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溥仪被赶出紫禁城以后，紫禁城里第一次没有了皇帝，那些在深夜里闪烁了将近五百年的灯火，终于熄灭了。当曾经深锁的宫门再度打开，沉寂已久的尘土突然间抖动起来，抬脚迈进去的，已不是皇帝亲王、六宫粉黛，而是中华民国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将宫室里的旧物一一清点进行查报、登录、写票、贴票、登记、照相。于是，在六宫东北角的景福宫，他们意外地发现了一批慈禧太后的照片。他们拂去匣子上的尘土，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些布满灰尘的包装，慈禧消失已久的面孔又在宫殿的深处浮现出来。那不是百般修饰过的《宫训图》，而是一位清宫太后的真实影像。她终于老了，连眼袋、皱纹都清晰毕现。

在东西六宫中，景阳宫是最不起眼的一座。它偏居在东六宫的东北角上，有一点离群索居的味道。在明代，被万历废掉的皇后住在这里，被折磨致死。清朝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朝廷对景阳宫进行了重修，把这座废弃已久的宫院重新利用起来，用来收藏图书。那时，这里收藏有12幅《宫训图》，描绘的全是古代贤德后妃的励志故事，每逢年节，都在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张挂出来，供后妃们参观学习。

那些观赏《宫训图》的后宫佳丽中，一定站过年轻的慈禧。面对历代后妃的贤德，她不知作何感想。红袖添香，相夫教子，那只不过是男人一厢情愿的自我印证、一种美好的不存在的幻觉，跟女人没什么关系。看上去繁花似锦的后宫，永远也不会太平。慈禧喜欢看戏，而她自己，一直是宫斗戏的主角。寂寞深宫里，一个女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唯有想方设法残害和践踏同类，否则，她的下场，就会和万历的皇后一模一样。

没想到将近九十年前，清室善后委员会的同仁们，居然在布满尘埃的旧物中，搜寻出慈禧的旧照。2014年深冬，当我决定重写慈禧时，在清宫陈设档案里，找到了他们当年的记录：

珍字

一八二，慈禧像，一张

一八四至一八五，慈禧放大像，四张

一八六，慈禧放大像，十四匣

一九五，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张

一九六，慈禧玻璃底片，一盒

一九七，慈禧八寸像片，二百四十四张

……

珍字，是宫殿的编号。当时的清点人员，按《千字文》的文字顺序“天地元黄，宇宙洪荒……”，对各宫殿进行编号，如乾清宫为“天”、坤宁宫为“地”、南书房为“元”、上书房为“黄”，依此类推。“珍”，就是景阳宫。

“珍字”下面以汉字书写的数字，是每柜或者每箱物品的的号码。这个号码之下，每一件物品还各有分号，以阿拉伯数字书写。

粗略计算，这次发现的慈禧照片，多达数百张[ 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簿·圣容帐》记载，自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到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短短三年间，慈禧照片有31种、786张。]，有的镶了像框，有的配有精致的黄缎锦匣，足见当时保存之精细，也可以看出，慈禧晚年对照相的疯狂迷恋。

二

根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慈禧太后最初是看见了她在巴黎照的一些照片之后，才喜欢上照相的。那是1903年，德龄随担任外交使臣的父亲裕庚在法国居住四年以后回到北京，成为慈禧的第一女侍官。她为宫殿带来了许多新的气息，而那时的慈禧也变得开放起来，外部世界的变化，突然让她年老的身体变得敏锐起来。时尚，是让她保持年龄的一种方式。她对德龄说：“只要是新鲜的我都愿意试试，尤其是这种外边人不会知道的事情。”[ 德龄：《清宫二年记》，第1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慈禧拍下的第一张照片，是她坐在轿子里，准备上朝的样子。这张照片，后来在各种历史书籍中反复出现。从那一张照片出发，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慈禧影像，有的端坐在龙椅上，有的在湖上泛舟，有的扮成观音，四周摆满了花卉植物。照片中那份庄严、宁静的氛围，在风雨如晦的晚清时局中，显得那么恍惚、迷离。

尽管在她只有9岁的时候，这个帝国就有了第一张照片[ 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于勒﹒埃及尔以法国海关总检查长的身份来到中国，为耆英拍摄了一张肖像照片，被海摄影史家和档案专家认定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照片。耆英是中国近代史上首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的中方代表，后又签下《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等丧权辱国条约，最后被咸丰帝“赐”其自尽。]，但她的这份热情，还是来得晚了。她已经拿不出一张照片来证明自己年轻时的美貌。那是慈禧的最后岁月了。游廊画舫、美器华服，掩不住她的苍老，更掩不住这个帝国的沧桑和疲惫。

这个帝国，已不复顺治的青春风景和乾隆的盛年气象，而是随着慈禧一同进入了晚景。即使在百般筹划的图像里，依旧脱不去那份悲怆与寒意。

那些花团锦簇的图景，不过是这个古老帝国的回光返照而已。

如今，不要说慈禧本人，就连当年轻轻触碰过这批照片的清点人员们，也已经作古了。瞬间的永恒，与时间的飞逝，让人不由心惊。

想起一句话：“夕阳残照，天地苍茫。这一世，人如孤鸿，谁不是谁的过客？”[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7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三

然而，与我们的印象大相径庭，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却是另外一种形象。曾经为她画像的美国女画师凯瑟琳·卡尔（Katharine Carl）回国后写了一本书，叫With The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直译《与中国皇太后》，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出版时，改名为《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在这本书中，1903年慈禧太后呈现出这样一副面貌：

“太后身材匀称，手形纤细优美且保养甚好。面貌端正，耳部轮廓极佳。黑发如漆，整齐光滑地梳成十分别致的发型。宽宽的额头，弯弯的眉毛，眼睛明亮有神，目光极具穿透力。鼻梁高而直，是中国人所称的‘贵人鼻形。上唇的线条坚毅果断，大而美的口型极富动感，微笑时露出洁白的牙齿，下颌较为宽大而又不带任何夸张。所有这些，都显得魅力十足。假如我事先不知道她已将近69岁，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位善于保养的40岁左右的中年妇人……加上服装、饰品的色彩搭配得十分谐调，更显得容光焕发，顾盼生辉。同时，太后又是一个观察能力敏锐、富有见地的人，因此气度非凡，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8—1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无独有偶，1905年为慈禧画像的另一位美国画家华士·胡博（Hober Vos）也在信中这样形容她的外貌：“太后的仪容将我深深地吸引住。我曾见过她的一帧照片，是北京一名日籍摄影师所拍。这照片曾送给欧洲各国政府驻北京大使，后来被禁止流通。我从年青的荷兰大使希斯特（Jonkheer Van Citters）那里借来看过，对太后的印象也只限于此。现在才发现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她坐得笔直，显出坚强的意志，连皱纹也带着深意似的，眉宇间充满着仁爱和对美的追求。”

那一年50岁的胡博甚至说：“我对她可谓一见钟情。”[ 《1905年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见[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24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上述文字出自两位美国画家，写下它们时，两位画家都已经回国，因此，他们的文字，比起精通阿谀奉承的朝廷官员，可信性强得多。其中最震撼我的一句是：“真人跟照片绝不一样。”

四

照片号称是对世界最精确的复制，但照片与客观世界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有边框，而边框本身，就使裁取成为一种权力，也使摄影者对世界的表述有了主观的可能。而摄影者的构思、光线（专业摄影师时常为了拍摄一幅画面而长时间地等待光线），无疑又加强了这样的主观因素，从而构成了摄影者对现实世界的干预，甚至篡改。

因此，照片在呈现一部分真相的同时，也在遮蔽另一部分真相。苏珊·桑塔格说：“摄影暗示，如果我们按摄影所记录的世界来接受世界，则我们就理解世界。但这恰恰是理解的反面，因为理解始于不把表面上的世界当作世界来接受。”

她甚至决然地指出，“我们永远无法从一张照片理解任何事情。”布莱希特曾说，一张有关克虏伯工厂的照片，实际上没有暴露有关该组织的任何情况。就此，苏珊·桑塔格说：“理解与爱恋相反，爱恋关系侧重外表，理解侧重实际运作。而实际运作在时间里发生，因而必须在时间里解释。只有叙述的东西才能使我们理解。”[ [美]苏珊·桑塔格：《论摄影》，第22—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照片无疑是重要的，但它的权威性，必须得到其他证据的辅助，或者说，须要以其他证据，与照片形成互证。假如以照片为孤证，则是危险的。就像一个人，当他还在人世，他在现实中的形象会给照片提供一个参照系，他的气息、个性、言语、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一个人的整体性，在这样的一个整体性内（相当于得到了其他辅助证据），即使照片有所失真，看照片的人也会根据对他的现实形象做出自动校正。而当他死去，情况不一样了，参照系消失了，他的气息、秉性、言语、行为全都消失了，照片就成了孤证，偶然或者局部，就可能被我们认定为永恒和全部。

因此，在我看来，一幅照片，更像是一面放置在时光中的镜子，能够将一个人的面貌折射得很远，甚至是无限远，但它传过来的影像，也仅仅是事物的影像，而不是事物本身。斯人已逝，无论我们以何种目光相对，他都不会再出现。他在停留在自己的时代里，那个时代，就是他的玻璃鱼缸，子非鱼，既不知鱼之乐，也不知鱼之痛。

五

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60岁的慈禧心底，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

自从她在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3月里选秀入宫，她已经在深宫里生活了41年。

那是早春二月，一乘骡车把她第一次送进紫禁城。那时的她或许没有想到，那是一条有去无回的旅程，她的命运，从此变成一条单行线。

除了庚子那年（公元1900年），西洋兵像狗追兔子一样，一路把她追上黄土高原，她再也没有离开过宫殿的红墙。最远，只到过北方的皇家宫苑，那里也是被红墙围着，也是她走不出的围城。

所以，这41年，她锦绣富贵，却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生活”。

入宫第二年，她就被封为“兰贵人”，又过了一年，被封“懿嫔”[ 《清史稿》记载：“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安徽徽宁池广太道惠征女。咸丰元年，后被选入宫，号懿贵人。” 此处称慈禧入宫后号“懿贵人”，有错。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宗人府全宗》咸丰时期修订的满文玉牒中，关于“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条下，对慈禧有如下记载：“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征之女，咸丰四年甲辰二月封懿嫔，六年丙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因此可知，那拉氏在咸丰四年以前的封号为“兰贵人”而不是“懿贵人”，《清史稿》里的记载，可能是根据后来“懿嫔”“懿妃”“懿贵妃”这些封号误推的。]，此后又变身为“懿妃”、“懿贵妃”，到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咸丰病逝，同治即位，她以太后的身份垂帘听政，也只有25岁。

从一名普通的宫人，一路攀升到母仪天下的太后，只花去了她九年时光。

用今天的话说，她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那正是慈禧一生中的好时光，齿白唇红、眉目俊秀，她自己曾回忆说：“宫人以我为美，咸妒我。”可见她的美色，已到了遭人嫉妒的程度。德龄见到慈禧时，也感叹道：“兰贵妃本身就是一个美丽出众的女人，我所知道的慈禧，虽然年龄大了，仍然很漂亮……”[ 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或许，她将在这浩瀚皇城的一角，看王朝的花开花落、云长云消，神态安然地享受着盛世光景。只是我猜不出，当宫殿里缺少了这位“西太后”，她栖身的那个帝国，是否还会有甲午之败、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以及八国军队的兵临城下。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存在了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正在一点点地发生着溃烂，纵然像以往任何一个朝代一样相信着江山永固的神话，执拗地拒绝着命运的无常，虽然“沧桑的惆怅和倦怠”，偶尔也会不经意地掠过他们心头，只是“在华丽的间隙，这忧伤太清浅，来不及思量，就已经消散，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盖”[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4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但那样的无常，是一定会来的。帝国的灾变，即使不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也会以那样的方式降临，谁也躲不过去。

纵然是入了深宫，但慈禧的世界并不太平，因为她是生活在充满着经营算计、危机重重的后宫。尽管她的老公咸丰是一位十足的好色之徒，而慈禧也凭借自己的青春美色，从身份微贱的兰贵人，一步步变成后来的慈禧。但这样的过程，却是步步惊心，容不得丝毫的懈怠和放松，因为在这世界上，拥有美色的，绝不是她一个人。

在后宫美女中，“兰贵人”的身份其实一点也不“贵”，甚至还有点“贱”，因为她们不在妃嫔之列，算不上“主位”。在康熙时代确立起来的清宫妃嫔制度中，级别最高的当然是皇后，之下有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妃四人，嫔六人；在嫔之下，有贵人、常在、答应，没有固定数额。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的那次选秀，除了兰贵人，还有多少旗籍官员的女儿被选入宫，已经很难查考。从第二年内务府奏销档案来看，在这一年的后宫中，有皇后、云嫔、兰贵人、丽贵人、婉贵人、伊贵人、容常在、鑫常在、明常在、玫常在的身影出现，其中，兰贵人排在第三。

野史上曾经记载过咸丰“五春之宠”的风流艳事。所谓“五春”，包括被咸丰帝召纳宠幸的四位汉族美人，即牡丹春、海棠春、杏花春、陀罗春。召纳汉女的原因，是咸丰对后宫的满族女子早已心生厌倦，而汉族女子工于诗词、善于弹唱，则让咸丰格外心仪，她们的纤纤细足，更唤起咸丰的“恋足癖”，令他神魂颠倒。尽管当年孝庄太后早就制定了规则，不准汉族女子入宫，降旨“有以缠足女子入宫者，斩”[ [清]徐珂：《清稗类钞》，，第一册，第35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以保证皇室血统的纯正，但咸丰有自己的对策，他让那些汉族佳丽以“打更民妇”的名义进入宫禁，以每夜三人的名额，命美人们在自己的寝宫前“打更”，只是她们的岗位，很快转移到皇帝的床榻上、被衾中。

以咸丰之色眼，连寡妇都不放过。在《清朝野史大观》中，就出现过一位“曹寡妇”：

有山西籍孀妇曹氏，色颜姝丽，足尤纤小，仅及三寸。其履以菜玉为底，衬以香屑，履头缀明珠。入宫后，咸丰帝最眷之，中外称为曹寡妇。[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40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四春”，不过是这个“打更团队”的代表而已。而慈禧作为满族女子，从“海选”中脱颖而出，以“天地一家春”的名号跻身于这些汉族美女中，与她们并称“五春”，足见慈禧当年的身手不凡。

“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唐]李白：《妾薄命》，见复旦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选注：《李白诗选》，第2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李白的《妾薄命》，慈禧或许在少女时代就曾读过。这样的诗，让她心惊，更让她心凉。后宫中美女如云，与这个庞大的基数相比，能够陪王伴驾的名额却十分有限，像清代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所写：

阿房周阁百重环，

美女充庭尽日闲。

频望翠华终杳渺，

亦如天子望三山

如云美女，想见君王一面，就像秦始皇想去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那样希望渺茫。

安意如在《再见故宫》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明朝的宫苑，即使在最乐观最公平的竞争下，每一宫的妃嫔也要击败接近9个对手才能入主一个宫殿。每位妃嫔在宫中的待遇与她是否得宠有极大关联。清朝，从最高级别的皇后到最低等的答应，无论是待遇还是地位都是云泥之别。诸位女子为自己，为家族，只有力争上位，才有可能出人头地。”[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显然，这是一场淘汰赛，那些被淘汰的选手，很难再有出场竞争的机会。

17岁的慈禧，不甘于这样的命运。她决计拴住咸丰的心，她当然知道，要做到这一点，仅凭美色是不够的，所幸，她还有一副“好声音”。历史学家茅海建所说：“几乎所有的野史都宣称，那拉氏（即慈禧）之所以得帝宠，全凭着会唱南曲，爱穿南衣，一改北方旗籍女子的风范，多有南方缠绵温柔的味道。”[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对于《清朝野史大观》这类野史，茅海建说：“官方文献仅能让今人看到事物的表象，要深层次地了解咸丰帝与那拉氏的关系，还不得不借助于稗官野史。”[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言+宁）》，第28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纵然得宠，慈禧的心里依旧充满紧张感，像安意如所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即使晋为妃嫔，在宫中有了一席之地，亦非一劳永逸。从竞争的残酷性上来说，现代的小说电视剧所虚构的宫斗虽然夸张失实，却并非不存在。”[ 安意如：《再见故宫》，第126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

然而，慈禧生命中的危机，还不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咸丰在避暑山庄咽气，命运的挑战才真正降临。

六

咸丰以病弱之身在花丛间苟延残喘时，身边的大臣就已经对“代批奏折”的慈禧起了杀心。肃顺曾经请求咸丰皇帝，仿效汉武帝，将太子的生母钩弋夫人杀掉，以确保王朝不被女人掌控。肃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居然酒后失言，将这一绝密透露给了他枕边的慈禧。

那个时候，一定会有一种凛冽的寒意穿透她的心脏。宫墙之内，要陷害她的，不仅有女人，还有老谋深算的男人。她腹背受敌。

慈禧的胸中始终燃烧着一种强烈的权力欲，最初也许仅仅是出于生存和自卫的考虑。她就像武则天，“要想改变自己根基脆弱（建立在皇帝欢心的基础上）的命运，不再遭受遗弃—沦落到面壁守佛的凄凉境地，只有像皇上那样身居高位，手握实权，这才是法力所在！威严所在！而其他的一切，诸如嫔妃争得的宠爱，召幸侍寝的荣耀等，都不过是瞬间即逝的过眼烟云。”[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89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对一个弱女子来说，只有终极的权力，才能让她得到终极的安全，不仅可以支配自己的命运，而且可以支配他人的命运。在这一点上，与男人们对于权力的渴望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个世界的法则是，男人攫取权力是天经地义的，而女人则被禁止。因此，宫殿里的皇帝，权力越大，与后宫女子们形成的权力上的不对称感就越是强烈，应该说，涌动在慈禧身体里的那份权力欲望，正是由这种不对称感激发出来的。

从那一刻起，她的身体，已经不再仅仅是丰姿艳丽的秀美之躯，而且成了两性冲突的战场。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慈禧陵隆恩殿前陛阶石和石栏上的“凤引龙”雕刻图案，就是她一生搏杀的成果。

但那是另一种的随波逐流，因为她早已忘记了，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模样。

七

慈禧与武则天，这两个充满权力欲的女人身上，很容易找出一些相似点。首先，她们都凭借美色上位。其次，她们都粗通文墨，像武则天，少年时就阅读了《毛诗》《昭明文选》这些典籍，而慈禧，也是在娘家时，就读过一些经史子集，会写字，能断句，在那个“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称得上“知识女性”了，与那些胸无点墨的后宫粉黛们自是划出了一条界限。第三，她们都曾垂帘听政，她们身前的傀儡，分别是唐高宗李治，还有清穆宗同治，同治不到20岁便死，那幕前的人偶又换成了他的弟弟、清德宗光绪。第四，也是更重要的，在她们主政之后，都干出了一些业迹。

武则天一生，果敢坚毅，知人善任，治国兴邦，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不仅维护了大唐王朝的统一和强盛，而且大大地拓展了疆土。她称帝后，面对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声讨她“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 [唐]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见《古文观止》，下册，第497页，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她毫无怒色，居然说：“像这样有才能的人，竟然让他流落而不去重用，实乃宰相之过啊。”[ 原文见[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三册，第2480页，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此等风度，男人未必能有。当然，当大将军李孝逸将骆宾王的首级进献给她时，她仔细打量着那颗才华横溢的脑袋，一点也没有生出恻隐之心。能成为最高权力者，她心中的那一份凶狠，当然不输给任何一个男人。

谁也没有想到，懿贵妃，那个以貌得宠、让肃顺这样的权臣从来不屑于正眼相看的妇人，在咸丰死后，竟然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在辅佐儿子同治登上皇位之后，她重用了在咸丰时代靠边站的恭亲王奕訢。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在谈到慈禧太后的长处时说：“她能从众多中国官员中挑选出最杰出的政治家、最睿智的顾问、最不会出错的领导者和最出色的向导”[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八

道光本来就曾经把六子奕訢当作自己的继承人，后来在反复犹豫之下，把帝位传给了奕詝（咸丰），此时，在慈禧的声援下，27岁的奕訢终于登上大清帝国的政治舞台，“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恭亲王是除紫禁城之外的首要人物。”[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正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訢的远见卓识，这个王朝才开始大面积起用汉臣，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于是带着各自的抱负，有机会在19世纪60年代相继出场，仅这一项举措，在那个年代，就算得上石破天惊。更何况这些重臣，为大清帝国带来了全新的气象，在这个暮气沉沉的国度里，开始了学外语（办同文馆）、办外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开工厂、造机器、修铁路、建海军，大清的面貌，从此被刷新。

当然，这需要胆魄。以开办同文馆为例，这一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之下的第一所外国语学校，自兴办伊始，就受到如潮的攻击。因为这所学校，聘请的多为洋人作老师，监察官由总税务司赫德担任﹐实际操纵馆务，招生对象开始限于十四岁以下八旗子弟，不仅学习英、法、俄等外国语言文字，而且在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的推动下，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课程。那是真正的“睁眼看世界”，也是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核心环节。两次鸦片战争，西方人都是大清帝国的敌人。敢于向敌人学习，奕訢等人的远见卓识，即使今人也未必比得上。

对于这类“离经叛道”的做法，那些抱定“天朝大国”思维的顽固分子们绝不答应。山东道监察御史张盛藻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朝廷的改革，他在奏折中说：

臣愚以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若以自强而论，而朝廷之强莫如整纲纪、明政刑、严赏罚，求贤养民，练兵筹饷诸大端；臣民之强则惟气节一端耳。[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在他看来，天文学和算学不过是一种奇技淫巧，用优惠政策鼓励学子学习“机巧”之学，是重名利而轻气节。他尖锐地指出：“无气节安望其有事功哉？”

张盛藻上奏折的时间，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正月二十九日。读《翁同龢日记》，可知那一年的年初，京城气象寒暖不定，自大年初四，就下了厚厚一层雪，初七、十二，皆“雪花菲微”，暖了几日，至二十五日，又“雪霰密洒”“雨雪并作”，二月里，又扬起了大风，初五、初六，皆大风，微寒，十一日，大风起，“扬尘蔽天”，十三日，“尘沙障天”，十五日，“尘沙涨天”，十七日，“大风扬尘”，十八日的景象更加可怕：“大风辰霾，几于昼晦，可惧也，黄沙漠漠者竟日，夜犹如虎吼焉”[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2—549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这种阴晴不定的景象，正是对改革初年政治气候的写照。有人说，破晓时分的图像总是朦胧不清的。翁同龢在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67年3月18日）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京城流传的一副对联：

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

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 《翁同龢日记》，第二卷，第548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鬼”，指的就是奕訢，因为他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力促朝廷以平等的礼节同各国往来，不再像乾隆当年那样因跪拜礼之争而将整个世界拒于门外，又办同文馆，系统化地学习西方，使他有了一个不太好听的外号：“鬼子六”。

像奕訢这样的改革者，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张盛藻，而几乎是整个以正统自诩的知识分子阶层。张盛藻的奏折，只是拉开了序幕，接下来登场的，全是重量级选手，其中包括同治皇帝的老师、内阁大学士、清代理学大师倭仁。张盛藻上折两天后，倭仁的奏折就接踵而至了。一方面，他对西方人的奇技淫巧不屑一顾：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持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读习，博求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对于这些反对之声，年轻的奕訢毫无退让之意。他策略地提出，西学源于中国，由于他们善于运思，遂能推陈出新，本朝的康熙皇帝就是一位西学高手，因此学习西学，不仅没有违背祖制，而且是在弘扬传统。同时，他变防守为反击，一针见血地指出，靠保守派的精神胜利法，大清帝国非但不能胜利，相反只能由失败走向新的失败。在三月初二（公元1863年4月19日）的奏折中，他丝毫没有避让倭仁的刀锋，而是反戈一击，一点没有给同治皇帝的这位老师留面子：

倭仁谓夷为吾仇，自必亦有卧薪尝胆之志。然试问所为卧薪尝胆者，姑为其名乎？抑将求其实乎？……今阅倭仁所奏，似以此举断不可行。该大学士久著理学盛名，此论出而学士大夫从而和之者必众，臣等向来筹办洋务，总期集思广益，于时事有裨，从不敢稍存回护。惟是倭仁此奏，不特学者从此裹足不前，尤恐中外实心任事不尚空言者亦将为之心灰而气沮，则臣等与各疆臣谋之数载者，势且隳之崇朝，所系实非浅鲜！[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2—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这样的唇枪舌剑，在今天看来也无比过瘾。他们比的是口才，是眼界，是胆识，更是后台。奕訢之所以如此口气强硬，一步不让，是因为他的后台硬，那后台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同龄人、也是他嫂子的慈禧太后。奕訢代同治小皇帝所拟圣旨，实际上代表了慈禧的意见：“朝廷设立同文馆，取用正途学习，原以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张盛藻这些反对派的意见，“毋庸议”，还批评杨廷熙受倭仁指派所呈奏折，“呶呶数千言，甚属荒谬”，“殊失大臣之体，其心固不可问”[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二册，第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让他们彻底闭嘴。也就是说，他们此时奉行的政策，与20世纪中国的改革开放略有类似，是“不争论”政策，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同治初年形成的开放格局，完全利益于这对叔嫂的强势组合，奕訢的胆识与气魄，也就是慈禧的胆识与气魄。

九

英国人寿尔在手记里记录了大清帝国的变迁：

在走过天津郊外时，人们指给我看，在李鸿章的衙门的对面、运河的沿岸上竖立着一些外国灯，这些灯的形状就是进步的标记。又人们看到，Oxford街的商店里外国货物充斥，不能不感到惊奇。买钟表的人很多，许多人从事钟表的制造与修理。外国钟也很受人欢迎，火柴亦然。有一只美国制的濬泥机船，已经工作一些时候了；它正在打宽运河的一个支流。还有一只汽艇已经多次带着总督出外巡视；当它初次出现在某些乡下地区的时候，老百姓很是惊慌。兵工厂和李的衙门之间安了一条电线，五英里长，雇用本地电报员担任工作。这条线是一位英国的电机师建立的。他现在主持鱼雷学堂。这条电线未曾碰到任何困难，虽然未曾出告示告诫老百姓，也未曾用卫兵去保护所雇佣的安装电线的外国人，可是电线所通过的土地的所有人未曾有任何敌意或反对的表示。[ 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第八册，第39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很难想象，这一切，都出自一位年轻太后的手笔。

经过了大约30年的快速发展，至甲午战前，帝国的经济已基本恢复到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水平，在世界经济总量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历史学家马勇说：“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马勇：《清亡启示录》，第4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今日之国人，不应简单地把晚清统治者看成一团黑，而忘记了他们的历史功绩。

可以说，他们是开始中国近代化进程的破冰者。

在当时，有多少人为这样的进步而血脉贲张。

这位国家领导人，论眼界不出宫墙，论学历不到高中。但历史经验早已证明，小看慈禧者死。她的政治才能，是天生的。

两次鸦片战争、一次太平天国，彻底打垮了咸丰的自信，只能寄情声色，聊以自慰，连当时的野史作者都发出这样的感叹：“咸丰季年，天下糜烂，几于不可收拾，故文宗（指咸丰帝）以醇酒妇人自戕。”[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倒是他的未亡人，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站稳了阵脚，开启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同光中兴”时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慈禧比她老公更像“纯爷们儿”。

慈禧就这样，隐匿在这个王朝的幕后，但如同当年的孝庄，这个年轻女人的一举一动，都决定着整个王朝的命运。伊莱扎·鲁哈马·西德摩在《中国，长寿帝国》一书中说：“1861年以来的晚清历史应称为慈禧统治时期，这段时间的起伏跌宕比之前的244年来总和还要多。”[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何德兰说：“四十年间，她每天都是半夜起床，寒冬酷暑一无例外，来到黑暗、阴森、寒冷的大殿里，只有蜡烛照明，黄铜炭火盆取暖，坐在屏风后面，听着上朝的大臣们奏事。她谁也看不见，谁也看不见她。”[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0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亚瑟·H·史密斯在《动荡中的中国》一书里这样评价慈禧：“身为一个满族女人，想要掌握那些军国大事的知识，本来就机会渺茫，但是她却与只了解女红的东太后完全不同，处理大事的时候总能镇定自若，中国的门户面对敌对势力从来未被打开，这在中国半独裁统治的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要找一个原因，我想只能说是这位统治者本人拥有一种独特的品质和才能。”

十

当然，慈禧杀过人—准确地说，是处死。其中有咸丰皇帝留下的顾命八大臣，有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还有庚子事变后被惩办的祸首、实际上是用来向西方人交差的替罪羊，有山西巡抚毓贤、兵部尚书赵舒翘等人，至于东太后慈安是否被慈禧毒死，这是历史的遗案，或者说，有很强的猜测成分，找不到充分的证据。根据官方记载，慈安的死因是“正常死亡”。《清实录》里这样说：“（光绪七年三月）初九日偶染微疴，初十日病势陡重，延至戌时，神思渐散，遂至弥留。”[ 《清实录》，第五十三册，第84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翁同龢在日记中对此事亦有记载，三月初十日记里这样写：“慈安太后感寒停饮，偶尔违和，未见军机……夜眠不安，子初忽闻呼门，苏拉、李明柱、王定祥送信，云闻东圣上宾，急起检点脱衣服，查阅旧案，仓猝中悲与惊并。”[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3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二天凌晨，月明凄然，翁同龢由东华门入宫，在乾清门前徘徊，等到丑正三刻，乾清门开，翁同龢急入奏事处，发现前一天的御医脉案还在，他抄录如下：

晨方天麻、胆星，按云类风痫甚重。午刻一按无药，云神识不清、牙紧。未刻两方虽可灌，究不妥云云，则已有遗尿情形，痰壅气闭如旧。酉刻一方云六脉将脱，药不能下，戌刻仙逝云云。[ [清]翁同龢：《翁同龢日记》，第四卷，第1594页，上海：中西书局，2012年版。]

根据翁同龢记下的药方，今天的医生不难得出这样的判断：慈安死于突发性脑中风，翁同龢记下的御医脉案中“类风痫甚重”，就是指的这种脑中风。实际上，《翁同龢日记》中，已经记录过慈安的两次病史，一次发生在同治二年二月九日（公元1863年3月27日），那时慈安只有26岁，另一次发生在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870年1月5日），那一年慈安也只有30岁，说明慈安患有脑血管疾病，具有发生急性脑血管疾病的潜在危险因素。

在此反复抄录慈安死前的病案记录，目的当然是为排除慈禧的“作案嫌疑”，因为有太多的小说家言，说咸丰死前曾留下密诏，要慈安必要时可以除掉慈禧，只因慈安生性忠厚，给慈禧看了这份密诏，让慈禧顿时起了杀心，先下手为强，毒杀了慈安。然而，这一说法存在着明显的悖论：既然烧毁密诏时，只有慈禧和慈安二人在场，那谁又能知道这件事呢？很多年中，人们人云亦云，把慈禧指认为凶犯，显然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是出于妖魔化的需要。也就是说，慈禧的形象，是由集体塑造的，并不是慈禧本人。

十一

因此说，慈禧铲除的，大多是她的政敌，对于任何统治者，这都是必不可少的程序。何况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之保守，排斥思想开明的奕訢等人，大清未必会有“同光中兴”的局面，而以毓贤等人的愚昧无知，只能把大清引向灾难。这些权臣之死，不足惋惜。至于屠杀六君子，那自然是慈禧政治生涯的败笔，如何德兰所说：这是“慈禧做过的最坏的事了”[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28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但所谓“百日维新”，亦有许多先天“幼稚病”，即使没有慈禧的凶狠，它的失败也定然是逃不掉的。对此，有人精辟地论道：

从6月11日起至9月21日慈禧及其后党分子发动政变止，在这短短的一百天里，光绪接连发布了一百多道新政“诏书”，有时一日数令，倾泻而下，令人目不暇接。最多的是9月12日这一天，竟然一举颁布了11条维新谕旨。

诏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各个领域。其中包括：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销一批无事可做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族人寄生特权；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局，兴办农会和商会；鼓励商办铁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很行；编制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裁减绿营，淘汰冗兵；精练陆军；筹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开办京师大学堂；全国各地设立新式学校；废除八股，改革考试方法；选派学生留学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等。

这些措施无疑具有进步意义，它是想把中华帝国拖入近代化的轨道。可是，单凭一个无权的傀儡皇帝颁布的雪片般的旨令，就想在短时期内改变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传统社会，谈何容易？中国社会的深层结构中本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一成不变或很难变动是中国社会的本质，对于这本质，表层的任何变动都不能产生影响。千百年来社会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治乱循环的局面，使中国人总的心态倾向于发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以便在小范围内“安居乐业”，静享人生的俗常欢乐，其对任何主张、热情付之一笑，使得理想主义、行动主义和变革冲动在平安稳妥、麻木不仁、苟安求活的生活意志下消解、流失。因此，不难想象这一百多道新政“诏书”的命运。把守要津的后党分子公开抗拒，而懒散的地方老爷们则将它束之高阁。除了在偏远的湖南省获得一点反响外，光绪企盼的朝野响应、举国振奋、齐步走向自强的局面并没有出现。

如果一个人对中国社会的本质和民族性略微有些了解，出现这种状况他不应感到意外。但光绪不仅大感意外，而且深为气愤。他像幼稚的年轻人一样，想当然地将他的对手简单化、绝对化，他把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的责任全推到后党分子身上，很显然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为他周身洋溢的攻击欲寻找一个具体的目标。[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71—272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所以，百日维新，固然死于慈禧的“镇压”，但假使他们“围园杀后”的计划成功，其变法宏图是否能够实行，依旧是未知数，因为他们的阻力，并非只来源于一个慈禧（慈禧开始是支持变法的），而是整个帝国的官场、帝国的文化。以至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都这样评价康梁：“思以一纸之伪谕，以扫绝支那之积弊者，愚也。”[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一册，第10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变法是个系列工程，需要细致周密的计划，分步骤实施，岂可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

因此，变革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积习的国度，仅有热血不是够的。无知的冲动与无谓的牺牲，不过是为帝国的绞肉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润滑剂而已。近读我的导师刘梦溪先生的新著《陈宝箴与湖南新政》，先生对当时情势的分析，一下子就厘清了混沌。他说：“所谓变革，当然是在保存自我的前提下的弃旧图新，而不是从根本上推翻自我。如果完全推翻自我，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革命自然也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在1898年那一历史时刻，并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当时的情况，改革比革命更现实更有可行性。改革也有两种方式，即激进的变革和渐进的变革。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的变法是激进的变革，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是渐进的变革。皮锡瑞戊戌年三月二十日日记载，黄遵宪看了易鼎的文章也颇不以为然，说：‘日本有顿进、渐进二党，今即顿进，亦难求速效，不若用渐进法。[ [清]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原载《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第1期。]可见黄遵宪主张的也是渐进的变革，此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主张应为若荷苻契。”[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6—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遗憾的是，戊戌变法，从此开启了中国激进主义的滥觞。满目疮痍的国度，让许多人失去了稳健改革的耐心，转而崇尚快刀斩乱麻的酣畅淋漓。每代人都怀着开天辟地的强大自信去另起炉灶，从头再来，从此不再有持久的价值和标准，不再有积累与传承，对于这种激进主义崇拜，我在《国学与五四》中有更深入的分析。至于康、梁激进变法的后果，刘梦溪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少有激进变革有好的结果的。……正是康有为之激进变革导致戊戌政变，尔后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更不消说再以后的军阀混战等无穷变乱了。如果站在检讨历史的角度，不是为历史行程作辩护士，则不能不承认张之洞《劝学篇》阐述的变法主张，不失为晚清特定历史时刻的老成持重之见。”[ 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18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实际上，变法失败后，慈禧严格地限制了杀戮范围，一大批积极推行变法的地方官员，她都网开一面。为此，她命令光绪下诏，申明：

被其（指康梁）诱惑，甘心附从者，党类尚繁，朝廷亦皆察悉。朕心存宽大，业经明降谕旨，概不深究株连。

“六人之外，不事株连”。慈禧言出必信。其中，推行变法最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名史学家陈寅恪的祖父），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其子陈三立（陈寅恪之父）也一并革职。同时被革职处理的还有候补四品京堂江标、庶吉士熊希龄（后成为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出使大臣黄遵宪等，不管怎么说，总算保住了性命，也为后来的慈禧“新政”保留了一丝骨血。[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由于废光绪的图谋没能得逞，慈禧再度降怒于维新党人，下令处死已遣戍新疆的阴荫桓，赐死已被革职的陈宝箴，刘梦溪先生称此为“慈禧的第二次杀机”，详见刘梦溪：《陈宝箴与湖南新政》，第300—307页，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版。]

十二

相比之下，武则天杀人更多。为了铲除后宫的对手—王皇后和皇妃萧良娣，先后设计将她们置于死地，并下令将这两位如花似玉的美女截去手足，放入酒瓮之中“哀号而死”；为了嫁祸于王皇后，她甚至不惜亲手掐死自己女儿，这样的母亲，天下几乎绝无仅有；当然她不会放过她政治道路上的“路障”，唐太宗时代的肱股之臣禇遂良、长孙无忌、上官仪等，都被他流放致死。林语堂《武则天传》后面附有三份《武则天谋杀表》，记录了问鼎权力之路的血雨腥风。

今天，人们能够接受武则天的篡位、专权，甚至她晚年在私生活上的放浪，把她当作“一个不是男性胜似男性的英明君主”[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76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而独将慈禧视为人间妖孽。据说画像中的武则天丰颐秀目，雅致端庄，既含慈悲，又不乏威严，一种说法是，洛阳龙门石窟中最大的造像—卢舍那大佛，就是按照武则天的样子雕造的，而她的残忍，则被忽略不计了。

假如“戊戌喋血”的惨痛历史没有发生，慈禧或许真的想退休，把天下完完整整地交付给自己的侄儿光绪，自己则在即将落成的颐和园里安度晚年，去作一个安稳如山的“老佛爷”。毕竟，她已做完了自己该做的事，把一个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帝国带上了中兴之路，可以说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子孙后代。如果不激流勇退，自己的寿命再长，也终有寿终正寝的那一天。在这一刻，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的个人生活不够完美—她17岁父亲病故，25岁守寡，40岁丧子，所谓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她一样也没有落下。寂寞深宫里，她孑然一身，还要万事操劳，到了老年，她总应该安安稳稳地过上一个六十大寿了吧。她没有想到，对这一要求，日本人不答应。那个东洋小国对于她的庞大帝国早已垂涎三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光中兴”同时，开始了自强的步伐，史曰：“明治维新”。一场无法躲避的战争，注定将慈禧的六十寿辰搅成一地鸡毛。而这个危机四起的世界，也注定让慈禧余下的岁月惨不忍睹。

十三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慈禧就有了修复圆明园的念头，由于受到奕訢、奕譞、李鸿章等人或明或暗的联手反对，才不了了之。不得已，才改为整修殿宇相对完好的“三海”（即北海、中海、南海），以节省开支。奕訢办事有自己的主见，所以此后，她索性踢开了这块绊脚石。没有了奕訢的朝廷，再没有人能够扼制慈禧造园的冲动，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醇亲王奕譞为拍太后马屁，主动提出重修颐和园工程，慈禧的心愿，才终于得到满足。

李白说“清风明月，不须一钱买”，但慈禧的“清风明月”却大为不同。它的风花雪月、泉阁蕉窗，都是由真金白银打造的。

慈禧的颐和园，价值三千万两白银，这笔钱，是挪用了海军军费才凑齐的。很多年中，这已成了人们的共识。假如寻根溯源，我们会从康有为的墨迹间找到最初的蛛丝马迹。在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亦称《我史》）中，有“时拟以三千万举行万寿”[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2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之语，三千万，是整个万寿庆典的费用，其中修建颐和园，无疑占了大头。但这个数目，只是康有为随口说的，没有任何账目依据，不能当真。后人以此为出处，就以讹传讹了。

翻查清宫档案，从当时工程处《收放钱粮总单》，以及承修大臣的奏折中，我们不难算出，整修“三海”的费用，共计590万两白银左右。“三海”主要工程竣工之后，重修颐和园才取得合法地位，却赶上黄河决口，时局维艰，光绪皇帝大婚和亲政又迫在眉睫，政府财政捉襟见肘，加上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紫禁城贞度门失火，将宫殿的上空烧成一片血光，让慈禧感到不寒而栗，认为是不祥之兆，于是决定重修颐和园，要以多快好省为方针，用谕旨的话说，就是“所有颐和园工程，除佛宇暨正路殿座外，其余工程一律停止，以昭节俭而迓修和。”

根据清宫档案记载，56个主要工程的预算总额为318万两，即使超支，也不可能超过整修“三海”的 590万两。康有为大笔一抖，就将实际数字夸大了将近十倍。

慈禧挪用（无偿占用）海军军费重修颐和园的说法，同样是经不起推敲的。有人以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年期间，北洋舰队未购一舰作为根据，也同样只是猜测。北洋舰队的停滞不前，与朝廷的党争，尤其是户部的阻挠关系更大，对此，我已在《1894，悲情李鸿章》（见《盛世的疼痛—中国历史中的蝴蝶效应》一书）中有充分的表述。而与重修颐和园扯不上关系。清宫档案中清晰地表明，颐和园的工程费用，是从海军挪借的，而且每一笔由海军衙门垫发的工程款项，都指定了专款归还，到甲午战争以前，颐和园工程挪借的大部分款项都已经归还给海军衙门。

慈禧一生中最大的哀痛，与两座皇家山林园林有关。一座是北京西郊的圆明园。咸丰十年八月初八（公元1860年9月22日），是咸丰皇帝离开圆明园的日子。野史记载，但凡皇帝在圆明园登舟，岸上宫人必曼声呼曰“安乐渡”，递相呼唤，其声不绝，直到御舟抵达岸边。那一天，当咸丰的儿子用他稚嫩的嗓音喊出“安乐渡”时，咸丰竟热泪纵横，抱起儿子，说：“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 小横香室主人辑：《清朝野史大观》，第一卷，第68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版。]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公元1861年8月22日）凌晨卯时，刚刚度过30岁万寿（生日）的咸丰皇帝，在热河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把两位未亡人—慈禧与慈安，置于前途未卜的茫然中。

或许，在慈禧的心里，自己的春春岁月，自咸丰闭眼的那一刻就被断送了。烟波浩淼的避暑山庄，让年轻的慈禧知道了什么叫国破，什么叫家亡。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德龄说：“曾有许许多多人问过我，太后为什么那么痛恨外国人？她痛恨外国人起因于1860年美丽的圆明园被毁。圆明园离现在的北京颐和园不远，太后认为它的被破坏是一种有意的放肆行为。因为就是在圆明园，太后当上了咸丰皇帝的新娘，在被赶出这个美丽的地方之前，他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快乐的日子。”[ 德龄：《莲花瓣》，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于是，慈禧不可遏阻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德龄说，慈禧晚年一直保留着咸丰当年送给她的一颗珍珠，那是一颗水滴形的珍珠，像一颗小鸡蛋那样大，是有名的“茄子珠”。这颗珍珠的表面非常光滑完整，它的光泽是任何其他珠子所无法比拟的。太后把它当作一种垂饰，挂在袍子右侧肩膀下。关于这颗珍珠的来历，德龄说：

这颗珍珠来自广州，是广州总督送给咸丰皇帝的，那是在慈禧（那时候叫兰贵妃）成为咸丰皇帝的妃子后不久。虽然兰贵妃当时还只是一个妃子，皇帝却把这颗珍珠送给了她，这件事在宫里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当然，那时候她还是个年轻姑娘。我认识她时，她已经快七十岁了，但是这颗珍珠是她最心爱的宝贝，每当有适当的场合，她就要戴上它。[ 德龄：《莲花瓣》，第3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颐和园里，她荡舟、听戏、画画、照相，她要让自己重新变成一个活脱脱的少女。于是，凯瑟琳·卡尔看到了这样一个慈禧：“太后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和无尽新意的女人，我总能从她身上发现新的吸引力。她简直就是完美女性的化身。”[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7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她是这样的方式，模糊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让已然逝去的青春，重新开始。

十四

按说，一个“统治着四亿人民的太后”[ 德龄：《莲花瓣》，第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在六十大寿的当口，为自己修建一个退休养老的去处，算不得过分，更何况清朝帝后的万寿（生日）、大婚，辅张早已成了习惯。依照清制，帝后的万寿，与元旦、冬至并列为三大节庆，都要举行隆重的典礼。皇太后的生日叫圣寿节，这一天，太后、皇帝要一起在慈宁宫里接受朝贺，慈禧垂帘听政后，受贺地点改在养心殿。更何况慈禧的六旬整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六十为一轮花甲），更是敷衍不得。对于一个久历深宫的女人来说，那几乎是她一生的心愿所系，更何况慈禧是一个无夫无子无女的孤老太婆。当年康熙皇帝的六十大寿（公元1713年）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公元1790年），都举行得吉祥隆重，难道轮到她，就成了罪过？

当年乾隆爷大办万寿庆典，还有他修建清漪园（即后来的颐和园）、扩建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那是因为老爷子钱包鼓，腰杆硬。我们不妨晒晒乾隆时代的财政状况：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到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的19年里，户部银库只有三年存银在三千万两以下，其余年份皆在三千万两以上；乾隆二十年（公元1796年）至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存银大都为三四千万两；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存银为五千余万两；自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至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只有两年存银在六千余万两，其他各年存银都在七千万两以上。历史学家说：“秦汉以来，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位皇帝的国库存银有乾隆年间的库银多。”[ 参见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第八册，第466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所以他曾四次普免地丁赋税，三免八省漕粮。至于兴建清漪园，只花费了不到五百万两[ 据《内务府奏案》记载，建园经费“用过银四百八十九万七千三百七十二两三钱四分六厘”，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奏案》，第165包第26号。]。这钱他花得起，也有资格花。

乾隆的时代，在南方，两征廓尔喀，用兵缅甸，进剿安南；在西南，平定大小金川；在西北，统一回部，接纳土尔扈特回归，两征准噶尔。那时的清帝国，威风八面，势不可挡。

相比之下，慈禧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慈禧入宫那一年春天，一年前在金田起义中组成的太平军已经攻破广西省城桂林，接下来兵不血刃地占领道州[ 今湖南省道县]、岳阳，随后水陆开进湖北。第二年初离开武昌时，太平军已是旌旗蔽日、征帆满江，号称“天兵”百万。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慈禧生下载淳（即后来的同治皇帝）那一年，太平军大破清军的江北、江南两个大营，同时，内患在迅速蔓延，除去已经发生的捻军、天地会起义（包括小刀会起义、红钱会起义等），在云南，杜文秀领导的滇西回民起义，马德新等领导的滇南回民起义，李文学等领导的彝民起义等，都在这一年发生。“仅仅是一个太平天国，就使得咸丰帝尽力衰竭，面对如此众夥的反叛该施以何策？”

[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那一年秋天，英国人也掺和进来捣乱，三艘英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第二次鸦片战争，就这样打起来了。俄、美又趁火打劫，逼大清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和《中美天津条约》，之后又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其中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降低关税、战争赔款（分别赔偿英法四百万和二百万两）等，皆对大清帝国造成极大内伤。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慈禧以垂帘太后的身份正式登上清朝政治舞台那一年，太平天国、捻军、苗民、回民起义都被先后镇压下去，大清帝国暂时缓了一口气。但国际危机并没有解除—葡萄牙人占领了澳门、英国人入侵了西藏，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在东面也不太平，与“同光中兴”同时，被视为东瀛小国的日本开始了与大清的竞赛，至此，大清帝国已经是前狼后虎、四面是敌。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明治维新只有六年的日本就开始欺负大清，举兵入侵台湾。咸丰的告诫，已一语成谶：“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什么安乐了。”慈禧的政治生涯，没有几天的安宁。要带领大清从四面楚歌中成功突围，连道光、咸丰都办不到，又何以苛求慈禧呢？

十五

人生有时充满荒谬，当一个人费尽心机地达到他向往已久的目标时，那个目标本身的价值已经悄然消解，就像我前面写过的吴三桂，我的朋友张宏杰曾这样评价他：“他存在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在大明朝这座巨大的山体上尽力攀登，海拔的上升就意味着幸福的临近。但是，就在吴三桂兴致勃勃地攀到半山腰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脚下所踩的原来是座冰山，正在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缓慢消融。即使攀爬到最高处，最后的结局依然是毁灭，而不是达到永恒的幸福之源。”[ 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76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将吴三桂比作慈禧，显然是不恰当的。吴三桂生活在明代，慈禧生活在清代；吴三桂是男人，慈禧是女人；吴三桂是人臣，慈禧是“主子”。这决定了他们的机遇、处境，都大相径庭。尽管吴三桂后来称了帝，但也不过是一种权力自慰而已，除了加速死亡，什么作用也起不到。然而，二者之间，还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他们都有野心，又都不幸赶上了王朝能量的衰竭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他们赖以生存的权力也是不稳定的。就拿慈禧来说，当她终于爬到了权力高峰，准备主宰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格局已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变成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屡败屡战的王朝，不仅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反而让她吃尽苦头。在历史上，还找不出几个最高权力者被打得离宫别庙，流落他乡，而她自己，竟然成了庚子之战后西方八国准备惩治的首要“元凶”，后来她让李鸿章与西方人周旋，杀了一批替罪羊，才勉强保住自己的命。她爬得越高，她心中的惊恐、惶惑越强烈，她已经无法驾驭时代，反而被时代左推右搡、难以立足。她心中那个完整坚固的世界破裂了，权力在给她带来锦衣玉食，也给她带来她无法负荷的残酷。

我时常在想，假若在《红楼梦》里，她究竟是手段干练、面艳心狠的王熙凤，还是看透了危局、又心犹不甘的贾探春？

所以，对慈禧来说，获得最高权力是大幸，但在这个时代里当权却是大不幸，否则，即使她再暴虐、再奢侈，也都是权力者的标准形象。仅就清朝而言，论暴虐，她比不上雍正；论奢侈，她比不上乾隆；论无知，道光跟她有一拼（鸦片战争爆发时，道光皇帝竟然不知那个名叫英吉利的国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更何况中国历史中几乎每一位成功帝王，都无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然而，在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中，她的名声最臭。

在更多人看来，“嬴政通过贪狼强力、寡义趋利的残酷屠杀满足他变态的虐待欲，武则天则异乎寻常地沉迷于与美少年的性交往。不过，这都是他们生活的次要方面。他们是历史上建立了非凡功业的帝王，这一点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人们获得的主要印象。”[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也就是说，这些帝王在历史上都是有建树的，“功大于过”，因此，他们无论多么残虐荒淫，都可以接受。唯独慈禧十恶不赦，因为在她的统治下，中国割地赔款，一败涂地。

十六

于是，慈禧对内政外交所做的一系列改革、她在晚年“新政”中推行的法制建设等等，都被一笔勾销，不能再提，否则就是为历史罪人的脸上贴金。胜利者一切都好，失败者一无是处，中国人的极端思维，在对慈禧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慈禧或许不会想到，庚子之败后，她把一大批替罪羊拉上了法场，而事到最后，她自己竟然成了清代历史的最大替罪羊。

她替了谁？她替了乾隆，因为乾隆在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拒绝了英使马戛尔尼的通商要求；她替了嘉庆，因为当另一位英使阿美士德来华，嘉庆再度闹得不欢而散，英国人两次平等的外交和通商努力失败，才干脆软的不吃来硬的，在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打到家门口；她替了道光、咸丰，因为与他们的父祖相比，观念丝毫没有进步，他们对“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也与时代完全脱节。对此，费正清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平等条约开始于中国普通民众尚未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几十年内，他们仍然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即政治是皇帝及其官僚们的事，而且要地方名流的支持。在这种古老的秩序下，现代的民族主义绝活有所表露。相反，清政权所关心的主要是维护中国地主—文人学者统治阶级对它的忠诚，并借此镇压一切可能在农村平民中掀起的骚动及反清叛乱。”[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在这样的观念下，两次鸦片战争，把大清帝国打得体无完肤，通商赔款还不算，洋人还一把火烧了圆明园，山河泣血，满目疮痍，这些历史欠账，慈禧一人之力，如何还清？

此时，慈禧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不再是两性冲突的战场，却成了时代冲突的前沿。

十七

当然，慈禧既然生活在这个年代，就要为她自己的年代负责。因为她不是别人，而是这个帝国的实际领导者，无论她生命里曾有多少缺憾，对于国家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在那个年代里，有多少人不明不白地死去，成为这个帝国里的冤死鬼，却根本得不到伸冤的机会，一个人在情感上的损失，又何足与外人道？

在慈禧的年代里，不乏曾胡左李这样的中兴之臣，也出现了康有为、梁启超这样的新锐改革者，倘形成合力，天下或有可为。无奈，形成这合力的机缘，都在她的手中一一错过了。翁同龢在甲午战前拼命挤兑李鸿章这些开明的洋务派，甲午战败后却又支持变法；戊戌变法后（公元1898年），李鸿章自称康党，可惜早已经靠边站，没有了力挺康梁的实力；而当庚子战败后（公元1900年），慈禧幡然醒悟，开始了比戊戌变法更加猛烈的政治体制改革，甚至启动了立宪议程，然而，此时康梁早已逃亡国外，死要面子的慈禧又执意不肯为康梁、还有被她杀死的戊戌六君子平反，而思想开明的奕訢、李鸿章，也早已不在人世。总之，党争、利益关系，把朝廷分割成无数碎片，让人眼花缭乱，清末的政治版图，终是一盘散沙，任凭谁也捏合不起来。时也，运也，命也。慈禧终归做过一些努力，而她所有的努力，又都在她六十大寿的喜庆气氛中灰飞烟灭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终究，她是一介女流，过于关注自我，眼界不会像我们今天期望的那样深广，她太在乎吃喝拉撒、婆媳关系这些家长里短，还有那永远难以满足的虚荣心—为此，她苦熬了半世，付出了漫长的等待；同时，她又是叶赫那拉的后裔，出生于满族官宦之家，是被传统的权力文化滋养大的，因此也不可能比她的前辈干得更好。张宏杰说：“她的政治技巧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的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度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张宏杰：《千年悖论—张宏杰读史与论人》，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她的身体成为各种冲突的焦点，但对她来说，身体就是她冲不出去的围城，无论怎样精心装扮，都敌不过它在岁月中的衰朽，最终沦落为一具干瘪的尸体，在一场隆重的葬礼过后（公元1908年），被放入清东陵深深的地穴中。

十八

在丑化慈禧的过程中，康有为的作用举足轻重。

在中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矛盾体。一方面，他对国家的危难有着清醒的认识，甲午之败后，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必须因时而变，实现平等自立，主张通过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个方面实现他的强国梦，对于暮气沉沉的帝国来说，这些无疑都是进步的观念。但另一方面，康有为又过于自以为是，对政治运作缺乏起码的常识，对变法的风险缺乏起码的认识，这使他的制度设计异想天开，缺乏切实缜密、稳扎稳打的实施方案，最终把变法引向了铤而走险的政治赌博。

公元1899年初，在日本早稻田，逃亡日本三个多月之后，康有为在灯下写出了个人回忆录《康南海自编年谱》，对梦幻般的维新百日进行回顾。直到1953年，这部著作才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公开出版，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并称研究戊戌变法的三大史料之一。遗憾的是，这部《年谱》，对变法失败的原因没有丝毫的反思，相反，在字里行间充满了自恋式的自我夸大和对时局的错误臆测。

在这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我读到这样的话：

廿七日，诣颐和园，宿户部公所。即见懿旨逐常熟，令荣禄出督直隶并统三军，着二品大臣具折谢恩并召见，并令天津阅兵，盖训政之变，已伏。[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4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廿七日，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公元1898年6月15日），在徐致靖的保举下，康有为前往颐和园，准备在第二天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接受皇帝召见。四天前，变法程序已经启动，自四月二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

此时，正沉浸在湖光山色中的慈禧太后，纵然对甲午战败倍感失望，却没有像康有为这些民间士人那样痛切的压迫感。马关一约，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几乎吸干了帝国的血，但她的衣食住用不会有丝毫的变化。她的国早就破了，她的家早就亡了，现在，这一副残山剩水，交到了她这个孤老太婆的手上，她还能干什么？或许，破罐只能破摔；或许，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古老的帝国，不知遭逢过多少次的危机，哪一次不是逢凶化吉，遇难呈祥？以这个帝国的笨重之躯，要在这个不进则退的时代里爬坡，她如何推得动？

她推不动，有人来推。最初看到光绪的谕旨，慈禧当然明白他要干什么，但她并没有过多干涉，只是对以光绪、康有为为核心的变法团队的政治把控力不大放心，为了把局面控制在自己手上，她预先布好了局，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10日），指示光绪对朝廷中枢做出了调整：荣禄补大学士，刚毅升协办大学士，崇礼接刑部尚书，把她认为“政治上可靠”的人调集到中央第一线。四天后，又将变法支持者、光绪帝的恩师翁同龢“开缺回籍”。

康有为说，此时“训政之变，已伏”，即慈禧已经为政变做准备了，这显然夸大了慈禧的政治预见性，因为在当时，即使慈禧也不可能知道变法这出大戏将向何处发展，而康有为这个“总导演”，已经把她预设为反面人物。

可以说，康有为对变法的整体构想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慈禧定位成变法的对立面，他的变法事业，从一开始就冲不破他所设定的二元格局，而后来的事态发展，也一步步地“验证”着他的预想。

十九

回到事件的开始，慈禧与光绪—或者说慈禧与变法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康有为渲染的那样剑拔弩张，甚至可以说，慈禧原本可以成为光绪变法可以依靠的力量。早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慈禧太后就正式入住了她向往已久的颐和园，即使回城，也大多住在西苑（也就是中南海）春藕斋北面的仪鸾殿，把她生活过大半辈子的紫禁城留给了光绪。光绪是在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公元1889年3月4日）举行亲政大典、正式执掌最高权力的，这一年，光绪虚龄18。固然，慈禧并非全退，而是半退，像英国人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的：她“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但光绪也并非像后人渲染的那样，完全是慈禧手中的傀儡，否则，慈禧在戊戌年通过“政变”夺回权力，就显得无法理解了。按照光绪亲政前确立的“规则”，光绪有权处理奏折、发布谕旨，只不过须在当天将奏折原件和朱批意见呈送慈禧太后过目而已。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慈禧的“归政”，与当初的“垂帘听政”、“训政”没有区别，“无非都是形式上的变换而已”

[ 孙孝恩：《光绪评传》，第63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处理奏折、发布谕旨的主体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光绪是有一定主动权的，只不过需要让慈禧事后知悉而已。用茅海建先生话说，这是一种“事后报告制度，光绪帝有处理权，慈禧太后有监督权”[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

我们不妨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公元1898年6月1日）杨深秀要求废除八股的奏片，来检验一下光绪的权力含金量。在这份“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中，杨深秀痛批八股文之腐朽，要求罢黜那些“仍用八股庸滥之格、讲章陈腐之言者”[ 原折见《军机处录副·补遗·戊戌变法项》，3/168/9446/27。]，这一奏折，对于在八股中泡大的官场文人而言，堪称石破天惊。当天，军机处将杨深秀原折呈慈禧太后慈览，第二天，内阁明发上谕，肯定了杨深秀的奏折，要求礼部研究处理。这道谕旨，显然经过了慈禧太后的同意。慈禧虽然没有受过儒家文化的系统训练，但毕竟也是熟读诗书，知书达礼，这一点前面已经讲过，像废除八股如此重大的问题，在慈禧那里都顺利过关，足见慈禧的观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

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七月十九日（9月4日），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尽管步伐零乱，但变法事业总体来讲还是顺风顺水。大臣们基本上是看皇帝脸色行事的，所以此一期间，他们的上疏，大多支持变法，反对变法的人基本上不敢吭声了。更何况，皇帝的谕旨，基本上都请慈禧太后过了目，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许可。据统计，自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至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军机处向慈禧呈送折、片、呈、书等共计462件，最多的一天，上呈了29件。茅海建先生判断，“光绪帝确实将此一时期的重要奏折，包括军机处都无法看到的‘留中的折件，基本上送到慈禧太后手中。”[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第1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应当说，光绪皇帝老老实实地遵守了“事后汇报”的游戏规则，慈禧看到绝大多数官员都支持变法，也就顺水推舟，乐观其成。或许，在她心里，变法，就像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一样，为这个帝国迎来新的气息。此时，应当说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二十

七月十九日（9月4日）发生的事情，导致了慈禧与光绪关系转折，也成了左右戊戌变法走向的关键性节点。这一点究竟发生了什么？查军机处《上谕档》，我们不难发现，就在这一天，光绪找借口罢免了礼部六名官员，第二天又任命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四人为军机章京，此后“凡有章奏，皆臣四人阅览，凡有上谕，皆由四人拟稿”。

昆明湖上，慈禧的脸色骤变，感觉到脚底的船板正在被人抽空。光绪“擅自”罢免礼部官员，又任命四名军机章京，还要军机处干什么？不向她老人家汇报，她的监督权还算不算数？

慈禧之怒，表明她与光绪的矛盾，主要不是体现在对于变法的认识上，而是体现在权力的分配上。连与康有为关系甚密的四品京堂、礼部主事王照后来都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力，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 [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

对于新党来说，摆在眼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团结旧党。变法既然绕不开慈禧，就干脆不绕开她，而是最大限度地争取慈禧太后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推行改革，使改革蔚然成风，待慈禧死后，再将改革深化进行。有学者说：“变法维新运动就其涉及的广大领域和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是一场渐进的政治革命，它的倾向不仅与大多数政府官员的思想意识背道而驰，而且将严重侵害整个官场的既得利益。如修改考试制度使帝国的广大文人有失去晋升机会的危险；废除许多衙门，威胁到众多在任官员的任职；规定士人和官员可以越过正规的官僚制度渠道直接上书皇帝，是对朝廷中高宙权威的蔑视，等等。因此，一个有政治头脑、深思熟虑的人，就会预想到颁布这类改革措施将会遭遇到怎样的局面，一旦掀起范围广泛的抗议浪潮将如何应对，这其中有对各派政治势力的清醒认识，对人心逻辑的谙熟，他必须分清什么是真正的反对派，什么是随从者，以便分化瓦解对方，争取中间势力，组成统一战线。一定要有这样的把握：即己方的政治力量能够以绝对优势压倒反对势力。这不是儿戏，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严峻的政治斗争。倘若没有这种把握，就需要等待时机，积蓄力量，见机行事。”[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在当时情况下，与慈禧合作，并非没有可能。只要对照一下同治初年，慈禧、奕訢等推进洋务的进程，便会发现，此时的光绪、康有为，以及军机四卿所形成的变法团队，与当年的慈禧、奕诉以及曾胡左李所形成的洋务团队，是多么的相似，只不过团队的核心，由原来的叔嫂，变成此时的母（养母）子。慈禧的思想，并不像康有为想象的那样顽固，既然她能够支持洋务运动，就有可能支持变法。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引导清廷将政治体制改革引向深入的，正是慈禧本人。

但康党不屑、也不愿选第一条路，甚至连尝试都不愿意，而是在羽翼未丰之际，就摆出了一副与慈禧的现行体制分庭抗礼的架势。其中一个典型的细节，是四月二十八日（6月16日）一早，康有为至颐和园接受光绪召见，在朝房里等候时，与等候向慈禧谢恩的荣禄撞个正着，二人于是有了一段语言交锋。荣禄问：“以子之大才，是否有补救时局的灵丹妙药呢？”语气明显带有挑畔的意味。康有为也不示弱，忿然答道，非变法不可。荣禄又问：“即使知道法是要变的，但一二百年的成法，怎能一下子变过来呢？”康有为回敬道：“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变了。”[ 原文见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54、33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荣禄听后，脸色突变，知道这个康有为来者不善，假如变法成功，一定会对旧党下黑手，所以当天觐见慈禧时，让她加几分小心。这段对话出自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可靠性不知，但从康有为代御史宋伯鲁所拟奏折中，可见“有迂谬愚瞽，不奉诏书，褫斥其一二以警天下”[ 《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之语，由此可知，杀几个守旧大臣，的确是康有为的主意，但此时的他（包括光绪），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此时摆出一副死磕的架势，无疑是以卵击石。可见他是一个胸无韬略之人，胸口贴一点胸毛，就号称大力士了，全不知他那点武艺，在慈禧、荣禄面前，实在是不堪一击。在他的引导下，整个变法的进程，基本上是走一步看一步，跟着感觉走。他们以为颁几道诏书、杀几个大臣，变法就可大获成功，是头脑简单的表现，这样的变法，注定无法成功。

他们把变法团体变成一个小圈子，对大多数朝廷官员采取排斥甚至打击的态势，表面上孤立了旧党，实际上是孤立了自己，让自身立足未稳，就在朝廷中深陷孤苦无援、孤军奋战的处境中。这一点不仅令荣禄、刚毅这些一线官员无法接受，连慈禧也感到意外。所以变法伊始，慈禧就曾急切地问荣禄、刚毅这些官员：“难道他（皇上）自己一人筹划，也不商之你等？” [ 苏继祖：《清廷戊戌朝变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她得到完全否定的回答，她的脸上一定挂满了失望。

果然，光绪“擅自”进行的人事任免，将慈禧身体里蛰伏已久的斗志激发起来。朝廷上下，没人敢动她的奶酪。

二十一

然而，无论康有为，还是光绪，都没有意识到朝廷人事问题的敏感性，相反，在九天后，也就是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在紫禁城处理完政务后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准备劝说慈禧，请她同意开设懋勤殿，无疑是往慈禧的伤口上再撒一把盐。

康有为对于改革的总体设计，本来是开制度局，“选天下通才二十人置左右议制度”[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而他自己，无疑是天底下最大的“通才”，所以，康有为的全部政治目的，不外乎是在皇帝之下，建立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议政机构、一个帝国的“参谋本部”，根本不是像日本那样，建立一个议会制度。然而，康有为本人连一天的从政经验也没有，他那些美妙的理论，对于这个积弊已深的帝国来说，也不过是一些表皮功夫，他有的，只有一腔热情和一些书本知识，而他向朝廷提供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所谓经验，也不过是他个人的理解，与明治维新的实际进程相去甚远。所以即使变法成功，帝国的变化，也仅限于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在制度局之下设立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这些专局，发行纸币、改穿西服这些表层方面，充其量是开明君主专制，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近代民主制度。制度局的设想铩羽而归，六月初六（7月24日），梁启超代李端棻上奏时，又提出开设懋勤殿，基本上是换汤不换药。他们天真地以为，“一达天听即可居高”，以为哥儿几个一商量，这天下的事就定了，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他们一无所知。

慈禧当然懂得，开懋勤殿，无疑是“踢开党委闹革命”，或者说，这本身就是造反，是政变，是对她经营大半生的政治成果的彻底颠覆。变法也已经不再是变法，而是夺权。

二十二

假如他们以为开懋勤殿这一设想能得到慈禧太后一如既往的默许，那就太异想天开了。慈禧这个被摸了屁股的老虎，终于对光绪大动肝火，怒斥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无死所矣。”[ 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37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当他们终于在慈禧那里碰了钉子，才突觉大事不妙。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也就是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安的第二天，光绪破例召见了新任军机章京杨锐，并颁下一道密诏，密诏说：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3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从密诏内容看，光绪与慈禧太后在一天前一定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出现了“朕位且不能保”这一严重后果。此时，感觉到脚下的舢板被人抽走的，换成了光绪。这个曾经豪情万丈的舵手，突然间跌入了惊涛骇浪，第一次尝到了呛水的滋味，手足无措之际，不得不奋力求救。

杨锐是这样回答皇上的：皇上是太后所立，大权在太后手中，光绪宜将顺太后之意，行不通处，不宜固执己见。光绪说，要变法，就要全变。杨锐答道，变法宜有次第。光绪说，要尽除旧党，杨锐答道：进退大臣，不宜太骤。[ 原文见黄尚毅：《杨叔峤先生事略》，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564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从杨锐的对答来看，在维新派中，杨锐算得上一个明白人，知道急躁冒进，只能是欲速不达。后人说：“拿一个政治家的标准来衡量光绪，他未免显得太幼稚了。他就像巴金小说里那类书生气十足的革命青年，一头扎在书本里”，“他只热衷于梦想……以求实质性地改变，而不是追求快刀乱麻式的形式上的变换。然而，光绪毕竟太年轻，对中国社会的现实了解太少，他追求的恰恰是简单易行、痛快淋漓的后者”[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64—26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光绪这样做，自然是急切地希望摆脱慈禧的威权笼罩，从而找回一个皇帝的自尊。但是蛰伏在他内心深处的对抗意识一旦被唤醒，就会使他的动作失调，甚至可能变成一场冒险。他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慈禧的对手，甚至于他一举手一投足，慈禧就会知道他想干什么。

他不知道，咸丰去世那年，势单力孤的慈禧是以怎样的意志战胜自己的政敌，把权力牢牢攥在自己手里的。他不知道，权力就是慈禧永远不能碰触的老虎屁股，只可如杨锐所说，慢慢进行“和平演变”，而不能强取豪夺。只要了解了慈禧的心路历程，就会明白这样的剥夺意味着什么。

对于慈禧来说，权不仅仅是权，是命，倘没有了权，她断然无法活到今天。因此，权力是她生存的保障，也是她生存的全部价值所在。

在政治上，急功近利的代价非常惨重，对这一点，之前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之后的历史还将不厌其烦地证明。

不知此时，光绪是否有所悔悟。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二十三

康党却是没有悔悟的。

此时的康党，早已摁捺不住，决定实施“斩首行动”，一举除掉慈禧、荣禄这些绊脚石，原因是他们认为慈禧要借天津阅兵的机会发动政变、对光绪下黑手。用康有为自己话说，是以“天津阅兵即行废立”[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5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这再度表明了康党对政治常识的无知。后来的事实表明，慈禧返回紫禁城，废掉光绪的时候，身边只带了一些太监，连一兵一卒都没有带，更无须舍近求远，跑到天津去，借用阅兵的机会。更何况天津阅操早在四月二十七日就决定了，具体时间定于七月初八，那时在光绪与慈禧之间，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痕。

更何况，光绪在七月三十日召见杨锐时颁下的密诏，只是让康党们替他想想办法，寻找一个既能使变法继续下去，又不触怒慈禧太后的两全之策。也就是说，当时光绪并不打算与慈禧太后彻底撕破脸皮，展开鱼死网破的对决，但康有为却把密诏的内容篡改为“朕位且不保，令与诸同志设法密救”[ 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见《戊戌变法》，第四册，第16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自顾自地把慈禧当作了清除的对象。连王照都说：“皇上本无与太后不两立之心”[ 转引自杨天石：《太养毅纪念馆所见孙中山、康有为等人手迹》，原载《历史档案》，1986年第1期。]，“我以为拉皇上去冒险，心更不安。”[ [清]王照：《方家园杂咏二十首并记事》，见《近代稗海》，第一册，第5页。]这无疑把光绪与慈禧推入你死我活的危险境地中。

更可怕的是，他们拿出的“办法”，竟是那么的荒诞不经。在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他们派谭嗣同前往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夜访袁世凯，让他举兵造反，至于袁世凯是否有反叛的条件，他们是根本不管的。按照他们的设想，袁世凯率部哗变以后，会“率死士数百”冲进紫禁城，簇拥着光绪皇帝登上午门，“杀荣禄、除旧党”，又由毕永年率领百余人前往颐和园捉拿慈禧，这看上去不像是一份严密的作战计划，倒像是一出热闹纷呈的大戏。

杨深秀还上了一份奏折，更显示了他非凡的想象力。在这份上疏中，他建议光绪在召见袁世凯的时候，命令他派兵三百人，到圆明园挖金窖，以便藏兵于金窖里。但他并没有说明，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袁世凯的部队能够名正言顺地潜入北京，然后对太后下手。

八月初五（9月20日），光绪召见袁世凯，的确下了一道手谕。但光绪被康党忽悠了，他并不知康党调动袁兵的目的，是要“围园杀后”，否则，他绝不会答应。

后来，梁启超意识到这份计划太过拙劣，见笑于天下人，于是在写《谭嗣同传》时，对原计划进行了“修订”，变成了这样一个版本：光绪帝在慈禧、光绪在天津阅兵的当口，纵马驰入袁部军营，“传号令以诛奸贼”，袁世凯的部队就会“以一军敌彼二军，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创下“不世之业”。

至于具体行动措施，根本没有细想。

在他们眼里，慈禧事先的部署、荣禄的军队，都是一片虚无。

这份兵变计划，无论怎样修改，都遮掩不住它的漏洞。假若如康有为所说，在北京动手，纵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荣禄在天津办公，如何能够“杀荣禄、除旧党”？假若如梁启超所说，在天津动手，那么天津一有异动，“京内即已设防，而皇帝已先危险”。倘连这样的造反计划都能成功，恐怕老天都不答应。

连他们计划中的一颗重要棋子—毕永年都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不可能成功，悄悄从南海会馆逃出，到宁乡会馆躲了起来。

但无论怎样，这份不靠谱儿的兵变计划还是出笼了，这无异于绑架了光绪皇帝，把光绪与慈禧置于势不两立的境地中。

本来，八月初三这天，慈禧在颐和园里看了一天的戏，看了杨崇伊请求她训政的奏折，第二天从颐和园回西苑，从内务府《日记档》可以看出，她沿途两次休息，再次换船，三次换轿，其间还去了万寿寺烧香，然后，步行至御座房稍坐，一路上心情悠闲。茅海建先生说：“康称‘西后意定，并不准确。”[ 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5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应当说，此时的慈禧，纵然听到了这样那样的传闻，感到形势严峻，但对光绪“决心”杀她的计划，还找不出真凭实据。所以她在八月初六（9月21日）决定训政，逮捕康有为时，给康定的罪名只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处理的办法，也只是“革职拿办”。当袁世凯将康党的计划报告给荣禄，荣禄又火速密报给慈禧，事件的性质，终于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一时刻，慈禧的心中一定感到彻骨的冰凉。

二十四

慈禧太后在八月初九（9月24日）下达了抓捕的命令。光绪颁给杨锐的那道密折，假如在抓捕杨锐时能够从杨锐府中搜出，让慈禧亲见光绪“不致有拂圣意”的原话，或许还会弥合慈禧与光绪之间的裂痕。然而，杨锐却始终没有让对方搜出这道密折。只要搜不出这道密折，杨锐就有可能保全性命。据说这道密折一直被杨锐之子杨庆昶收藏着，直到光绪、慈禧死后，才呈缴给朝廷，因此，在朝廷档案中，不见对密折内容的确切记载，只有不同的抄本，流传于各位当事人的转述中，又在转述中不断发生变异，而那份密折的原本，则在宣统年间，消失于紫禁城深海似的文件堆中，或许今天，仍旧深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某个角落。

康有为要的是变法，但他带来的，却是慈禧与光绪的反目。他无力控制国家的局势，却实实在在地控制了慈禧与光绪的命运，这一点，无论是意气风发的光绪，还是老谋深算的慈禧，或许都不曾想到。

从此，系在慈禧与光绪之间的那个死结，永远也打不开；而帝国政治变革，也在那个寒风萧瑟、人头落地的深秋里，被系上了一个大大的死结。

康有为逃到香港后，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公元1898年10月6日）晚接受香港最大英文报纸《德臣报》（China Mail）记者采访。采访中，他痛骂慈禧，说她只是一个妃子，并不是光绪真正的母亲，更重要的，他声称，光绪还有一份密诏，是给他本人的，内容是让他去英国求援，以恢复光绪的权力。

他还以工部主事的名义给英国驻华公使馆草拟了一份照会（不知是否发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藏有康有为未刊文稿微卷，在这份照会中，他称慈禧为“伪临朝太后”、“淫邪之宫妾”：

敝国经义，天子于正嫡乃得为母，妃妻不得为母。伪临朝太后那拉氏者，在穆宗时为生母，在大皇帝时，为先帝之遗妾耳。母子之分既无，君臣之义自正。垂裳正位，二十四年。但见忧勤，未闻失德。乃以淫邪之宫妾，废我圣明之大君。妄矫诏书，自称训政。安有壮年圣明之天子，而待训政者哉？民无二王、国无二君。正名定罪，实为篡位。伪临朝淫昏贪耄，惑其私（上“辟”下“女”），不通外国之政，不肯变中国之法。向揽大权，荼毒兆众。海军之众（？）三千万，芦汉铁路之款三千万，京官之养廉年二十六万，皆提为修颐和园之用。致国弱民穷，皆伪临朝抑制之故。伪临朝素有淫行，故益奸凶。太监小安之事，今已扬暴。今乃矫诏求医，是直欲毒我大皇帝，此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者也。伪临朝有奸生子名晋明，必将立之，祖宗将不血食，固中国之大羞耻。然似此淫奸凶毒之人，废君篡位之贼，贵国岂肯与之为伍，认之为友邦之主？教灾恤难，友国之善经；攻昧立明，霸王之大义……[ 原件的格式，在先帝、文宗显皇帝、大皇帝、大君、天子等词处均新起一行，这里没有沿用原格式。转引自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540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这份照会，颇见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风格，文笔犀利，字字见血，直刺得慈禧太后体无完肤，然而，酣畅之余，康有为忘了一点，那就是光绪皇帝的安全。此时光绪已成慈禧案板上的鱼肉，不要说帝位，连性命都难保，如果真的出于保护光绪的目的，康有为应当强调的不是光绪对慈禧的仇恨，而是对慈禧的忠诚。他这一番言论，虽然自己痛快了，却把光绪往火坑里又推了一把。假若不是他太过自私，就只能说明他没脑子，他的政治智商，不是零，而是负数。

对康有为的采访第二天就见诸《德臣报》，没过几天，内地报纸纷纷转载，其中，上海《申报》在转载时做了删节，对“所有干及皇太后之语，概节而不登”，但康有为对慈禧太后的强烈不满，在字里行间显露无疑。此后，上海《新闻报》、天津《国闻报》的媒体也先后报道了康有为的谈话内容，湖广总督张之洞从《新闻报》上看到这段谈话后，大为震怒。

与此同时，身陷囹圄的杨锐或许万万想不到，自己守口如瓶的那份密诏，康有为竟然在海外大肆宣传。这等于把杨锐的底细全盘供出，坐实了杨锐的康党身份，杨锐也因此被拉到菜市口砍了头。实际上，杨锐虽然是维新派，却不是康党，更不是康有为身边的核心人物，杨锐是由陈宝箴推荐入朝，成为军机四章京之一的，而且，杨锐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曾透露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等的不和，称刚刚共事了几天，就已经难以相处，已经萌生“抽身而退”之意，称“此地实难以久居也”[ 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二册，第57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袁世凯向荣禄举报康党的兵变计划，是不得已而为之；康有为到处宣传的所谓密诏，则是主动的出卖。

正是那份传说中的密诏，使得慈禧对光绪的爱彻底转化为无法冰释的仇恨。王照说：“今康刊刻露布之密诏，非皇上之真密诏，乃康所伪作者也。而太后与皇上之仇，遂终古不解，此实终古伤心之事。”[ 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见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四册，第—33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茅建海先生说：“康有为到达香港、日本后，频频公开刊布其伪造或改窜的‘密诏，并对慈禧太后加以诬语。此举虽可自我风光一度，然羁押在北京的光绪帝却因之陷于不利。这是康自我发展的政治需要，也是其政治经验幼稚的表现。”[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74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但康有为还觉得不过瘾，丝毫不打算收敛。三个多月后，他在日本惊魂甫定，写下了前面提到过的《康南海自编年谱》。这部充满了戏剧性的回忆录，主要由他的自我吹嘘和对慈禧无休止的谩骂构成。在这部书里，他“完全是以帝师的身份向光绪帝指授机宜”，“以指导者的口吻说话，光绪帝的态度唯唯诺诺”，“读起来有如《孟子》中的篇章”[ 转引自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第430、43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而慈禧，则被塑造成一个昏庸、腐朽、专横、残暴的妖孽。

二十五

与康有为的那份自得形成对比，菜市口，秋风落叶中，随着刀光闪过，六股热血从各自的身体里喷涌而出，飞溅在已被冻硬板结的土地上。这六人是：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从此，帝国百姓把同情的目光投向了还活着的维新党人，早已无心去分辨康、梁在各自追述中，掺杂了多少的修饰与谎言。

黄彰健先生说：“不加审讯而杀六君子，这正好方便了康、梁在海外的活动。”[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下册，第636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从此，在我们的历史书上，慈禧最终落得了一个骂名，铁案如山，以她的微弱之躯，想翻也翻不动。

慈禧的形象，从此十恶不赦。

假如历史翻转，杀人的一方换成了光绪，像康有为预想的那样，杀掉慈禧、荣禄和一批守旧派官员，那么，同样残忍的杀戮，不仅不会受到指责，相反，还会得到谅解甚至拥戴。

二十六

我们今天已经猜测不出，在慈禧的心底，是否曾经存在过爱。这对我们理解慈禧是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爱，才能看清一个人内心中最真实的部分。爱的企盼、付出和疼痛，都将在一个人的心底留下清晰的印痕，即使过了许多年，仍会停留在那里。爱可以对别人遮掩，却无法骗过自己。政治—或者说权术则刚好相反，它往往掩盖了人的真实部分，让虚伪、欺诈和谎言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我们看得到慈禧对于权术的游刃有余，却很难窥见她内心深处是否存在过对他人的真情。

假如时光能够倒流，慈禧也曾经是一个轻盈婉丽、弱骨丰肌的女子，如茅海建所说：“在一切最让人眼花缭乱的传说统统被粉碎之后，那拉氏让人看起来像一位标准型的良家女子”[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28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风声鸟声、画栏曲屏，见证过她的成长。或许，在她的梦中，也曾闪动过某一个翩跹少年的身影。那念头的闪灭，让她对雨中残花、风中落叶多了几分怜悯与缠绵。若不是入宫选秀把你抛入这深海似的宫殿，还不知她的未来，会有怎样的一场人生。

她会在另外一个地方，变成另外一个人。

像《清宫词》里所描写的：

蕙质兰心并世无，

垂髫曾记住姑苏，

谱成六合同春字，

绝胜璇玑织锦图。

西蒙娜·波伏瓦说：“从传统来说，社会赋予女人的命运是婚姻。”[ [法]西蒙娜·波伏瓦：《第二性Ⅱ》，第19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版。]对于传统中的中国女性来说尤为如此，即使是宫殿中的后妃也不例外。后宫是一个放大的家，组成结构与人员成分比一个寻常之家要复杂得多，但它对情感的基本需求是一样的。一入宫门，帝王的宠爱，就成了后妃们唯一的目标。只不过，后宫乃佳丽集中之地，它将帝王的性权力最大化的同时，分给每位宫妃的配额却是少之又少，因而产生了严重的供求矛盾。这是一个同心圆结构，处于圆心位置的，永远是皇帝，而妃子们则如花儿朵朵向太阳，紧密地团结在皇帝的周围。在两性的世界里，她们依旧像君臣，接受着皇帝的统治。因此，后宫女子们总是自称为“臣妾”。她们若想将你亲我爱的高潮化作永恒，就须倾力对抗它转瞬即逝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慈禧是幸运的，对于咸丰，慈禧心底也应该是有过爱的—那爱曾经真实地、沉甸甸地贮藏在她的心底。尽管她只是他众多女人中的一个，最多只占据他内心的几分之一，但在这千灯如月的后宫，那已算是格外的恩宠了。咸丰皇帝阅尽繁花，她恨，但更有感激。

对于她唯一的儿子—载淳（同治皇帝），她也该是有爱的，但载淳小时，正是她立足未稳的时刻，假如她身遭不测，儿子的命也终将不保。于是，在儿子最需要爱的阶段，她并没有留恋襁褓中的儿子，而是选择了与咸丰皇帝朝夕相处，把养育之责，拱手让给了慈安。

对于光绪，她也是有爱的。毕竟，光绪是她一手抱大的。儿子同治青春夭逝，让她把全部希望都压在了侄儿光绪的身上。光绪的父亲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奕譞，母亲叶赫那拉·婉贞则是慈禧的亲妹妹，哥儿俩娶了姐儿俩，这两家关系，自然是亲上加亲。纵然光绪自小就受到慈禧严格的管教和控制，但丧子之痛，也让慈禧把她的母性寄托在小光绪的身上。光绪辞别亲生父母，进入这浩大而森严的宫殿，那种陌生和恐惧，会袭遍他幼小的身体。为了让他有家的感觉，慈禧把他领入自己的卧室，吃饭、穿衣、洗澡、睡觉这类琐事，她都亲自伺候。为了让身子骨孱弱的光绪吃好，她让宫中御膳房的太监每天变着花样制作各种可口的饭菜，一日数餐，荤素搭配。光绪小的时候，得有一种怪病，时常无缘无故从肚脐眼里流出一种发粘的液体。为此，慈禧每天对他的身子进行擦洗，衣服一日三换，不厌其烦。寂寞深宫，每当听到电闪雷鸣，光绪都吓得浑身发抖，每当此时，慈禧都把他抱在怀里，一面轻轻地拍他的后背，一面面哼唱小曲，哄他入睡。“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母性的本能。当慈禧抱着年幼弱小的光绪，一面拍打着他的后背，一面哼唱着小曲为他压惊时，很难断言她内心没有涌动着温柔的波浪。”[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234—235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

她知道自己不能再像放任同治那样放任光绪，因为光绪是她继续垂帘听政的唯一借口。就这样，在她的“爱”里，光绪成长为她的一名人质或者囚徒。说人质或者囚徒并不过分，因为他的成长时光，都被他的姨妈管束和禁锢了。为了强化他们的“亲情”，慈禧不许光绪称她为姨妈，而是称她为“亲爸爸”。但那听上去亲切的称呼，却丝毫不能拉近他们的关系。她对光绪的控制越强，光绪身上青春叛逆的色彩就越是浓重。但她或许没有想到，光绪的叛逆，最终走向了彻底的“反叛”，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由情感上的对抗，转化为绝决的反目。

那些爱，终于敌不过时间的摧折，在岁月流转中，最终都交还给了时间。宫殿虽大，爱却难以容身。宫殿内部的最大信条是生存，唯有冷似铁，才能更好地生存。

动情者死。

可惜这一点，咸丰不懂，同治不懂，光绪更不懂。

二十七

终于，她记忆里的那一抹艳阳，消失在寂静、深沉、广阔的岁月里。

戊戌年那个血雨腥风的深秋，慈禧又一次成了胜者，同时，她也成了最大的败者。说她成功，是因为她成功地化解了危机，维护了她的权力；说她失败，是她失去了所有的亲情，并且几乎丧失了一个帝国。

那时，她的心里早已经没有了爱。

一个没有了爱的女人，定然是可怕的。

她恨。原来潜伏在她内心深处的恨，这一次被完全唤醒、放大。她恨花心的丈夫，恨不争气的儿子，恨光绪这个白眼狼，恨洋人，恨全天下的士人、官僚。整个世界，几乎都成了她的敌人。终有一天，这恨变得不可控制，让她成了惊弓之鸟，让她变得失去了理智。

“这个女人的这种仇恨从这个冬天的夜晚开始，一直蔓延在世纪交替的这段难熬的时光里，最终导致了整个帝国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王树增：《1901年—一个帝国的背影》，第101页，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她狠，是因为她真的无情。

只是这无情并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缓慢的累积。

二十八

曹雪芹在《红楼梦》第二回里，借贾雨村之口说过这样的话：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清]曹雪芹著、无名氏续：《红楼梦》，上册，第28—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慈禧到底算是“大恶者”，还是正邪两气在人间的交汇，兼有善恶，像曹雪芹所说的，“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

我想绝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她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大恶者”，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让山河破碎，让百姓受难。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上海租界的报纸天天刊文，慈禧几乎被唾沫淹死。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一书中说：“此等论说，显为在逃党人之所鼓动。”[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辛亥革命的当口，出于号召革命的需要，革命党把火力直指满族政权，“排满”成为革命最显著的招牌，“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则成为革命的首要目标。而慈禧，无疑成为满族政权最邪恶的化身。这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的延续，无疑与现代革命观念相抵牾，这种民族主义冲动，模糊了革命者建立共和平等政治的目标。

“文革”时期，不仅慈禧成为全民公敌，封建黑恶势力的总代表，而且“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厄运，正是始于一部以慈禧为主角的电影《清宫秘史》。可见其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她本人的想象。这部影片由唐若青、周璇、舒适等主演、香港永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拍摄，1950年在内地上映，到1967年，却因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而闻名全国，也为打倒刘少奇提供了一把利器。有意思的是，这一年，“北京革命群众”集会批判《清宫秘史》及其吹捧者，地点正是在紫禁城的正门—午门广场上。

“文革”终于结束了，但慈禧并没有休息，这一次她又被赋予了新的使命，成为深揭猛批“四人帮”的靶心。1977年1月18日，“祸国殃民的叶赫那拉氏慈禧罪行展览”在故宫博物院乾清宫东、西庑开幕，展品1018件，展览面积1015平方米。此时的慈禧太后，已不再是“党内最大走资派”的“同伙”，而成了“红都女皇”的化身。为写此文，我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库里，找出了当年的展览档案，包括展览筹备意见、解说词（手稿和打印稿）等。其中，《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这样写道：

在当前举办慈禧罪行展览是一件政治性很强的工作，有助于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反党罪行，尤其是揭露野心家江青梦想当女皇帝而吹捧慈禧的罪行。这样一个展览只能搞好，这个展览能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是看这个展览的内容、展品的选择，文字的说明但是有没有生动有力地口头讲解，也是条件之一，否则也会影响展出的效果。尤其像关于慈禧罪行这样的展览，如果不注意口头宣传，有可能产生付（副）作用，甚至成为对慈禧的颂扬或只是满足部分观众的好奇心，这样就不能达到展览的预期效果。[ 《关于筹备慈禧罪行展览开放工作的意见》，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36z。]

在《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中，慈禧被叙述成这样一个人物：“慈禧是清末最大的野心家、阴谋家。为了夺取封建王朝最高统治权力，阴险地演出了一幕幕宫廷政变的丑剧。”“那拉氏搞政变上台，是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的结果。她适应了帝国主义和大地主、贵族官僚，以及洋奴买办阶级的需要，代表了他们的利益。”[ 《慈禧罪行展览讲解稿》，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19970123z。]

1980年，国内重印民国小说家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在出版说明中，也对慈禧做出样的定义：“慈禧太后是清代末期的‘女皇，她专制顽固，阴险狠毒，穷奢极欲；在外国侵略者面前屈膝投降，卖国以求存身。她的一生祸国殃民，给中国造成极大的灾难和耻辱，至今犹为人民所痛恨和唾骂。”“《慈禧太后演义》一书……剖析了慈禧太后这个封建王朝没落阶段的最高统治者的腐朽本质，和她违抗历史潮流，螳臂挡车的阴暗心理；揭露了她善搞阴谋的卑鄙伎俩，以及朝廷宫闱中争权夺利、荒淫无耻的生活。”[ 见蔡东藩：《慈禧太后演义》，第1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死后的慈禧，从一个审判台押赴另一个审判台，被一次次地鞭尸。

慈禧的面貌，就像京剧里的脸谱，在经过一次次的涂抹之后，最终定型了。她在以后的艺术作品中现身，无论是刘晓庆演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卢燕演的《末代皇帝》，还是吕丽萍演的《1894—甲午大海战》，都是标准的反派。

但是，那张经过了一次次涂抹的面孔，已经不再属于慈禧本人。

二十九

坏人也是人，犹如坏女人首先是一个女人。不久前，我看了一部德国电影，叫《帝国的毁灭》。这部以希特勒为主角的影片，讲述了希特勒生命中的最后12天。这部影片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几乎颠覆了我们对于希特勒的固有印象，片中的希特勒不再是那个不断咆哮的战争狂人，而被塑造成了轻声细语的“做梦者”。

影片中，希特勒是个有教养、受人尊敬，做事斯斯文文的领袖。当秘书打错了字或做错了其他什么事，希特勒总能宽大为怀；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是一个对狗有着深情厚谊的人；他多愁善感，不让别人在他的办公室里放花，因为他不忍看到花朵凋谢。这些都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历史学家约阿希姆·费斯特的《希特勒的末日》和希特勒最后的女秘书特劳德·琼格的真实回忆《直到最后时刻》。

这部影片2004年9月在德国上映后引起极大争议，人们普遍的看法是，对于希特勒这样一个恶魔，是否有必要拿他当人看？德国历史学家第45届大会上甚至同意专为该片举行一天辩论。但无论从艺术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这部影片无疑都是一个进步。坏人也是人，他们所谓的“坏”不是与生俱来的。出于义愤地声讨“坏人”，这无疑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这样的声讨，容易使人放弃了探究的职责。

在20世纪的革命话语中，慈禧早已被定性为十恶不赦的坏人。在这样情况下，对她的精神世界进行探究，都会被初见为扰乱视听。然而，本文的主旨，并非为谁“辩护”或者“翻案”，更非滥用同情心，而是试图恢复历史的真貌，让历史人物自身的复杂性穿透那些简单化、平面化的意识形态表述，重新浮现出来。历史学被视为一门科学，本质即在于求真，假如将历史简单化、平面化，岂不与革命者所信奉的唯物辩证法相违背，陷入了用孤立 、静止 、片面的观点观察世界的形而上学？

在为本文搜寻资料的过程中，我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档案中，找来了加拿大学者邝兆江先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一文的底稿，读之，颇有不谋而合的兴奋。现照抄几段，算是为自我提供一个佐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对慈禧口诛笔伐，不遗余力，在国内外产生很大反响。从此国人对慈禧的评价贬多于褒，立场与一些清末外人迥异。康、梁没有见过慈禧，言辞间难免夹杂主观之辞。康格夫人、卡尔、华士等外人则同慈禧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他们的言论，姑且勿论如何主观，流于片面，至少还有亲历的经验作为根据。他们都说明，慈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表现雍容、优雅、体贴、慷慨、慈惠的一面。这不像是慈禧专为讨好外人伪装出来的模样。任何读过同治、光绪两朝重臣翁同龢日记的人，都会察觉翁笔下的慈禧，性格确有阴柔、祥和、甚至软弱的一面，与外人的记述吻合。若通以阴谋视之，谓都是慈禧处心积虑炮制出来的假象，那么她需要的耐力和瞒天过海的本领，能否数十年如一日，丝毫不露破绽？……人性本来复杂，是善是恶，一直是中外哲学家、宗教家争论不休的课题。史学研究着重多元脉络的探索，个人禀赋、家庭背景、成长过程、日后际遇、社会政治环境、时代思潮等因素，错综复杂，耐人寻味，很难三言两语表述清楚。了解不等于认同，解析不等于维护，当实事求是地全面探讨慈禧的一生时，这是不宜忽略的基准。康、梁只知抹黑，未必就能掌握事实的真相。外人对慈禧的颂扬，虽或失诸偏颇，却有一定的备忘意义。

往者已矣，慈禧去世、清朝覆亡已经多时。对慈禧的历史评价，似乎已早有定论。其实，离开了正邪、善恶、好歹、是非等一般认识范畴，尚有辽阔的灰色地带需要探索、审视、勘定。[ [加拿大]邝兆江：《慈禧写照的续笔：华士·胡博》，故宫博物院档案，档案编号20001705z。]

随着世事的流变，在故宫博物院后来关于慈禧的展览中，阶级斗争的火药味一点点消散了，变成客观、平静的中性叙事。1999年，故宫博物院在日本神户、横滨、名古屋、福冈、大阪等地举行“慈禧太后生活文物展”（2000年始又赴四川省多地展出）；2000年，故宫博物院在四川自贡举办“慈禧生活艺术展”；2006年，故宫博物院举办“慈禧太后与末代皇帝展”，单从题目上看，曾经浓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已经转化为中性的历史叙事。我找出当年的展览目录，发现里面包含着指甲套、把镜、梳具、化妆盒、胭脂盒、粉盒这些细小的用品，还原出一个女人生活的唯美与精巧，让我想起福楼拜笔下的爱玛，那么的爱慕虚荣，然而，读完她的悲剧，又有谁敢沾沾自喜？

三十

实际上，对于自己的罪过，慈禧也是有反省的。我想她就像托尔斯泰笔下的聂赫留朵夫，“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是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走着走着 。”[ [俄]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第56页，北京：现代出版社，2012年版。]

那缘于更彻底的一次失败—庚子之年，八国联军入北京，她连紫禁城都丢了。正当她在帝国北方荒疏的旷野上逃命的时刻，她那壮丽森严的宫殿，外国军队正在那里阅兵；中南海的琼楼玉宇，正成为一个名叫瓦德西（八国联军总司令）的德国老头儿的安乐窝。慈禧是一个极度自恋、甚至自大的人，过去的经历支撑着她对自己的信念，但这样的信念，在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被摧毁了，变成了极度的自责。假如她心中有恨，她的恨又添加了一个对象，那就是她自己。在那一刻，“精神的人”又复苏了，并且开始支配她的行动。根据见证者的回忆，逃到怀来县的时候，慈禧曾泪眼婆娑地说：“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述说呢？”[ 吴永、刘治襄：《庚子西狩丛谈》。]

关于慈禧在义和团运动中的荒唐举动和庚子年逃亡路上的仓皇不堪，我已在《纸天堂》一书中有过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纸天堂》是一部历史非虚构作品。除此，我还在长篇小说《血朝廷》中，写到庚子年朝廷的那次溃败。那也是慈禧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溃败。在小说中，我营造了一个场面，就是在慈禧化妆成普通汉族老太太，乘着雇来的马车逃向帝国的穷乡僻壤时，在大雨中遭遇了一伙溃退下来的兵匪的抢劫，获救后，被兵匪们推倒的慈禧就坐在烂泥里，大哭了一场。于是有了这样的文字：

离开紫禁城时她没有哭，一路艰辛她没有哭，现在，面对这庞大帝国中一个小小的七品知县，她哭了。大清帝国的圣母皇太后，在一个名叫榆林堡的小地方，坐在一片泥泞里，哭得无所顾忌，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似乎被太后的哭声所怂恿，在场所有人都哭了，在哗哗的雨中，哭成一片。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不知这一幕该怎样结束，然而，更令我吃惊的事情出现了—太后突然间跪倒在地，把头狠狠地砸向身前的水坑，抽泣着说：

“列祖列宗啊，我那拉氏给你们磕头了！我那拉氏无能，有辱你们的圣名啊！……如今我们的国都正被列强践踏，我们的人民正被敌人屠戮，我无力保民，也无力护己。列祖列宗啊，你们辛苦打下的江山，就要丢在我那拉氏的手里了。我如今跪在你们面前，恳请你们饶恕，也恳求你们明示，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到底该怎么办啊……”[ 祝勇：《血朝廷》，第341—34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当然，这是虚构，却是我想象里的真实。在虚构这里，我与西斯贝格达成了一致。

三十一

再度回到北京，已经是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了。那一天，刚好是西历的元旦。根据记载，那天天气酷寒，空气中飘流着一些冰霰，英国《泰晤士报》报道说，“霜气极重，沙土飞扬”，“旅行之人，冷极而叹，至于流涕”[ 转引自[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252、24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想必锦衣貂裘的慈禧太后，也在车辇里瑟瑟发抖。她眼前的这座都城，即使临时抱佛脚，花了一番工夫进行装饰和彩绘，但仍然以一副凄寒残破的景象迎接她的归来。正阳门城楼上临时搭建起来的“彩牌楼”，掩不去王朝的荒芜与衰败，丝丝缕缕，都刻印在慈禧的心头。

慈禧在黄河岸边登上火车，车头带着21节车厢，一路驶向北京，这一刻，她已盼了很久。此时，从这座城市的正门，重新进入这座令人骄傲的城市，慈禧是否会忆起自己庚子年的仓惶辞庙，我们不得而知。只有那一天的场面，在文字里、镜头前留了下来。英国《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拍下的现场照片里，慈禧的车辇像蚂蚁般微小，但它们仍然努力维持着一个王朝的体面，像他的同事濮兰德、白克好司在《慈禧外纪》里所说：

跟随皇驾之骡轿舆马等，接连不断。使人观之，如见司各德所纪欧洲中古时代，赛会建醮，仆仆于道之情状。每一王公，其驺从自三十人至一百人不等，皆行于北方冻裂不平之路。装货之车，如川流不息，呻吟轧轧于冬季短日之中。至日落，则由兵队执炬前引。[ [英]濮兰德、白克好司：《慈禧外纪》，第14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版。]

那天的城头，拥挤许多外国人。他们的军队，一年半前血洗了这座城市，此刻，他们就像一群观众，神态漠然地注视着剧情的发展。其中，有举着照相机的莫理循，也有同为《泰晤士报》写稿的白克好司。

在众人的注目下，走出车辇，到正阳门城楼下的一座关帝庙里烧了香，跪拜了几下。沉寂中，不知谁喊了一句：“老佛爷，快看那个洋鬼子！”慈禧举目一望，淡然一笑。然后，又神态淡定地上车，继续向紫禁城行进。

慈禧就这样回到了自己的宫殿。建造宁寿宫的乾隆爷没有住过，它却容纳了慈禧生命中的最后六年。只不过她的生命册，比起乾隆要逊色得多。尽管乾隆的时代里同样是危机四伏，但它们阻不住一个帝国的崛起。时光流到慈禧这里，就不同了，纵然她以歌舞升平百般掩饰，她的国度依旧是千疮百孔，而她所有的挣扎，看上去都像是一场凄凉的告别。宁寿宫里，她不仅可以望见自己的来路，回望这一世的悲欣交集，也可以回望到这个王朝的来路。宁寿宫的名字—安宁和长寿，是她一生的梦，此刻，她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吗？

她不会想到，她期望的安宁，即使在她死后仍然只是奢望。她下葬不到20年，她的尸体就被那个名叫孙殿英的东陵大盗从棺椁里拖了出来，身上的珠宝被洗劫一空，更可悲的是，在后人的讲述中，被一次又一次地鞭尸。除了革命老将小将们的愤怒声讨，那个曾经目睹他回到都城的英国人白克好司，竟然编造了一套曾与她同床共枕的弥天大谎，让她死后蒙羞。

作家李国文说：“慈禧躺着也中枪”。

三十二

白克好司（《太后与我》港译本译作巴恪思），一个欠了一屁股赌债的英国小瘪三，在风云激荡的戊戌之年来到大清帝国碰运气时，只有25岁，而慈禧太后已经63岁，而当他钻进慈禧的被窝，则是在慈禧回銮以后的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那一年，他31岁，而慈禧，已经69岁。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慈禧回到宁寿宫以后，他就通过行贿李连英，在五月里的一个清晨，到养性殿觐见了慈禧太后。慈禧身边的一位美人在点茶的时候，对太后说：“前日在战神关帝庙烧香之后和太后讲话的，不就是这个年轻的‘鬼子吗？”慈禧说：“当然记得。我见过你。当时我向西班牙公使夫人问候她的女儿，夫人与你相邻，站在庙外墙头，你回答我说：托太后之福，她一切安好。”[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62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这个号称出生于显赫的奎克（Quaker）家族的所谓从男爵，不仅是一个集赌徒、盗窃犯和色情狂于一身的综合体—戊戌之年，他冒莫理循之名，胡编乱造了一些“独家消息”发给《泰晤士报》，历史学家休·特雷费·罗珀研究证实，这一时期《泰晤士报》对戊戌变法、政变的报道，“绝大多数是白克好司出于维持生计需要而进行的杜撰”。庚子之年，他又趁火打劫，连偷带抢，大发了一笔，他偷抢来的财物，包括六百多件青铜器、两万多卷珍版书籍、数百件名家书画，他的罪证，许多至今仍在大英博物馆里—而且，他是一个典型的吹牛大王。他最大的吹嘘，就是夸大自己的性能力，以至于大清帝国年近七旬的圣母皇太后，都成了他过剩的情欲征服的对象。为了配合他对西方种族的过度自恋和对东方文明的强烈意淫，在他留下的手稿《太后与我》中，他把慈禧描述成一个媚态十足的色情狂，以至李国文在读后发出这样的感叹：“如果鸦片战争中英军统帅义律，巴夏里，或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之流，从地下活转过来，看到他们的后人，居然下三烂到如此不堪的程度，恐怕又会气死过去。”[ 李国文：《慈禧躺着也中枪》，见《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

在他的笔下，年轻守寡的慈禧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性欲，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与豢养男宠的武则天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居然不顾礼义廉耻，前往后门大街的一间男同性恋浴室，兴致勃勃地观看男同性恋者做爱，只是为了开开眼，知道“你们这同性调情是如何做法”[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47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李连英还曾向他透露，太后曾经看上在北堂工作的一位法国青年，名叫瓦伦，把他召到长春宫，给他下了媚药，与他一夜交欢五次之多，导致瓦伦当夜毙命。白克好司还说，珍妃之所以被慈禧害死，是因为她去拜见老佛爷时，看见了她不该看见的事情。

全书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描绘，即使当成小说来读，也是一部不入流的小说，而绝非像它的英文主编Derek Sandhaus所吹嘘的那样，拥有“文学方面的意义”，“是一个渊博的语言天才花了无数心血写出的一部令人惊叹的历史小说”[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21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甚至与《金瓶梅》相提并论。只要翻看其中的情节，诸如大学士孙家鼐与邮传部尚书密谋将太后“捉奸在床”，御膳房厨师下砒霜暗杀太后的这位西洋“情人”，还有袁世凯在接受召见时拔出手枪，“向太后连发三枪……”，我们就会知道，如此胡言乱语，既不是历史事实，也与文学想象力沾不上边，假如有人拿它与《金瓶梅》放在一起，则无异于对中国文学的巨大侮辱。

当然，这所有的描写，不过是为了凸显作者本人的性能力。他一厢情愿地把午夜的宁寿宫，描绘成他们淫荡的乐园。那时，“贴身女婢服侍太后躺下后，就在相临的房里候着，直到她呼吸均匀已经睡着之后才离开：‘老佛爷睡着啦，咱们走吧。然后都退下休息。”[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08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三十三

寡妇门前是非多，慈禧这位老寡妇，这一次算是招来了大麻烦。就是这样一部驴唇不对马嘴的“回忆录”，2011年被人从英美图书馆的故纸堆里翻出来以后，立即被奉为珍宝，印刷出版，一时间风靡欧美。同年，在香港就出现了中文繁体字版，不到一年，又出口转内销，出版了简体字版，成为国内读书界的热门话题。慈禧的八卦，煽动起人们的窥视欲；慈禧的床榻，也成为人们目光的落点，让百年之后的慈禧百口莫辩。但放下它的低俗不说，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就会从白克好司的叙述中发现太多的不靠谱。且不论慈禧太后深夜暗访同性恋浴室是多么的荒诞不经，也不论李连英是否会对一个外人议论皇太后的私生活（连皇太后饮食喜好都是最高机密），仅就他与慈禧的“忘年之交”，就纯属无稽之谈。为此，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慈禧太后的贴身宫女何荣儿对慈禧起居的回忆：

戌正（晚八点）的时候，西一长街打更的梆子声，储秀宫里就能听到了。这是个信号，没有差事的太监该出宫了。八点钟一过，宫门就要上锁，再要想出入就非常难了。因为钥匙上交到敬事房，请钥匙必须经过总管，还要写日记档，说明原因，写清请钥匙的人，内务府还要查档，这是宫廷的禁例，谁犯了也不行。所以八点以前值班的老太监就把该值夜的太监带到李莲英[ 即李连英—引者注。]的住处，即皇极殿的西配房。经过李总管检查后，分配了任务，带班的领着进入储秀宫。谁迟到是立时打板子的，这一点非常严厉。这时候体和殿的穿堂门上锁了，南北不能通行。储秀宫进门的南门口留两个太监值班，体和殿北门一带由两个太监巡逻。储秀宫东西偏殿和太后正宫廊子底下，各一人巡逻。

这是太监值夜的情况，关于宫女值夜，她接着回忆：

我们宫女上夜，主要是在储秀宫内，储秀宫以外的事我们不管。

一到九点，我们值夜的人就要按时当差了。通常是五个人，包括带班的人在内，人数不太一定。有时姑姑带徒弟练习值夜，有时老太后御体欠安，全凭女带班的一句话，就可能多一两个人。

到九点，储秀宫正殿的门，就要掩上一扇，通常是掩东扇，因为用水、取东西走西扇门方便。储秀宫专用的水房和御用小膳房在西面。值夜的人有预备好的毡垫子，像单人睡的毡子一样大小，但很厚，可以半躺半坐地靠着。垫子平常在西偏殿墙角里放着，8点以前，小太监给搭过来准备好。值夜的人，夜里有一次点心，大半是喝粥吃杂样包子，从11点起轮流替换着吃。

值夜，我们叫“上夜”，是给太后、皇上、后、妃等夜里当差的意思。储秀宫值夜人员是这样分配的：

一、门口两个人，这是老太后的两条看门的狗，夏天在竹帘子外头，冬天在棉帘子里头。只要寝宫的门一掩，不管职位多么高的太监，不经过老太后的许可，若擅自闯宫，非剐了不可。这也不是老太后立下的规矩，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家法，宫里的人全知道。

二、更衣室门口外头一个人，她负责寝宫里明三间的一切，主要还是仔细注意老太后卧室里的声音动静，给卧室里侍寝的当副手。

三、静室门口外一个人，她负责静室和南面一排窗子。

四、卧室里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人物了。可以说天底下没有任何人比“侍寝”跟老太后更亲近的了，所以“侍寝”最得宠，连军机处的头儿、太监的总管，也比不上“侍寝”的份儿。她和老太后呆的时间最长，说的话最多，可以跟老太后从容不迫地谈家常，宫里头大大小小的人都得看她的脸色。“侍寝”是我们宫女上夜的头儿。她不仅伺候老太后屋里的事，还要巡察外头。她必须又精明、又利索、又稳当、又仔细，她也最厉害，对我们这些宫女，说打就打，说罚就罚。不用说她吩咐的事你没办到，就连她一努嘴你没明白她的意思，愣了一会神儿，你等着吧，回到塌塌（下房）里头，不管你在干什么，劈头盖脑先抽你一顿簟把子，你还得笔管条直地等着挨抽。侍寝的也最辛苦，她没毡垫子，老太后屋里不许放，她只能靠着西墙，坐在地上，离老太后床二尺远近，面对着卧室门，用耳朵听着老太后睡觉安稳不？睡得香甜不？出气匀停不？夜里口燥不？起几次夜？喝几次水？翻几次身？夜里醒几次？咳嗽不？早晨几点醒？都要记在心里，保不定内务府的官儿们和太医院的院尹要问。这是有关他们按时贡献什么和每日保平安的帖子的重要依据，当然是让总管太监间接询问…… [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60—6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所幸，有宫女何荣儿的回忆，不然全世界人民都让白克好司这厮忽悠了。夜幕之下，宫门层层紧锁，钥匙管理严格，整座宫殿成了一片禁区，这白克好司，难道有飞檐之功、隐身之术？而太后寝宫内外，一层层地睡着宫女，白克好司这淫棍又如何得逞，去成就“巫山云雨”？显而易见，他所极力宣称的销魂经历，不过是无中生有的性幻想—一种以西方男性的强健体魄凌驾于东方女皇之上的意淫式幻想，但归根到底，不过是一个西洋瘪三自慰式的自我满足而已。

但是，一个流氓常常能够起到混淆视听的作用。该书的英文主编Derek Sandhaus在《出版前言》中信誓旦旦地写道：“中国皇后纵情纵欲（就好像武则天）是非常可信的，老佛爷也完全有可能出于好奇尝试一个西方男人”[ [英]埃蒙德·巴恪思：《太后与我》，第17页，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于是，“集丑恶淫乱于一身的慈禧形象，从此定格。” [ 李国文：《慈禧躺着也中枪》，见《文学报》，2013年2月21日。]因此，在慈禧太后的形象史中，这部书，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一本。

三十四

大清王朝刚刚断气，居然有一位学者站出来为慈禧太后辩诬，此人就是被称作“文化怪杰”的辜鸿铭。1915年，他在英文著作《中国人的精神》（又译《春秋大义》《原华》）中，大胆地写下这样的话：

起初我本想把约写于四年前的那篇谈到濮兰德和白克好司先生著作[ 指《慈禧外记》—引者注]的文章也收进此书的，他们那本书讲到了举世闻名的已故皇太后，但很遗憾，我未能找到此文的副本，它原发表在上海的《国际评论》报上。在那篇文章里，我试图表明，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样的人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真正的中国妇女—中国文明所培育出的女性之最高典范—皇太后的。因为像濮兰德和白克好司这种不够纯朴—没有纯洁的心灵，他们太聪明了，像所有现代人一样具有一种歪曲事实的智慧。[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第4—5页，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

然而，在对慈禧的一片唾骂声中，这样的辩白，显得那么的力不从心。更何况辜鸿铭本人，都被当作落后、保守的代表，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直到20世纪末，国内掀起“辜鸿铭热”，老爷子才又被人们从垃圾堆里挖掘出来，当成文物。

在人们心目中，一个守寡的女性统治者，荒淫是多么合理的事，守身如玉，反倒变得不可理喻。就像法国大革命中被推翻的王后安托瓦内特，面对审判时说，所有的指控都是失实的，革命家罗伯斯庇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不在于事实是否这样，而在于人们认为你这样。

三十五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一方面，人们对于慈禧的“荒淫”极为热衷，即使没有《太后与我》，国人自己也炮制了太多关于慈禧私生活的小说和电影，也培养了一批三级片演员；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又对一个未亡人的“荒淫”持严厉的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潜意识里期待着慈禧的八卦，《太后与我》刚好暗合了人们的期待，让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与此同时，人们又以道德的面目出现，对“荒淫”表现出“零容忍”的态度。

形容一个女人的恶，最首要的，就是渲染她的荒淫。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万恶淫为首”，世界上没有比“淫”更大的恶，而女人的荒淫，比男人的荒淫更加荒淫。人们能够接受一个皇帝的淫乐，却对女性另眼相看。因此，多妻制被看作中国女性地位低落的标志，随之而来的，则是对女性贞节日趋严格的要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贞节问题，已经被儒家意识形态上升为大是大非的问题，即使贵为大清帝国圣母皇太后，在这个问题上，也不能骄横放纵，胆大妄为。

武则天不信这个邪，当上女皇以后，她不仅像皇帝一样，充分行使自己的性特权，想方设法占有着男人的身体，并为自己设置了一个用于“猎艳”的专门机构—控鹤府。后来，又改为奉宸府，“选美少年为左右奉宸供奉”。武则天生活的唐代，处于儒家意识形态的低谷期，况且唐代统治者，都是鲜卑族与汉族混血的结晶，所以如鲁迅所说：“唐人大有胡气”，他们的性意识，也较开放。至宋明后，儒家意识形态才又上扬为国家意识形态，以至于清。有人从女权主义的角度评价说：“如此多的男人拜倒在她女权的脚下，屈辱地接受她的调笑和玩弄，并心甘情愿地充当奴才，作为女人，她替整个压迫的女性报了仇，她以‘一花独放的形式提高了女性的声望。”[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11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但同时，一个女皇，身边一群风流男子，供她左拥右抱，这又是一种多么荒唐、戏谑的历史景象。

相比之下，慈禧的私生活，却并无可以坐实的绯闻。在清朝的宫殿规制中，有严格的后宫管理制度，不仅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妃、嫔等所居宫室有严格规定，各就各位，而且，各宫配备的宫女、太监，也各司其职，“接上以敬，待下以礼”[ [清]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上册，第138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眼目众多，没有胡乱妄为的空间。每当夜幕降临，巨大的宫殿就像一座宵禁的城池，宫门紧锁，“各宫小太监许于本宫内掖门出入。每夜起更时，各宫首领进本宫查看灯火毕，随出，锁掖门，报知敬事房。”[ [清]鄂尔泰、张廷玉：《国朝宫史》，上册，第140页，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就是在这样的深宫中，她孤独一生。她拥有人间的一切，却亏欠一份普通的温暖。钟鸣鼎食，随时伴随着一份无法弥补的哀痛，那痛剧烈如火，焚心蚀骨。

三十六

晚年的慈禧，热衷于对镜梳妆。女为悦己者容，只是慈禧早已没有了“悦己者”，只有她自己，成为真正自己的欣赏者。她不止是爱美，而且在抵抗着什么，那就是时光对一个人的侵蚀，她要在这样的抵抗里找回自尊。

随侍慈禧长达八年的宫女何荣儿对此曾有这样的回忆：

梳完头以后，老太后重新描眉毛抿刷鬓角，敷粉擦红。60多岁的老寡妇，一点也不歇心，我们都觉着有点过分。当老太后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照镜子时，侍寝的总要左夸右赞，哄老太后高兴……

老太后站起来必定要把两只脚比齐了，看看鞋袜（绫子做的袜子，中间有条线要对好鞋口）正不正，然后方轻盈盈地走出来。[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7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关于慈禧的梳妆，曾经与慈禧近身接触的德龄曾经透露一个秘密，即：她有一个半月形的梳妆台，是她自己设计的，这个梳妆台三面有镜子，折叠起来，就是一只长方形的盒子，便于搬移。在中国，寡妇是不能化妆的，所以，这个特殊设计的梳妆台，就成了她日常生活中的秘密。

慈禧的秘密化妆欺骗了凯瑟琳·卡尔眼睛，以至于她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作为一个没了丈夫的女人是不能使用化妆品的，因此太后脸上显露的完全是自然、健康的光泽，可见平时的保养相当用心。”[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8—1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德龄还说，慈禧不仅化妆，而且染发。有一次，她见到慈禧把一股黑色液体倒在头上，然后对她说：“青春只能维持不多年，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的青春已经逝去，现在我要用这可怕的染发剂来覆盖我的灰发。”在德龄看来，“这种染发剂使她的头发表现一种不自然的颜色，多少有损于她的容貌”[ 德龄：《莲花瓣》，第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于是给她推荐了一种巴黎染发剂。太后试后，成效不凡，于是高兴地给德龄准假，让她回家探望父母。

慈禧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54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

三十七

镜子前的慈禧，心里一定有着一个强烈的暗示—自己那份消失的容颜，一定会在镜子里重现。然而，她面对的只是一面冷漠的、没有感情、丝毫不通情达理的镜子，对慈禧的心理要求不屑一顾。后来，她接受了西方画师为她画像，那是因为在肖像的描绘上，西画比中国更加直观和逼真。她喜欢为西方画家当“模特”，实际上是延续了她对镜子的爱好。

凯瑟琳·卡尔记录了为慈禧画像的过程—她时常从宝座上走下来，看看画到了什么程度，对画像指点评论一番。她甚至直言不讳地要求，为她画像时，不要采用透视画法，所有的部分都要画得均匀，没有阴影，油画应有的凹凸和生动效果得不到任何体现。这让凯瑟琳·卡尔“失去了当初炽热的激情，内心充满了烦恼和抵触情绪，好不容易才安下心来，硬着头皮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11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凯瑟琳·卡尔绘制的这张画像，至今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华士·胡博在两年后的6月20日第一次给慈禧画像的时候，情况丝毫没有改变。坐在宝座上的慈禧通过伍廷芳的翻译再三强调，画时不要阴影，也不要皱纹。她甚至不顾画家的构思，预先在宝座两侧摆放好了果盆和花卉。所以，当华士·胡博带着他的一堆写生稿回到酒店，洗了一个冷水澡之后，头脑冷静下来的他，也只能依照慈禧太后的意思，画出了她的画像。

画布上，慢慢浮现出一个东方女性年轻俊美的面庞。

华士·胡博说，那是25岁时的慈禧。[ 《1905年华士·胡博为慈禧太后画像的有关札记和书信》，见[美]凯瑟琳·卡尔：《美国女画师的清宫回忆》，第241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版。]

那正是慈禧希望看见的自己。

三十八

颐和园的湖面，实际上就是一个被放大的镜子。

前面已经说过，慈禧强烈的造园冲动里，暗含着她对圆明园时光的某种眷恋，因为圆明园的清风池馆里，藏着她一生中最美的时光。那样的时光，因园而起，也因园而灭。或许，恢复一座园，就等于重建了逝去的时光。想起一句话：“韶光浅，轻贱的不是那不肯稍作停留的春光，乃是那一片大白于天下的‘实景。对天然的珍重，对时光的郑重，莫过于园林中那一道道百折不厌，百转千回的幽深珍存。”[ 肖伊绯：《听园》，第28页，北京：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

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往更深处说，就是她年轻守寡，她在岁月中的苦熬，必然寻找一个发泄的出口，以最大限度地补偿她的失落感，消除她内心的空虚，以及处在政治悬崖上的那份恐惧感。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沉溺于疯狂的肉欲，作为暂时摆脱内心空虚和孤独的努力，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0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假如说武则天是凭借“实实在在的、伸手即触的男人的身体”，来“激发自己身体内旺盛的情欲”[ 赵良：《帝王的隐秘—七位中国皇帝的心理分析》，第107页，北京：群言出版社，2001年版。]，慈禧则依靠生活上的讲究与辅张，来排解她身体里的欲望。

于是，永远有无数的华服美食围绕着她。宫殿给了她这样的权力，也培养了她的品位。对于服装的用料、颜色及花纹，慈禧都精益求精，为了达到色、料、花俱美的服装，她甚至亲自审看“如意馆”绘制的小样，提出意见后，让“如意馆”重新绘制，直到她满意为止。何荣儿回忆道：“老太后是那样爱美的人，而且年轻的时候又是色冠六宫，由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底下踩的，没有一处不讲究。”[ 金易、沈义羚：《宫女谈往录》，上册，第140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版。]那些美轮美奂的服装，先是由江南织造，后是由宫廷内的绮华馆加工制成的，许多仍留存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内，从慈禧晚年的照片上，也可以看到她服饰之华美。

慈禧饮食之考究，同样是令人瞠目的。宫内有御膳房，御膳房内又为皇太后、太后、贵妃准备了私厨，慈禧的私厨叫西膳房，下设五局：荤菜局、素菜局、饭局、点心局和饽饽局，能制作点心四百余种、各类菜肴四千余种，每至用膳，各局将做好的食品装进膳食盒，放在廊下的几案上。盛菜的用具是木制的淡黄色专用膳盒，外描蓝色二龙戏珠图案。盒子内，盛菜的器皿下嵌有一个锡制座，座内盛满热水，外包棉垫，用以保温。

至于寿庆，更是铺张。为迎接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而修建的三海（北海、中海、南海）工程，装饰豪华，耗资巨大。奕譞只得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挪用海军经费，又通过李鸿章举借外债，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万寿庆典的点景工程，原计划从紫禁城到颐和园沿途扎彩亭、彩棚、戏台、经坛等，在不到20公里的道路上，分设60段点景，因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反对，只得停办，最后保留了西苑（中南海）经紫禁城西华门到北长街一段，供她从西苑仪鸾殿起程，到宫中参加庆典活动。

国难之际，慈禧对豪华寿庆的执拗几乎没有丝毫改变，以至于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寿庆的当口，章太炎撰写一副对联，痛骂她：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日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每逢万寿祝疆无。

但无论江山如何涂炭，她都不会舍了那份唾手可得的荣华。那是对她一生苦熬和打拼的补偿，是她在人生经历了许多缺失之后的一种报复性消费。

那不是虚荣，而是她为自己守寡的一生打造的一座贞节牌坊。

那份失落与空无，在她心里郁积得越久，日后偿还的利息就越高，到最后，需要以整个帝国的命运来偿还。

三十九

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卡尔精心创作的慈禧太后油画像，被装上精美的画架，准备运往美国，参加圣路易斯博览会。画架是慈禧亲自设计的，上部雕刻着二龙戏珠，中间嵌一“寿”字，画架的两侧刻着龙凤及万寿字样。4月19日，慈禧还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公使馆官员夫人和一等秘书夫人，入宫欣赏这幅优美的画像。然后，在身穿朝衣、顶戴花翎的朝廷官员的一次次叩拜中，画像被放进一个四面裹着黄缎、绘着双龙的紫檀木箱里，恭送到北京前门火车站，由一辆装饰一新的花车，专程运至天津，再由专轮运至上海，在皇族溥伦的护送下，从上海运往遥远的美利坚。

画像取得了如期的“外宣”效果，英美报刊评论说，画像上的慈禧，庄严而温和，年轻而貌美，根本不像一个69岁的老人。

第二年，遵照慈禧的旨意，这幅画像被运到华盛顿，赠送给美国政府。1月15日，赠送仪式在白宫举行，时任美国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亲自出席。

这一次，慈禧或许真的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大概从这时开始，慈禧认识到自己形象的价值，并开始对它进行有意识的开发—它不再是描绘后妃优良品德的《宫训图》，或者传统的朝服像，呆板、沉闷、千篇一律。一位垂老的统治者，在油画的光线下，竟然焕然一新，变得“庄严而温和”，“年轻而貌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慈禧喜欢上了照相。在她眼里，照相比画像更加生动和快捷。美国传教士何德兰回忆，有一次，他去美国驻华使馆时，看到两帧慈禧太后的大幅照片，每帧大约三英尺见方。其中一帧是送给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的（正是她把画家卡尔介绍给慈禧），另一帧是准备送给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像这样的照片，几乎每个国家的驻京公使和该国的当政者都会得到一份。何德兰说：“慈禧太后真精明。她知道自己已被歪曲地描绘了，她知道自己的肖像画得远不如相片真实，所以就想让所有的文明政府都保存着她真正的形象。”[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那么，那批后来被藏在景阳宫里的慈禧照片，应当就是在这个时段里被成批生产出来的。这时的慈禧，已经摆脱了她生命中的诸多困局。一方面，几次战争，早已使这个自诩为“天朝”的帝国不再执著于西方人觐见时的“跪拜礼”，开始放下身段，跟世界接触。在中国传教13年的丹比上校写道：“慈禧太后是满族统治者中第一个懂得和外部世界关系的人，也是知道如何运用这种关系来增强国力、促使物质进步的第一人。”[ 转引自[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16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另一方面，她合作多年的朝中大臣，如奕訢、曾国藩、曾国荃、李鸿章、刘坤一等，都已先后离世，刚刚走上权力中心的袁世凯、端方，远不具备挑战她的实力，而她亲手抚养的“逆子”光绪，如今也成了一只“死老虎”。这让她了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这样“绝对自由”的境界，正是她经营一生的权力赋予她的。

从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回銮，到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病逝，在宁寿宫，慈禧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平静的六年。这六年中，不再有步步为营的算计，不再有磬碎帛裂的争斗，也不再有抽筋蚀骨的撕裂与挣扎，她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权力，更可以享受向往已久的奢华。就在这时，她或许会突然意识到，权力也有它的限度，有些事情，并不在权力的掌控之内，比如：人心的向背。

当她竭尽一生的努力获得了最高的权力，她才发现，万里长征，她才走了第一步。

在她所剩不多的岁月里，她要完成的任务更加艰巨，比如：收拾人心。

深宫里，她开始注意到世人们投射来的目光。

美轮美奂的照片，就是为那些目光准备的。

她渴望着一种遇见。纵然穿越时空，也不会太过隔膜。

她或许能够预见，在她去世一百年多后，仍然有人会翻找出她的照片，与她对望。

就像此刻的我。

四十

我把90年前在景阳宫发现的那批慈禧照片，在面前一一展开，想看看站立在生命残阳里的慈禧，究竟想对我们说些什么。

与手绘的《慈禧太后观音装像》一样，在照片中，她依旧喜欢把自己打扮成观世音的模样。比如有一张，她头戴毗卢帽，外加五佛冠，每朵莲瓣上都有一尊佛像，代表五方五佛。她左手持净水瓶，右手执柳枝，表情雍容地，端立在起伏盛开的荷花后面，好像她的生命中，不曾有过一丝的哀痛。在她身后，是绘有丛竹山石的布景，正中悬挂着云头状牌，上面用楷书写着“普陀山观音大士”七个字。除了慈禧，照片上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李连英装扮的护法神韦驮，他双手合十，两臂肘上捧着金刚杵，宫廷的戏装，此时刚好派上用场，成为他的行头。与李连英的阴沉老脸相对称，照片上还站立着一位俊美的少女，梳着“两把头”发式，穿莲花衣。

在颐和园乐寿堂，伴随着快门的清脆声响，盛装的慈禧一次次在底片上定格。除了扮装成观世音菩萨，还有许多姿态端庄的“标准像”，一幅怀柔天下的圣母形象，照片上方大都写着“大清国当今圣母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之类的字样。这些以玻璃底片或干片拍摄的照片，一律人工着色，放大到长75厘米、宽60厘米左右，平整地托裱在硬纸板上，衣纹清晰，肌肤丰盈，至今保存完好。

与这种静态的照片相比，还有一种游湖的照片，场面则宏大许多。其中一张照片，慈禧身穿清服，右手托一葫芦，在无篷船的中央安然端坐，在她的身旁，摆放着一只香几，几上香炉上，插着一个缕空的“寿”字，一幅横签从上面飘出，上面的字，依旧是“普陀山观音大士”。站在她身边的，多达15人，有隆裕皇后、瑾妃、李连英，还有前一张照片出现过的俊美女子，拥挤在一条船上，同舟共济。很多年后，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曾把这组照片呈递在溥仪的弟弟溥杰先生面前，他一眼认出，那个不知姓名的少女，就是庆亲王奕劻的四格格（女儿），在慈禧晚年，她经常不离左右。

除了一部分是对慈禧生活的写实，比如散步、观雪、乘轿，其余皆是她的扮装照（即使是生活写实，摆拍的痕迹也很重）。这些照片，表明了慈禧对于观世音的形象有着深刻的身份认同感（没有看到过她把自己装扮成其他角色）。她不仅把自己打扮成观世音，在她心里，她自己就是现世中的观世音，尽管她从来没有认认真真地观察过这世界的音貌。

她以照片的方式，向世人完成了她的自我暗示。

只是，在那样的时局里，这样的暗示就显得可笑、可怜。

她的国度，江河日下，哀鸿遍野。

四十一

在照片中修饰自己或许容易，在历史修补自己的过错，却是难而又难。

责任如山，怨仇如海，她还是去做了。于是，在她的晚年，这个所有梦想都几乎泯灭的国度里，又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政”，它的主导者，正是慈禧太后。像前面已经说过的，这场变革，力度远远大于戊戌变法。

于是，在这个没有康梁，也没有了“六君子”的帝国里，书院废止了，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出现了；

科举废止了，官办留学生出现了；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废止了，外务部出现了；

野蛮的《大清律》废止了，一连串的近代法律（包括《大清新刑律》《民律草案》《公司律》《破产律》等）出现了；

涣散无力的旧军队废止了，引进西方先进武器装备、以洋人为教习、完全按照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打造的“新军”出现了……

每一项具体的变化背后，都是一连串的制度性变化。

古老而坚固的帝国结构，在一点一点地松动。

在罗兹曼（Gilbert Rozman）看来，这些变化，“比1911年革命更具有转折点的意义”，因为“1905年是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Gilbert Rozman：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1981，the Free Press，p.261；转引自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第103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这应当是慈禧政治生涯中最具神采的一笔。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传统中国向近代化转型的进程中，慈禧的贡献不容抹杀。

然而，由于我们已经对非白即黑的认知模式习以为常，更对慈禧在历史中承担的反面角色习以为常，使得她所有的功绩，都显得匪夷所思。

至少，慈禧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固和保守，甚至在帝国内部，她还是“进步”的，因为她发动的这场改革，已经开始触及帝国最敏感的部位—宪政。

何德兰说：“慈禧太后有一个梦想，梦想在中国实施君主立宪制度。……这遭到了不少阻力，最强烈的反对来自她推翻光绪时自己所在的保守派。保守派把这看成有史以来最疯狂的冒险，竭力来制止这一改革。”[ [美]何德兰：《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第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曾经，她所有的努力，都被归结为一场虚伪的“骗局”。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大清的江山，是容不得开玩笑的。到慈禧去世前的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已经公布，谁敢拿着它去欺骗天下？

马勇说：“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易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马勇：《清亡启示录》，第8页，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

当然，“新政”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失败的原因，一言难尽，重要的一条，是因为改革有一种递减效应，即：相同幅度的改革，进行得越晚，效果就越差。不是改革的道路不对，而是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在历史上，有一些错误可以补偿，有一些错误则永远无法补偿。

这一点，我在《辛亥年》里写过。

终于，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

这早已写好的结局，她的朝代，依然没有逃过。

亡秦必楚，烧毁她的王朝的那把烈焰，依旧来自楚地。

可惜这一切，慈禧都无缘看到了。她把这一副残山剩水，留给了新的叔嫂组合（太后隆裕与摄政王载沣），自己则在宁寿宫中，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所有的轻吟浅笑，所有的长夜痛哭，在这一刻都定格了，无法延续，也不能修改。

只有画像和照片留下来，仿佛时间的物质性遗留。但它们是那样的单薄，从时间中分离出来，变成一张张任人评说的脸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