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进

（辽宁大学 文学院， 沈阳 110036）

自文学产生以来，文学阐释活动也随之兴起，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知言养气”和“知人论世”学说，可以说是较早系统地从事文学阐释活动的人。但随着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传入，孟子阐释学的精髓逐渐为人所忽略，因此，立足于孟子原文及历代学者注释，对其理论进行完整阐释，同时结合现代文学理论，可以更好地体现其现代性和生命力。

一、“以意逆志”理论探究

（一）“以意逆志”论提出

《孟子·万章上》咸丘蒙曰：“《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1]

孟子的这一理论主要是基于咸丘蒙所持“断章取义”的解释方法而提出的，众所周知,《小雅·北山》的主题，是由孟子解释，目的是怨刺劳苦和现实社会的不公平。咸丘蒙脱离了原来的语境，又抓住孤立诗句的字面意思加以理解，完全忽略了体察诗人心志这一方面。孟子正是要纠正这种“断章取义”和“以辞害志”的解释方法，提出了“以意逆志”理论，强调要立足语境、通篇把握，才能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和作者想要表达的意义，这在当时是阐释方法的一大变革。

（二）“以意逆志”诠释史探讨

1.历代学者注解：自孟子提出“以意逆志”之后，后世诸多学者都专门对此做过注解，观点也有所不同，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种解释如下。

后汉赵岐《孟子章句》（节录）：文，诗之文章，所以兴事也。辞，诗人所歌咏之辞。志，诗人志，所欲之事。意，学者之心意也。[1]

宋代朱熹《孟子集注》（节录）：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言说《诗》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2]

清代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节录）：“不得养父母”，其志也；“普天”云云，文辞也;“莫非王事，我独贤劳”，其意也。故用此意以逆之，在养亲而已。[3]

2.“以意逆志”分歧解读：在赵岐看来，意即阐释者之意，所谓的“以意逆志”主要指阐释之人主要是指以个人之心去推测作者之意；朱熹则是在前者基础之上着重强调“逆”为“迎”之意；而吴淇却认为“意”为前人的作品文本中体现出的意，“以意逆志”也正是用来探求古人的情志。

从三家具有代表性的解释可以看出，他们都将“志”看作是“作者之志”，从而认定解释的主要就是为了体悟作者心志。但是三者对于“意”这一关键的解释点上又存在根本不同。赵岐、朱熹均将“意”作为解释者的“心意”，从而突出解释者及其主动参与的作用;吴淇则是把“意”看作典籍所体现出的思想内容，因而突出文本及其对解释的引导制约作用；当代的一些研究者，或是阐扬赵、朱的见解，或是申论吴氏的观点。

在笔者看来对于孟子“以意逆志”的理解，不必纠缠于细枝末节和个别字句。从以上的解释不难看出，不论是将“意”理解为作者之意，还是作品之意，关注的都是文学活动中作家、作品和读者三个关键要素，不仅要尊重解释者的主体意识——“意”，也要求文学解释活动不可以脱离对创作主体及作品原意，即“志”的把握和理解，而且也更注意到“意”与“志”通过“逆”的交流方式可以形成新意义。这种批评把文学看做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可以启发我们的当代文论建设。

二、“知人论世”理论

（一）“知人论世”论内涵

“知人论世”语出自《孟子·万章下》：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2]

在孟子看来，人要乐意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朋友，当现实中没办法满足的时候，可以通过阅读前人的作品，了解前人的思想，寻觅志同道合的人。尽管我们和前人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人与人的心灵可以通过相互了解产生共鸣。所以，延伸至文学批评领域，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应该主动了解作品产生的时代语境以及作者的个人经历，这样才能更好地体验作品之意，作者之志，更好地把握作品的审美韵味。

（二）“知人论世”理论解析

“知人论世”这种文学批评方法对后世影响深远，从汉朝大儒解释诗经到魏晋以后对诗体、人性的考察，甚至到宋朝以后考察文坛名家的平生事迹，都可以看作是“知人论世”的演化和发展。

“知人论世”说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占据重要地位，一方面因为我国古代“文以载道”观念深入人心，“道”蕴载于“文”之中，必须要通过文字才能体会和传达其思想志向，“人”、“世”是理解“道”最为重要的依据。加之我国文学里“诗史”观念源远流长，孟子更是认为，《春秋》此类史书是产生在《诗经》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崩溃的背景之下，在以后的中国文化中，“用史证诗”、“凭诗证史”更是相当普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知人论世”还可以纠“以诗为技”之偏，保证诗歌内蕴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

另一方面，从我国文学的自身特点来看，诗歌一直占据我国古典文学的主体地位，突出表现就是着重运用比兴、典故等方式达到韵味无穷的效果，因而中国的古典作品，多为语言精简、篇幅短小、意义深邃之作。说诗者要感受到诗歌中独特的意境和人文涵义，很难单凭文字的表面意思，还要结合相关的时代环境以及作者自身境况。例如闻一多先生认为《国风》中只要提到鱼，都是两性之间的比喻，用于互相称呼而已，并不是指真正的鱼。[4]闻一多先生之所以这样说，正是从“论世”的角度，认真考证了那个时代特有的风俗习惯中“鱼”的象征意而得出的论断。

所以，“知人论世”的“人”和“世”两个视角是文学阐释和解读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正因如此，时至今日，在文学课堂教学中，介绍相关背景知识总是不可缺少的环节；现代文学批评尽管仍旧处于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之下，涉及到作品阐释或者批评时也会特别关注作者之人和作者之意，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

三、“知言养气”说

（一）“知言养气”说的内涵

“知言养气”说本不属于文学理论批评，但是经过后代的阐发，也成为了其文学阐释体系的重要一环。《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敢问夫子恶夫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配义与道……是集义所生者。“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遁辞知其所穷。”[2]

从其解释可以看出，孟子提出“知人”、“知言”本意并非是创造读诗和解诗的方法，而是在追求儒家道德修养，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不过，孟子的“浩然正气”是指一个人在其道德素养达到很高水平而有的一种精神状态。这种“浩然正气”是与义和道相配而生，具备了它，不仅自己言辞顺畅而且可以分辨其他言辞的正误，这种观点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就是特别强调作者的人格修养，强调道德品质对于创作出作品的重要性。

（二）“知言养气”历史作用

孟子把“浩然之气”作为人的一种精神状态，这开启了后代作家关于体性研究的滥觞。汉魏文帝曹丕受到“知言养气”说的直接影响，注意到“气”与文学的关系，他的《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至。”[5]值得一提的是，曹丕所说的“清”、“浊”更加偏重于指作家的个性和气质等内在因素，在先天禀赋范畴内。由此可见，曹丕似乎更加倾向于先天气质对于文学的影响。尽管他们两个都将气看作人的主体内在的精神，但“文气”说和“知言养气”说还是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兴起于唐宋之际的古文运动，代表人物韩愈则“接孟子知言养气之传”，[6]高举“气盛言宜”大旗，认为“气，水也；言，浮物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意在改变南朝以来空虚矫揉的文风，加强作者的个人修养，做到“文以载道”，创作出更有内容的作品。这一思想极大地促进了古文运动的发展。

所以，原本可以被归于社会伦理范围内的“知言养气”在经过历代学者的解释和发挥后成了说明作家与作品关系及其作品风格的理论。

四、孟子阐释学的现代性

（一）孟子三大批评观与艾布拉姆斯文学四要素

艾布拉姆斯在其《镜与灯》一书中将人类社会历史里所存在的一切文学现象看做研究的对象，将文学看作是一种人类活动，其中作者、读者、作品以及世界是关键的构成要素，四者之间相互流动，进而阐明了文学的特点、性质和规律。孟子的阐释学恰好强调了作家、作品、读者和世界四个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的变化将会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这对我们当前的文学活动有巨大借鉴意义。

（二）孟子批评观的现代阐释

1.从读者和作者角度看孟子阐释论：从读者（说诗者）这一要素来看，“志”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象来显示出来的，而文学形象则离不开文学语言，文学语言需要通过赋、比、兴等艺术手段传情达意，文、辞、志三者层层深入，密不可分。因此要想避免“以文害辞，以词害志”，读者在阅读文本时必然要从整体上研读经过艺术加工的语言，了解文学形象，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由文得辞，由词得志。

但是“以意逆志”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批评方法，在实践中有其局限性。一方面，由于世事变迁，甚至无法考究作品的作者，抑或者是作品本身表达比较含混曲折等原因，要得古人之意很有难度。另一方面，伽达默尔在其阐释学理论中曾提出，读者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各自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读者在阅读作品之前，会受到独特语言习惯、思维模式的影响，有着不同的阅读期待，即处于前理解的状态，从这个“视界”出发，读者来分辨作品的成败得失，进而基于对作品的体验与感受完成以意逆志，经由读者阅读概括来的“志”，都必然包含有读者“前理解”的成分，是“视界融合”的产物。因此要正确理解说诗者之意的话，做到“以意逆志”，首先读者需要不断学习并且积累一定的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艺术本身具有自身的特点，能够以艺术的方式来理解艺术作品，这样才不会犯咸丘蒙似的错误。其次，柏拉图说过：“不能理解诗人的意思，必然无法做一个合格的颂诗人。”[7]诗人之“志”藏于作品形象中，只有熟悉诗人的思想、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才能更好地掌握作品的要旨。也只有具备一定的人生阅历和道德情操的修养，所谓“养气”才能知言，才能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志”，体验作者超凡审美的人生境界。

从作者要素来看，在孟子看来，“知人”和“论世”是不可分割的，“论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知人”，而“知人”则一定离不开“论世”。所谓的“知人”，指的是了解作者相关的生活经历，体会他的志向与思想；“论世”，是为了解作者的时代状况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等多方面的因素对他思想情趣、心理性格形成的影响等。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实践基础之上的，个体的人都无法脱离相应的社会语境，因而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特殊的生存背景和独特的社会关系，其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精神思想活动都刻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受到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因此，“知人”与“论世”是互为前提而存在的，二者不可截然分开。作者要想把他的生活经验熔铸于作品中，就要对脑海中的生活材料进行加工、修改和再创造，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这一过程中，作者能否“知言”，识别“粗”与“伪”，能否正确理解表现生活，能否运用较恰当完善的艺术手段形象地表现生活，与其个人修养即孟子所说的“养气”是密切相关的。

2.从作品和世界角度看孟子阐释观：从作品方面来说，一件艺术品，经常是情感的自发表现，即艺术家内心状况的征候，能够更为含蓄委婉、蕴藉深厚地展现特定时代的生存状况与时代背景，表现当时人们独特的社会心理和精神世界的状况。从孟子的主张看来，辞是文与志之间的中介，在辞之前是志，用现代文艺理论可以说作品读者世界的“灯”和客观世界的“镜”，一方面蕴含作者饱满的情感和人生经历，另一方面又为读者传达独特艺术形象和审美意境，是沟通两者的桥梁。作者在对社会生活有所观察和感悟之后“发言为诗”。读者也在“养气”、“知人”的前提下，通过作品对“志”进行再认识，探求和挖掘文本所包含的、超出作者意图之外的思想意蕴和审美意蕴，这就是“以意逆志”。文本只有经过与读者的对话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作品，意义才能显示出来。而作品中的言辞是否有“邪辞”、“淫辞”、“遁辞”，读者能否“知言”、“逆志”，识别优劣，都取决于其的“养气”和“知言”水平。

在文本脱离了作者之后，就成为了一个独立系统，艺术作品也就不再是局限于单一的意义，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召唤结构，其间有许多空白之处，需要读者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去填补。其中，读者可以“逆”得“作者之志”，也可悟出“作品之意”，同样可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忧愁，读出“己之意”来。正是依靠象征性和暗示性，文学作品才显得意义深广，蕴蓄深厚，韵味悠长，这就类似刘勰所提到的深文隐蔚之效。

对于世界而言，作者、作品、读者都存在其中，自身的发展变化必然会对其他三要素产生影响。同样，作者、读者和作品在相互影响同时，也作用于世界，使世界发生改变。因此，在文学活动中，不仅要“以意逆志”而且还要“知人论世”，使二者相互配合作用。任何作者在文学创作活动中，创作的灵感和激情都离不开时代条件、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影响。因此，知人即了解作者的必经之路就是对其生活的时代环境、社会思潮和审美倾向加以研究。读者也正是因为处于相同，或者知人论世，将自己置身于相类似的世界中，才会更加深刻地了解文学作品，体验独特的审美意蕴。

孟子的论述很明显地体现出了文学活动系统中四要素之间的联系，并用精炼的语言做了准确的概括。读者想要“以意逆志”，更好地理解作品，除了需“知人论世”和了解作者的社会环境等具体状况外，还需要自身有相应的鉴别能力和审美经验，做到“知言养气”，才能更好地欣赏优秀作品。对于作者来说，他生活在一定的世界之中，有自己的生活阅历，这会为其创作提供素材。但自身若不具备一定条件，不能做到“知言养气”，自然也创作不出优秀的作品。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的作品，在被创作出来之后就成为了独立的存在系统。作为隐含有许多不定点的召唤结构，它充满了诱惑性，需要吸引读者参与进来，填补空白。世界不断的发展变化和人类不停的生息衍变都造就了诗歌审美的韵味悠长和阐释的无限可能。“以意逆志”、“知人论世”以及“知言养气”三者相互协作与促进，形成了循环持续的文学活动系统。

［1］赵歧注，孙疏.孟子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朱熹.孟子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吴淇.六朝选诗定论缘起[C]//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82.

［5］曹丕.典论·论文[C]//李善.文选注.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97.

［6］刘熙载.艺概·文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