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大奇案之李毓昌案

有这样一位廉吏，生前默默无闻，冤死之后却受到皇帝的表彰，亲自为其撰写长诗，题于墓碑之上供后人敬仰。他的冤案和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案、张文祥刺马案被列为清朝四大奇案。这位廉吏就是清嘉庆时期的李毓昌，他所涉及的冤案也被称为淮安奇案。

决心查贪官，被仆人下毒谋杀

李毓昌出生于1772年，是地地道道的青岛人，家住山东即墨阁里村。他自幼勤奋好学，聪明过人，且孝亲敬长，品行端正，因为品学兼优而闻名乡里。22岁时考中举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36岁的他考中戊辰科进士。

李毓昌为人沉稳，早年又一心扑在读书上，因此很少外出交际。同治版《即墨县志》记载：“李毓昌，长而下帏诵读，人罕睹其面。”就是说李毓昌因为热衷读书，已经到了闭门谢客，很少有外人能见到他的地步，可见他的苦读确实超出了一般读书人。

这样苦读书，再走上科举之路，也造就了李毓昌特有的性格——不谙官场潜规则，疾恶如仇。

嘉庆十三年(1808年)，李毓昌赴京赶考，一举考中进士。榜下后立即录用，不得回籍，分发江苏候补知县。所谓候补知县，实际上就是坐冷板凳，只有等当地某县令到期，才可补缺。得到吏部委派后，李毓昌带上由主考官姚逵等人介绍的仆人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人离开京城，直接去江苏省会江宁(苏州)报到。

说来也巧，就在当年，一场洪灾席卷江苏，朝廷发放了大量赈灾银两(九万两)，下拨到各县救助灾民。李毓昌被任命为即用知县，作为检察官员去淮安府山阳县（今淮安市淮安区）查访银两的发放情况。祸福相倚，谁曾想，这第一次执行公务反倒成了李毓昌死亡的导火索。

按照《清史稿》记载，清朝官场“当时吏治积弊，有南漕北赈之说”，南方的漕运银和北方的赈灾银都是不少官员眼中的肥肉，山阳县自然也不例外，时任山阳县知县的王伸汉就干了贪污赈灾银的龌龊事。当时李毓昌等查赈人员来到了山阳，王伸汉害怕侵吞赈银之事败露，即动用赈银逐个贿赂查赈人员。很可惜，银子也许在一些人眼里很重要，可李毓昌压根不吃这一套，他执意不受，并以严词相拒。为了避嫌，他甚至躲开王伸汉为其安排的高档宾馆，下榻于城郊的善缘庵。

李毓昌为人正直，当面斥责王伸汉，告诉他“为官之道贵在清廉，攫取饥民之口食，非民之父母所为”，并且写了本子，要交给皇上。王伸汉狗急跳墙，立即与仆人包祥密商，最后他们将突破口放在了李毓昌的仆人身上。

原来李毓昌有三个随从，分别是李祥、顾祥、马连升，包祥一番威逼利诱，说动了他们的心，三人答应除掉自己的主子李毓昌，而包祥则答应事成之后以白银五百两作为酬谢。

于是在该年十一月初六，王伸汉趁善缘庵僧人外出之机，亲往邀请李毓昌赴宴。酒席间，王伸汉对查赈之事只字不提，只是不停劝酒。三巡过后，李毓昌被灌得酩酊大醉，王伸汉遂使人将其送归寓所。至半夜，因李毓昌酒后口渴，即唤仆人沏茶。李祥便趁机将毒药放于茶内呈上，李毓昌接过后一饮而尽。很快，毒性发作，腹痛难忍，满床翻滚，跌落床下，眼见脸色铁青，口鼻流血，气息奄奄。“见此情景，李祥、顾祥、马连升三仆连忙上前，以丝带勒其颈，李毓昌顿时气绝。三人将其尸体悬于房梁上，造成自杀假象。次日晨，李祥等到县衙报案，声称其主子几日内不知何故心神不宁，而于夜间自缢身亡。”

发现血衣，叔叔进京告御状

李毓昌中毒身亡，面色青紫，口鼻出血，是个人都能看出来，问题在于淮安府知府王毂收了王伸汉2000两银子。收了钱的知府自然尽力掩盖事实真相，案子被以悬梁自尽草草结案。

十天之后李毓昌家人闻听噩耗后即遣李毓昌的胞叔李泰清等赴山阳迎丧，王伸汉还赠以路费150两收买人心。李毓昌灵柩运抵家乡后，因天寒地冻，暂放在本宅堂屋中。如果这样下葬的话，那李毓昌的在天之灵恐怕无法瞑目了。但是在翌年二月，沉冤昭雪的线索终于出现了。

那日，李毓昌遗孀林氏偶尔检点亡夫遗物的时候，从箱子中翻出一件皮马褂，突然发现胸前及两袖血迹斑斑，心中大疑，立即与胞叔李泰清协商。李泰清查验血衣，也感到蹊跷，遂决定召集亲族长者一起开棺验尸。开棺后，这才发现李毓昌面部被涂上石灰，指尖、牙尖、心窝、肚脐俱为青色，口鼻间隐隐有血渍，以银簪入口探视，银簪即变为黑色。至此，确信李毓昌系死于他杀。

亲人无故冤死，族人岂能善罢甘休？第二年五月初，李泰清来到北京都察院喊冤叫屈，左都御史特克慎召见，李泰清原原本本哭诉了案由，并将诉状及血衣、银簪等证物呈上。左都御史见此案关系官员命案且案情复杂，便将诉状搁置院中待查。恰巧几天后，李毓昌一位故交借回京述职之机到都察院询问案情，左都御史便来了个顺水推舟，将李毓昌命案和盘端给了嘉庆皇帝。

至此，李毓昌一案的盖子被慢慢揭开。

开棺验尸破大案

嘉庆皇帝接到都察院递交的李毓昌命案诉状后，亲自批阅，并立即下了两道圣谕：一是命山东巡抚吉纶立即组织公正精干大员“提棺验尸”；二是责成两江总督铁保及江苏巡抚汪日章将原报案卷及涉案人犯火速解京候审。嘉庆皇帝朱批云：“若不细心研究，致凶手漏网，朕断不容汝辈无能之督抚！”

皇帝狠抓，大臣不敢怠慢，六月十一日，李毓昌尸棺由即墨解到了省城济南。六月十二至十四日三天，在省城南门外教场搭席棚设案开棺验尸，由于时值夏季，尸体早已腐烂，于是按先朝破案范例《洗冤录》中蒸骨之法进行蒸骨验尸。虽然现场仍然有人做手脚，但挡不住执法官办事严谨，蒸毕一看，骨头全黑了，李毓昌生前中毒之说无疑！

蒸骨验尸情况呈达朝廷后，李毓昌被人毒杀一案已经成立。嘉庆皇帝闻奏，立即命军机大臣仪亲王坐镇督查该案，并由刑部、吏部、礼部、都察院一起负责查处、办理有关涉案事宜，严防舞弊，更不得延误，于是，一个四部、三省联手破案的庞大“专案班子”形成了。

在案件调查期间，王伸汉如坐针毡，一直在筹备出逃，收了他钱的几个大员也是寝食难安。先是李毓昌的仆人马连升做贼心虚，主动至刑部投案自首。接着，还未来得及动身逃亡的涉案人犯淮安知府王毂、山阳知县王伸汉及死者的仆人包祥等都先后落网。

自七月初三日开始，全部人犯陆续解到京师，交付刑部，分别收监候审。开始，各案犯在审讯供词中多有抵赖。后经分别过堂审讯和当堂对质，他们才不得不吐露实情低头认罪。特别是谋害李毓昌的元凶王伸汉，经过多次对质，见内情彻底败露，再无半根救命稻草，便原原本本地供出了吞赈、行贿及害命的整个案情。

至此，李毓昌被害始末原原本本地呈现在嘉庆皇帝面前。嘉庆皇帝彻底动怒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苦心维持的庞大帝国居然能发生这等贪污赈灾银两，谋杀地方官员的丑行。为此，他办了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算账，所有跟本案有联系的官员，从上到下，一个也不放过；第二件事，就是告慰，李毓昌几乎受到了旷古未有的死后祭奠。

淮安奇案之所以被列为清朝四大奇案之一，一方面是因为案件涉及范围相当之广，上至朝廷的封疆大吏，下至街巷的贩夫走卒；二是因为案件涉及的话题之敏感，不光是普通的贪污受贿案件，而是涉及政府的赈灾银两，并且包含了谋杀诬告、进京告御状等多种戏剧因素。

主案犯凌迟处死李毓昌墓前

李毓昌一案之所以能够震动朝野，一方面是由于嘉庆帝本身对贪污腐化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也源于该案处决之严厉。案件审理到最后，前前后后一共揪出来二十个“典型”，这些人上至两江总督，下至奴仆家人，部分审理结局如下：

两江总督铁保(顺带一提，此人是清朝著名的散文家、书法家)：着革职，发往乌鲁木齐效力赎罪；江苏巡抚汪日章：着革职回籍，永不叙用；江宁布政使杨护：着降留河工效力；江宁按察使胡克家：着革职，留河工效力以观后效。

另外，王伸汉侵吞之赈银二万三千两，除抄没其家产外，无从追回者，均由失察于该案的上述四人名下分别按数摊赔。这四人级别都不低，分摊这样巨额的款项也算合理，别的小官也未必拿得出来。另有一名淮扬道台叶观潮，处理得比较宽松：着从宽革职留任。以上五员之处分均系嘉庆皇帝亲谕定论。

接下来的几名直接作案的主犯就不光是革职这样轻松了。

第一个是淮安知府王毂：他收受王伸汉贿银2000两，对本管知县谋命重案知情含混，致使凶犯蒙混过关。王毂的受贿罪情节特别严重，故依“盗仓库钱粮一千两以上”之律例，拟判该犯“斩监候”。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清朝的死刑有缓期执行制度，所谓“斩监候”，即是定了死刑暂且收监，待秋后会审最后确定是否执行，有点死刑缓期执行的意味。嘉庆皇帝看了对他的处罚后批复道：“何必稽延时日，着改为‘绞立决’，即派刑部侍郎秦瀛监视行刑，于九月初四日复旨。”王知府的死缓考验期没能过关，最终被执行绞刑。

第二个是山阳县知县王伸汉：他冒领赈银二万三千两，其入己之数达一万三千两之多，已足够判处死刑，且因此谋毒李毓昌毙命，实属贪黩残忍，莫此为甚，着立即处斩，抄没全部家产。这样还不解恨，王伸汉的长子也被收监(时年14岁)，待岁满后流放乌鲁木齐。

第三个人是参与策划杀人并动手搞到毒药的王伸汉之管门家人包祥，当时的案宗中说：“身为长随（仆人），胆敢为主子设计毒害忠良而酿成巨案，按‘谋杀加功’律例，先行枷号三日，再行斩首。”先戴着木枷示众三天，然后再处死。

第四拨人是直接行凶的李祥、顾祥、马连升，这三人身为长随，随主查赈，“胆敢贪利肆逆谋害其主，实属罪盈恶极，均按‘雇工人谋杀家长、照子孙谋杀祖父母者，皆凌迟处死’律例，将李祥、顾祥、马连升各重责四十板再行凌迟处死。”

值得一提的是，顾祥、马连升都是在京师的菜市口受刑，而那个亲手勒死李毓昌的李祥，嘉庆皇帝派刑部司官一员将其押赴山东即墨，于李毓昌墓前凌迟处死，并挖出心肝祭奠亡灵。

奖善惩恶是处理案件的一贯套路，在相关的责任人被一一处罚之后，李毓昌死后终于受到了来自朝廷的恩典。

有清以来，能够在死后得到皇帝亲自嘉奖的官员并不多，至于知县一级的七品芝麻官更是少之又少，而李毓昌却因其清廉得到了皇帝的嘉奖。嘉庆皇帝亲自为李毓昌创作《悯忠诗》三十韵，内中称李毓昌“除残警邪慝，示准作臣纲”，即是说李毓昌这样的廉吏可以作为全国官员的表率。这首长诗写成后，嘉庆皇帝又请乾嘉时期北方著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叔父成亲王代笔书写，镌刻于石碑土，立于李毓昌墓前，并捐资一千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