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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变奏曲
——浅析电影《亲爱的》

2016-03-01

西部广播电视 2016年2期
关键词:亲情母亲

孙 倩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人性的变奏曲
——浅析电影《亲爱的》

孙倩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

摘 要:《亲爱的》是陈可辛对打拐社会事件的真实反映。电影还原现实生活中真是的故事加以还原,加上陈导以小见大的细节琢磨,观众观影之后不止停留在感性的触动层面,更能上升到理性层面的思考。母爱已经不分血缘,法理更是难断人情的纠葛,在影片里,人性的变奏曲已经悄然响起,理性与感性的交织,道德与法理的相融,更让陈可辛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又一个黄金时刻。

关键词:亲爱的;亲情;母亲

“难舍难离,心无归期。”时而温暖、时而冷峻的镜头下上演着寻找失足儿童的征途。《亲爱的》以现实主义的拍摄手法摄入人性的温暖与残酷,记录了一群为了寻找孩子拼搏着的父亲和母亲。导演陈可辛以娴熟的拍摄技巧将片中身处变奏曲中的音符组合,以“打拐”的外衣隐喻了社会的复杂变幻与人性的疏离冷漠。普通的线性叙事决定了影片的整体基调,但却像撒了一张网似的,聚拢了观者的思想与意识,使之感人至深。

《亲爱的》改编自社会真实故事,生活本身就比电影复杂得多,因为存在着不可预见性和荒诞性,而编剧只需精心做减法即可。故事的原型彭高峰在寻子之路上,所有寻子家长集体被抓,最终也没有找到孩子。人性的变奏在某一刻让一个家庭跌落低谷。

1 理性的音符

一般影片在讲述故事的同时,都会给增加不同的佐料加以辅助影片的味道。而《亲爱的》则把道德的冲突以大块肉的方式填压,陈可辛宁愿痛苦于观众,也必定让观者深刻意识到法律下感情的不堪一击。田文军发现儿子走丢立刻报警,警方坚持24小时后立案,原则不能打破。摇晃的手持拍摄将田文军报案后的心理活动表现得淋漓尽致:他苦于无奈,苦于这白纸黑字的法规。人情根本无法超越法律的绝望,在小女儿吉芳踩着床沿望向窗户外的李红琴时达到完美的说辞,最普通的感情,最纯粹的目的却跪倒在了一扇窗与严苛的法律之外。如此催泪的画面结合着流水般的音乐达到人性变奏的高潮。无辜的乡村女人李红琴瑟缩在派出所的角落里,一身正派的警员强势的逼问与恐吓,仿佛李红琴成了社会上所有小人物的缩影,而警员则是生活中小人物碰都不敢碰的法律,法律永远凌驾在一切有生命体和无生命体之上。

在电影中,导演设定了一个矛盾化的同一体:高夏。他的表面就是一个法律与道德于一身的职业律师,却因为面临着失业与李红琴绑在了一起。他的性格变化在李红琴身上得以体现,在面对村妇李红琴受辱时他挺身而出,李红琴打破了他的原则,让他在势力冷漠的保护壳下拥有一颗充满柔情与良知的热心。这个律师更是现代社会很多人的缩影,事业不顺,地位卑微,喜欢耍小聪明,却也有些装腔作势;在现实面前忍气吞声,热血上头也会怒发冲冠,更重要的是,势利冷漠的保护壳底下,裹着的都是柔软和善良。他会在村妇当街受辱时,男子气概十足地挺身当一回侠士,也会义薄云天地拒绝金钱的馈赠。这是陈可辛的一个小设计,他改变了高夏人物身上道德的音符,让他臣服于自己的感情。但是,整个社会大观并没因此改变,法律无疑是最权威的,高夏最后仍在为感性的心理与法律抗争。他和我们分享许多缺点,却做了许多我们羡慕而没有机会或勇气做的事,这实在令人很振奋。

李红琴是否就如她辩白的那样不知情,田鹏在被拐时会说话,还记得自己的爸爸妈妈,被拐后一定哭闹不止,很难相信与她朝夕相处的李红琴会一无所知。诚然,观众可以为李红琴找一切理由,这是一个自以为生不出孩子却又盼子心切的母亲,迫于丈夫的压力,变成一个被迫胁从的弱者。但这并不意味着李红琴能够以无辜受害者的身份表现出的一种问心无愧而显得合情合理。母爱绝不是可以剥夺他人亲子之爱的有理借口,尽管类似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2 感性的音符

“戴罪”母亲与“受罪”孩子亲情的勾连无不软化着理性的音符。但是,血浓于水与李红琴这个半路母亲相违背,这是大人眼中的看法。但片中导演多次对两个儿童进行主观情绪的刻画,当鲁晓娟向儿子提出要领养“他的妹妹”时,影片对两只相握的手进行特写,这是孩子表达感恩的方式,就如同李红琴面对血缘的无畏和对亲情无限的追逐之情,进一步深化了对画面之外另一时空内李红琴的担忧与同情。当所有的恩怨要最终进行厘清的时候,罪恶的源头通过死亡似乎已经轻松地完成了逃避和平息。只剩下活着的人,在他制造的痛苦回声中,天旋地转。好像一记愤怒的拳头,哪怕砸向一堵坚硬的墙,也用两败俱伤完成了宣泄,而现在,这记痛苦的拳头,用力挥舞,却只挥到一片虚无的空气。最后,李红琴在医院的哭泣,就像承载所有痛苦宣泄的拳头,因为失去了挥舞的对象,而徒然举在空中。

在这部电影里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底层中国人,一位是李红琴,一位是丢掉孩子的田文军。李红琴出场时,背景是阴暗的屋子,而他的儿子正在破破烂烂的院子里喂鹅。李红琴有一双儿女,而这双儿女在丈夫离世后更成为了她的精神支柱。“我男人很老实的,不可能拐小家伙的。”她称自己的孩子为小家伙,当她被带进派出所时,绝望地望着自己的女儿,儿子被别人认走了,认为女儿也许要离开她了,这时李红琴抱着女儿就冲了出去,她别无选择,在失去所有之前,她也要努力去反抗一次,也许就成功了。田文军在打拐家庭聚会时曾说过:“我都已经是人下人了,他们怎么还这样呢?”命运没有因为你已经千疮百孔而给你一件保暖的外衣,却是惨无人道的让苦难雪上加霜,他们太弱了无力去挣扎,却总是尽自己最大的一份力用极致的手法来抗争。田文军为了寻找儿子几经生死,在城市里苟且度日卖着麻辣烫,城管指着他说:“明天别摆了啊。”这是城管对他的真切同情,也没有硬性的让他明天真的不摆了,这更是底层人对底层人的理解。中国人实在太多了,苦难也实在太多了。也许他并不是很恨李红琴,因为他太理解李红琴的处境,因为他自己也深切的绝望过。

当“别让孩子吃桃儿”先后被田文军与李红琴所提到,这是导演对于细节的刻画,从而塑造了两个对立但却目的相同的人物形象。各自内心的五味杂陈却因为儿子先前的失足变得疏离和憎恨,或者黄渤所饰演的田文军根本不知道怎么面对李红琴的那句话,这是两个善良人的冲突从而导致人性上的麻木。越战电影《野战排》将这种人性的对抗与麻木放大在一个小村庄里。由于对抗,敌我必须赶尽杀绝。这种冲突在《亲爱的》里被弱化,但却改变不了其本质,人性面对这种超越自我的抗争只能一次次的忍受直至完全麻木。而感性的音符也随之游走在变化气势的强弱之间,或者完全消失殆尽。

3 审判的音符

韩德忠在影片中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土豪。他拥有了上百万的财产与漂亮的老婆,但他却是那么的飘忽与难过。他只能靠帮助众人才能得到一丝丝慰藉,但到头来还是放弃了寻找。然而,不过当田文军找回孩子后,韩德忠的信念崩塌了。作为寻子组织的领导者,自己一路寻找一路难过,不愿放弃,却又一直迷茫。不久,韩德忠的妻子又怀孕了,然而在去给腹中孩子办理生育手续时,圣女贞德似的妻子仿佛是最终的审判者,妻子怀孕却缺少一张死亡证明。这无疑让韩德忠怒不可遏。张译饰演的韩德忠这时凭借细致入微的表演,替所有相同处境的父母们爆发了一嗓子,而他对被拐儿子的感情,更是混杂着一种愧疚、背叛、焦躁、无奈、酸楚的复杂父爱——这是群失子父母们的真实写照。他仿佛在行走的边缘慢慢走向深渊,他抹不掉不堪的过去,只能接受生活无形的痛苦,这里也暗含着导演对于“土豪文化”的一种批判与审视。

人贩子是最让人发指的恶魔,但导演并没有着力去刻画他。人贩子的老婆购买完孩童视若己出的全身心培养,这是农耕时代遗留的宗族恶习,他习惯地支撑着落后地区买儿童的合理性。李红琴在警局被问话时,不停地强调自己和丈夫都是老实人,丈夫不是个拐卖惯犯只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却又想成为父亲的可怜男人,而这些自诩为“老实”的人也许更加可怕,因为没有知识和文化可能会做更多的“蠢事”。然而,这一切改变需要法律的威严去维系、去整治。被拐卖的孩子在两个家庭之间游走、无所适从,法律与道德的矛盾,血缘和亲情的冲突,都在变奏出社会最强的音符,苦涩与温情,罪恶与母性,孰是孰非一切都不好辩解。有时,我们不能判断人性,而是应该去理解人性,但影片中极少出现李红琴对自己所负罪名的悔恨,总是把事件的中心放在她寻找孩子的过程中。对人性罪恶的刨根问底总是在涕泪纵横中被淹没掉,每一个人总缺乏一种直面问题的勇气和决心。无论赵薇饰演的人贩子老婆她的经历有多么揪心,但她犯了你我在那种情境下难以逃脱的罪恶,而这种罪恶无论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会构成吞噬我们一生的心灵深渊和情感罪恶。社会应该有一种警惕,这种法律的警惕在我们心中萦绕,罪行和苦难就不会在我们之中蔓延。

高夏问李红琴到底知不知道孩子的身世。在影片里李红琴问高夏:我男人让我不要来深圳,你说我算知道还是不知道。律师高夏回答道:如果是这样,你就说不知道吧。律师说此话是有些不遵守职业道德的,但这样的“法外容情”让我们看到了律师感性的人性光芒,这是对正义本身的追求。罪与罚其实是对人性的尊重和法理的见解,每一个普通人都有可能会通过移情来感受外在世界的爱与恨,并且我们假定,罪犯本身也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总希望罪犯能终有一天良心发现,能够发自内心地认罪和悔过。如果没有移情能力,那么人类将可以坦然目睹同类相食,像故事中韩总所说的猴子。如果李红琴的确或多或少知道,那么她的无知与无辜在这个社会看来并不需要同情,而恰恰是一种我们需要永远与之斗争下去的罪恶。

如果说《甜蜜蜜》是青春的香甜果酒;《如果爱》是激烈却不失情调的鸡尾酒;《中国合伙人》是酣畅淋漓的二锅头;那么,《亲爱的》则是一碗苦涩的孟婆汤。不仅使观众忘却了陈可辛一贯的电影风格与温暖情调,只流连于苦涩的韵味之间。镜头语言朴质无华,同期声再现现实的印迹,人物肖像刻画细腻逼真,叙事冲突更是跌宕起伏。而且将整颗心盛满了对善良变奏曲的悲悯与思考,陈可辛依旧再创了自己电影的辉煌时代。而电影并非只有娱乐和商业这两种属性。陈可辛拿捏出现实的社会属性却又不直接消费现实,对当今社会问题的呈现既不扭曲,更不夸张,犀利又沉重,深切又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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