念浅析》，《理论月刊》2010年第10期。

[5]吴骏：《论哈特和奈格里的多众概念》，《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6]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p.52.

[7]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页。

[8]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2004，p.219.

[9]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p.xi.

[10]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Multitude,p.34.

[11]Michael Hardt,Antonio Negri,Empire,p.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