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

我始终认为，短篇小说是一种很难驾驭的文体。胡适在1918年的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文章中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这段话，后来被许多谈论短篇小说的文章提及、引用。胡适用两个“最”——最经济和最精彩，精辟地道出了短篇小说文体的独特性，也恰恰是这种独特性导致了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最经济”要求文本篇幅的简洁，而简洁之中又必须蕴藉着“四两拨千斤”的力量。于是，作家往往将生活中一段“最精彩”横截面以艺术的方式切割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在反复把玩鉴赏中抽象出某种生命本真的内涵。的确，很多中外优秀的短篇小说莫不如此。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把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浓缩在一间小小的教室里，让韩麦尔先生在最普通的课堂上，完成了对自己祖国最神圣的告别仪式。这篇小说自1912年翻译到中国之后，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超越了不同时期、不同意识形态的阻隔，长期选入我国的中学教材，成为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法国文学名篇，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短篇小说”的代名词。同样，莫泊桑的《羊脂球》在一段短暂的旅途中揭示了人性的丑恶。苏童的《白雪猪头》则以一只猪头发生的争吵为起因，讲述了在1960年代那个特殊的物质异常匮乏年代，人与人之间质朴纯真的温暖故事。这些文学经典都在浓缩、雕刻的典型场景中展现出短篇小说的理想范式。然而，当我们一遍又一遍品赏这些经典之余，是不是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只有符合这一“金科玉律”的短篇小说才是好的作品？或者说，好的短篇小说是不是一定要切开生活的某个横切面，从一块碎片中拈取生命的意义呢？

在我读完君珍的短篇小说《九里》后，我对这一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考。君珍似乎没有考虑过短篇小说写作的“金科玉律”，她只是一味“任性”地讲述她的故事，她的人物。伴随着略感吃惊的阅读，我对君珍的叙述充满了猜测。我一时真的还想象不出来，这个作家的叙述，为什么会在一个被称为“九里”的地方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让作者拋开了生活的横切面，而在倒叙、插叙、补叙等纵横交错的时空中自由穿梭。这也是令我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进入这篇作品灵魂深处的理由。

我感觉到，在君珍的叙述中，始终存在着一个微型的镜头，这个镜头的摇摆，有着自己的速度、节奏和角度，甚至可以说，这个镜头就是某种哲学。镜头开始聚焦于“我”与李水的一次小聚，二人在喝得酩酊大醉后，为了春儿姑娘大打出手。在“我”的眼中，春儿姑娘是一个薄情寡义的拜金女，作为春儿的哥哥，李水竭力反驳，以致被“我”打出了鼻血。虽然，这是一个故事简洁的开头，只有简单的起始的设定，但君珍的关键，大约是她将一个故事的开头，直接切入或变成了一个故事发展的动机。我们不禁会想：春儿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与“我”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带着这些平静的“悬疑”，作者将我们带入了几年前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那是“我”第一次遇到春儿的夜晚。它就像一幅多米诺骨牌的起点，由此推动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我”回九里的老家探望父母，由于天气的恶劣，回家已经很晚，“一进屋就看见父亲冷着个脸，坐在堂屋的凳子上闷闷地抽旱烟，母亲则蹲在大锅灶边儿抹着眼泪。”原来母亲本想做一顿丰盛的晚餐给我，没想到不小心却把锅烧炸了。锅烧炸了，不仅意味着本来就很贫困的家庭需要付出一笔额外的开支，而且在乡村的习俗中炸漏了锅并不是一个好兆头。为了安慰父母，“我”骑上哥哥破旧的摩托车，冲入风雨中去买锅。于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春儿被撞倒；小狗雪儿被撞死：闻讯赶来的春儿父亲将“我”打伤：“我”在住院期间结识了春儿的哥哥李水；春儿为了避免新生事端替我隐瞒真相，主动承担了车祸的责任；而我则因春儿的善良和美丽无可救药地爱上了春儿。君珍就像一个技术高超的摄影师，自由地在时间与空间之间穿梭、拉伸、转換着她那捕捉人间“场景”的镜头。从雨夜车祸的场景描写，到对春儿家事的简短的交代，再到“我”对春儿萌生爱意的整体描述，在仅仅五六千字的篇幅里，能这样频繁地转换叙述视角而丝毫也不纷乱，并且让人感到，一切都是神不知鬼不觉般地降临，我认为，这一定、也无疑是只有文学感觉极好的作家才能做得到的事情。

我注意到，文本整个的叙述视角是以“我”展开的，由此在“我”与春儿的情感交集中，春儿的表现始终处于被动。我们只看到，“我”是如何热烈而疯狂地迷恋着春儿，但春儿对我到底是怎样一种情感呢？春儿的情感似乎要复杂得多。在医院春儿主动为“我”开脱责任，主要是害怕“咱爸那个火爆脾气再惹出别的事，咱家这日子还有法过吗？”面对“我”一轮又一轮猛烈的爱情攻势，春儿“却害羞地躲着我炙热的目光”。难道这仅仅是“我”的单相思，春儿对“我”并无情义，所以才会发生春儿忽然患病，面对50万元的巨额医药费，另嫁他人的悲剧？然而，当君珍的镜头切换到春儿结婚一年之后，“我”与春儿的一次邂逅，我们看到：“我”当年送给春儿的小狗已经当了妈妈，春儿关切地询问“我”被父亲打伤的鼻梁下雨天会不会痛，还有两人分别时春儿“眼底的红”，所有这些貌似漫不经心的细部描写，都在告诉我们，春儿始终都没有忘记“我”，她一直在深爱着“我”。最后，君珍将镜头切换回文本的起始处，真相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浮出水面。原来，春儿根本没有什么心脏病，她是因车祸撞伤了腰椎，不得不去手术，否则就会终身瘫痪。这事本来因“我”而起，但“我”贫困的家境怎么能够拿出这么多钱呢？善良的春儿担心“我”知道真相而耽误了前途，宁可造成误会，造成终身悔恨也不愿拖累我。这是何等无私，何等伟大的情感！

或许是出于对自己笔下人物的热爱，君珍的叙述始终不肯泄露自己的深情和绵长。让我们带着对春儿的种种猜测，完成了阅读。直到最后，君珍深情的闸水，已经蓄积到最高警戒线的边缘，才让它倾泻而下。实际上，这也是所有小说产生张力的最有效的方法。那些优秀的作家，一定都懂得怎样控制他们的深情，因为流露的越容易，也就变得越廉价。莫言就经常将他的深情隐藏在人物惹人发笑的言行里，以魔幻的形式遮蔽他对人物深长的爱，从而转移读者的视线，最终让读者在阅读完之后回味隽永。同样，君珍也始终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保持同其笔下世界的时空距离来阻止自己过早地沉浸到她的人物世界里。她尽可能冷静地、客观地瞩目着她的人物，直到她终于无法控制地拉近了焦距，将镜头对准了激动人心的那个场景，这时，她才终于酣畅淋漓地让我们看到了故事的真相。

正是依凭巨大的叙述张力，我们感受到春儿这个人物的厚重。在她的身上积淀了太多的东西。她的隐忍，为了不让易冲动的父亲闯祸伤人，她隐瞒车祸真相，主动承担责任；她的善良，为了不给“我”造成沉重的心理负担，她宁可自毁形象，扮演成拜金女，也不愿让“我”得知她的伤因“我”而起；还有，她将自己的伤痛一拖两年，直到面临瘫痪才去医治，在某种程度上一定是考虑到她的哥哥还有一个文学梦，如果过早地提出与“我”分手，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哥哥的前途……春儿承载了太多太多。在她的心中装着每一个人，却唯独没有她自己。我在想，体贴、善良、忠贞、仁爱、坚强、忍耐、本分、内敛，这些中华民族女性的传统美德都积淀在春儿的身上，以一种最纯真、最质朴的形式自然地流淌出来，这种流淌似乎是与生俱来的，一如九里大地上散发出的“天地顿开的初香”。

不得不说，读完《九里》，我的心情是凝重的。春儿这个人物始终缠绕着我。我在想，为什么这个人物令我如此难以忘怀？她的隐忍和内敛，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太少太少。当个性解放、女权思想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话题的今天，春儿这样一个传统女性给予我们的又是怎样的思考呢？或许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可以妄加评判的话题。但无论如何，从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某种力量。这种力量温婉而坚韧，它来自春儿的故乡九里，还有流淌过九里的那条大河。“这条不紧不慢的河，经过了之前九道山梁的蜿蜒后，滤去戾气、火爆、孟浪的性子，以柔和的、散漫的方式在这平沃的土地上散开”。这是中华文化积淀了几千年的东西，它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静静地流淌在我们每一个人内心的最深处。由此，我明白了为什么君珍会以“九里”为题，因为，九里时时散发出一种属于中华大地的独特的气息。

尽管，《九里》在叙述上还存在着些许不足，故事结构的衔接略显青涩，细部也会隐约露出个別仍需细细打磨的糙面。但总体来看，《九里》依然不失为一篇好的作品。因为作者将朴实的人物、朴实的故事和朴实的叙述浑然天成地糅合在一起，塑造了一个蕴藉着民族文化底蕴的女性形象。我们知道这是作家的虚构，但我们却深陷其中，并为其感动不已。

责任编辑 孙俊志