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炜

进大学前，我每天都掰着手指算什么时候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上自己喜欢的课，好不容易熬进大学，发现可以自己选课和选择什么时间上课，高兴地把那几门课排过来排过去，大有翻身做主的感觉。

我们当时热衷于打听公共课老师的背景，“关门师叔”“关门师太”（经常给学生不及格的男女老师）的课要竭力避开；上课有点名“癖好”的老师自然也不受欢迎；剩下那些又不点名、考试还“高抬贵手”的好好先生，挤破头也要选他的课。

从国内到美国，选课的自由度更大了。耶鲁的选课干脆叫买课（shopping class），一听这名字，多少曾被国内教育制度“禁锢”的灵魂都兴奋得颤抖。在西方国家，人们都把买方当上帝，所以按照这个逻辑，学生应该是上帝。买课期长达两星期，我想象着教授们像集市的小贩，在课堂里张罗个摊子，兜售自己的独门绝活。学生们像主子似的，拎个选课篮去课堂里挑挑拣拣。良好的自我感觉不断膨胀，直到走进课堂才发现，原来“上帝”也不好当。

首先是选择的范围太广。耶鲁采用通识教育，进校不分专业，两年以后才决定专业，所以前两年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可能感兴趣的课都选一遍。

观察下来，很多美国学生更关注自己的兴趣。他们也讨论教授的背景，给分苛刻的老师绝对是“没有国界”地不受欢迎。比起我们从前一味关注分数和点名，兴趣在他们心中是第一位的。

相比起来，中国学生心里多几把“锁”，“钥匙”拽在自己手里却对不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